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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长恨歌》的都市文化与女性命运探析《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上海这座都市的风情万种，以及女主人公王琦瑶的命运起伏。
小说中，都市文化与女性命运紧密交织，相互影响，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与深刻的内涵。
上海作为小说的背景，其都市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
它是繁华与虚荣的交织，是摩登与传统的碰撞。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上海依旧保持着其独特的风貌，歌舞厅、咖啡馆、旗袍店等场所成为了人们追逐时尚与梦想的地方。
然而，在这繁华的背后，却隐藏着无尽的空虚与浮躁。
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也逐渐迷失了自我。
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的女子，她的命运深受都市文化的影响。
她天生丽质，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参加了“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并一举成名。
然而，这看似风光的起点，却也成为了她命运的转折点。
选美让她走进了上流社会的视野，却也让她陷入了复杂的情感纠葛和命运的漩涡。
在都市文化的影响下，王琦瑶的爱情观变得扭曲。
她渴望真爱，却又在物质与虚荣面前迷失。
她与李主任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依附和交易。
李主任能给她提供物质上的保障和虚荣的满足，但这种关系却没有真正的爱情基础。
当李主任离去后，王琦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而在后来的岁月里，王琦瑶虽然经历了不同的男人，但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归宿。
她在都市的喧嚣中徘徊，却始终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
她的爱情经历充满了无奈和悲哀，反映了都市女性在情感追求上的迷茫与困惑。
都市文化的变迁也在王琦瑶的命运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随着时代的发展，上海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曾经的繁华不再，王琦瑶也从风光无限的“上海小姐”变成了一个平凡的女子。
她不得不适应新的生活，却又难以割舍过去的记忆和习惯。
王琦瑶的命运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都市文化的一种写照。
她的经历反映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都市女性在追求自我价值和幸福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都市文化的虚荣和浮华让她们迷失了方向，而社会的变革又让她们无所适从。
上海人的精魂——试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的文化内涵上海人的精魂——试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的文化内涵近年来，中国文学蓬勃发展，各类作品层出不穷。
其中，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作为上海人，王安忆通过这部小说展现了她对上海的深情厚意，同时也展现了上海人的精魂。
本文试图探讨《长恨歌》中主人公王琦瑶的形象，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其内涵。
王琦瑶是王安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她是一个生长在上海的女孩，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过王琦瑶这一形象，王安忆展现了上海人的特质和精神。
首先，王琦瑶在小说中展现了对上海的热爱和归属感。
上海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城市，它吸引着大量的人们流入并热爱着这座城市。
王琦瑶也是其中之一，她深深热爱着上海，对自己的家乡充满自豪。
她不仅对上海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还深入体验过这座城市的繁华和脉搏。
在小说中，王琦瑶不断回忆起上海的过往，对于上海的点滴细节充满感慨和痴迷。
她对上海的热爱和归属感，展现出上海人对家乡的深情厚意。
其次，王琦瑶在小说中展现了上海人的勤劳和实干精神。
上海人一直以来都以勤劳著称，他们深知努力与奋斗的重要性。
在小说中，王琦瑶作为一名普通的上海女孩，她并不甘于安逸的生活。
她努力学习，爱岗敬业，追求自己的梦想。
她并不满足于现状，积极参与到社会的建设中去。
王琦瑶的勤劳和实干精神，代表了上海人勤劳务实的特质。
再次，王琦瑶在小说中展现了上海人的开放和包容思想。
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各种文化交汇融合。
王琦瑶作为上海人，对不同文化持开放的态度。
她对待异国文化充满好奇和尊重，试图从中汲取新的营养。
她与外国友人的交流以及对外国文学的研究都体现出她开放和包容的思想。
上海人的开放和包容思想，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背景。
王琦瑶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具有个人特征，更展现了上海人的精魂。
她的热爱和归属感、勤劳和实干精神以及开放和包容思想，构成了上海人的精神特质。
'——论《长恨歌》中潜在的女性意识王安忆作为一位风格多变的作家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着读者的阅读习惯。
‘长恨歌>是其二十余年创作生涯中一部令她“功成名就”的作品。
不仅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同时又被普通大众读者所追捧。
小说描写了上海一个传奇女人的一生。
她的传奇是与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共同抒写的。
从李主任到老克腊．每一个与王琦瑶有过交往的男人都是她传奇生涯中必不可少的注脚。
虽然小说没能摆脱。
男性掌握女性命运”这样一种结局．但作品中对主要男性人物呈现出的都是其“阴性”的一面。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退出了男性世界的竞技舞台．而参与到王琦瑶消磨时光的悠闲生活中。
同时，小说以一种民间视角消解了时代的宏大叙事．因此在小说中具有社会话语权利的一面退到了幕后．而以一种小人物的姿态粉墨登场。
“那些有权势的人物——诸如蒋丽丽的父亲、李主任或严家师母的丈夫——都仅是一些不太清晰的背影．他们在那个雄性世界里的纵横征战只能影影绰绰的投射到这个女性视域中。
”同样，无论是程先生、萨沙、■魏鑫康明逊还是老克腊．虽然最后都从与王琦瑶的纠葛中解脱出来．但都没有。
全身而退”。
程先生失去了生命．萨沙回到了俄罗斯．康明逊和老克腊也没有完全摆脱掉心中的阴影。
因此，《长恨歌》在一定意义上对男性权利决定意义的“阳物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颠覆。
许多学者都认为．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女性主义意识的彰显。
而作者却一直否认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我确实很少单单从女性的角度去考虑东西．好像并不是想在里面解决一个女性的问题．我没有这样想。
我总觉得世界是男女共有的．这是很平衡的状态。
偏哪一方都不行。
”因此．作为当代文坛中一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学术界对她“是否是女权主义”一直存在着不小的争议。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长恨歌》中的男性人物形象以及叙事特征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在《长恨歌》中，作者着力塑造的男性形象共有五人。
对每个人都用了至少一章的篇幅来进行单独的描写。
《长恨歌》——上海都市女性命运的缩影哎呀，说起《长恨歌》，我可真是有话要说。
这本书，简直就是上海都市女性命运的活生生写照。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像是在看一部老上海的电影，那些穿着旗袍的女人们，她们的笑，她们的泪，她们的爱恨情仇，都让我感同身受。
首先，让我说说这本书的背景。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作品，讲的是上海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故事。
女主角王琦瑶，一个典型的上海女人，她的生活，她的爱情，她的挣扎，都深深烙印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印记。
读这本书，我仿佛能闻到上海弄堂里的油烟味，听到那些老式留声机里传出的周璇的歌声。
王琦瑶，她的生活，就是上海女性命运的一个缩影。
她美丽、聪明、有野心，但同时也脆弱、无奈、悲剧。
你看，王琦瑶年轻时，她的爱情是那么热烈，那么纯真。
她和程先生的爱情，就像是上海的春天，温暖而又短暂。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爱情也像上海的四季一样，经历了变化。
她的婚姻，她的离婚，她的再婚，每一次都是那么地无奈，那么地让人心疼。
而且，王琦瑶的命运，也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变迁。
从40年代的繁华，到90年代的现代化，上海在变，王琦瑶也在变。
她的生活，她的心态，都在随着这座城市的变化而变化。
她曾经是那个骄傲的上海女人，但最后，她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残酷。
读《长恨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上海女性的命运，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她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爱情和婚姻的挑战，还有社会的压力，时代的变迁。
她们的生活，就像是上海这座城市，既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也有阴暗无奈的一面。
总之，读完《长恨歌》，我对上海，对上海女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她们的生活，她们的命运，都是那么地复杂，那么地让人感慨。
这本书，真的值得一读再读。
下次有机会，我还想和朋友们一起，坐在上海的老咖啡馆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聊这本书，聊聊上海，聊聊我们自己的生活。
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王安忆《长恨歌》批判李玲《长恨歌》在书写“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一生时，把既日常又时尚的上海风情铺写得入肌入里。
这体现了作家把握地域文化特征、洞悉世态人情方面的卓越才情，但令人遗憾的是，隐含作者在营构女性人物关系时，以情色等级、世俗精明程度为尺度评定女性的生命价值；在铺陈王琦瑶的女性情韵时，欣赏的是女人自愿为女奴的乖巧、势利；在品鉴日常生活情味时，表露出的是对女性身上的奴性只有体恤没有反思的态度。
这样，《长恨歌》文本就确定了它认同女性女奴身份的文化立场，完成了它阉割女性主体性的文化作用。
一《长恨歌》主人公王琦瑶的故事分别在她与众女性、与众男性的关系中展开。
在王琦瑶与众多女性人物的关系设置中，隐含作者的价值立场是以色相等级来区分女性生命价值、以世俗精明来睥睨生命真诚。
王琦瑶学生时代的女友有吴佩珍和蒋丽莉两个。
这两个女同学的共同特点一是长得丑，二是单方面忠诚于王琦瑶，三是不如王琦瑶精明。
“吴佩珍是那类粗心的女孩子。
她本应当为自己的丑自卑的，但因为家境不错，有人疼爱，养成了豁朗单纯的个性，使这自卑变成了谦虚，这谦虚里是很有一些实事求是的精神的。
……王琦瑶无须提防她有妒忌之心，也无须对她有妒忌之心，相反，她还对她怀有一些同情，因为她的丑。
……王琦瑶的宽待她是心领的，于是加倍地要待她好，报恩似的。
”作品叙述吴佩珍和王琦瑶的关系多采用全知第三人称叙事。
这个权威叙述者把丑女孩应该自卑的看法当作毋须质疑的道理告诉读者。
同时，这段叙述还包含着这样的逻辑：美女与丑女交朋友的心理基础是“同情”，性质是“宽待”；丑女对美女好则是“报恩”。
果然，在后面的种种交往中，都是吴佩珍想方设法讨王琦瑶的欢心，一直处在报恩的被动位置上；王琦瑶动辄给吴佩珍脸色看，一直按照自己的心绪决定着要不要接受吴佩珍的友情。
而隐含作者、叙述者对美女的这种特权没有任何质疑。
这里，隐含作家评价女性生命价值的首要尺度是色相美。
在隐含作者眼中，漂亮与否决定了女人尤其是未嫁女人的生命等级。
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上海情结与女性意识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上海情结与女性意识近年来，中国作家王安忆以其独特的散文风格和对女性题材的独到见解备受关注。
她的作品《长恨歌》以上海为背景，描述了一段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故事。
本文将以此为基础，探讨《长恨歌》中的上海情结与女性意识。
《长恨歌》的背景设定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
上海作为一个兼具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城市，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带来了新的变革。
王安忆通过《长恨歌》中的一系列故事，展现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人情世故和女性面临的种种困境。
对于王安忆来说，上海是她的家乡，她对上海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在小说中，她用独特的文笔描绘了上海的景色、街道和背后的历史文化。
她的笔触细腻而感性，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繁华和变迁。
上海的情结成为了王安忆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也是她对于个人和社会记忆的一种表达。
与上海情结相伴而来的是女性意识的抒发。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城市，女性已经逐渐摆脱了传统封建社会的束缚，开始追求个人发展和自我解放。
在小说中，王安忆通过丰富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她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小说中的女主角李秋水是一个出色的上海女孩，她勇敢地面对困境，积极地寻求自身的价值。
她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对爱情的追求。
王安忆在她身上展现了一个典型的上海女性形象，她们虽然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但却充满了现代感和独立意识。
与李秋水相对照的是她的母亲华月。
华月是一个传统的上海女性，她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被束缚在传统的家庭角色中。
她在小说中展现了女性在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转变和矛盾。
王安忆透过华月，传达了对于女性解放的思考和思考。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以一个女性的视角，探讨了女性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中的地位和困境。
她展现了女性所面临的性别歧视、就业压力和婚姻观念的变化等问题。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寻根意识与上海文化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寻根意识与上海文化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一部具有明显寻根意识的小说，通过对主人公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上海生活的描写，展现了上海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同时也表达了对个体与团体的存在与认同的思考。
小说中的主人公杨晓玲是一位出生于上海的女作家，她以自己的视角和亲身经历，生动地揭示了上海的社会变迁和家族历史。
小说开始于五十年代的上海，上海成为一个流亡文化的港湾，许多从各地逃难来到这座城市的人们都带着自己的土地记忆与生活习俗，形成了一个庞杂的文化社群。
杨晓玲的家族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他们来自于江南的乡村，带着乡土文化来到了上海。
小说中，杨晓玲对于家族历史的探寻和对于故乡之情的表达是显而易见的。
她通过回忆自己的家庭故事和听父辈们讲述的往事，描绘了一个虽然曾经充满苦难但又充满温暖和血脉相连的家族。
杨晓玲渴望了解自己的家族根源，希望通过寻根回溯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她不仅倾听长辈们的叙述，还踏上了探寻祖籍乡村的旅程，进一步发掘家族历史和村庄的文化特色。
通过这样的努力，她在寻根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感。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的文化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具有着千姿百态的文化面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小说中描写了上海的夜生活、上海话、饮食文化等等，展现了上海的多元性与独特性。
杨晓玲从小生活在上海，被上海的文化所熏陶，在她的笔下，上海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活力和诗意的城市，同时也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符号的城市。
在小说中，寻根意识与上海文化的渗透与碰撞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多彩。
通过寻根和回忆，杨晓玲不仅重拾了家族的记忆，也发现了上海的独特文化符号。
而上海文化在她的笔下也得以传递和表达，展现了上海文化对于个体认同与团体认同的作用。
总之，王安忆的《长恨歌》通过对一个上海女作家的个人经历和寻根故事的描写，展示了上海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小说中的寻根意识与上海文化的融合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多彩，也启发了人们对于个体与团体存在与认同的思考。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鲜明的女性视角，展示了当代女性意识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发展和变化。
本文将围绕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展开探讨，分析她们在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社会冲突中的内心挣扎和自我价值的追求。
首先，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丰满而复杂，展示了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和不同经历的女性形象。
从乡村到城市，从农村妇女到知识女性，王安忆通过塑造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揭示了她们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
以女主角李嫣为例，她出生在读书人之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她在婚姻和事业之间摇摆不定，苦于传统的家庭期望和自我追求之间的矛盾。
这种内心挣扎与日益浓厚的女性意识相呼应，反映了现代女性在追求个人价值和传统社会期望之间的矛盾。
其次，在小说中，王安忆通过女性的视角，揭示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
在旧社会，男权社会中，女性往往被视为家庭和社会的附属品，处于从属地位。
王安忆通过塑造女性角色的命运，展现了她们受尽压迫和不公平待遇的悲惨经历。
例如，小说中的庄蕙兰，是一个贫困农村家庭出身的女孩，她身世艰辛，长期遭受虐待。
她的遭遇使读者深刻认识到在旧社会中，女性的命运和幸福往往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开始逐渐追求自我价值和独立人格。
在小说中，王安忆展现了女性在追求职业、婚姻和家庭等方面的努力。
例如，李嫣虽然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但她努力工作，追求自己的事业并寻找自己的幸福。
她的努力和奋斗无疑代表了当代女性更多地追求自我实现和人生价值的追求。
同时，小说中还呈现了女性间的情感纽带和互助精神。
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成为她们面对困境时的重要支持力量。
然而，在小说中，王安忆并没有一味地将女性意识的觉醒视为终极解药。
相反，她提醒人们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和困扰。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和工作压力不容小觑，这对许多女性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上海情结与女性意识作者：刘捷邓建来源：《文学教育》2017年第10期内容摘要：王安忆《长恨歌》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讲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四十年的情与爱，其中交织着上海这座城市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
在弄堂文化背景下生活的王琦瑶，一生命运多舛。
与王琦瑶一生相联系的，是挥之不去的上海情结；与王琦瑶命运相关联的，是小说背后透露出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长恨歌》上海情结女性意识王安忆《长恨歌》以长恨的曲调向我们唱出了一个优雅恬静的上海女人的悲歌。
回忆王琦瑶的一生，实则是回忆上世纪上海的繁华旧梦，从“弄堂”到“爱丽丝公寓”，再到“平安里”；从“片场”到“上海小姐”；从“闺阁”时代到女儿薇薇的时代，再到最后碧落黄泉……小说主人公王琦瑶一生辗转，命运多变，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变的是人的经历、人的情怀，不变的是生活的弄堂。
一.上海情结《长恨歌》写的是一个城市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上海，上海这一座时尚之都，体现的是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然而作家王安忆没有刻画上海滩的新颖魅力，而是转向繁华都市背后的日常生活景象。
用一个又一个平凡的生活情景渲染出独特的上海风情。
这一幕幕精致的日常生活景象，实则更贴近小市民的内心世界，把上海的真实平凡与细腻的内心情感相结合，唱出一曲展现上海情结的长长恋歌。
1.弄堂：独特的气韵故事发生在上海的弄堂，小说女主人公王琦瑶生活的地方。
王琦瑶是上海弄堂众多女学生的代表，每天从弄堂里出来，背着书包出门的，是众多的“王琦瑶”；放学后在弄堂里，跟小伙伴谈笑风生的，是千千万万个“王琦瑶”……王琦瑶是弄堂女性的象征，生长在弄堂，后来离开，与李主任一起搬到“爱丽丝公寓”，待李主任命殒到邬桥疗伤，最后，还是回到上海弄堂“平安里”，并在平安里度过了自己的终生。
弄堂的一气一息，都在感染着王琦瑶，她是属于弄堂的孩子。
弄堂的古韵培养了王琦瑶的端庄，弄堂的静谧成就了王琦瑶的优雅。
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弄堂仿佛在为她祈祷；王琦瑶搬去“爱丽丝公寓”，弄堂仿佛在叹息；王琦瑶回到平安里当护士，弄堂为她展开新生活而微笑；在平安里开派对，承载着欢声笑语的，是弄堂；王琦瑶最终死于非命，弄堂在为它的女儿流泪……弄堂是平凡的，又是世俗的。
小说描写上海的杂弄“表面上是坦露的，实际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上海的后弄“显得有些深沉，最深最深的那种隐私也裸露出来，更像是要钻进人心里去的样子”。
小说开篇即描绘弄堂，实则是在写隐藏在弄堂后面的人心。
弄堂的坦露，实则是人心的坦露；弄堂的深沉，实则是人心的深沉。
上海小市民的一举一动，受到的正是弄堂文化的感染。
弄堂以不变应万变，养育了千千万万个“王琦瑶”。
“《长恨歌》的里弄描写极具艺术特色，能够很好地完成小说的寓言功能，为王琦瑶等市井平民的生活史提供绝佳的舞台，并构成王安忆对城市生活本质性的理解方式和独特的书写方式。
在艺术作用上，甚至可以说，《长恨歌》对里弄生活的描写可以与雨果对巴黎城市景观的生动再现相媲美，对小说叙事进程和历史书写都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1]2.流言：纠缠而难辨小说写到：“流言产生的时刻，其实都是悉心做人的时刻。
”上海繁华都市的背后，是如深渊一般弄堂的点缀。
在弄堂暗地里悄然兴起的话语，粗鄙而又真假难辨，伤心败俗而又混淆视听，正是流言。
流言是典型的“下三烂”，然而，大多数人都离不开这典型的“下三烂”。
“将小说说成…流言‟，并没有贬低它的身价，而是想让小说重新找回自己的源头。
”[2]走出弄堂的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不用揭示，就能听出“谁家王小姐，参加竞选，获得个…三小姐‟的桂冠”；被军政要员李主任包养的三小姐，流言仿佛分成两派：一种是“三小姐运气真好，从此有大官员撑腰”；一种则是“如此繁花貌美，真是可惜找不到正经归宿”之类……流言从来都不是明说出，但却是真真实实存在着的。
我们看不到小说对流言蜚语的正面描写，却还是感受到它在弄堂里的流传。
流言在上海弄堂里流传着，是真是假，我们无从知晓。
有时假的话语，经过每家每户的流传，再加上人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生动描述，也似乎会变成真的。
反倒是有些真的言语，到头来倒说成是假的了。
流言又是纠缠的，流传流言者以之为生活必不可缺的乐趣，而流言中心者，往往是没办法，真假难辨，纠缠难解，唯有独自叹息，待时间把“流言”渐渐消磨……3.片场：故事的开端如果说弄堂是王琦瑶人生的开端，那么，片场则是她之后四十年爱情、亲情、友情变化的开端。
好朋友吴佩珍为了让王琦瑶开心，预约好在片场做事的表哥，表哥带着她们两个到片场游玩，正是在那里，王琦瑶的美被导演发现。
导演为王琦瑶的美惊叹，让她去试镜，之后，导演又向照相馆的程先生介绍了王琦瑶，程先生为王琦瑶拍照，其中一张照片被“沪上淑媛”选作封面。
于是，王琦瑶因她的美，变得小有名气。
最后，在程先生与蒋丽莉的鼓舞下，王琦瑶参选“上海小姐”，并获得桂冠，得到“三小姐”的称号……片场是王琦瑶人生的转折，倘若她没有去片场游玩，她的美就暂时不会被发现。
她不会认识导演，不会认识程先生，也不会认识李主任。
从来到片场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开始被改写。
片场描绘的是荧幕上的情景，但它却真实地改变了荧幕下百姓的生活。
或许日常生活就是如此，你在台下看戏，觉得那是不真实的，遥遥不可及的，在你这样认为的时候，你的人生轨迹正在被这不真实的戏份所改变。
二.女性意识在《长恨歌》中，最能表现上海风情的，是上海女性。
“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大的委屈。
上海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
”[3]通过女性外表仪态、衣着服饰，以及细腻心思的描写，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个女人在这座城市中的变化，更透过这一个个女性形象，看到上海这座城市几十年的风雨变迁。
王安忆赞成女性是要回归家庭的，女人的归属感在家庭。
但是，与表现传统女性以家庭为己任不同，王安忆敢于表现女性意识觉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是依附男性存在的。
女性主要是以家庭为主，并且把自己一生主要奉献给家庭。
在中国传统父权社会中，女性听从父亲、夫君的意愿。
王安忆也主张女性回归家庭，然而，在《长恨歌》中，我们看到了以王琦瑶为代表的女性意识觉醒。
导演劝说王琦瑶退出“上海小姐”的竞选，跟她讲竞选“上海小姐”其实不过是达官贵人玩弄女性，应该懂得女性解放的道理。
十六岁的王琦瑶不但没有听从导演的建议，反而驳斥到：“竞选…上海小姐‟恰恰是女性解放的标志，是给女性社会地位。
”少女时代的王琦瑶，就已很有主见。
参选“上海小姐”，是她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觉醒，她认识到自己的美，认为参选是提高自我的社会地位。
这时候的王琦瑶，不再听从于跟她意见相反的男性，而是能自我决定，自我解放。
被国民党军政要员李主任看中，而自愿搬去“爱丽丝公寓”，是王琦瑶女性意识第二次觉醒。
王琦瑶想要一个家，李主任给了她一个家，尽管她对李主任并没有爱情可言。
但是，为了得到一个家的归属感，她自愿跟着李主任。
对于女儿的这一行为，王琦瑶的父母并没有做出任何表决。
大好年华的“三小姐”，本可以像吴佩珍和蒋丽莉那样，嫁到一个规规矩矩的好人家。
但王琦瑶没有选择这样做。
她甘愿被李主任包养，并把等待李主任的归来看做自己的事业。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自我婚姻做决定的王琦瑶。
几经曲折的王琦瑶，最后回到“平安里”，当上一名注液护士。
在平安里，她遇到了自己的爱情：她爱上了康明逊，并怀上了他的孩子。
明知她与康明逊是没有未来的，他们的孩子也不能要。
康明逊懦弱，他自己都在夹缝中生存，但是，王琦瑶还是自我决定把孩子生下来，独自抚养成人。
她做这个决定，正体现了她自我意识的第三次觉醒。
严家师母对她说：“女人，还是为男人做得好。
”王琦瑶却坚持：“我偏要为自己做。
”明知孩子父亲是不会承担责任的，她还是坚持把孩子生下来。
王琦瑶一生很苦，但是无论怎么苦，她的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她做的事情，都是自我决定的。
在这一点上，王琦瑶一人的意识觉醒，起到了呼唤千千万万个王琦瑶们意识觉醒的作用。
三.女性命运王琦瑶最终死于他杀，这是我们都无法预料到的。
“一旦失去自我，女性注定会陷入几千年的宿命圈套（死于他杀）。
”[4]也许人生就是这样，如戏一般难以预测。
王琦瑶是一个聪明人，每看到一个人，她在心里都会形成对这个人的评价。
初看长脚，她却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个人，她肯定也无法料到，自己最终会命丧于此人。
与李主任相遇，就是王琦瑶悲剧命运的开端。
女儿远走美国后，她孤独难耐，只有老克腊陪伴着她。
老克腊虽然怀旧，但是看到王琦瑶日渐衰老的脸庞，最终被现实打败，想离开她。
此时的王琦瑶，仿佛回到与李主任相处的时光。
李主任用钱满足她，让她陪伴自己。
而如今，王琦瑶想用钱留住老克腊，想让他再陪伴自己几年。
王琦瑶以为可以用钱留住最后的感情，可以用钱买一个人的时间，来排解孤独。
但事与愿违，老克腊更坚定地离开她。
辗转几十年，王琦瑶还是自己一个人孤独生活，最终孤独死去……王琦瑶的一生，其实都是自己选择自己过自己的人生。
但是，她的命运是悲哀的。
女性命运该何去何从，女性如何在尊重自我意愿，潇洒过好自己人生的同时，得到美好的结局，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座城市，一个人。
王安忆通过描写一个女子几十年的命运，来反映上海无数女子的命运。
王琦瑶是上海女子的缩影，女性意识已经觉醒，然而，女性命运却并不美好。
繁华上海滩的背后，其实是更贴近平凡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弄堂。
流言从弄堂中生起，故事从这里开始，最终在这里结束。
一个上海女子的一生，唱出一曲哀婉的挽歌。
参考文献[1]张莉.历史化的上海与上海化的历史——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上海书写[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5，（4）：77.[2]罗岗.找寻消失的记忆——对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疏解[J].当代作家评论，1996，（5）：50.[3]王安忆.寻找上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84-86.[4]董蓬蓬.论《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J].安徽文学，2008，（11）：44.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海洋大学创新强校工程本科教学类项目-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汉语言文学（项目编号：GDOU2014041102）的成果之一。
（作者介绍：刘捷，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1144班学生；邓建，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