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好人”与“好公民”的二律背反——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政治哲学解读

第3期2016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ducation Journal No．3Sep．2016收稿日期：2016－05－29作者简介：胡君进，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4年度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CXTD201402）。

论“好人”与“好公民”的二律背反———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政治哲学解读胡君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100875）摘要：苏格拉底之死作为古典政治哲学的开端，蕴含着好人与好公民在选择上的冲突。

作为自然哲人的苏格拉底想要做一个好人，而作为政治哲人的苏格拉底则试图做一个好公民，这一冲突构成了在选择做好人抑或做好公民问题上的二律背反。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分别回应了这一认识论形式的二律背反，前两者试图以一种较为乐观的最佳政制思路来寻求好人和好公民的绝对统一，后者则以一种较为悲观的历史理性思路来肯定好人和好公民的最大分离。

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黑格尔的思路无疑更加可取。

最佳政制的思路掩盖了好人与好公民的二律背反，是一种绝对主义的设计。

现代人的社会生活和希腊人的城邦生活有着质性的不同，这就决定了好人和好公民的绝对统一不仅变得不再可能，也使得古典政治哲学中那种做好公民压倒做好人的逻辑变得不再可欲。

总的来看，好人与好公民出现一定限度的分离，是现代人社会生活的本质，成为好人似乎比成为好公民显得更有意义，与此相应，好人教育相对于好公民教育而言也显得更为根本。

关键词：好人；好公民；自然哲人；政治哲人；最佳政制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6）03－0073－18一、作为古典政治哲学开端的“苏格拉底之死”公元前399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接受了雅典法庭的审判，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不敬神和引进新神；另一条是蛊惑和败坏青年。

［1］由500人组74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6年成的陪审法庭对苏格拉底案件进行了审理，审理的结果是，所控罪名成立，苏格拉底被判处了死刑，最后饮鸩而死。

然而，苏格拉底之死并非终曲，而是开端。

纵观整个哲学史的发展，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西方哲学著作都会经常提及它，并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解读。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是高度悲剧性的，而“说它是悲剧性的，并不是就悲剧这个词的表面意义而言。

而是说只有当一个可敬的人遭遇灾祸或死亡的时候，只有当一个人遭受无辜的灾难或冤屈的时候，我们才特别称之为悲剧；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他无辜被判处死刑，这是悲剧性的”［2］；策勒尔（Zeller）在《古希腊哲学史纲》中指出苏格拉底“被判以极刑，是合法但并不公正的处死，从历史上来考虑是一桩严重的时代错误”［3］；而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中则表达了另外一种态度，强调“苏格拉底在他一生死的时候死去对他来说最好，最重要的是，他承受死亡的方式极为高贵。

他以此为自己的事业做出了最真诚、最自由、最正义的辩解”［4］；后来迈尔（Heinrich Meier）在解读施特劳斯这番话的意图时，更是声称“在史家首先看到苏格拉底之死的地方，哲人恰如其分地看到了政治哲学的生”［5］。

以上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可以看出后人在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真正归因上存有争论，但也较为一致地认为苏格拉底主要是蒙冤受死。

问题在于，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为什么只有苏格拉底之死产生了持久不衰的影响？甚至这一事件在黑格尔眼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声称“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6］，以至于在后人眼中，“除了对耶稣的审判和处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审判和处死像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一样，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7］。

可见，苏格拉底之死在今天依旧能够成为一个严肃的思想议题，表明这一事件本身可能承载着相当丰富的历史意义，有待后人乃至活在现代社会的世人进一步挖掘。

我们认为，苏格拉底之死之所以直到今天还依旧能够让人感到叹息的思想根源在于它体现了“好人”与“好公民”的冲突①，并且这一冲突将依旧内在于现代人的现实生活之中。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只要人类自身无法①关于“好人”与“好公民”的关系问题亦是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具体可参阅：李长伟．好人与好公民———古希腊公民教育思想史论［D］．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陈华仔．“好人”与“好公民”的冲突与和解———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刘铁芳．好人与好公民之间：学校公民教育的限度与教育的审慎之道［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3（3）；陈庆超．“好人”抑或“合格公民”———当代公民教育的首要目标之辨［J］．道德与文明，2013（6）；黄璇．“好人”与“好公民”：一个政治伦理难题的亚里士多德解［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冯书生．“好人”，抑或“好公民”：苏格拉底之死的政治伦理悖论及其现代回响［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第3期论“好人”与“好公民”的二律背反75实现彻底的自由解放，这一冲突将会是永恒的。

为此，我们就非常有必要深入苏格拉底之死的内部去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独特意义。

然而，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本人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我们在讨论苏格拉底之死问题时，主要依据以下三种材料：（1）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云》；（2）柏拉图的各种对话集；（3）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这些材料所反映的内容之间是有分歧的。

例如，在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位善于诡辩的智者；而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则是一位为人正义、追求真理的哲人。

由此，单从原始材料的处理上，就可发觉苏格拉底自身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这亦导致了处理苏格拉底之死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因此，为了能够有效梳理出这一问题背后的主要线索，我们有必要在不同的评价模式之间确立一种共同的认识论基础。

我们将这一认识论基础归结为哲人与城邦的冲突，或者说是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并进一步将这些冲突归结为“好人”与“好公民”的冲突。

这是因为，如果将“好人”的逻辑贯彻到底，苏格拉底应该拒绝服从城邦对他的不公正判决，而按照“好公民”的逻辑，苏格拉底则必须服从判决，哪怕判决是不公正的。

［8］可见，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背后存在着两种合法的、伦理的逻辑力量，但这两种力量之间又是相互冲突的。

因此，苏格拉底之死的根源可能就在于“好人”与“好公民”的冲突在其认识论形式上存在着某种二律背反①。

我们之所以使用“二律背反”一词是因为“好人”与“好公民”的不同立场在彼此之间其实都有着逻辑上成立的坚实基础。

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各执一词，徒添争论而于事无补。

然而，虽然说对于彼此立场的执著与关切有利于各自观点的深化，但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而言，如何在“好人”与“好公民”上做出具体的抉择，在某种意义上就取决于人类能否超越这种二律背反的视野与能力。

此外，需要提醒的是，虽然讨论苏格拉底之死有上述三个主要来源，但后人大多依据柏拉图提供的材料来讨论苏格拉底这个人物及其哲学思想。

目前的古典学界也较为一致地认为柏拉图提供的材料最具权威性，正如希腊学专家柏奈特（Burnet）所言：“我们只能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Platonic Socrates）和完全否定一切有关苏格拉底材料的可靠性之间做出选择。

”［9］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涉及的已经不再是具体材料的不同使用，而是在对于具体材料的不同处理背后所产生的苏格拉底个人身份的定位问题，即苏格拉底是纯粹哲学家还是政治活动家的定位问题。

从本质①二律背反（antinomies）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哲学基本概念。

它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

康德将二律背反看作是源于人类理性追求无条件的东西的自然倾向，因而具有认识论上的必然性。

76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6年上讲，这种定位规定了讨论苏格拉底之死问题的基本路向。

基于此，我们基本同意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认为柏拉图的对话中其实存在着两个苏格拉底的看法。

而这两个苏格拉底分别指涉的是“自然哲人的苏格拉底”和“政治哲人的苏格拉底”。

前者按照哲学的本性，以近乎“神圣癫狂”的方式处理政治；后者则以“中道清明”的方式面对政治。

［10］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就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作为自然哲人的苏格拉底意欲通过哲学来改造社会，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哲人最心爱的东西也必须经受最严苛的检查”［11］，结果导致杀身之祸；而作为政治哲人的苏格拉底则尝试着把哲学转向政治，努力在哲学与政治之间寻求平衡，并以此维护古典政治哲学成立的正当性。

施特劳斯的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理解古典政治哲学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我们也同时指出，通过区分两个苏格拉底的面向而勾勒出来的古典政治哲学图景，更应该以苏格拉底之死这个问题的彻底展开为基础。

而且如果我们把苏格拉底之死所集中展现出来的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对立进一步推进，可能就会发现“好人”与“好公民”之间的冲突才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对立。

这是因为，作为自然哲人的苏格拉底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我要做一个“好人”，而作为政治哲人的苏格拉底所表现出来的则是我要做一个“好公民”。

换言之，苏格拉底之死在根本上反映的或许不再仅仅只是哲人与政治的冲突，而更是“好人”与“好公民”之间的冲突。

也正是因为存在这一冲突，我们才有理由相信苏格拉底是第一个真正严肃思考“好人”与“好公民”冲突问题的人，他亦是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召唤到尘世，并且迫使它对人生和礼俗以及善恶之物进行研究的人。

［1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才被追认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奠基人”［13］，苏格拉底哲学的核心才被看成是“自我认识以及对真正的政治的关心”［14］。

因为只有到了苏格拉底这里，哲学在自我反思时才会把握到哲学自身；而哲学将要去把握那些它所要寻求的事情本身的时候，又不得不涉及某个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

而这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恰恰造就了“好人”和“好公民”的难以两全，即所谓的二律背反现象。

因此，直接以“好人”和“好公民”的冲突这一政治哲学的理论视角去深入解读苏格拉底之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二、作为自然哲人的苏格拉底：我要做一个“好人”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云》中，苏格拉底与其学生终日蜷居在学园里，苏格拉底坐在吊篮里凝视着天空，这是因为在他眼里，越是远离大地、越是接第3期论“好人”与“好公民”的二律背反77近天空就越能接近真理。

［15］按照这部著名且发人深省的喜剧的刻画，自然哲人被求知的渴望所销蚀，孤独地活在探究中，故而“在选择探究对象的时候，他不让自己受制于爱国动机及社会利益，也不被善恶、美丑、利弊的区分左右”［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