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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一、本文概述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政治文化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其演变与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国家来说，如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并发展自身的政治文化，是一项既充满挑战又富有意义的任务。
本文旨在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期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本文将首先分析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包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国家认同感的重塑等方面。
结合中国实际，探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现状，包括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如文化冲突与融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平衡等。
本文将提出促进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包括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政治文化创新等方面。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能够引发更多学者和公众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关注和思考，共同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发展概述在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文化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加速了文化交流和融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在相互影响中逐渐形成共识和认同。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加剧了文化冲突和矛盾，各种政治文化在相互竞争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文化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中国政治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渐融入世界文化体系，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文化进行交流和互动，促进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给中国政治文化带来了挑战，如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多变等，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作者: 周光辉阅览次数: 371 发布日期: 2006-5-17 10:36:04 来自: 《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当代中国正经历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这场变革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政治变革也凸现出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势。
我们所以把这种变革视为政治发展，就在于，政治发展不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目标性概念，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
所谓“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正是在民主化取向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本文拟从十个主要方面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进行讨论。
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高度一体化转向适度分离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特别是在建国初期，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加速实现工业化，实行了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和管理体制。
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是社会高度的国家化，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权力相对萎缩。
由于社会缺乏自主性，社会流动性差，内部分化不明显，各种社会组织无法得到正常发育，社会内部难以形成一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内在机制。
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人到组织几乎都成了没有任何自主性的国家权力的附属物。
社会的高度国家化，虽然可以提高国家权力的组织动员能力，在特定的情况下能够推动经济在短时期内的高速增长，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协调问题，不可能创造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现代社会。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在提出破除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的任务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造成这种体制的更深层原因，所以，当时的改革只不过是在政府机构之间重新分配权力，即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政权，由原来的中央行政控制变为地方行政控制，并未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作大的调整。
这种改革虽给地方带来了很大积极性，但没有触及到我国社会运行中的根本问题，即政治对经济、国家对社会的高强度支配。
理解当代中国-回复
当代中国是指当前中国社会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以下是理解当代中国的几个关键点：
1.经济发展：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显著的变化，如升级消费、城市化、创新和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等。
2.政治形势：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在发生变化，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其政治和法律制度仍有改进的空间。
近年来，中国领导层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了法治建设和反腐斗争，同时也将更多的政治权利交给了公众。
3.文化和社会变革：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一系列变化。
中国的年轻一代更加自由、开放和多元化，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如性别平等、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4.国际地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加强，其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影响力和地位不断上升。
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并与更多国家建立了贸易和合作伙伴关系。
综上所述，理解当代中国需要考虑到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并要关注
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29卷第5期Vol 29 No 5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 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0年9月Sep 2010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内涵、功能和发展趋势陈少武1,胡 雪2(1 辽宁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辽宁沈阳 110032;2 长春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吸收了古今中外政治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人集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政治文化理想创造而行成的。
它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政治文化基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取得新发展。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谐社会[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8X(2010)05-0015-04[收稿日期]2010-04-12[作者简介]陈少武(1983-),男,福建漳州人,辽宁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助教,硕士,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政治文化概念首先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 A 阿尔蒙德提出的。
1956年,他在 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 比较政治体系!一文,把∀政治文化#界定为某一个民族和社会对于某一政治系统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并且提出了每一国家和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的学术观点。
[1]换言之,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客观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现实,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未来。
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内涵和功能,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以此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学习十七大精神、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课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摘要: 伴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和深入, 当代的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在不懈努力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研究并认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于我们构建先进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 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文化对政治行为支配政治行为。
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客观地评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
关键词: 传统政治文化道德伦常儒家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现象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
政治文化是一种主观意识领域, 政治文化必然与社会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有关, 具体讲, 则包括社会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概念、政治设想、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
传统政治文化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髓。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不断的传承, 离不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牢固支撑。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这批判的一面, 但同样也有应该坚持与传承学习的一面。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一）、重民的民本思想1.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
在先秦时期周武王伐纣时提出‘敬天保民’的口号。
管仲提出富以养民是治国为政者的首要任务。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各诸侯王提出‘无民孰战, 无民孰农’的口号。
从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到唐朝魏征的载舟覆舟及唐太宗有感于君主的地位依赖于国家的存亡, 国家的盛衰系与民众的苦乐。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思想都体现了: ‘人心向背’是统治者政权存亡的基础。
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想取得长久的政治稳定, 一定要考虑到百姓的利益, 让人民休养生息。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历史上重民的君主, 其统治的时间内都是政治稳定, 社会繁荣的。
2、重民不是民主。
古代所倡导的重民与当代所说的民主是有所区别的, 重民只是强调君主重视百姓的疾苦, 只需要人民俯首帖耳。
该文为云南红河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培育先进政治文化，完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项目编号：XSS05018）的阶段性成果。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贺良林（红河学院社会科学部云南蒙自661100）摘要：从家长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从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法治的政治文化；从臣民的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政治文化。
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正朝这一方向不懈努力着。
政治文化；民主；法治；公民关键词：“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稳定地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运作层面的观念依托。
”[1]（P21）从概念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客观的政治历史和现实，同时又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演进。
政治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在社会、历史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文化千差万别。
千差万别的政治文化犹如条条支流汇聚成人类文化长河，每条支流固然具有其个性特征，但它必定会受到主流文化的吸引和影响，从而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人类文化的共同特征，否则它将会变作死水一潭，直至最终消亡。
政治文化的这一特征，决定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也正沿着这一方向发展。
具体的说，就是从家长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从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法治的政治文化；从臣民的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政治文化。
1.从家长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家长制可被看作是中国社会组织的核心精神，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政治生活的缩影。
家长制从其最初意义看，是一种伦理性家庭、家族的组织结构，后来由于治国安邦的需要而发展成为国家的组织形态。
家长的政治文化在训练和诱导国人的人格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家长制政治文化的阴影下，人格的塑造完全按照统治阶级规划好的模式发展。
现代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意无意表现出的奴性仆从、阿谀奉迎、虚饰欺骗等心理与行为都可说是与家长制政治文化有直接或间接联系；以言代法、以人代法、官大于法，所体现的也正是家长制的政治价值意识。
正如梁启超所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
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
”[2]（P63）民主即“人民统治”，说明民主政府不是由某一个人、一个阶级、特权阶层或某个团体所掌控，而是一个人民作为整体并以自己名义来行使权力的政府，其基本原则包括政府必须服务于人民、政府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基础、被统治者的意志通过选举来表达、多数统治和尊重少数人的权利等方面。
有人说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有民主之意。
这种说法首先应予肯定，但这远远不够。
因为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君民关系而言，从来就是君本而不是民本。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虽也重“民”，但“民”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客体，是被动的受治者，是被怜悯的对象。
这种重民思想培育的只能是对“官”与“皇权”的肯定。
近代民主归功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其民主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有所局限。
当我们对西方社会民主的缺陷加以批判时，并不意味着是对它的全盘否定。
人类文明是有继承性的，过去总是今天的基础，今天总是过去的发展。
中国既然是在人类发展至今的全部文明基础上进行建设，它就不能排斥其中有价值的遗产，就不能不吸收和借鉴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有益成果。
具体到制度模式，西方国家的一系列宪政原则，包括自然权利、人民主权、权力制衡、依法行政、程序原则等等，都已经逐渐成为与家长政治相抗衡、为世界人民所认同的政治选择。
它们并非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专利，而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当有人讲“资产阶级民主的不真实”时，并不是说上述一系列根本原则的虚假，而是说这些原则的实施还有余地；当有人说“社会主义民主是更完善的形式”时，也并不意味它应断然抛弃上述原则，而是说这个民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众基础之上。
以民主制代替家长制，培育和造就民主政治文化，是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2.从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法治的政治文化“法治，从形式上讲是指国家不仅通过法来管理社会，而且它本身也为法所支配。
具有普遍、公开、确定性特征的法律规则是衡量国家行为的标准，国家行为的选择及其方式都取决于法的认可与否；从实体上讲，法治是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理想化的拟制，是人类文明的尺度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1]（P337）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民主与专制是根本对立的。
君主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国家权力视为个人权力。
这样，个人的人格就成为国家的最高政治人格，成为整个国家的政治基础。
君主专制无处不折射着人治的痕迹。
我们不能说封建专制时期没有法律或法律制度，但我们绝对可以说它没有“法治”。
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皇帝出口为宪，其诏、旨、策、谕等皆为法，这种法律不是为了治理国家，而是使它成为绝对的“人治”工具，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就集中概括了专制统治下法律的局限性。
法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亚里士多德在回答“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这一问题时，明确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3]（P167）到了资产阶级时代，“法治至上”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的普遍准则。
恩格斯由此认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法学世界观”。
在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的支配下，各种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由于达到社会规模并且得到充分发展的商品交换产生了（尤其是由于预付的信贷制度）复杂的契约关系，从而要求只能由社会提供的公认的规章亦即国家规定的法律准则……”。
[4]（P546）从这个意义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实行全面的法治，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标志着传统的专制和人治时代受到了根本的冲击和动摇。
中国需要法治，而且需要比资产阶级更彻底的法治。
“中国人主张中庸，所以恶趋极端，因为恶趋极端，所以不信一切机械式的法律制度。
”[5]（P11）所以历史上，法治在中国是失败的。
商鞅变法而遭车裂身殉；秦始皇严法却种下亡国祸根。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沿用人治。
而正是由于人治，德政之国、专制之国成为无德之国、动乱之国，官员们口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
可以说，古代中国治乱循环、近代中国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人治的专制制度。
中国若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实现由人治专制走向民主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6]（P146）3.从臣民的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是建筑在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现代文化，它标志着人由自在自发的自然状态逐渐成为自由自觉的主体。
因此，在价值取向上，它表现为自主自律、自由自觉的主体价值要求，强调权利本位、主体价值和自由理性精神；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个性、参与、创造、开拓；在共同体生活中，表现为高度的角色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公共精神。
臣民文化与公民文化是相对应的概念，并分别与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相适应。
中国传统社会是君主政治的一统天下，君权绝对至上，“普（下转第100页）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上接第98页）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君主政治下，民主政治根本无从产生。
偶有圣贤明君重视人民，也只是民本思想的流露。
专制统治下的国民无需享有和行使政治权利，无需做自己的主人，只需做一个安分的守法主体、一个顺从的义务主体即可。
另外，强烈的封建等级制严格固定了所有人的身份，公民文化更是无从产生。
中国古代社会，一贯奉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奴婢、奴才、臣子、臣民等等都遵循严格的等级界限，每一等级不可逾越。
三纲五常的长期教化侵蚀了人的心灵，使得民众安于这种等级划分，并习惯成为顺民。
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哺育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心理，这种心理集中表现为权力至上、权力崇拜，进而引发权力追逐心理，外化的行为就是“学而优则仕”；圣人掌权、清官心理，把公平、正义寄托在开明君主和清官上，没有权利本位观念和权利维护观念；重视伦理家族、亲情礼法，忽视程序规则，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关系社会、熟人社会，裙带之风盛行，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重视编织人际关系网，轻视法制建设，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执行”；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造成人们的消极归属心理，政治冷漠感强，政治参与率低，不是主动参与型而是被动参与型。
上述臣民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必须用公民文化取而代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已向这一终极方向不懈努力，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政治文化发展视角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由情绪化逐步向理性化转变、政治人格由盲目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政治思维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式转变、政治信仰政治理想的危机与重建、政治价值取向在个体与集体之间调适”。
[7]（P8-13）但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文化已经发展到现代政治文化的全新状态，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换需要一个相当的量的积累与转换过程，传统的负面作用在一定时期内还会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每一位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进一步加强法制意识、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积极推动当代中国先进政治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1]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2]转引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5]《林语堂评说中国文化》第一集[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7]李月军《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分析》[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贺良林：（1972—）男，河南信阳人，云南红河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法学硕士。
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行政特许的方式进行。
因此，理论上有倾向将公用企业纳入行政主体，认为如此有利于使公用企业有效承担公益保障的责任，承担相应的公法义务，避免政府通过民营化方式规避其传统的公法义务。
假设公用企业具有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那么相应的公法义务和责任的承受主体范围就会扩大。
比如民营企业从事特定公用事业经营，其基础是其与行政授权机关签订的特许协议。
关于相关公用事业单位行政管理权的附条件、附期限的让与，政府保留在企业违约的条件下，即采取措施收回相应管理权的弹性。
⑨这种情况下，公用企业在法律诉讼中的地位将会出现争议，因为这种弹性，实质上仍然可以为政府规避公法义务提供途径。
这种弹性规则，类似于美国各州关于州立大学法律地位在诉讼争议时能否得到宪法第11修正案有关政府豁免诉讼的保护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