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作者：思媚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3年第06期摘要：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掀起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范围遍及全国的思想争论运动，并成为了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桩历史“公案”。
本文通过分析“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社会背景、争论概况，以及胡适个人成长经历及思想背景，进而客观地分析评价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其与李大钊的“志同，道不同”的真友情，他的学理思想和思维范式以及问题意识等，力求还原胡适在争论中的思想以及挖掘其中蕴含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
关键词：问题；主义；胡适；思想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1919年7月20日，他在进步刊物《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这一争论成为一桩历史公案，建国前后，史学界对此次争论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下了定论，对于胡适在争论中的思想观点更是引来各种争议，尤其在文革时期，他备受国内学者“青睐”，批评他的文章不在少数。
长期以来，史学界将该争论定义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的尖锐斗争。
[1]然而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力求重新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胡适在这场论战中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以及他的不足。
本文力求还原胡适先生在争论中思想的真实面目，挖掘其思想包含的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
一、重回“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情境（一）社会背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之境，传统的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统治、政治渗透及改良和反抗封建专制、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统治构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主流。
[2]无数仁人志士都奋发图强，力争寻求改变陈旧体制、救国救民。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以及外来“主义”纷纷传入中国。
其中以“社会主义”名义出现的就有57种之多。
不少青年知识分子热衷于研究“社会主义”，在报刊和社团中争论不休，但究竟如何实施却无从下手。
不少讲新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了些新名词，立刻生吞活剥，虚骄浮躁地大发种种议论。
[3]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力；与社会主义素来不相干的人也到处以社会主义相标榜。
如一些政客也追求时髦，欺骗群众，妄谈社会主义。
就连当时臭名昭著的安福系首领、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北洋军阀御用政客）也悬起了研究社会主义的招牌，大谈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引起了众人的极度反感。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各种主义在中国大肆宣传流行，而关乎国计民生大大小小的现实问题，却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并拿出解决方案，早在1918年3月，胡适在撰写《西洋哲学史大纲·导言》时就已经提出人们在学习和选择西方主义时应谨慎以及批评了当时一些政客打着“主义”旗号糊弄百姓的思想。
（二）争论概况1918年底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为不少有识之士批判政府、策动政治改革提供了平台，1919年6月陈独秀在北京因散发反对政府的传单而被捕，李大钊也因受军阀追捕，往乡下避难，于是《每周评论》由胡适代理，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都是亲密的朋友和同事。
原本打算“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胡适再接任本刊，加上对国家内忧外患之境极其担忧，最终忍不住放弃了不谈政治的打算，于是在7月份的第31号《评论》中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
胡文发表之后，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如蓝公武发表了《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起来辩驳，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
有学者发掘大量的史料，指出该争论其实延续时间很长，范围遍及全国。
胡适的发文引来众多同仁志士争相发表各自言论，曾琦则志新胡适，对胡痛斥空发议论而无切实际之风，表示万分钦佩；李璜和王光祈等著文批评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案，[4]蓝文认为：胡适的议论里头，“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 [5]李大钊则在日后的回文中在树立起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旗帜下，肯定胡适强调的注重研究问题，并身体力行开始努力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下文会再作论述）；包括日后的毛泽东创办的“问题研究会”，本着“须以学理为依据”着手研究了中国各个领域的问题，加之毛泽东1936年曾回忆道：“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
”[6]因此我们不能否认胡适引发的这场争论中，擦起了许多的思想火花，并且客观上促进了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投身革命运动过程中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注重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二、胡适的个人背景为了做出客观地分析与评价，不仅要分析其身处的社会背景，还应进一步了解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与思想背景。
首先了解胡适的成长经历。
父亲胡传也是一个致力于救国救民的有为之士，于1891年在战争中抗击日军为国捐躯，父亲富于开拓的热情、吃苦耐劳的毅力、坚忍不拔的求实精神让胡适一生受用。
胡适父亲去世时他还不到四岁，胡适的母亲一生的愿望就是将胡适培养成才，孤儿寡母的生活迫使他母亲一生小心谨慎、左右逢源，而内心却又十分刚强、大度、容人之所不能容，这与胡适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谋而合，促成了胡适无所畏惧的求实品德及对传统讲让不讲争原则的认同。
加之日后在美国求学时，又遇到一些精神无所寄托的虔诚的基督徒朋友，使其一时成为一个不抵抗主义者的信仰者。
[7]这些因素促成了胡适坚持社会改良，反对激进革命，做事畏首畏尾、瞻前顾后的个性，奠定了胡适在后来的“问题与主义”中的性格基础。
胡适于1910年8月16日首次赴美留学，怀着出人头地、实业救国的目的，先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但由于日间发现与自己的性格、兴趣不合，学起来也甚为费力于是转入文学院。
在胡适的海外求学生涯中，赫胥黎是影响他思想的第一位西方学者，胡适曾指出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而杜威则是他一生追随的另一位导师，胡适称杜威教他把一切学说都作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
上述二人思想对胡适的影响，最终被胡适凝炼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有一分正据说一份话”的严谨治学格言。
[8]所以胡适这样的思想背景就构成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实验主义以及点滴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
三、客观分析及评价“问题与主义”争论中胡适的思想及其价值（一）胡适看“问题与主义”在看待“问题与主义”关系上，他是秉持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理念，他提醒人们多去着实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少去空谈抽象的主义。
他开始说“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并犀利指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9]言辞是过于偏激，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所指的正是当时思想界的一种现实写照。
在如何处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上，胡适指出“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10]诚然，在现实中我们确实应做到理论和实际结合，做学问、搞研究、定政策都应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到问题中去、应问题之需、答问题所难。
所谓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随处可用的“普世价值”理论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政客就曾拿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招牌，干了许多误国害民的政治勾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的人不注意研究中国国情，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结果使中国的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在“文革时期”尽管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知半解，却空喊口号，甚至喊出一些荒唐的口号，什么“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更有林彪、四人帮，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打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招牌”打击迫害了一批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优秀干部。
历史一再证明，当年胡适对空谈“主义”现象的种种忧虑并非无的放矢。
[11]（二）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首先，胡适反对一切“高谈主义”和“根本解决”，而非专指马克思主义，详细研读胡适的三篇文章，并没有相应的词句表明他只是在攻击马克思主义；其次，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并未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更未成为一面旗帜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谈何说胡适“公开仇视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和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再者，胡适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观是极为肯定的，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明确阐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
最后，客观上，胡适是实验主义的信徒，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主张“点滴改良主义”，反对“整体革命”，这与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截然相反的。
（三）胡适与李大钊的“志同，道不同”的真友情胡适和李大钊曾在新文化运动中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并肩站友，日常生活中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二者志同（一心为国为民），但道不同（一个是信奉实验主义，坚持点滴改良；另一个是坚持布尔什维克主义，坚持整体革命）。
对胡适要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则认为“问题”与“主义”根本无法分离，也不构成对立。
在他看来，“主义”是人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有了这种尺度，大家感觉不满的事实才能成为“问题”，进而才有解决的希望，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
虽然二者在政治上的主张明显不同但是这并不影响二者的友谊，平日里他们依然相约交谈议事。
1927年李大钊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躲进苏联使馆被军阀搜出惨遭绞杀，胡适尽力营救；在李大钊牺牲后，胡适发动起生前好友、同事好友，共同募捐，想想在当时的大革命期间，公开为共产党人举行葬礼，是冒着多大的危险和需要多大的勇气。
透过这些可以感受到这场争论是一场发生在新文化阵营内部、具有学术辩论形式，在内容上又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争论。
与其说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之争，不如说是“改良主义”思潮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之争。
对论敌的宽容和尊重是“自由政治”的前提，论争中我们也看到了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可贵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