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十七年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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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十七年散文教学目标与要求:1.大概了解十七年散文创作的概况以及散文创作实绩。
2.散文随笔体的发展,创作情况。
3.三大散文家杨朔,刘白羽,秦牧的散文的艺术成就。
教学重点与难点:三大散文家的散文创作情况并比较他们散文创作的异同。
教学手段:理论讲授。
第一节散文随笔创作概观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语境中,我们来谈作为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现代随笔在建国后的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沉重、很艰难的话题。
但是历史无可回避,中国现代随笔仍然在求生存、求发展,虽然与前两个阶段相比,两个阶段相比,整体是呈现出萎缩状态。
整体是呈现出萎缩状态。
整体是呈现出萎缩状态。
但大体而言,但大体而言,但大体而言,除了文革十年随笔基本停除了文革十年随笔基本停滞外,建国后的“十七”年,建国后的“十七”年,随笔也曾两度出现过短暂的“复兴”景象,随笔也曾两度出现过短暂的“复兴”景象,随笔也曾两度出现过短暂的“复兴”景象,第一次第一次是1956年上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第二次是1961年至1962年。
在1956年第一次随笔“复兴”之前,许多知识分子由于亲眼目睹或亲身领教这一场场的文艺政治化的批判场面,犹如惊弓之鸟。
大多数人选择了明哲保身、沉默不语。
那种具有现代理性批判精神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随笔是难得一见的。
当时影响较大的是陈笑雨以马铁丁笔名发表的一些随笔。
这类文章基本上是正面立论,对青年、工人、知识分子进行和风细雨的教育,而对时政的谏言或批评,那是比较少,而且也相当的谨慎。
而像夏衍的《报喜与报忧》、严秀的《论“数蚊子”》,韩川的《部务会议》、呼加诺的《狗为什么会叫?》等,那种将笔锋针对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随笔杰作,可谓凤毛麟角,委实不多。
这个情况一直延续至1956年上半年。
这一年的四月份,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 6月13日,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章,进一步阐述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
当代文学史考研知识点第五章十七年的散文第五章十七年的散文马铁丁:陈笑雨的笔名“司马龙”,张铁夫的本名,郭小川的笔名“丁云”中各取一字合成。
后来为陈笑雨一人专用。
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桥梁专家罗立正,保守顽固,居功自傲,在抗洪关键时刻延误抢救时机,造成损失,但免予处分;青年工程师曾刚因坚持原则和锐意改革而被挤出了桥梁工作队。
《本报内部消息》,陈立栋,“传令兵”式的官僚主义者,但善于揣摩上级意图,博得了好名声。
两篇受到了苏联作家奥维奇金“批评特写”的直接影响,采用了小说典型化的写法,深刻反映了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批判了官僚主义及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现象,同时也揭示了体制内存在的严重弊端。
郁风《浩伯伯——三十年的医生》,揭示农村缺少医药,生存窘境依旧。
关于人性与人情问题的文艺短论:1957年1月,巴人在《新港》发表《论人情》,共和国以来呼唤人性的滥觞之作。
1957年6月7日,《文汇报》,徐懋庸《过了时的纪念》1957年7月,《新港》发表王淑明的《论人性与人情》钱谷融《文艺月刊》,《论“文学是人学”》,从文学的对象、题目、目的、人道主义精神、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典型本质论的错误等方面,全面论述了“文学是人学”的合理性。
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最著名的是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还有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1961年,《文艺报》第3期发表《题材问题》,指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必须广开文路,提倡题材的多样化,破除题材上的清规戒律。
文艺八条:中宣部、文化部根据周恩来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制定并出台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通常所说的“文艺八条”,其中第一条就是进一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以纠正“左”的文艺思潮。
有人将1961年定为“散文年”。
邓拓以“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开设《燕山夜话》专栏,《三家村札记》:邓拓与吴晗、廖沫沙合用“吴南星”的笔名在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开设《三家村札记》专栏。
杨朔散文分析记得以前学过的一篇散文叫《荔枝蜜》,现在对于它的印象已经模糊了,更没有注意到它的作者是谁,直到最近学习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散文”,才对这篇散文的作者杨朔有所了解。
首先“十七年散文”,指的是以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间的这十七年中,作家创作的类型为散文的文学文本的总和。
而在这其中,处于公开发表状态下的散文又是十七年散文的主流。
在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散文作品中,以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较为出色与成功。
而这其中,又以杨朔的散文成就最高且自成一体。
杨朔,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
人们把他与刘白羽、秦牧并称为“当代散文三大家”。
他生前写下的散文,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散文,在意境创造、诗意构思、人物描写、谋篇布局、语言风格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诗的意境、诗的结构、诗的语言”的艺术个性,被文学界称为“杨朔模式”或称“杨朔体散文”。
杨朔的散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1949)主要内容是赞美革命,宣传抗战,抨击国民党。
艺术上采取写实手法。
作品回避自我,很少写到自己的感情。
散文比较简单和直露。
第二阶段,(1949-1955)生活画面变得比较开阔,内容较丰厚充实,抒情成分明显增强,表达的感情也由外露转向了内向和深沉。
第三阶段,(1955-1968)是杨朔创作的成熟期。
1956年,杨朔发表了《香山红叶》,这篇散文被认为是杨朔散文创作成熟的一个标志。
他的最大的特点是把散文当诗一样来写,随后创作了《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散文。
所以要了解杨朔的文章就要了解他在1955年—1968年所创作的散文,首先这段时期杨朔的题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迅速及时反映朝鲜战争的通讯特写,讴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过程中的英雄事迹及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的;二、赞美与抒写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成就、崭新风貌与普通劳动者平凡但却伟大的精神境界;三、叙写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美景,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歌颂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