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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东岳论丛 M a r.,2006第27卷 第2期D o n g Y u e T r i b u n e V o l.27 N o.2【名家主持·当代中国农村转型问题研究】主持人:贺雪峰[主持人简介]贺雪峰,男,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1987年考入黄冈师范专科学校生物科,毕业后,回家乡荆门农村初中教书。
1993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社会主义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199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996年到荆门市委党校工作,2001年底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2002年破格评为教授。
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兼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
最近十年,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农村调研。
主持湖北洪湖和湖北荆门农村乡村建设实验多年。
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百余篇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出版《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论村治模式》等著作将在年内出版。
提出的“半熟人社会”、“村庄社会关联”等概念,对当前中国的乡村治理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目前主持“农村政策基础研究”、“乡村治理区域比较研究”等项目的调研工作。
两次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奖二等奖。
获得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及其困境贺 雪 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 [关键词]现代性;社会转型;乡村治理;公共品供给 [摘 要]现代性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国家政权建设对乡村社会的影响;阶级话语的构建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启蒙话语与现代法律的影响;作为现代性后果的物质性公共产品和个人的社会流动。
在当前中国农村,传统的规范已失,现代的规范未能有效建立,农村出现了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如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将是今后农村政策设计的方向。
为什么“华中乡土派”是可能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人才培养模式简介贺雪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自2004年11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已有近5年时间，在这近5年时间里，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所取得的最大成绩，不是农村调研，不是乡建实验，也不是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及所获得的学术和社会影响，而是人才培养。
在这5年时间，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长期在学生培养上勤抓不懈，注重方法，培养出了大批“又红又专”的三农研究人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具体介绍：一是人才培养的状况，二是人才培养的模式，三是主要体会，四是未来展望。
我们相信，继续实施将人才培养尤其是学生培养放在首要位臵这一战略，将使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成为中国三农研究人才的最重要的培养基地。
我们希望再过10年，全国最活跃和最优秀的50位三农专家中，有10多人乃至20人是由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培养出来的。
一、研究生的状况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有在读博士生17人，在读硕士生约20人，已毕业博士生7人，这些在读和已经毕业的博士生，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刻苦的治学态度，表现出优良的学术潜质，在掌握社会科学基础理论、调查研究、撰写论文以及对外学术交流方面，具有相当良好的整体纪录。
先从成绩讲起。
最能集中反映中心博士生整体素质状况的，是学校2007年以来连续三届文科“学术十杰”评选中中心学生的表现。
在2007年第一届“学术十杰”评选中，主办方要求每个院系只能报送两名选手参赛，中心经社会学系报送两名博士生参评，分获第1和第3名；在2008年第二届“学术十杰”评选中，中心报送6人参加评选，全部进入前20名，其中4人进入前10，2人进入前3；在2009年第三届“学术十杰”评选中，中心报送10人参评，8人进前20名，4人进前10，3人进入前5。
在三届“学术十届”评选中，中心报送参评博士生，不仅获奖人数多，而且三届“学术十杰”前三名，均有两名为中心博士生，表现出中心博士生良好的整体实力。
贺雪峰教授学术思想关键词作者：王德福来源：《关东学刊》2019年第02期[摘要]贺雪峰教授在长期学术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理解和解释中国农村的学术思想，以及有关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思考和方法探索。
他对乡村社会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区域差异”和“半熟人社会”构成的具有时空维度的学理概括中，前者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维度的“南北中”三大区域类型，和社会分化维度的“东部与中西”两大区域类型。
他揭示了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微观基础上，中国式小农经济所支撑的稳健的中国式城市化道路，指出城乡二元结构的保护功能，阐述了农村作为稳定器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功能，提出以“低消费高福利”为核心的文化建设来对农村进行保底性的政策设计。
他系统总结了乡村治理及其背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逻辑，提出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三层分析框架，强调乡村治理现代化要实现国家与农民的简约高效对接，乡村治理体系要同乡村社会适配。
他致力于建设大国学术，强调通过“实践-理论-实践”的大循环逐步形成能够解释中国经验、服务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并初步总结出以“饱和经验法”为核心的经验训练方法，为建设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进行了有益探索。
[关键词]区域差异;半熟人社会;半工半耕;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作者简介]王德福（1984-），男，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武汉430072）。
“我是误打误撞进入‘三农’研究领域的”，“我对农村研究没什么兴趣”——作为如今国内三农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贺雪峰教授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如是袒露他的学术“初心”。
贺雪峰常对学生们说，小时候接受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对他影响甚重，大学时一直在苦苦思索和关心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甚至“人类向何处去”的宏大问题。
炽热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中国立场，既是贺雪峰最鲜明的学术风骨，也实质性地塑造了以他为代表的、被称为“华中乡土派”的年轻学术团队。
当然，还直接影响了贺雪峰的学术研究。
195土地问题的六个常识贺雪峰魏华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摘要:当前学界及媒体在土地问题上寄予太多的理想化色彩,似乎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土地制度不好,土地一私有化就可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
这种认识缺少对当前中国土地制度合理性的基本理解,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
在讨论土地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具备关于土地的一些常识,这些常识构成了讨论土地问题的前提性认识。
关键词:土地制度;土地权利;土地级差收益;农民分化中图分类号:C9121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2-0195-04一、土地制度安排要服从中国发展的大局自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任务是救亡图存,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的土地制度安排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大局,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且适应中国发展的特定阶段。
虽然中国的GDP总值已经进入世界前三,但人均GDP仅及欧美发达国家的1/10,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农村人口仍然多于城市人口,且进城的大部分农民工并未真正在城市安居,不得不往返于城乡之间。
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城市化速度虽然会加快,但农村人口仍将会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在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经济结构仍然以出口导向的低端加工制造业为主的情况下,中国的主要就业就仍然只能集中在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因为缺少第一、二产业利润的滋养而难以发展起来。
在产业结构未能更替、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的情况下,若通过推动农民不可逆的进城来加快城市化步伐,则中国城市很快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在缺少大规模抽象宗教信仰,且未来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社会经济波动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贫民窟将构成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威胁。
同时,从世界发展中大国的现状看,其贫民窟人口的生活质量远低于当前中国农村一般居民的生活质量。
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显然主要不是土地的数量问题,也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在有九亿农民的背景下,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让农民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有最低的生存尊严,且能够从现代化中分享收益的问题,是农村能否继续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问题。
什么农村?什么问题?———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对象与步骤 贺雪峰 提要:即使政策制定部门在制定农村政策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农村非均衡状况的影响,却往往不能充分注意到那些外观差异虽不明显却仍然重要的农村非均衡状况的影响,那些被政策部门视为当然的外观差异不大的农村非均衡状况,构成了当前农村政策实践差异的关键。
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外观差异不大的农村,成为今日中国农村的主体,正是这些外观差异不是很大的农村构成了中央农村政策实践的主体。
我们必须研究这部分农村的非均衡状况及这种非均衡状况对农村政策实践后果的决定性影响。
关键词: 农村政策基础研究 非均衡 农村政治社会现象作者贺雪峰,男,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武汉 430074)一、引论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于,通过对各种农村政策在不同区域农村的不同实践机制及其后果的讨论,认识中国农村现实的状况,尤其是不同区域农村的非均衡状况。
问题是,对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来说,可以选取的中国农村非均衡状况可能完全不同。
举例来说,中国是一个有9亿农民和96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庞大国家。
从外观上看,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农业人口稠密地区,沿海发达农村与中西部农业村庄,城郊农村与远离城镇的村庄都有着明显不同,这种不同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不用进行细致比较,就可以有把握地作出农村类型区分。
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别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勿需研究者的研究,政策实践部门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种差别,并以此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现实依据。
问题是,即使政策制定部门在制定农村政策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农村非均衡状况的影响,却往往不能充分注意到那些外观差异虽不明显却仍然重要的农村非均衡状况的影响,而正是这些被政策部门视为当然的外观差异不大的农村非均衡状况,构成了当前农村政策实践差异的关键。
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外观差异不大的农村,成为今日中国农村的主体,正是这些外观差异不是很大的农村构成了中央农村政策实践的主体。
《乡土中国》：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伦理《乡土中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费孝通先生一部影响深远的社会学著作，成书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全书由14篇文章，依次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理解《乡土中国》，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乡土中国”并不是说中国的乡土性，也不是说中国农村社会的乡土性，而是说中国的文化是乡土性的，从更深层来说费老的《乡土中国》意在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
提到《乡土中国》，就不得不提及费孝通先生另一部具有社会学实证研究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是费老根据1936年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编写而成的学术著作，是其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答辩论文，书中作者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阐明了江村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如果说在《江村经济》中费老侧重探讨了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社会文化。
可以说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贯穿了费老关于社会变革的种种设想。
费老简明扼要地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
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中国社会赖以生发的基础就是乡土性的。
乡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这也就是在我们传统社会道德中所强调的“安土重迁”、“落叶归根”。
在分析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对照西方的社会结构类型，费老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重要概念：“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贺雪峰盘点中国南北村庄观后感
农村研究有两个目标，一是认识中国农村，进而认识整个中国，二是建立具有本土契合性和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理论，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照搬既有的成熟理论（主要是西方理论）解释具有相当独特性和变动性的中国经验，就谈不上对农村对中国的正确认识。
因此，研究者应当以开放的学术胸怀和敏锐的经验感知力深入到热火朝天的中国实践中去，有主体性地吸收成熟理论，在经验与理论的反复穿梭中逐步提升理论抽象程度，在此过程中要容许和忍受理论的粗放和不成熟，通过不断的学术积累与接力，逐步建立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这是“华中乡土派”从事农村研究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形成了一些积累，准备以学术笔谈的形式进行一次阶段性的总结和展示，主要包括乡村社会性质、农民心理与行为逻辑、农民生活与意义世界、乡村治理机制、国家与农民关系、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经济、经验研究方法等10多组笔谈。
我们期待着与学界同仁就此展开热烈的、开放性的讨论，协力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繁荣、大发展。
本文主题是“中国农村区域差异”，涉及农村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成因、农民自杀机理、农村人情运作机制、农民性格与交往逻辑和农民生育观念等内容，从微观的个体心理与行为到宏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区域差异”得到了充分地呈现与阐释。
自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之后，我们少有解释和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社会理论框架，从社会结构维度构建的“区域差异”模型，或可弥补这一缺憾。
贺雪峰：把土地流转给资本是没有道理的
2014-09-12 17:52 来源：澎湃新闻网
贺雪峰被称为“华中乡土派”创建人，从90年代双腿跑遍全国，调研得出的结论几乎都
是对既往迷思的破除。
李克强总理讲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讲的是不错的，但到下面执行时可能就有巨大的问题了。
县域拼命推动农民的进城，城里工业化没搞好，城市化只表现在建了很多房子。
最后为了把房子卖出去，从上级政府到下级政府，开始推动农民土地流转。
他们说小农经济无效率，应该让资本去种田。
中国今天还有6亿多农村人口，还有接近3亿的农业劳动力，人均不到7亩地，以今天的生产技术条件，一个劳动力种50亩地没有问题。
你说他们没效率，是没效率，但是一个农民五六十岁到了城里，就不是没效率的问题了，而是根本没有就业。
不就业，人生会没有目标，生活会没有意义，农民也不信宗教。
不能劳动，只能跳广场舞，那不把人逼疯了吗。
今天种的田是少一点，但是我在全国看到，农民种田都是精耕细作的。
凡是老人种田都
是精耕细作，粮食亩产都很高。
凡是资本下乡的，粮食亩产都远远不如农民。
如果你非要把土地流转给资本，甚至政府还补贴去打败小农业，这是没有道理的。
贺雪峰：饱和经验法：华中乡土派对经验研究方法的认识2014-03-08一华中从事村治研究的学者对经验研究一直具有强烈的偏向。
早在1980年代，华中村治研究的开创者张厚安教授即提出要“理论务农”，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三个面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华中村治研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徐勇教授在1990年代提出村治研究要“三实”，即“实际、实证、实验”的研究风格；2002年华中村治学者在《浙江学刊》发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1]一文，提出“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三大研究原则。
2004年以后，华中村治学者内部发生分裂，以贺雪峰、吴毅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移师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徐勇、项继权为代表的学者继续留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12年更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由此在武汉地区形成了有一定张力又良性竞争的村治研究学人群体。
两派学者继续高举经验研究的旗帜，立志扎根中国乡土，做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
相对来讲，因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教育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费充足，条件优越，研究人员众多，而在武汉地区村治研究中占据体制位置，是武汉村治研究的正规军。
又因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主要依托政治学一级学科，华中师大学者更多活跃在政治学研究领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系新创办，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体制资源支持，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具有很强的草根性。
又因为华中科大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要依托社会学一级学科，所以，近年来，华中科大学者更多活跃在社会学研究领域。
最近数年，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村治研究学者都致力于农村经验研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两校村治学者都连年组织大规模农村调查。
其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百村十年”调查为主要平台，每年动员数以百计的本科生、研究生到农村调研，每年投入调研经费超过百万元。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则自2007年以来，每年都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调研”，仅每年暑假集体调研规模即超过百人，一般同时在多省数十个村开展驻村调查。
自2005年以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累计驻村调研时间已近4万个工作日。
农村调查既是搜集研究资料的过程，又是培养人的过程，近年来，两校村治研究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均取得了不俗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两校村治学者开展的大规模农村调查有细微却极其重要的差异，即华中师范大学因为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体制资源多，科研任务重，调查具有比较强的搜集研究资料的目的，也是因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每年寒暑假都要向社会招募调查员。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既无体制资源，也几乎没有课题任务，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训练研究生，很少有搜集研究资料的目的。
也是因此，武汉村治学者的经验研究目前已有比较大的差异。
以下，笔者主要讨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对经验研究的认识和进行经验研究的方法。
以中心为基地的村治研究学者群又被称为“华中乡土派”，因此，本文即试图对华中乡土派经验研究进行一定的总结提练。
华中乡土派强调以大量深入的驻村调查来形成经验质感。
以形成经验质感为目的的进行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我们称为“饱和经验法”。
二中心学者对经验的强调可以从其代表人物公开发表文章中看出。
吴毅称当前学界应该“再有一个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贺雪峰则自称其学术作品“带着强烈经验情绪”。
中心要求博士生每年至少有100天驻村调查，且要求在博士论文开题前，要在全国8~10个省、每个省1~2个村，每个村至少进行15天的驻村调研，驻村调研期间，须对调查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各个方面作深入访谈。
调查结束须写作反映调查村总体状况及其治理逻辑的调查报告。
经过以上调查，中心博士生才能选定博士论文主题，再开展为期半年的博士论文调查，进行博士论文研究和写作。
这样，在读博期间，中心几乎所有博士生都可以有350天左右的驻村调查经历。
长时间段的多点驻村调查，是一种饱和式的调查，这样的饱和调查可以较好地训练博士生对经验的把握能力。
中心调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个人调查，即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以访谈为主开展调查。
调查周期有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调查，时间一般为15~30天，一种是博士论文调查，一般是半年时间。
个人调查，边访谈边整理资料边思考；二是集体调查，即若干人集中到一个地方调查，白天分开调查，晚上一起讨论，调查也就变成了现场研讨。
这样的调查+研讨可以极大地开阔和深化个人经验。
这两种调查方式都是驻村调查，一般住在农户家中，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既有助于调查深入，又节约调查成本。
最重要的是，农民往往很愿意接受访谈，调研者容易获得全面完整的经验资料。
个人调查和集体调查一般交错进行。
经历10多次大约200天调研，调研者就可以具有较好的把握经验的能力，懂得经验、实践的一般机制，形成经验质感。
在此基础上进行专题的、专业的研究，就可以有整体经验作支撑，就容易掌握专题研究的火候，把握专业研究的分寸，知道思考写作时下笔的轻重。
也可以在专业研究中正确地提出问题，适当地展开问题，准确抓住问题的本质，获得研究灵感，及取得研究突破。
正是因为华中乡土派对经验本身的强调，有人批评华中乡土派为朴素经验主义。
这里面当然有误解。
华中乡土派培养学生，在强调经验的同时也强调经典，因此自称培养学生是“两经”战略。
“经典”即要求在进入博士生阶段之前的本科和硕士阶段大量阅读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主要是阅读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经典著作。
所谓大量阅读，是要通过2~3年的全面系统专业阅读，对西方经典理论读懂读通，读经典的过程重在训练思维能力，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分析问题、逻辑推理的理性主义精髓，而不重具体知识。
读经典是典型的“无用之大用”，是为专业研究准备理论和方法而不是提供具体指南，更不是为了寻章摘句。
有了大量经典阅读和形成的细致分析、严密推理、抽象概括能力，再进行经验训练，这样，在经验研究中，就不是仅仅就事论事进行讨论，而是要在大量调查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
博士生学习阶段最重要的是进行经验的训练，因此要大量地到农村去做田野。
经典阅读的训练和经验调查的训练，两个训练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进行专业研究的基础能力。
经典阅读和经验调查都只是为专业研究作准备而不等于专业研究。
一旦有了“两经”作基础，就容易做好专业研究。
以下重点讨论华中乡土派进行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的方法。
我们认为，形成经验质感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经验的饱和训练，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就是饱和经验法。
三“饱和经验法”既是一种理论认识，又是一种调查操作技术。
先谈理论认识。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中，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的世界，所有现存的都是合理的，是不用问为什么的。
在这个自己的经验世界里，我们不自觉地习得了很多本能的已经内化为身体一部分的习惯，可以自然而然地理解自己生活世界的人和事，可以与这个经验世界保持正常交往，低成本地处理好各种关系。
所有的事情都是合理的，有时有情绪、感到不公平、不满意，也是在日常经验世界中发生了与以往经验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变化速度比较快，以致超出了个人正常的衡平感受，从而本能地感觉到不适应、不正常和不正当。
总是先感觉到了，再思考，再理解。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经验世界之中的，这个经验世界先于个人而存在，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自觉地融入到这个生活世界中，本能地习得这个先于个人的经验世界的规则，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规则来处理问题，进行交际。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生活于自己经验中的人会感受到这种变化，因此而有不适应，因此会有情绪。
如果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经验世界习以为常，有人却试图对所有事情提出质问，这样的人就会被视为不正常的人。
对生活于其中的经验世界不问为什么，这样才能形成社会基本的信任与合作，降低社会组织成本，社会才能低成本地延续下去。
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也不能对生活中的基本秩序和规则提问。
所有人都提问，则社会革命的时期也许就应该到了。
但是，一个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必须要有对现实生活经验的完整理解，有对其内在机制，对自然而然原因的分析，并因此有能力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有能力从杂乱无序中抓住关键性的要点。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现实问题研究者应该有对一个完整经验的深入研究，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对非生活经验的完整经验的透彻理解，这种透彻理解，要通过切身体悟达到心领神会的程度，形成对经验的质感。
经验质感就好比骑自行车、学游泳、学语言一样，仅仅讲理论和方法是很难学会的，学会的一个基本办法是实践，是在不断试错中获得的身体内在衡平感，是思想与身体、心口手的协调，是“熟能生巧”。
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但可以意会。
这是一种一旦获得就终身难忘的基本能力。
虽然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是生活在具体经验之中的，但生活在个人经验中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却很少会对个人生活经验提出反问，而大多是且只能是持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态度。
这种生活经验的质感是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能力，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习得这种近乎本能的能力。
但这种本能的能力恰恰又使社会科学工作者缺乏对生活经验本身的警惕。
一个从来没有对个人生活经验之外的完整经验进行过解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地进入专门研究领域，是很危险的，因为专门研究领域是从生活领域中切割出来，是不完整的，是生活中的片断，某种意义上，离开生活本身的片断就是死掉的片断，正如离开人体的大脑或手脚与作为人体一部分的大脑、手脚有着完全不同的特性一样。
缺少个人生活经验以外的完整经验训练，研究者在研究中最容易比附或想象的空间就只能是个人生活经验。
因为个人生活世界的经验大都是未加深究的理所当然的世界，在比附中就容易受到生活经验中的理所当然或经验情绪的误导。
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分科已经越来越细密，研究也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
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在研究的问题上越来越狭窄，而且专业化的训练将经验本身切割为无数碎片，这种训练使社会科学工作者丧失了对完整的具有“全息”特征的经验的感知能力，丧失了完整把握经验、从经验本身的复杂性来提问题的能力和看问题的视野。
也就是说，一方面，社会科学专业研究者的专业研究其实需要有对作为全息信息单元的、完整的、活的微观经验的感知与理解能力，且这种完整的微观经验不能来自生活经验，因为生活经验本身充满了太多的理所当然的层面。
而当前社会科学专门研究者在学术训练中，往往不仅没有增加对完整经验的理解和把握，反而多是进一步切割了经验，形成了对经验片面的、片断的理解。
这样，社会科学专门研究就容易出现因对生活经验以外完整经验把握的不足而不得不比附生活经验，从而在专业研究中引入大量未加深究的生活经验的“意识形态”，这样就将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专业研究变成了用专业术语包装起来的个人生活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