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海工人运动背后的帮会

国民党时期的工会、帮会与工人运动核心提示：民国23年(1934年)冬，国民党中从事劳工运动的陆京士、陶百川(国民党市党部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朱学范(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理事)等人以“研究劳动问题，积极唤起劳动界本身觉悟，促进全国民众服务精神”为由，发起组织中国劳动协会(劳协)，企图成为联合各地工会的“中心力量”。

民国24年(1935年)2月24日，中国劳动协会在上海小南门梅家弄会所召开大会正式成立。

该会在《工作纲领》中公开声称：“确认三民主义为中国劳动运动之最高原则，一方面消极的消灭阶级斗争思想；一方面积极地倡导劳资协调精神，以期努力于生产事业及劳工福利之建设，谋本党劳工政策之实施。

”并“主张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指出共产主义及资本主义之谬误，排除残酷的虚伪的普罗鼓吹”。

该会作为劳工文化团体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管辖。

抗日战争爆发后，劳协总部于民国27年(1938年)2月迁至汉口；8月迁至重庆；次年7月，经国民党中央批准，劳协以中国工会全国总组织的名义，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

本文摘自《上海工运志》作者：《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中国国民党的劳工政策与工运方针，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第一次国共合作阶段国民党的劳工政策，是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的。

民国13年(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政策，并实行国共合作。

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国民党“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全力助其开展”；并在政纲中规定：“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同年11月，孙中山拟定并经国民政府颁布的《工会条例》，承认工人有权组织工会，有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

民国15年(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工人运动决议案》，肯定了国民党一大的工运主张，进一步明确“对于各种工人运动，均须切实努力参加之”，并提出改良工人状况的11条主张，包括“制定劳动法”、“主张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十小时以上的工作”、“最低工资之制定”等，重申工人有集会、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1926年初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武装起义发动于1926年10月24日。

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军阀孙传芳节节败退。

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和国民政府驻沪代表钮永建合作，组织联合暴动。

10月24日凌晨，武装起义以黄浦江上军舰的炮声为信号，但由于钮永建的部队泄密，淞沪警察厅早有防范，起义的炮声迟迟未响，起义因准备不足，大部分工人没有发动起来遭受失败，起义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英勇牺牲。

第二次武装起义发动于1927年2月22日。

2月18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先头部队到达嘉兴。

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罢工人数从15万增加到36万。

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勾结公共租界工部局帝国主义势力，对罢工工人进行残酷镇压，上海处在一片恐怖之中。

21日上海罢工工人奋起反击。

中共中央决定把总同盟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由于海军两舰配合起义的计划泄露，22日晚，在来不及通知各区起义工人的情况下，“建威”、“建康”两舰被迫提前炮击高昌庙兵工厂，打乱了整个武装起义的计划，起义开始后，各区工人纠察队失去统一指挥，加上北伐军在上海郊区停止前进，钮永建的便衣队按兵不动，致使工人陷于孤立，起义再次失败。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吸取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后，继续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成立了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委员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等组成。

特委下设军事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周恩来、赵世炎等负责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尹宽、郑超麟等负责宣传委员会的工作。

其次，拟定行动计划，起义的整个行动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负责，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

3月19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布了这次武装起义的行动大纲，精心策划了《各部作战计划》。

再次，做好起义前的组织动员工作。

在周恩来的秘密组织和周密部署下，一方面在市民中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另一方面，建立一支数千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在全市设立多处秘密训练点加强培训，并借培训维护治安保卫团的合法名义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不仅为起义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力量，增强了工人纠察队的战斗力，而且还给工人武装补充了一些枪支、弹药。

五卅运动中的工人帮会问题
邵雍
【期刊名称】《党史研究与教学》
【年(卷),期】1993(0)3
【摘要】五卅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运动前夕帮会势力在上海工人群众中有哪些影响?运动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工人帮会的关系如何?其中又有哪些历史经验?这些都是本文旨在探讨的问题.
【总页数】6页(P30-34)
【关键词】中国工人运动;工会联合会;中国工人阶级;阶级利益;工会组织;李立;产业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领导;基层工会
【作者】邵雍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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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兼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 [J], 蔡少卿;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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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 U C H E N解放初期与上海滩黑帮的斗争◎黄臻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滩黑帮几乎渗透、控制了当地所有经济、社会领域。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展了声势 浩大的反黑帮斗争。

上海滩的黑帮势力帮会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矛盾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滩，黑帮拥有数十万徒众，上至国民党政府党政军首脑，下至贩夫走卒、扒手乞丐，各行各业都有人供其驱使利用。

帮会的势力，除从事烟、赌、娼和其他非法活动（如扒窃组织、码头霸头、粪霸等）外，还打入工商界、金融界、教育界、娱乐业，乃至工会组织，几乎渗透、控制了所有社会领域。

上海解放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妥善处理帮会问题的任务。

这是一项非常复杂、政策性很强、涉及面颇广的工作。

上海的帮会，包含由官僚政客和流氓恶霸头子组成的帮会头领和骨干分子 层、普通劳动群众为主组成的帮会群众 层，以及介于帮会首领和普遍群众之间 的流氓无产者阶层。

他们对新生的人民 政权各持不同的政治态度。

为此，公安机 关依靠人民群众，根据帮会中三个阶层 的不同情况，分阶段逐步解决。

首先，从解放之日起，按照“先打现 行特务，后清历史反革命”的步骤，公安 机关重点开展反特和反盗匪斗争。

帮会中 那些与特务盗匪勾结、坚持与人民为敌 的分子受到严厉打击。

其中，罪大恶极的 首领一部分被处决，各类特务盗匪集团 也受到惩办。

对帮会大多数非恶性违法 犯罪团伙采取教育宽大和惩办相结合的 方针,实行从宽处理，立足于教育挽救。

上海帮会号称数十万之众，但除少 数靠“玩帮会”为生、“吃帮会饭”的人 之外，绝大多数都是被迫参加的。

他们 经常受帮会头子骚扰和勒索，对流氓恶 霸深为不满。

在党的宽大政策的感召下，他们真正认识到人民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从而自觉地同帮会流氓集团划清了界限。

特别是一批加入帮会流氓组织时间不长、作恶不多、涉足不深的流氓打手和一般帮会分子从此脱离帮会组织，孤立了少数反动顽固的帮会头子和帮会恶霸。

（七）青帮与洪帮1、建立时值清雍正年间，因清朝立国之初履履征战，再加上阿哥们之间的皇位争夺战争，待传位雍正皇朝时国库便已空虚，南北贫富差距立现，历代史中，凡民饥则国必乱，雍正皇帝深明此理。

为畅通粮运之道，于是在雍正年间，大出皇榜由钦差田文镜招民兴办水路粮运。

于是翁岩钱坚及潘清接了皇榜。

清帮虽为翁、钱、潘三位祖师所创，然草创之初，翁、钱二位祖师爷先后仙逝，潘祖独撑大志，与门下弟子共同订定家规法则，劝戒帮众修德论道，将一帮市井船夫，治理的有条有序满帮是良才，强调师带徒的体制，帮中大小以字辈论之，严然是个大家族，并设立家庙，凡入帮者，不论何姓，一旦入帮，均为潘家子孙，因此不仅仅是入帮会，而是入家族，且不论何字班辈，一师皆为师，一徒皆为徒，受四方长辈恩下，也使得清帮有别于其他帮派会社，师徒兄弟间感情特别亲切。

倾向于行会性质的清帮并未如洪门般强调反清复明，但多少也认同这一思想，提倡“替天行道”。

由于清帮并未积极从事反清活动，所以洪门一度将其当作叛徒，严禁洪门会员转投清帮，称“由清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清，剥皮抽筋。

”。

但为了避免冲突，两派仍多称“清洪一家”，所谓“红花绿叶白莲藕（指洪门、清帮、白莲教），三教原来是一家”。

尤其清代后期，不少清帮弟子也开始反清，两派逐渐减少敌对。

2、管理机构：清帮主要以四庵六部作为行政管理中枢，所谓的庵，是依祖师而立的讲学堂与中央行政部门，相当于现在的府院,分别为朱寺庵、刘寺庵、黄寺庵、石室庵，这四个庵室，共通的部分便是罗祖教义传授，其余的则依祖师专长不同，而有所不同，朱寺庵的主讲师为翁祖，讲授的内容为禅学(临济宗派），以及武学（少林武学），此外下司辖兵部与刑部。

刘寺庵主讲师为钱祖，讲授的则为经商交易之道与财务管理，并为工部之直辖主管机关。

黄寺庵主讲师为潘祖，传授行运管理学论，教授古圣贤之道，且直接司辖史部与户部。

石寺庵则为小爷仙逝后创立，主讲者为宿领帮，讲授帮规，授予新进人员义气千秋，及江湖礼节，可以说是职前训练所，另为礼部之直辖主管机关。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与上海青帮
衣明玉
【期刊名称】《兰台世界：上半月》
【年(卷),期】2006(000)01X
【摘要】20年代的上海社会阶级成分复杂，此间迅速繁衍、崛起的帮会组织也全面渗入上海社会，其组织之庞杂、人数之众、能量之强、影响之广令人震惊。

众帮会中，青帮是上海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帮会，其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当时上海滩妇孺皆知的人物。

青帮在三大亨时代开香堂，广收门徒，培植私党，从事鸦片贸易、走私军火、贩卖人口等黑道生意。

【总页数】3页(P66-68)
【作者】衣明玉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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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与上海青帮 [J], 衣明玉
2.钮永建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J], 邵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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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纺织工人运动的摇篮——沪西工友俱乐部韩晶在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工人运动是贯穿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最早的工人俱乐部，是沪西小沙渡工友俱乐部。

1小沙渡与长辛店，同被中共早期工运领导人邓中夏视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的起点。

2作为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运动的战斗组织，沪西工友俱乐部虽然存在的时间井不长（1924年夏至1925年6月），“但它在大革命初期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3，是“五卅运动的发源地”4，其诞生、发展及历史贡献，正是党领导上海乃至全国的工人运动的一个缩影。

一、沪西小沙渡的近代发展沪西小沙渡地处今上海市普陀区苏州河南岸，19世纪中期属上海县法华乡管辖。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为外国资本进入巾国办厂打开方便之门。

小沙渡因地靠苏州河，又处于租界和华界的交界，交通便捷，劳工成本亦非常低廉，从而吸引了日资内外棉等大量棉纺织工厂的进驻，因此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上海著名的工业区之一。

1899年，公共租界当局在小沙渡区域越界筑路，从小沙渡渡口处往南筑小沙渡路，城市化随之迅猛发展。

1911年内外棉第三工厂投产后，日商同兴纱厂、日华纺织株式会社等纺织会社也纷纷在小沙渡设厂。

在所有日资纱厂中，势力最大的是内外棉系统，资本总额为1600万两，共有10家厂，集中分布在小沙渡一带。

5“小沙渡”成为沪西日本纺织工厂的专用地名。

6大量工厂的兴建，吸引了众多外来移民和本地失业者涌向这一地区，知短几十年的时间，小沙渡便由一个荒郊边缘地区，变成近代上海重要的工业城区之一。

在20年代中期，上海近80万工人中有20余万是纺织工人，而全市58家纺织工厂中有近20家设在沪西。

7对沪西纺织工人的争取，对于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但是上海纺织工人文化水平很低，男工中一字不识的占50%到60%,女工占80%到90%。

日商内外棉七厂男工700多人，能够稍稍认得几个字的还不到一半，其中能勉强看报的也不过十几人。

民国上海工人运动背后的青帮1927年上海工人运动（图片来自网络）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就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到了1927年3月，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猛烈发展的情况下，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打败北洋军阀的直鲁联军，胜利地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

但是蒋介石自1927年3月起公开反共，从江西至上海，沿途制造多起屠杀工农和国民党左派的流血事件，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后，便开始密谋发动政变。

随后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其实在两党角逐的背后，是第三股势力——青帮决定着力量的天平。

李立三借助青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大多数上海工厂里，控制包工制度的工头和监工都是青帮的小头目。

在这样的工厂，所有工人都被纳入到青帮体系内，不加入帮会就进入不了工厂，得不到工作。

陈独秀在谈到上海的势力时说，“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上海没有别的团体能比它大，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

”李立三（图片来自网络）要化解帮会问题，需要成熟稳重的共产党员。

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缺少的正是这类人。

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包惠僧在回忆录里说：“工作的开始，是遇到了不少困难的……最难对付的是青红帮，最后我们决定把几个同志设法加入到青帮或者洪帮，但是在当时我们同志都是学生出身，如果要上台去讲一套，下台来写一套，倒还有人，如果要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做小兄弟，先要低首小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那真是谁也没有那个能耐，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那个门路。

”组织工会联络发动工人需要青帮的协助，在组织罢工活动的时候，还需要得到帮会的许可，邓中夏后来在回忆和李立三领导二月罢工时说，“当时有力的工人领袖，不少是青帮洪帮，他们是有老头子的，罢工时自然不能不争取他们，必要时甚至还须请老头子吃吃茶，讲讲‘抱义气’”所谓的“抱义气”也就是说用江湖道义来说服对方。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揭秘黑帮大佬杜月笙为何不让后人走黑道？导语：1931年6月9日，是旧上海的一个大日子。

这一天，上海滩名人杜月笙的杜家祠堂举办落成典礼，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据当时报纸记载：上午9时，6支1931年6月9日，是旧上海的一个大日子。

这一天，上海滩名人杜月笙的杜家祠堂举办落成典礼，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据当时报纸记载：上午9时，6支仪仗队从“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

仪仗队过江时，甚至把十几个观看的市民挤落江中。

典礼上不但有蒋介石亲送的“孝思不匮”大匾额，南京、上海各界要人也悉数到场。

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排场！80年后，杜家祠堂经历了时代变迁，已然风光不再。

这片已经成为军事禁区的地方，常人已经很难进入。

只有祠堂里郁郁葱葱的罗汉松还依稀记得，杜月笙家族在上海呼风唤雨的日子。

会做人的黑帮老大当年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上，宣读的是国学大师、古文大家章太炎的《高桥杜氏祠堂记》。

文章一开头便说：“杜之先生帝尧，夏时有列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

……”章太炎妙笔生花，把杜月笙的祖宗追溯到了尧，不知杜月笙当时作何感想。

其实，老上海人都知道，杜月笙出身贫苦，家在浦东高桥镇南的杜家宅。

其祖父辈早已不可考，父亲杜文庆，多年在高桥镇的一家茶馆当堂倌。

1888年，生下了这个宝贝儿子。

因为是旧历七月十五(俗称中元节，是鬼节)生的，取名月生。

后改名为镛，号月笙。

杜月笙4岁丧母，6岁时，父亲也去世了。

杜月笙只上过半年私塾就辍学了，14岁时，他背着一个小包袱来到了十六里铺闯天下。

在那里，他先在水果店当店员，练就了一手削梨的好功夫，还得了个外号“莱阳梨”。

不过，杜月笙可不是个老实的店伙计，他整日与流氓混混为生活常识分享。

关于中共发展都市苦力工人运动艰难的原因分析[论文关键词] 都市苦力工人运动艰难中共原因分析[论文摘要]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对都市苦力工人开展启蒙、组织工作，但没有取得预期成效。

尤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与都市苦力工人分散、散漫、不关心政治等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与都市苦力工人受到帮头、封建把头、资本家等势力的层层压制有关。

一、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都市苦力工人运动但收效甚微都市苦力工人主要指码头搬运夫(工人)、人力车夫(工人)、粪夫(掏粪工人)、清道夫(清洁工人)等在城市“恃筋肉劳动”而，无规定工作”的血汗工人，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都市苦力工人的提法比较晚，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见于毛泽东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在强调产业工人重要性之后，提出“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

中共很早就关注到都市苦力工人这个特殊的城市下层社会群体。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就把都市苦力工人纳入了关注视角。

中共成立后更是关注都市苦力工人。

1923年12月，邓中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发展工人运动的意见，“我以为海员、路工、矿工、码头工人、市政工人五种工人特别重要，应多下工夫”。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顺直巡视员在写给上级组织的报告中，称北平“有三部分的群众可以作我们的对象”：第一是产业工人，“这是我们最可注意的群众”，其中还把“街道工程队工人、沟工队、清道夫”等苦力工人与其他产业工人列在一起：第二是城市贫民、苦力、火车夫、洋车夫、水夫、粪夫、煤夫、店员、学徒、匠人，“这真是广大的劳苦的群众，其地位仅次于产业工人”。

对都市苦力工人的重视也体现在党的各级组织所制定的文件中。

1926年5月，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在《关于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议决案》中，规定：上海区“以后应特别注意交通工人(铁路、海员、码头)”；山东的职工运动“应以矿山、铁路、纱厂、搬运夫(码头工人在内)、海员五种产业工作为中心”；湖南职工运动“应注意铁路及轮船水手和码头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