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经验解析 危机与趋势_温铁军

1、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董筱丹薛翠温铁军一、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了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引发了海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

这场全球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本质上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扩张信用造成的。

从迄今为止的演变进程来看，主导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愈演愈烈的财政（政府债务）危机。

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是政府独有之政治强权创造的信用体系危机，我们才说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

（一）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特征渐次暴露出来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这是一场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与以往人们较多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差异显著，却内在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第一个10年西方政府不断增加债务的演化情况看，西方债务危机并未结束，进入第二个10年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发酵，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恶化。

1. 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规模。

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到2009年底，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0年8月底全球债务已达到39.6万亿，直逼40万亿大关。

与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债务压力相比，发达国家今天的负债局面更为严峻。

2009年全球债务中，前10个债务最高的国家负债总额占全世界全部债务79.09%，除中国和印度外，其他8个均为发达国家；这8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占全球全部债务的74.4%。

也就是说，当前的全世界政府债务中，绝大部分债务是发达国家的。

从债务的相对规模来看，北美、日本及欧元区国家的负债状况最为严峻。

3越是深入探索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越是充满了缺乏理论指导的困惑。

为了解惑才斗胆涉猎近现代史。

本打算通过资料研究,试着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去对二十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做点梳理,却不期然发现了困惑的原因。

原来,自己在实地调查中形成的那点粗浅的感性认识无论在思路还是主要观点上,都难以归入两种相对立的主流理论。

于是便加深了过去的不自信。

也许就是这种不自信促使我把自己的认识拿出来给大家批评。

捧读史书,归纳心得,我把百年来中国人追赶工业化浪潮,以及先后发生的四次由政府主导的资本积累过程归纳为 一波四折 。

所谓 一波四折延续了五千年的厚重的中华农业文明史,翻到二十世纪,终于到了一个非改变不可的特殊时刻。

但当她想要按照西方人的样子改变自己的时候,不仅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不愿意给她改变的机会,列强纷争下的世界割据也没有给后起者留下模仿 空间 。

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在这一百多年里进行了四次以自我剥夺为主的复杂的工业化历程。

每次都既有收益,也有成本。

对这个资源严重短缺的人口大国而言,任何成本大于收益的制度安排都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革命。

一、中国的发展问题,基本上是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超大型农民国家,在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紧张的压力下,主要通过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验过程。

有鉴于此,我把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概括为四次工业化。

即为: 洋务运动 及随后的工商业发展;民国初年大局甫定之后的 黄金十年 和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 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其后是改百年中国一波四折温铁军,革二十年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

二、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

由于政府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亿万传统小农进行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必然交易费用畸高。

于是,凡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政府就失败,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政府就成功,其所建立的制度就是总体收益大于成本的。

简言之,清朝在安定了二百多年、政府已经不能更腐败的条件下采用加税剥夺的传统手段,民国在战乱频仍中也没来得及创造出相对有效的制度,于是都自亡于过量提取农业剩余引发的社会冲突。

评论温铁军教授的8次危机与3次圈地运动(2012-12-18 15:11:09)标签：杂谈温铁军教授梳理了1949---2009年建国后60年时间中计有8次危机与开放后有三次圈地运动观点一：四次4000万人大失业第一次：1960年代的青年大失业而上山下乡，1970年代是隐性失业的第二次：1980年代初期的知青大失业从而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即用倒爷解决了就业问题，并且直接导致了1984年严打第三次：1990年代国企大下岗并且同时伴随民工潮只能用用国际市场解决就业问题了即全国打工搞外贸了，并且直接导致了1996年严打，好在解决问题是迅速的从而犯罪并没有太过份，因为人们可以有新的就业方式如服务业，如一夜之间什么歌厅，足疗之类的，如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就业，因为从1995---2005年是外贸的黄金十年第四次：2010年代之后事实上是再次出现了失业潮即大学毕业生失业潮，这个失业潮也是极其的严重，源于1999年大学扩招年1000万人高考，680万人大学生毕业，并且海归也变成了海待了。

好在低端劳动力在2004年峰值出现，即质变为用工荒了，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但是这不足以解决就业只有发展服务业与城镇化才能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如目前大规模地招收了社区工作者。

美国人需要每个月提供33万个就业岗位才能满足失业率在5.5个点以下，而中国人却是需要至少要提供100万个岗位以上才能基本保持社会稳定。

即年新就业达到1200万人以上。

这个失业潮事实上在10年代相当的明显的这与中国的人口高峰相关联。

观点二：两大雁阵产业转移模式：苏式与美式，苏式是大陆型的三线转移，苏式是2.5条线即东欧线（10国）与东方线（中蒙朝越四国）0.5线就是印度线，经互会为载体，易华贸易为主体，最终是失败的美式是海洋型的二线转移。

西线与东线（日本，四小龙），经合会为载体，美元货易为主体。

最终是成功的。

输出的是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

观点三：国际格局的演变1列强纷争1945年前到2双寡头垄断1945---1991，再到3一超多强1991---？。

中国发展经验的前后两个30年2013-09-24 08:41 来源：求是理论网作者：温铁军8月31日上午，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今年第八讲（总第五十二讲）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多功能厅）举行。

本次讲座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作了题为《中国发展经验的前后两个30年》的精彩演讲。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邵旭军，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赵建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系统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孙文科等出席。

开讲前，讲坛主持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介绍了本期讲坛的有关情况。

主持人讲到，本期讲坛邀请温铁军教授作为主讲嘉宾，有三点理由：第一，前几期讲坛主要围绕政治问题、文化专题和历史专题，按照排序这次轮到经济专题。

经济专题始终在读书讲坛占有重要位置，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是我们的主旋律，特别是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

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

第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各国学者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表示出极大兴趣，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责任对中国经验、中国发展道路有所把握和有所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倾听著名经济学家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中国经验，非常有必要。

第三，我们邀请温教授“二度出山”，正是因为温教授在读书讲坛二十四期讲的“中国的三农问题和三治问题”引人入胜，听众觉得非常过瘾，但是很不尽兴，今天终于有机会“且听下回分解”，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温教授开讲。

短短两个多小时的演讲，温铁军教授以经济学家理性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基于历史的视角，竖看中国六十年，从经济危机及应对策略的角度梳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的金字塔形双稳态经济/社会结构温教授指出，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和发展实际上形成了金字塔形双稳态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上我们是个金字塔，底座是庞大的物质财产。

读温铁军教授中国政府解救危机原因的感想文中首先提出的就是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这样一个特殊国情。

巴西原住民人口只占5%，30%多是混血人口，60%多是外来的殖民者人口和他们的后裔，美国的原住民人口只剩2%，而中国始终保留着几乎百分之百的原住民分布，乃至亚洲也是没有被殖民化过的原住民大陆。

并将世界一分三部分：欧洲；美洲、澳洲、半个非洲；亚洲分别为殖民地宗主国、殖民化大陆、原住民大陆。

温家宝一上台就认同三农，重视农民利益，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农村医疗服务等社会保障水平。

往农村通水、电话、宽带，实现农村五通，30年承包到户，经营所有权归农户。

在当前很多学者倾向于我国将会大规模推进农地的集中化经营，通过土地规模化经营条件下形成自由市场交易，形成规模农场，更利于参与国际竞争的现状下，温教授提出这样的观点确实足够震撼。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大农场、巴西也是，这都是我国目前学习的主要对象。

恰逢第二次工业革命，20C70S前后产业大转移，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制造业向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转移，出现“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

1978我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大规模向外迁移剩余劳动力的的阶段，为我国近30年的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以及20世纪末、21世纪初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产业得到大发展，我国得以连续近30年的快速发展。

在2008年政府大规模投4万亿进入基建和信贷领域之后，多辗转流向房地产领域，房地产延续“黄金”行情。

而实体领域则并非主要流向。

2011年前后，民间融资盛行的郑州担保行业危机四伏，民营中小企业多数面临资金紧张，民间借贷风波不断。

自2008年之后也出现类似讨薪难、包工头卷钱跑路、产品积压过剩等社会难题，国家总理直接成为讨薪代表，这些都集中反映了当时阶段的社会疑难问题。

至于制度方面，我国的近代史也是一部西学东渐的学习应用史，经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后等等大规社会文化变革，最终推动了社会、政治的演变。

全球危机与中国的乡村振兴——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教授作者：本刊记者陈偲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2019年第9期本刊记者陈偲编者按: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 周年，近日，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举办了“新时代学习大家谈”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教授围绕“全球危机与中国的乡村振兴”发表演讲并接受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期刊《行政管理改革》专访，重点就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与路径等话题作了介绍交流。

《行政管理改革》：温教授，您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等职务，长期从事经济理论、“三农”问题研究。

请您在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谈谈您对乡村振兴的理解。

温铁军：过去谈到乡村振兴，其重点是国家的生态文明转型。

因为城市一般来说是反生态的，容易使用标准化的建筑设计体系，变成了“水泥的森林、柏油的沙漠”。

城市建设尽管代表着工业文明的成果，也意味着资本在城市的高度集中，离多样化的生态也渐行渐远。

而对于乡村振兴，如果多样化是生态文明最重要的内涵，那多样化是自然存在于乡村的。

因为乡村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本身就是多样化的生态。

中国的地形条件复杂，大部分国土面积是山区高原等，不同的村社存留在了多样的自然界。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想转型为生态文明，需加强乡土社会的建设，以乡土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作为基础，生态文明的多样性内涵才能存在。

《行政管理改革》：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在经济发展方面，您如何理解中国道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温铁军：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需要从历史维度、国际背景比较等方面出发。

二战期间和二战后迅速崛起的国家，基本上采取发展主义的路径实现现代化，即宗主国通过殖民扩张形成原始积累。

地方竞争与中央风险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课程前言田桐：今年6月国家审计署在其官网上发表了一个报告，重点阐述了36个地方政府在2012年的债务审计，而审计结果也表示36个地方政府在2012年的年底的债务情况是3.85万亿元，较2010年的年底增长了12.9%，而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于中国债务的数据水平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是2012年中国广义政府债务超过了GDP的45%，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数据我们有没有理由去担心中国面临到的地方债务危机，而中国在改革之后带来的利益同时会有哪些的麻烦带来？就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来为我们阐述《地方竞争与中央风险》，欢迎温教授。

解说：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温铁军教授是我国农村经济基础方面的三农问题和乡土中国治理结构的三治问题等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试验研究专家，温铁军教授主张深入实地调查，形成问题意识，坚持从历史视角考察事物发展的脉络，倡导理论逻辑的起点必须与经验过程的起点一致，才能真正做到联系实际，由此才能对制度变迁的国别比较研究超越一般意识形态化研究的羁绊，实事求是地探寻复杂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

田桐：非常感谢温教授您再次来到我们大讲堂，那么其实咱们今天谈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具有现实实际意义的，就是我们上半年可以看到世界金融组织主流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评价，但是到了下半年就会有预测说下一个有可能是中国爆发金融危机，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在短短一年之内这样态度非常大的转变？温铁军：其实世界范围内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危机的发生是风险不断累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的表现为危机形式，这是个规律，特别是当从20世纪80年代金融扩张开始以来，危机一个接一个地爆发，而且主要爆发在金融资本跟地产资本的结合上，第一个爆掉的是1990年的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崩溃，从此日本进入叫做“失去的二十年”，大家看在这个爆发之前呢东京的房价高于世界上任何城市，接下来第二个崩掉的泡沫是东亚四小龙，四小虎的这个东亚金融危机，它也和物业价格的过分高涨有相关性，2001年在拉美爆发的危机，接着呢拉美危机最终呢会演化到美国，也是因为房地产的次贷泡沫演化成的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都是房地产危机和金融危机几乎是同步发生的，现在人们开始关注认为这个该转到。

《当代中国经济》读书报告《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读后感马飞远3120100092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作者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分析认为，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

中央政府也开始重视“三农”问题，并在2009年运用“三农”政策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软着陆”。

对我感受最深的不是作者对八次危机的回顾，而是他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与分析的“去意识形态化”。

下面，分几点谈谈我的看法。

（一）“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方法温铁军教授认为一定要把构建理论逻辑的起点放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这种逻辑分析才具有起码的工具理性的可能，而不能随意割断历史，随便找一个意识形态确定的所谓起点，然后建立被主流话语框定的所谓实证分析，这就很容易被套进意识形态体系却不自知。

我非常赞成温教授这种分析精神，但是同样地，我觉得仅靠经验还是有所欠缺。

如果试图构建一个具体模型去解释，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更清晰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温铁军认为，中国是个小资社会，从建国之初就是这样。

“1949年中国建立的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国际社会一直有争论。

如果给全国88%农民都分了地，那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就是小资，毛泽东早年就说过，我们只是一个小资产的汪洋大海，说的就是当农民都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时候，中国就是小资国家。

”温铁军教授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力十分敏锐，他把握住了构成中国社会最基础的农民群体（尽管这一基础随着城市化逐渐消失）。

中国的特殊的城乡二元体系让城市这个“高风险”经济区域有向农村社会软着陆的空间。

（三）中国城市化是好是坏？中国正在快速城市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城市化速度是几乎每年1%，中国的城乡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

农村承担中国八次危机代价转一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

温铁军教授的文字。

这是中国为数不多，对城乡二元经济问题看得比较透彻的学者。

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问题会长期存在，新城镇化运动为的是平衡二者间的矛盾，而非扩大二者间的对立。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如果问题被极端化，则可能出现新的失衡。

历史上特定的事件成因，背后都有那个时代的经济矛盾与地缘政治尶尬。

于国之道，特定时期所采取的策略，本无绝对的对错，只是不得不为之。

文字中最后一段话“中国的城乡结构并不是一个被人们激进得认为严重不合理的结构，乡土社会是产业资本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如果我们过快过早得把乡土社会破坏，再发生危机的时候将无处寻找软着陆的条件。

”值得决策者深思。

60年代：知识青年下乡是资本原始积累代价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我们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外资投入，带来了四次大规模的危机。

第一次是1960年，GDP增长、经济支出、财政盈余都纷纷下降到零值线以下，大危机爆发，中国有了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

1960年的危机总爆发引发的重大成本转移给社会，这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代价。

当没有外部资本投入的时候，用成规模的劳动力投入才能替代稀缺资本，但是，单家独户的个别劳动力替代不了极度稀缺的资本要素，只有把劳动力成规模的集中并且准军事化投入时才能替代，因此每个人民公社都是民兵团，大队是民兵营，小队是民兵连，是准军事化建制，集中劳动进行国家基本建设。

那个年代是人海战术，没有资本，不用劳动力靠什么？成规模的集中农业剩余，才能把农业剩余送到工地，那时唱着歌上工地。

国家集中了农民剩余，送到基本建设工地上，就跟驴前面吊一棵青草就跟着走是一个道理。

我这并不是说什么不好的话，只想调动劳动力上工地得用让他吃饱饭来调动。

我们当时在村里就吃不饱。

别以为原始积累那么干净，都是唱着歌，打着红旗去干活吗？都是学雷锋干好事吗？如果不调动积极性，怎么愿意去工地呢？我们的原始积累就是这样。

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教授课程前言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据统计在1978年至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因此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2010年据日本内阁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曾经说过，世界上还从未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对中国经济的一片赞扬声中却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就指出，中国自建国以来的60年间，其实已经发生了八次经济危机，新中国到底经历了哪八次经济危机？这八次危机又是如何化解的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温铁军教授做客《世纪大讲堂》，来为我们拨开迷雾揭示中国的真实经验，让我们欢迎温教授。

解说：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温铁军教授是我国农村经济基础方面的三农问题和乡土中国治理结构的三治问题等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试验研究专家。

温铁军教授主张深入实地调查，形成问题意识，坚持从历史视角考察事务发展的脉络，倡导理论逻辑的起点，必须与经验过程的起点一致，才能真正做到联系实际，由此才能对制度变迁的国别比较研究超越一般意识形态化研究的羁绊，实事求是地探寻复杂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

王鲁湘：温教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世纪大讲堂》，我记得是上一次我邀请您，就您的最近的这一本将要出版的新书来专门给我们观众做一个演讲，这本书现在我已经拿到手了，出版了，《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标题非常耸人，标题非常耸人。

温铁军：对不起。

王鲁湘：那么您这八次危机是指1949年，就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到今天的这60年间的八次危机，是这个时间段来的。

告别百年激进—温铁军第一个是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告别了以前的百年短缺，进入了经典理论意义的过剩时期。

所谓百年短缺，是指当大多数非西方工业国家在殖民化时期遭到侵略和瓜分时，都会认识到船坚炮利是一个制胜的法宝。

这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当然就是西方工业化。

于是，后发国家都会以先发国家的工业化作为目标模式来赶超。

而一旦要进入工业化，就会首先遭遇一个挑战，叫“资本极度稀缺”。

可工业化却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投入的经济过程。

特别是中国，如果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想形成西夷的坚船利炮的话，就意味着要发展军事工业，而军事工业更是一个需要不断追加更高投资的经济过程；而且因为不属于民生经济而不产生常态的经济回报，除非用军事工业的产品去打别的国家，占有了别的国家资源，才能有军事投入的正向回报，否则没有回报。

制造了大量的炮、枪，放在仓库里，在不使用时是纯消耗，并且为了维护，还需要不断上油，擦洗，还要有人看管，这些都不产生正向的投资回报。

当然，另外一种使用就是形成国家军事力量来防止甚至阻遏侵略。

但是在大多数先发国家，军事工业产品主要都是用于攻打别国，获得别国的资源和市场。

因此，两个常识必须记住：其一，一般工业化是一个不断追加投资的经济过程，而军重工业的投资量更大，如果不对外作战，并无回报。

其二，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没有起码的工业化基础，要进入工业化就必须先有资本，所以首先面临的挑战叫做“资本极度稀缺”。

为什么特别强调“极度”二字？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的分析逻辑之成立，恰在于认为生产力诸要素都具有“相对”稀缺性，西方经济学所讨论的一般经济过程，都没有要素极度稀缺的情况，比如说劳动力要素极度稀缺是零，没有劳动力如何讨论要素的优化配置？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到亚当斯密，认为可以在要素相对稀缺条件下使用市场看不见的手优化组合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但是没有分析在资本要素极度稀缺、甚至稀缺至零的条件下怎样依靠市场达到最优配置。

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难按照一般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来构建或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因为，他们首先面对的都是资本极度稀缺。

董筱丹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治理危机一、"三农"与"三治"相关——建立乡土中国的问题意识（一）乡土中国"三农"与"三治"问题的历史背景与国情矛盾在人口与资源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约束下，中国人不仅只能依托全球10%的耕地和5%的水资源维持20%人口的生存，而且是在不能如殖民主义向海外转嫁矛盾的约束下完成了内部化的原始积累实现了国家工业化。

此期间的重大理论缺憾，在于鲜见制度变迁中不同主体之制度收益/成本的不对称性研究：因极大地得益于通过农业集体化为组织载体的集中体制向"三农"转移国家工业化的制度成本，而导致了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几无组织载体为条件却仍然向"三农"转移工业化成本的"路径依赖"（温铁军，1996）。

在农村改革30年后的新世纪来临时，制度演进的资源"硬约束"——日益严峻的国情矛盾更加突出！不仅2亿多农户8亿多农民人口分散经营"细碎化"土地大致如旧，而且人均和劳均耕地面积，农业产值占比，农民收入相对增速都大幅度下降。

如果技术进步对生产力的实质性促进不足以缓解这种资源"硬约束"，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就只能愈益表现其本属哲学意义的对抗性；虽然并非自始至终表现为紧张冲突状态，但却必然与外部环境变量高度相关：无论何种体制、何种意识形态，每次宏观经济危机及其后的萧条阶段，都会加剧农村中的经济关系紧张状态。

中国在大包干完成了去组织化的改革以后，这种宏观波动导致的经济关系紧张，便缺乏缓冲地直接加剧了农村的社会关系紧张。

（二）"三治"问题的历史与国际比较：一个经典理论的基本问题中国2004~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尽管随着免除农业税费，农村上层建筑发生了重大"量变"——各地以大规模"撤乡并村"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结构自发调整持续进行，但人民公社解体以来存在了20多年的乡村两级治理体系如何进一步"质变"，亦即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质性改革，仍属悬疑；并继续发挥着其对于已经到处发生的农村对抗性冲突的"路径依赖"作用——因农民负担过重导致的对抗性冲突明显减少，然而，30年来条块分割政府体制下得以强化的各种涉农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关系复杂，矛盾随即浮现。

评论温铁军教授的8次危机与3次圈地运动(2012-12-18 15:11:09)标签：杂谈温铁军教授梳理了1949---2009年建国后60年时间中计有8次危机与开放后有三次圈地运动观点一：四次4000万人大失业第一次：1960年代的青年大失业而上山下乡，1970年代是隐性失业的第二次：1980年代初期的知青大失业从而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即用倒爷解决了就业问题，并且直接导致了1984年严打第三次：1990年代国企大下岗并且同时伴随民工潮只能用用国际市场解决就业问题了即全国打工搞外贸了，并且直接导致了1996年严打，好在解决问题是迅速的从而犯罪并没有太过份，因为人们可以有新的就业方式如服务业，如一夜之间什么歌厅，足疗之类的，如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就业，因为从1995---2005年是外贸的黄金十年第四次：2010年代之后事实上是再次出现了失业潮即大学毕业生失业潮，这个失业潮也是极其的严重，源于1999年大学扩招年1000万人高考，680万人大学生毕业，并且海归也变成了海待了。

好在低端劳动力在2004年峰值出现，即质变为用工荒了，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但是这不足以解决就业只有发展服务业与城镇化才能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如目前大规模地招收了社区工作者。

美国人需要每个月提供33万个就业岗位才能满足失业率在5.5个点以下，而中国人却是需要至少要提供100万个岗位以上才能基本保持社会稳定。

即年新就业达到1200万人以上。

这个失业潮事实上在10年代相当的明显的这与中国的人口高峰相关联。

观点二：两大雁阵产业转移模式：苏式与美式，苏式是大陆型的三线转移，苏式是2.5条线即东欧线（10国）与东方线（中蒙朝越四国）0.5线就是印度线，经互会为载体，易华贸易为主体，最终是失败的美式是海洋型的二线转移。

西线与东线（日本，四小龙），经合会为载体，美元货易为主体。

最终是成功的。

输出的是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

观点三：国际格局的演变1列强纷争1945年前到2双寡头垄断1945---1991，再到3一超多强1991---？。

温铁军：中国农业困境与生态化解困按照很多专家的分析，2016年应该是中国经济下滑到底的一年，产能过剩的话题这几年也一直在讲。

但这些讨论很少跟农业企业现在面临的形势直接相关。

其实，早在1990年代中期，当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提出粮食增产和人口增加的曲线是并行的，在中国没有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条件下，以国内的粮食生产为主来保证国内的需求，那如果粮食在短期内连续增产，就会出现过剩。

1990年代出现过粮食四连增，曾经导致库存费用过高、财政补贴、银行占压等一系列宏观问题。

进入新世纪，当我们开始强调“三农”问题、加强农业投入时，又出现了粮食十二连增，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说法是：“三农”支出现在是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项，2014年已超过11300亿元，2015年应该会进一步增长，大概每年有10%的增长率。

客观来看，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都非常大。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地板价”(最低价)在国际价格的“天花板” (最高价)之上，这种倒置的结构很难持续。

所以，由于长期的粮食过剩，没办法再增加库存，从2016年开始要减少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化肥补贴、农药补贴等。

这样就会产生连锁反应，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很难保证，农资生产企业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再看看国际形势，我们跟那些大农场模式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陆续签了自由贸易协定，这就对国内农产品形成了市场空间的挤压，因为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价格很低，产品质量又好，而国内的价格很高。

总体来看，2016年农业的国内、国际情况都是不利的。

这个冬天恐怕会比较难过，下一个春天可能比较短暂，下一个夏天可能比较炎热，接着就是秋风肃杀，形势不会太好。

一、世界农业的三大模式在我们以往的农业教学中，使用的教科书基本是西方的，因此无法解释世界的农业形势到底如何。

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形势不再是单一的产业问题，比如美国也有沙尘暴，他们那种大农场模式也是破坏环境的。

中国要扛住输入型危机还得靠国有大资本2015-06-08 14:40:48 来源：战略与管理微信作者：温铁军点击：1986 评论：3（查看）分享到：12西方发生危机，最大的体制优势是可以把成本转嫁出去。

成本转嫁，在我们过去的工业原始积累阶段，是向农村转嫁。

现在我们加入全球化，正接受西方的成本转嫁，这叫做输入型危机。

由于西方的优势在于可实现代价转移，因此导致冲突往往爆发在发展中国家。

比如，北非现在变成了人道主义灾难地区，在“阿拉伯之春”的冲击下，原有的国家形态被摧毁，退化回分散冲突的部落制。

老百姓没法生存，大规模地偷渡，跑到南欧国家谋生，以致后者不堪重负。

这一地区环绕地中海，不论何种制度接二连三地爆发危机，也称做地中海危机圈。

我们再看中美关系。

我们现在跟美国维持的是双方“战略接近”，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对美“双重供给”——一方面中国向它出口廉价商品，造成它的经常项目逆差;一方面中国贸易盈余又对美输出资本，导致它的资本项目顺差。

所以对西方来说，我们的作用是“the more，the more”，功不可没，贸易逆差越多，资本顺差越多，这就叫做中国对美的“双重供给”。

成为中美战略接近的、或者像夫妻关系的实质性内容。

中国对外的双重供给，造成现在国内的“双失灵”。

制度成本不断地向我们内部转嫁，国内的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化。

“三大差别”(东西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恶化导致的不稳定，最终的代价是向农业转嫁，当农村也不能承载的时候，就向资源环境转嫁，所以农村现在的环境恶化问题也起源于城市承载全球化的代价。

不妨从头说起。

上面这张图告诉大家二十年来金融资本的变迁，从小到大，现在全球GDP和泡沫经济之间的比值已经是严重的不合理了。

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的内在特性造成虚拟化扩张，是不可持续的。

虚拟资本经济的交易，一半以上发生在美国。

同理，美国也占据全球一半的军费开支，足以用军事政治强权维持对全球转嫁金融资本经济泡沫化的代价。

温铁军:从三农研究到中国经验2019-09-25退休后的温铁军似乎⽐退休前还要忙碌。

中国⼈民⼤学明德楼9楼，温铁军的办公室是在⼀个普通⼤⼩的办公室⾥⽤玻璃隔出的1/3空间。

5⽉13⽇，62岁的温铁军正式辞去中国⼈民⼤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第⼀任院长的职务。

这⼀天上午，他在接受学校组织部门的例⾏谈话时，有两拨媒体记者在他的办公室⾥等候采访。

在此之前的周六，温铁军作为演讲嘉宾参加了两个级别很⾼的论坛。

作为国内三农领域和乡⼟中国治理领域⾥明星级别的专家，他的观点深刻独到。

和退休前不同的是，没有学术“官位”的羁绊，他的观点更加尖锐且⽆所顾忌。

温铁军被媒体所关注更多是因为他是⼀个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者。

从2003年开始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和晏阳初⼀脉相承的是，温铁军要通过这种建设⽅式，⼒求从制度上和改变农民⾃⾝上探索解决三农问题之道，达到重建乡村、改良社会的⽬的。

⽽引起业界和媒体⼜⼀波热切关注的，不是他在三农领域⾥的研究新成果，⽽是他的⼀本新书——《⼋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在书中，他对新中国60年的发展经验作出独出机杼的梳理和总结，给⼈以颠覆性的震撼感。

“我要把时间多留给⾃⼰⼀些，有五本书计划要出版。

”温铁军说。

⽽他的博⼠⽣董筱丹告诉记者，其实⾄少有8本书已经摆上了他的⽇程。

与三农结缘爷爷是商⼈，“旧社会的剥削阶级”，⽗亲是⼈民⼤学的⽼教授，温铁军出⾝于典型的知识分⼦家庭，⽽他的命运却在国内政治运动的⼤势与个⼈选择的偶然结合中与三农结下了⼀⽣之缘。

17岁，初中尚未毕业，温铁军就随着上⼭上乡的⼤潮到⼭西汾阳插队，⼀去就是⼗多年。

“我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滚爬，滚出了⼀⾝泥巴——我不再是⼀个传统的读书⼈出⾝的⼩知识分⼦，⾄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兵、⼯⼈。

”从⼈民⼤学毕业后，⼤概是1985年到1995年间，温铁军⼜从事了11年的基层调研⼯作。

这期间，他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作经历对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