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法治体系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法治体系与国家治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的核
心和基础，反映出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完整体系。
正是由于法治体系体现出“尊法、平法、定法、执法、惩法”的五大
特征，才能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及社会治理获得规范、秩
序和稳定。
首先，法治体系保证了国家治理的正确性和合法性。
法治体系提
倡宪法法规的遵循和尊重，这有助于控制地方政府及其他政府机构的
独断行为，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管理和协调。
其次，法治体系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当公民有权利在
国家中敢于发表自己意见时，国家的治理就能更加有效，有效的国家
治理可以确保全民共有利益。
此外，法治体系还有助于完善国家的治理环境。
完善的治理环境，不仅可以为全体公民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也可以帮助他
们更好的发挥自身潜能，实现个人发展与全民发展的一致。
最后，法治体系也有助于建立国家有效的治理机制。
建立有效的
治理机制，可以加强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法治体系与国家治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
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法治体系保证国家治理正确合法、提升国家治理
有效性、完善国家治理环境以及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等方面。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是指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内所形成的体系架构及其运行方式和机制，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行政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制度等多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体，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运作模式。
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国家政府在治理体系内发挥的作用和实现社会稳定与繁荣的能力，包括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危机应对、信息披露、社会保障等方面。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政治体制改革、权力制约与监督及公共参与。
政治体制改革旨在改善政治制度。
权力制约和监督旨在维护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公共参与则是发挥公民力量和社会力量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效率。
在政策制定方面，政府需注重科学制定决策和法制化决策，注意制度设计和完善信息化平台。
在政策实施方面，政府需注重实施过程中的风险管控和协同管理，加强部门间、层级间、区域间合作。
在危机应对方面，政府需注重应急管理和危机预警，确保在出现突发事件时能够快速、有效、高效地反应和应对。
在信息披露方面，政府需注重信息透明和公开，提升公共信任。
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需注重财政投入和制度保障，提高社会保障的普及和保障水平。
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
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实现中国梦。
治理概念解析作者：张冲来源：《新丝路（下旬）》2018年第06期摘要：本文在梳理国内外著名学者有关治理涵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全球治理与善治的概念作了阐释。
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全球善治，依赖于各主权国家交织而成的关系之网，在这个网络中，每个成员形成了彼此不可或缺的相互依赖关系。
关键词：治理；全球治理；善治一、治理的涵义詹姆斯·罗西瑙作为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在对比治理与统治的异同基础上界定了治理，他认为，与统治不同的是，治理的内涵更为丰富，它既包括政府机制方面的内容，同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机制方面的内容，并且随着治理范围的逐渐扩大，各种不同的个体和组织能够凭借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目标和愿望。
俞可平则认为，治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确立和维护秩序以便满足人们的需要，治理的目标就是为了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指引、约束和规范人们的各种活动，进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当然也会兼顾实现个体的自我利益。
二、全球治理对于全球治理，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来具体认识。
第一，全球治理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各主权国家。
其范围已经进一步扩展到了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形成了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
第二，全球治理已经跨越了传统领土政治的范畴。
领土是民族国家的本质属性，领土政治历来都是受到普遍认同的国际政治形态，它代表着治理的合法性以及权威的有效性，而且仅仅适用于一国疆域范围之内，传统国际政治尽管也会试图处理一国领土范围以外的政治事务，但终究还是以领土政治为基础，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对国际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始终都非常有限。
全球治理的兴起则冲破了领土政治的藩篱，与之相应的现象则是非领土政治方兴未艾，集中表现为非国家行为体大量涌现以及跨国活动与日俱增。
第三，全球治理在方式上从等级性、强制性管理转向自愿性、协商性、平等性和网络化管理。
全球治理从权力的属性和运行上都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管理。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状与进展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从古至今，中国的治理和管理都体现出其独特的特色。
在当前的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展现出不同于过去的新面貌和新特点。
一、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状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政府监管更加严格当前，中国政府在对各类企业、企业家、公职人员等方面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打击腐败、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已然成为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
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如立法、司法、维稳、宣传等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落实，使整个社会得到了全面的监管和改善，从而确保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银银沸腾，GDP不断上升，人均收入得到了明显提升。
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便在于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居民的生活不仅更加安逸，而且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更加有创新和活力，这推动了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上的不断提高。
三，制度创新更加突出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对公共事务的处理运用了丰富的制度设计，通过不断制定、改进制度制定适应新时代特点的各项制度，各由其职、各尽其责，使整个政府的任职、用人方面都更加合理和透明，组织更加高效，有效促进了国家治理的进步和发展。
二、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进展首先，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每一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
经济上，中国已成为全球这个时代最为活跃的经济体之一，且已成为最大贸易国家之一。
这在提高国家的全球影响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其次，国内经济上的不断增长也在社会事务上有着相应的影响，社会车站提高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其次，通过加强政府监管、维护公共安全和权益，中国的政府形象也得到了更加全面、更加合理的表现。
国家的管理、制度、技术等方面都得到了不断的更新和发展，使整个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同时将各类公共事务的发展推向顶峰。
最后，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在促进国际关系上，也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内容解说1.引言1.1 概述概述部分的内容应该是对全文的一个简单介绍，引起读者对全面依法治国这一主题的兴趣。
以下是可能的内容：在当今社会，全面依法治国被普遍认识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本文旨在探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以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现实意义。
全面依法治国意味着依法行政、依法执政、依法裁判，它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公平正义，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然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同时仍需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措施。
通过本文，我们将深入探讨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和挑战，并提出促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相关建议和措施。
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对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包括本文的整体结构安排和各部分的功能说明。
具体可以写成以下内容：文章结构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论述中，本文将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现实意义，以及总结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和挑战，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议和措施。
引言部分引言部分概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思想和目标意义，对全文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进行简要介绍，并提出本文的写作目的和意义。
正文部分正文部分将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探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包括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观，以及全面依法治国对于法治社会建设、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其次，分析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现实意义，包括法治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保障人民权益等方面所带来的实际效益。
结论部分结论部分将对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和挑战进行总结，回顾全文的主要观点和论证，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同时，提出一些建议和措施，以加强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力度，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通过以上结构安排，本文旨在全面探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总结其优势和挑战，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提出具体建议和措施，为构建法治社会和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参考和借鉴。
1．含义：一般认为，最早对合法性加以系统阐述并上升为一种理论的是德国的马克斯•韦伯。
法国政治学家马克•思古德指出：“合法性事实上与治权有关系。
合法性就是对治权的认可。
”李普塞特指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
合法性的政治学涵义大多是与政治秩序、政治统治、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考虑到政治权力是建立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实现和维护政治统治的前提。
结合上述研究者的看法，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可以被界定为政治权力主体的权力及其行使得到政治权力客体认可和自愿服从的能力和特性。
从政治学意义上来讲，合法性与法律规范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2. 来源：韦伯根据合法统治的特征，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统的来源。
二是克里斯玛型或个人魅力型的来源。
三是法理型来源。
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三种来源都是理想的纯粹的类型，现实中并不存在三种合法性类型时间演变上的先后次序，甚至也不存在纯粹的传统型、克里斯玛型和法理型合法性来源，历史上存在的合法性形式，都不同程度的依赖与三种类型的混合。
在帕森斯看来，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社会的价值规范系统。
迪韦尔热看来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不过来源于政治系统的全部或大多数成员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而出现的一致同意的情况。
戴维•伊斯顿也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存在意识形态的、结构的和个人的三种来源，其中，意识形态来源是基于道义上的理由而认可和信任政治权力，结构来源是源于对结构和规范的效度的信仰和而产生的对政治权力的信任，个人品质来源则是基于对统治者的个人品质的信任而产生的对政治权力的认可。
他认为系统成员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可以区分为“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特定支持是由于系统成员自身利益的要求得到某些具体满足时而产生的支持，而散布性支持则不同于特定支持的功利性考量，其主要来自成员对认同或者服从一个高尚事业或目标的精神满足而不是任何具体的物质利益。
在“国家宪法日”座谈会上的致辞尊敬的各位嘉宾、同事们：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全体工作人员，热烈欢迎各位莅临参加“国家宪法日”座谈会。
在这个庄严的场合，我感到万分荣幸，并怀着崇高的责任感，向大家致以衷心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福！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庆祝“国家宪法日”，同时也是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宪法精神，进一步推动宪法在每个人心中的根植，将宪法的权威和力量注入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宪法是我们国家的基础法，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共同遵守的法律准则，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总纲。
宪法日的设立，旨在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意识。
此刻，让我们共同回顾宪法的历史，展望宪法的未来，深入思考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首先，宪法是国家治理的总纲。
宪法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及其运行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行使方式。
它用清晰的法律条文，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规定了国家各级组织的职责和限制，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正是依托宪法这个总纲，中国的政治生活焕发着蓬勃的活力，人民的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国家的发展蒸蒸日上。
其次，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宪法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使其成为所有法律的基础。
我们的宪法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益，保护了各民族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为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持。
宪法不仅是国家立法的依据，也是司法机构判决的准绳。
在法治建设中，宪法的权威性和约束力无疑是核心和灵魂。
第三，宪法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
作为法律体系的顶端，宪法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人民安宁具有重要意义。
宪法既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也是各项法律的公正裁判标准。
宪法为国家各项政策和决策提供了思路和方向，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今天这个座谈会上，我们重点关注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实践应用，期望通过与各界人士的交流与研讨，提高大家对宪法遵从和贯彻的认识，加深对宪法实践应用的理解，推动宪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发展和完善。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双月刊）JOURNAL OF HUNA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21年2期（总第428期）No. 2,2021General No.128民主法治法学思维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刘淑芳（中共邵阳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湖南邵阳422000）摘要：法学思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思维。
法学思维包含 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
法律思维规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 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合法性、正当性、有效性。
法治思维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要求尊崇宪法法律、强化法治监督、保障公民权利、抓好“关键少数” o 法理思 维显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阐释了从一元管制迈向多元共治，重新构建权 力一权利结构，形成多维复合型价值取向。
关键词：法学思维；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 （ 2021 ） 02-0057-07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前奏[1]o 法学思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思维。
法学思维是运用法律规范及其价值对问题进行思考、分 析、明辨、判断的一种思维方式⑷5。
用法学思维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一、法律思维规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律思维的主体是法律人，特征是规范性，旨在用法律考量和规范一切社会活动。
法律思维包含合法性思维、权利义务思维和程序性思维等思维方式。
运用法律思维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用法律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 行规范。
（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合法性合法性思维是法律思维中最核心的思维方式。
顾名思义，合法性思维就是按照法律 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思维方式邮*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运 用合法性思维就是围绕国家治理的制度、行为、利益和关系进行合法性与非法性判断。
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制度、政策与效能之间的关系，深入探究国家治理的根源，并对中国的制度优势及其效能转化进行兼论。
制度作为社会行为的基本框架，对于国家治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而政策则是制度的具体实施手段，其制定与执行直接影响着治理效能的实现。
因此，本文将从制度与政策两个层面出发，分析它们如何共同作用于国家治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的制度优势以及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实际的治理效能。
具体而言，本文将首先梳理制度与政策的基本理论，为后续分析提供理论支撑。
接着，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本文将总结当前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现状，并指出其中的不足与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点分析中国的制度优势，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方面，探讨这些制度是如何为国家治理提供有力保障的。
本文还将关注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问题。
通过对中国近年来政策制定与执行情况的案例分析，本文将揭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等原则如何得到贯彻，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与评估机制如何发挥作用，从而确保制度优势能够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本文将对全文进行总结，提炼出制度、政策与效能之间的关系模型，并对未来国家治理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的根源、优化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有益的参考，同时也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二、国家治理的理论框架国家治理，作为现代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指国家政权通过制定和实施制度、政策，以管理和调控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这一过程涉及到多个理论维度，包括政治权力、制度安排、政策执行、社会参与以及效能评估等。
政治权力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政治权力决定了谁有权制定和执行制度与政策，以及这些制度与政策如何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公共利益的实现。
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稳定性和效能。
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周雪光、冯仕政二文的再思考蔡禾摘要：任何国家治理都必须解决治理的有效性与治理的合法性问题，周雪光的文章指出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困境，冯仕政的文章指出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困境。
本文试图从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关系去解读当下国家治理的逻辑和问题。
关键词：威权国家革命教化政体有效性合法性近年来，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文献众多，产生了许多堪称经典的作品。
不过多数此类研究往往关注于某一治理具象，例如，承包制如何导致“政府及厂商”的后果①，税制改革如何导致乡村治理的失效②，“经营城市”治理行为的分析③。
另外，多数此类研究都把研究背景放在改革开放这一时间空间下，企图从转型来解释今天的治理问题是如何发生的，例如渠敬东等人的研究提供了这一研究的典范④。
不过，这种理论企图背后似乎有一个默认的假设，及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治理没有今天的这些治理问题，而这一前提是否真实是值得讨论的。
例如，今天我们看到的国家治理中的中央集权与向地方放权的纷争与计划经济下的“条块之争”其实是有同质性的。
所谓“条”，体现的是以中央政府部委为主实施政府治理的集权方式;所谓“块”，体现的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实施政府治理的分权方式。
事实上，在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治理中的“条块之争”没有间断过。
正因为如此，研究国家治理问题，如果仅仅对某一治理具象做出研究，回答某一种治理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或者只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国家治理做出研究，回答经济体制改革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是不够的。
因为尽管这些研究能非常好地解释某一治理具象产生的原因，但是它无法回答为什么在同一时间内，各种看起来矛盾的治理问题会在同一时期内存在?例如，我们既可以看到诸如计划生育、汶川赈灾这样高度有效的治理行为，也可以看到许多政府在实现自己治理意愿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和困难，甚至“分割”。
例如，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不得建立高尔夫球场，但许多地方的高尔夫球场建设仍然未停止，⑤即使是征粮征税这一几千年来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当然之事，往往靠正式的制度也无法实现。
⑥而且这些治理问题会周期性地循环出现，堪称顽疾，为什么?要回答以上疑问，需要有更为宏观的视角和长时段的视野。
《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刊登的周雪光的《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⑦和2011年第1期刊登的冯仕政的《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⑧两篇文章也是对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但我以为周雪光和冯仕政的文章都是试图超越治理具象和转型这一特定时空，站在一个更为宏观的立场上开展的研究。
正如周雪光在文章中指出的，他们试图回答：“是不是有一个理论视角，一个大的思路，可以把这些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不同形式的现象和问题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
他们的研究是极有特色的，但是也为后面的研究留下了许多可以再思考的空间。
任何国家治理都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所以在一个关于国家治理的宏观解释框架中，治理的有效性与治理的合法性都应该拥有自己的位置，并能够从二者的关系去说明国家治理的逻辑和问题。
我在后面的分析中，将尝试沿着这两个线索展开分析。
一、治理的有效性——一个基于结构功能的分析中国是一个一党领导、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许多学者用“威权主义”来表达中国国家威权体制并非只有中国才有。
但在周雪光看来，建立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多元的、发展不平衡的区域性经济与社会”上的威权体制，势必在有效治理上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幅员辽阔意味着区域差异性巨大，体现中央意志的统一制度和政策治理的有效性难以符合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幅员辽阔意味着从中央抵达地方的治理层级链条较长，治理信息的传递难免发生阻碍和偏差，对基层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比较困难。
因此，一方面中央政府越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通过向地方政府放权来适应基层的实际状况，地方政府偏离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始终在集权与分权、死寂呆板与偏差失控之间纠结，各种治理问题循环往复地出现。
尽管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治理问题中找到具体的原因，但在周看来，各种治理问题频繁往复与领袖的个人魅力、官员的个人品格和能力没有实质性的联系，经济体制改变也不是解释中国政府治理问题的核。
既然治理问题是威权体制“是特定国家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内生所致”，那么体制本身必然会产生出反应机制，来调节或克服内在的结构性问题。
所谓“执行的灵活性”是指地方政府不按照上级政府的统一规定或要求来实践它的治理行为。
例如在欧阳静的桔镇研究里，基层政府在面对计生和招商的任务指标时，采取了“只能做不能说，更不能形成文件”的做法，这种做法“在部分干部看来并不违反政策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种创造呢，有时会受到上级的默认”。
⑨桔镇的治理实践展现出基层政府是如何“在结构还是运作方式上均采用非正式运作”，周雪光把它称为“共谋”⑩。
不过这里的共谋不是指上下级之间为谋私利的一种勾结行为，而是应对更上一级领导要求而做出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反应。
周雪光看来，威权体制的政策“一统性越强，它与基层实际情况的差异越大，基层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注入的灵活性就会越大;因此，基层政府间共谋行为的空间便越大”。
关于运动式治理，国人的研究已经很多了，许多人把他看作是革命时期留下来的传统，或是意识形态的结果。
例如唐皇凤就把运动式治理看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治理工具，认为是“非常态社会”的产物，并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实质是中国开始步入一个常规化的社会，日益成为一个摒弃运动式治理的常态社会。
”11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下如果还存在类似“严打”这样的运动式治理，是因为政府“面临资源瓶颈问题”，政府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集中有限治理资源解决治安这个突出问题。
但是周雪光把运动式治理看作是威权体制应对地方政府“执行灵活性”的机制。
“执行灵活性”是威权体制必需的，但是“执行灵活性”必然会带来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偏离中央政府的可能，甚至可能导致保护地方利益，损害中央利益。
所以“执行灵活性”必须符合中央政府的要求，在一个中央政府可以接受的空间存在，一旦偏离，中央政府就会在某一时间力集中力量“纠偏”。
现代国家的治理都表现出科层制特征，科层制不仅仅是指分科分层的外在组织形式，还包括法制化、制度化、专业化等内在特质。
从逻辑上讲，一个体系的运作机制既要适应体制的外在形式，还要有助于内在特质的成长。
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国家治理的组织形式就表现出高度的科层化外在形式，但却一直无法生长出现代国家科层治理需要的内在特质，为什么?从马克斯·韦伯开始，人们就在探讨这个问题，文化的解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周雪光从他的分析逻辑出发，国家的基本制度，但法律的稳定性和非人格性束缚了中央政府使用运动型机制的空间和范围，限制了有效治理的灵活性;制度化是科层理性的要求，它要求官员按章办事，不徇私情，不接受上级领导任意干涉的权威，但威权体制要求中央政府有权力突破按部就班的科层来实现中央政府决策的效率和应急能力;专业化是与科层化相关连的，但是威权体制的一统需要不断进行观念的教化，因而阻碍或“否认”了各个专业领域中建立共享观念的独立过程，专业化过程不断被打断，被虚化。
当法制化、制度化、专业化这些科层治理必要的特质不断被威权体制自身的应对机制侵蚀时，原本就存在的有效治理问题就愈发凸显。
从威权体制自身的一统性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应对治理问题的机制，进而揭示出应对机制对科层治理的侵蚀，至此，周雪光完成了他的理论建构。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逻辑紧凑、有宏大理论思考的分析框架，显示出他的理论企图，即“把这些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不同形式的现象和问题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
不过，这个框架仍然留下了一些有待深化的问题。
首先，从组织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组织随着规模的增长，结构就会出现分化，管理的层次就会增加。
而随着管理层级的增加，最高层对下层的信息掌握就可能出现偏差，其结果可能一方面是上级的决策与实际情况不符，另一方面是下级的越轨行为难以监管，治理的有效性问题随之产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大型组织都可能存在制度的一体化要求与执行的灵活性矛盾。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的问题是，体制一统性与有效治理灵活性之间的矛盾究竟是威权体制本身固有的还是所有大型组织中固有的现象?或者是威权体制在大型组织中的现象?如果体制一统性与有效治理灵活性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类别大型组织中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出导致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
面对体制一统性与有效治理灵活性的矛盾，一般大型组织采取的是分权策略，中国的政府治理其实也不例外。
尽管中国有一个大一统的中央政府，但在治理实践中往往采取的是分权模式，但是为什么这种分权没有解决问题?周雪光认为，这种分权只是“行政分权”，中央保留了“事后追究”的权力机制，从而使分权失去实质意义。
但是，我们在大型企业组织的管理中同样可以看到周雪光描述威权体制的特征：最高层自上而下推行其政策指令意图，最高层在资源和人事安排上统辖各地的权力，最高层“事后追究”的权力机制。
然而大型企业组织中似乎并没看到中国国家治理中如此不可克服的内在治理悖论。
周雪光在没有展开的最后论述中仍然把下放权力作为纠正治理悖论的策略，显然在这里他不是指行政放权，可能是宪政意义上分权。
问题是我们假设中国实行联邦制，大的威权体制化作多个小的威权体制后就可以化解以上的治理悖论吗?结论可能很难得出。
不可否认，不同规模的政府组织中，以上问题呈现的程度可能有差别，但规模应该不是根本的解释。
周雪光将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政治教化的礼仪化、运动型“纠偏”作为威权体制解决治理问题的三种机制，但我以为还需要回答的是，体制在什么情况下启动这些机制?因为“运动”不是任何时候都在发动，“礼仪式的教化”也不是随时都在开展，它总是治理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产生。
或许我们可以说，是由治理问题的客观发展程度决定的，但在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有时候治理问题的客观状态已经很严重了，但是看不到什么纠偏机制的启动，例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而有时候，一个很小的事件就可以引发中央政府重大的制度变迁，例如一个孙志刚事件就导致了执行几十年的收容遣散制度的瓦解。
周雪光的理论企图是提出一个对1949年后六十余年的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解释框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可能不影响国家治理。
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国家治理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它是加剧了国家治理的内在紧张还是松弛了内在紧张?国家在不同时期是否根据不同的治理信号来开展治理，以防国家治理的崩溃?如果不把这些问题纳入解释框架，其理论的现实意义会受到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