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i简述文化转向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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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及其在基础翻译课堂教学中的构建引言翻译是一门古老而又现代的艺术,它不仅涉及语言和文化的跨越,更关乎译者的个人能动性和主体性。
在传统的翻译课堂教学中,往往重视语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忽视了译者主体性的培养。
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尤其在当今全球化、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它对于提高翻译质量、促进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探讨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并探讨在基础翻译课堂教学中如何构建译者主体性。
一、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1. 译者主体性对翻译质量的影响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个性化特征。
而这些特征对于翻译质量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自己的语言能力、文化素养、专业知识等因素进行翻译决策,而这些决策将直接影响到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度。
如果译者缺乏主体性,盲目奉行原文的字面意思,或者机械地替换词语而不顾及语境和文化背景,那么翻译的质量必然会大打折扣。
译者主体性对于提高翻译质量至关重要。
2. 译者主体性对跨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而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其作用愈发重要。
如果翻译只是机械地将原文译成目标文,而不注重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很难获得被翻译文本的真实意义和情感。
有时候翻译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导致误解和隔阂。
而具有译者主体性的翻译作品,往往能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思想、情感,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加,翻译市场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传统的翻译模式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因为它往往是以“翻译不出来”的理由来解释许多跨文化问题,而事实上是因为译者缺乏主体性和创造性。
而具有译者主体性的翻译作品,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还能够为翻译行业带来更多的创新和发展。
1. 强调语言知识与文化素养的培养译者主体性的培养需要建立在扎实的语言知识和深厚的文化素养之上。
在基础翻译课堂教学中,首先要注重学生的语言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积累,包括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也要培养学生对原文语言所处文化的了解和感悟,以及对目标语言文化的认知。
“文化转向”视阈下意象汉译的主体审美介入一、引言9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
在这一时期,翻译研究跳出了“单纯从语言转换层面看翻译问题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与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2006:3)文化转向之后,译学研究开始从文本内转向了文本外,将话语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局面,出现了文化学派、诠释学派和目的论派等多种学派。
这一时期的译学研究摒弃了传统翻译理论的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而直接将译者推向了翻译活动的前台,译者的经验、意向、情感、动机等前理解因素均受到关注,给予作译者以充分的自由和无限的权利,对其能动性、创造性给予了充分肯定。
”(2009:86)二、《哈姆莱特》意象汉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发挥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绝不是发生在真空当中,不可能独立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存在。
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会受到来自文本本身的制约,还会受到许多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以超过创作。
”(2004:184)因此,译者又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适应文化的要求,适应特定文化中不同群体的要求,克服文化和语言上的重重障碍,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圆满完成翻译任务。
以下三例就是很好的说明:And duller should thou be than the fat weedThat roots itself in ease on Lethe wharf,Would thou not stir in this. (第一幕,第五场)译文:要是你听见了这种事情而漠然无动于衷,那你除非比舒散在忘河之滨的蔓草还要冥顽不灵。
在这个例子中,出现了意象Lethe。
希腊神话中Lethe是阴府中河流之一,饮之则忘前生之事。
其河畔之草喻为最浑噩无知之物。
译者朱生豪在考虑到汉语读者或许对Lethe这个意象感到晦涩,不知晓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因此,当中英两种文化之间发生冲突时,译者朱生豪对原文中Lethe 这个意向进行侵入,直接用“忘河”这个中国读者熟悉的意象来代替原文之“象”。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与译者主体性的回归
曹韵
【期刊名称】《边疆经济与文化》
【年(卷),期】2018(000)004
【摘要】文化转向突破翻译研究固有的研究模式和思维方式,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学界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态势.本文分析了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以及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正负面影响.而长期被弱化的译者主体性成为了翻译中文化转向实现的载体,翻译亦实现了由对文本的关注到对译者的关注的转折.
【总页数】2页(P81-82)
【作者】曹韵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哈尔滨15002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5.9
【相关文献】
1.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研究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个案研究:庞德《华夏集》 [J], 王佳;穆志慧;宋秀云
2.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译者的主体性 [J], 王欣
3.金介甫《边城》英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翻译伦理的视角 [J], 邓高峰
4.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以《世界上的另一个你》为例 [J], 高婷
5.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以迟子建《北极村童话》日译本为例 [J], 甘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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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主体性——文化背景影响译文摘要: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 而且是文化的翻译。
译者的主体性指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
本文主要关注和考察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并在分析《红楼梦》译本的基础上,认为译者文化背景对译文的影响很大。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翻译过程;文化语境翻译是通过译者这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能动表现影响到双语间语码转换的得失及其文化传通的成效。
传统的翻译观念中,译者的身份被定位为“仆人”。
(许钧,2003∶6) 这与译者翻译活动的主体地位不相符。
因此, 以译者为中心探讨文学翻译实践中文化因素的处理能给文化与翻译研究带来一些认识与启示。
1.语言与文化美国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学家E Sapir认为“语言按其本质是文化的。
”语言的发展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刘宓庆, 2003∶157)。
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文化环境所包容的文化内涵不同, 翻译既要在深层上对比不同文化的共性, 又要在表层上充分显示出不同文化的个性。
发扬原作及译文的优势, 才能完成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传递。
因此, 语言的翻译即是文化的翻译(李运兴, 2003∶154)。
2.译者与译者主体性译者是原作与译作、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中介, 曾被冠以“译者,舌人也”、“翻译者,叛逆者”、“职业媒婆”、等各种称呼。
这与译者实际的主体作用是不相符的。
笔者认为, 译者是与原作者是平等的主体对话关系。
译者的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译作中体现的“艺术人格自觉”, 其核心是译者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
(许钧,2003:9) 我们考察译者主体性可以通过译者的文化背景对译文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
3.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文化归化模式3.1 信赖与吸收以下几个例子来自于《红楼梦》的两个不同的译本。
一本是杨宪益夫妇译的,另一本是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敏福德(John Minlbrd)译的。
从整体效果看,两个译本都很成功, 但在文化内容上, 两个译本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手段。
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摘要:自文化转向之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文化地位得以确认。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贯穿着整个翻译过程,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充分理解、译者对相应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译者再现原文时发挥的创造性等方面。
关键词:文学翻译译者主体性;理解翻译策略创造性翻译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动态的、复杂的过程。
由于受到环境、文学作品、译者的个人因素、翻译目的、文化意识等方面的影响译者在翻译中有发挥主体性的自由。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原文文本的读者,翻译策略的决策者也是目标语言的写,因此,译者将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渗入主体性的西。
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是不可避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一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翻译的第一步就是对原文的理解,此时译者就是读者译者对原文不同的理解是翻译的开端。
在这种情况下,译者翻译的不是原文的意图而是译者所理解的原文的意图。
对原文理解的复杂性导致了译者不同的译文。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坏事,因为不同的读者会对原文有不同的解读,译者有权力在充分地考虑之后将他们自己的解读翻译出来。
翻译历史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通过译者自己解读的翻译往往是最成功的译作翻译理论家斯坦纳(G。
teiner)将阐释用于翻译研究,他提出了阐释学分析的四个翻译步骤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
信赖就是译者相信原文有意义,而在理解和表达这种意义时,译者的主观因素不免侵入原文,侵入的目的便是吸收,但吸收过程中难免丧失译入语本色,因而补偿就很必要。
不难看出,斯坦纳的翻译步骤无一不强调译者的能动性。
首先通过审美选择翻译文本,然后表现出译者兼具读者和阐释者两种文学身份的主观能动性:作为读者,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审美、情感、想像等文学能力解读源语文本中的空白期待视野和解读方式的不同导致了阐释多元化的产生;作为阐释者,译者需要发挥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能力,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意义简而言之文学作品的内在特点和译者个人能力的差异使得译者对相同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显示了译者主体性留下的印迹。
翻译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与思考随着国际交流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翻译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翻译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国际经济交流、文化交流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而且也凸显了它在推动人文学科发展方面的作用。
中国的翻译史在漫长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受到翻译文化转向运动以及新的文化理论观念的影响。
翻译文化转向是在西方翻译学研究史中发生过的一场改革运动,它将翻译从一种只被看作是保持语言和语言之间相似性的技术活动转变为一种文化性的实践活动。
然而,这种文化转向不仅宣扬新的理论思想,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并且改变了人们对翻译的看法,使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而为翻译和译学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
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翻译文化转向运动的影响,使中国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都受到了影响。
首先,翻译文化转向运动的崛起,使中国的翻译从单纯的口译和书面翻译,转向对文化差异和文化传统进行有意义的研究。
在新的文化转向框架中,中国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不再仅仅是用来满足语言上的需求,而是要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复杂性,从而更好地理解翻译研究的价值。
同时,中国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也受到翻译文化转向运动带来的新的文化理论观念的影响,新的文化理论观念强调跨文化理解和实践,并有助于探索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一个跨文化理解和实践的理论框架。
受此影响,中国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注重多文化概念的发展,努力构建一个旨在促进更加紧密的跨文化理解和实践的理论框架。
总之,翻译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与思考是至关重要的。
它从技术性的翻译实践,转向更加关注文化差异和文化传统的研究,并且把翻译学研究纳入文化方面的视点。
此外它提出新的文化理论观念,强调发展多文化概念,更加开放的跨文化对话,使中国的翻译技术和翻译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全球文化交流,并为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翻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及对国内译学研究的影响一、当代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渊源及其必然性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其研究的范围局限在语言内部。
但是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范围伸向了文化这一广阔的空间。
这一过程被称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以色列学者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论,可以看作是翻译文化转向的萌芽。
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发展了多元系统论,在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从文化角度看待翻译的论文和专著,1992年勒菲弗尔又相继发表了《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控》和《翻译文学》三本书,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的文化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转换,而把翻译和社会、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
脱离文化研究的翻译理论研究不可能是全面可靠的翻译理论研究。
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跨文化交流这一议题。
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是自然且必然的。
二、翻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一)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的思考,更注重翻译与译文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
在研究范式上,相比于语言学派规约性的微观研究,文化转向注重进行宏大的描述性研究, 强调翻译研究的多元性和宽容度;从研究内容上讲,以译语为中心的研究视角颠覆了翻译界以往的陈规, 跳出了传统翻译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桎梏,使译学研究融进文化研究,从语词文本转向文化语域。
文化研究可以给翻译研究提供理论武器和观察视角,使译者超越单一的思维模式,因而得出的结论就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学科意义,而不仅是解决几个具体的语言操作技巧性问题。
(二)文化转向给译本解读带来理论依据翻译承担着文化解读和观念阐释及传承的功能,尤其是文学翻译中,原语和译语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 因此,翻译中要求传递的文化价值与信息也往往大相径庭,不可能产生与原作绝对对等的完美译作。
英语翻译中英语文化的作用及其对翻译效果的影响1. 引言1.1 翻译与文化的关系Translation is not just about conveying words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it also involves transferring cultural meanings and nuances. Cultur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s it influences the way languages are used and understood. Without consider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translations may lose their intended meaning or even cause misunderstandings.2. 正文2.1 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是十分深远且重要的。
在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不仅仅是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简单转移,而是涉及到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习惯等方方面面。
文化的不同可能导致翻译的难度增加,甚至会改变翻译的译文。
翻译人员在进行翻译时需要充分考虑文化因素,以确保译文准确传达原文意思。
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以及价值观念会影响到翻译的选择和表达方式。
这就要求翻译人员具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能够理解并转化原文中的文化差异。
文化对语言的运用也有很大的影响。
在中文中,往往会存在一些特有的习惯用语或成语,如果直接翻译到英文中可能会显得生硬或不自然。
翻译人员需要灵活运用语言,注重表达方式和语境。
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需要翻译人员在工作中多角度考虑,并不断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和效果。
2.2 文化在翻译中的作用Cultur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serving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It is the cultural context that provides the translator wit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allowing them to convey the intended meaning accurately.2.3 文化对翻译效果的影响Cultur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nslation.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translation effectiveness can be seen in various aspects.Additionally, cultural norms and values can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languages, affecting the tone and style of the translation. For instance, what may be considered polite and respectful in one culture may come across as rude or offensive inanother. Translators must be aware of these cultural nuances to ensure the translated text is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2.4 跨文化传播中文化的重要性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cannot be overstated. Culture shapes the way people perceive the world, their values, beliefs, and behaviors. When it comes to translation,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context is crucial in order to accurately convey the meaning of a text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2.5 文化因素在英语翻译中的具体体现文化因素在英语翻译中的具体体现是非常重要的,它涵盖了很多方面。
文化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解析易明【摘要】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之一,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信息传递和交流的桥梁.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制约.文章阐述了文化立场与译者主体性之间制约与依存的关系,认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建立在译者、作者和译入语读者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基础上的,译者应该站在构建翻译生态系统平衡的立场上,正确理解作者和原文本,恰当处理源语言文本和译入语文本的关系,建立不同文化的共生关系.【期刊名称】《中州大学学报》【年(卷),期】2017(034)001【总页数】4页(P109-112)【关键词】文化;翻译;译者主体性【作者】易明【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洛阳 471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59译者主体性是指翻译活动中译者在尊重原文本的基础上而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表现为译者的文化意识、生活经历、审美标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西方,译者主体性经历了被忽视——被选择——被强调的过程;在中国,专家学者们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具有必然性和客观性,而且有别于其主观性,前者的发挥融于制约与反制约的过程中,而后者的发挥涉及个人意愿的支配,具有任意性的特点。
在翻译中,译者作用的客体是原作,译前工作需要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解读原文,译中工作需要其充分的鉴赏能力和分析能力,实现译作与原作信息上的对等。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该在尊重原文本的基础上寻求与目标语相匹配的语言表达形式,这是作者因素与读者因素,甚至是作者、译者、读者彼此间时空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
译者主体性作用于翻译过程的各个细节,小至对原文本的理解、阐释、语言再创作,大至翻译的目的、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从本质上讲这也是译者语言素养、文学素养和艺术素养的再现。
译者的地域性特征、生活的经历、教育的背景、审美的标准、思维的方式、文化的内涵等因素都会影响译文的表达。
简述文化转向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王格丽(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新乡,472500)摘要:文化学派的“文化转向”被认为是当今翻译研究范式的主流。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把翻译研究从纯语言层面解放出来,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拓宽了视野,开拓了领域。
在文化转向背景下,译者地位得到极大关注和提高,译者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
本文在简述列夫维尔改写理论基础上就文化转向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试做简单讨论。
关键词: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改写理论一、引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翻译研究跨入一个新时代:从文化角度审视翻译学。
这一时期的翻译学更多关注于翻译背后的文化渊源,探讨诸如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种文化因素。
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1990年出版的论文集《翻译,历史和文化》中提出“文化转向”一词,它的出现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解决了之前的翻译研究和翻译流派不能解决的问题。
文化转向的一大价值便是使译者的主体性得以重申,它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从而改变了译者以往的“隐身”地位。
二、译者主体性(一)何为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是一个哲学概念,与翻译主体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翻译主体性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翻译的主体?一些学者认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然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翻译的主体应当即包括译者也包括原作者。
中国著名翻译家许军[1]认为广义的翻译主体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而狭义的翻译主体则仅指译者。
査明建等人在认同许的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如果“翻译主体性”的“翻译”指翻译过程本身,那么毫无疑问,译者就是翻译的主体。
然而,如果“翻译主体性”的“翻译”不仅指翻译活动本身,还指这个过程中的相关成分,那么除译者之外,还存在原作者和读者两个主体。
因此,无论从哪个层面讲,译者始终属于翻译主体的范畴。
即使存在原文的限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正如巴斯奈特(Bassnett,Susan)所说,语言之间的翻译一定能反应译者对于原文的创造性理解[2]。
一些学者借用作家主体性的概念解释译者主体性。
譬如,道格拉斯·罗宾逊(Robinson,Douglas)就将译者视为作家,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主动创造性作用。
他说,译者也是一位作家。
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描述自己经历的语言和世界,组织篇章[3]。
尽管达成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很困难,而査明建列出的相关特征也许能为我们理解这一概念提供一些帮助。
他认为,译者主体性指译者主观能动性----翻译主体,在尊重翻译客体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它包含诸如文化意识,个性特征和风格,文化和美感创造[4]。
(二)译者角色的变迁从古到今,无数研究者曾用生动,鲜明的比喻描述译者的角色。
哲罗姆首次以“征服者”比喻译者。
当罗马军队打败希腊时,他们把自己看做胜利者,把希腊文学视作战利品。
因此,他们并不重视原作艺术。
罗哲姆(Saint Jerome)宣称:“译者将原文的思想内容视为囚徒,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于自己的预言中。
”在他看来,译作可以而且应当代替原文,因为译者有能力译出比原作更好的译本。
这种观点与古罗马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当时的各民族为取得军事和文化上霸权而展开斗争。
尼采(Nietzsche)曾对翻译活动作出一条著名的评论,“在那个时代,翻译实际上就是征服”[5]。
尽管大部分当代理论家认为罗氏的观点不太妥当,然而,一些学者持有相似的看法。
比如,许渊冲教授认为译作应当与原作竞争,并力图超越原作。
德莱顿(John Dryden)将译者比作“画家”的观点也广为人接受。
他认为译者应当尽可能重现原作,就像画家尽最大努力使其作品与本人相似。
与此同时,德里达强调原作的全部效果和精神实质的再现,而不是其表象或细节部分。
与“征服者”相比,“画家”的意象是关于译者角色研究的一大进步。
因为它是在相对客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将译者比作“食人者”是一种较新的说法,即通过在仪式上吞噬原文的作者而创作出全新的译作。
这一意象是由巴西的翻译家提出来的。
由于在价值观和文化上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应当考虑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直以来,翻译研究只是在欧洲诸国发展。
但是,最近它已经突破欧洲的地域限制,而在印度,中国,阿拉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获得快速发展。
正如文学研究试图甩掉欧洲身份传统,翻译研究也试图寻找新的方式。
因此这个意象可以看做在翻译领域内对抗欧洲中心主义所做的努力。
这儿所说的食人者不在是欧洲殖民者眼中的野蛮人,而是有自己独特生活方式的人。
除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比喻之外,还有其他关于译者角色的描述。
例如,把译者看做“钢琴家”“雕塑家”“隐形人”“奴隶”。
同时,还有人将译者看做原作者肚子里的蛔虫,鹦鹉,桥梁,电话,工具等。
以上观点均是翻译家和理论家基于自己的理论实践提出来的。
然而,关于译者的地位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即译者是否从属于原作者,译作是否次于原作[6]。
总之,传统翻译理论坚持翻译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转换的观点;翻译理论只是讨论如何翻译和如何做好翻译的问题;而译者应当像媒体一样尽可能忠实于原作。
基于这种翻译观,译者趋向于从语言层面,而非文学和文化层面考察译作的好坏[4]。
此种理论的另一个观点则不允许译者发挥任何主观性和创造性。
他们只需要在目的语文本的语言层面再现原作,译者的任何创造活动都被视为缺乏理性的行为,因而被无情驳斥[7]。
三、文化转向背景下,译者地位提高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赋予译者以新的角色。
作为文化的调停者,译者的独特角色被定义为:“文化的斡旋者是一个能促进沟通的人,促进在文化和语言上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个角色通过阐释表达方式,缓解紧张局面,阐释不同认知以及明确一文化群体对其他群体的期望而发挥作用,换言之,通过建立和平衡彼此间的交流来发挥译者作用。
”[5]作为调停者的译者必须将自己置于特定时代和文化之中。
他们对自身及本民族文化的理解是影响其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们超越传统研究中强调对语言字词的理解及两种语言的转换,将目光转向更为宏观层次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对比。
这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核心和实质。
众所周知,翻译对促进各民族语言,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逻辑和哲学对翻译的作用同样也不可忽视。
逻辑和哲学研究将有助于译者分析原文的预设,帮助他们理解原文暗示中存在的歧义和模棱两可的表达。
如此,译者才能更准确的把握原文的真实含义。
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界首先确立了译者作为社会个体的地位,而且他们是拥有积极精神和独特思维的个体,而不只是一台语言解码机器或者手拿一本字典的勤奋学生。
译作是原作的“来世”[6],给予原作二次生命。
由此,原作将通过译作获得新的意义和生命。
根据文化转向的理论,译者是译本创作的重要人物;译作是通过创制产生的新生语言。
源于文化学派的翻译观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译作因而取得与原文同等的身份。
再者,是翻译给予原文以新的内涵和意义;同样,是译者使得原作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并代代相传。
四、文化转向对译者住体系的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翻译领域刮起“文化转向”和“翻译重点由原作转向译作”两股强风,不仅将翻译引向新阶段,也将翻译的主体性研究提上译学研究的重要议程。
因此,译者主体性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问题。
(一)列夫维尔---翻译即改写强调翻译是一种创造性改写的观点是列夫维尔(Lefevere)对翻译界作出的一大贡献。
由此,译者的身份和地位问题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列夫维尔借用“权力”概念,并将它用于自己的改写理论中。
这儿的权力是指影响篇章的形成和译作接受情况的各种控制因素。
翻译研究重点由文本解构转向各种语境因素是其理论的重要观点。
译者不再像传统中那样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局限于原作者所表达的各种可能以图之内。
他们应当更加关注接受语境中的各种因素,例如,是什么决定篇章话语的本质,是谁有行使组织话语篇章的权力,等等。
这些成为列夫维尔改写理论的组成部分。
当时,规定性方法占据翻译研究的主导地位。
因此,有必要将改写理论置于当时的环境之中才能更好的理解其意义的重要性。
那么,什么是列夫维尔所说的“改写”呢?“改写”这一术语首先以标题的形式出现在列夫维尔于1985写的一篇散文之中,其标题为《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改写上?解读的困惑和另一种范式中改写的角色》。
在此之前,列夫维尔曾用“重组”一词意指“为另一不同的读者群体改写文学作品,以此来影响他们的阅读方式”。
后来,他采用“改写”这一术语,并把改写的作品定义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写真实文本所产生的作品,例如历史文献或参考书中总结的故事情节,报纸,杂志或期刊的评论,批判性文章,舞台或荧屏的表演,最后(但并非不重要)既是翻译”[7]。
列夫维尔的改写理论强调文化而非语言层面的翻译,从诗学,意识形态及赞助人的角度讨论翻译及话语篇章,这就意味着[8]:1)原作的非重要性2)读者理解的不确定性(首先是改写者或译者作为读者的解读)3)理解或翻译中取得对等的不可能性这些规则进一步暗示解读过程中的操纵是内在的,因为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能够反应读者或改写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背景。
与特定语言环境不可分离的“意义”,也不可能与其所处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环境相分离。
因此,目的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
在某种意义上讲,列夫维尔的改写理论对提高译者的地位有积极意义。
传统翻译批评论把能否取得对等作为评判译作好坏的标准,列夫维尔的翻译观则打破这一传统。
“原文-译作”模式赋予原作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将译者贬低为仆人。
与传统中孤立翻译研究的方法相反,改写理论探究翻译和其他文本,以及参与这一过程中的所有人:支持者,反对派,宣传者,赞助人等。
对于作者来说,能被目的语文化读者接受并流传下去的译作远比一本忠实的译作更为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认为,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内在价值在文学作品普遍接受和广为流传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而在全球文化中,非专业读者的数量是庞大的。
因此,改写理论致力于寻找现实中翻译的制约因素,探讨翻译与其他形式的改写如何帮助构建目的语文化;而非将重点放在翻译是否忠实,怎样取得忠实等问题上。
因此,译者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
因为正是通过译者的努力,才使得原作被目的语读者理解,并通过调整将其适合于主流意识形态,诗学和目的与读者的期望而使得原作在目的语中广为接受和流传。
总而言之,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彰显译者主体性作出重要贡献。
(二)从隐身到显身翻译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探究原作与译作的关系问题上。
事实上,它已跳出狭隘的藩篱走进一个涉及到文化研究,国际政治的宏大课题内,这不可避免地将译者提高到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