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长恨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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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长恨歌》赏析王安忆《长恨歌》赏析王安忆《长恨歌》故事简介看王忆安的《长恨歌》,一曲娓娓道来,弦音顿挫,台上的人伊伊啊啊,热闹非凡;台下的人看的清晰,不过是赶了一回华,只是低回慢转都作着告别,曲终人要散,幕台上的冷清无人眷恋,不过是述说着无法挽回的难过。
《长恨歌》里有的是似女人小性子的潮粘的梅雨季风,有的是似肌肤之亲般的性感的挨挤的上海弄堂,有的是带阴沉气息如云似雾的虚张声势的乱套流言。
也有处于嘈杂混淆中如花蕾一样纯洁娇嫩的闺阁,盛载的都是不可为人知的心事。
还有把城市的真谛都透彻领悟的自由群鸽,它们在密匝的屋顶盘旋,带着劫后余生的目光哀怨地看这一片城市废。
那是属于上海的废,上海夜夜笙歌,歌声是带着形式般迫不得以带欢庆的热闹,却是没有高山流水纯粹清澈,在这废里,袅袅娜娜的浮出一个清新雅致的影子,那是王琦瑶。
她是就典型的上海女儿,追逐潮流讲究小情小调,平易近人,心比天高。
若是出生不好,被虚荣牵着鼻子走,都是要走上无奈的'不归路的。
小说分三条清晰的线索:第一是王琦瑶的遭遇,从片厂拍戏到登上登杂志到舞会流连再到选举上海小姐,把她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众人羡慕吹捧的高度,这不是幸事,而是为她的悲剧奠下基础。
到这里是小说的高峰,月以满,则要亏,水到满,则溢出。
王琦瑶戏剧的荣耀开始走下波路,在人们意味深长的眼里约定俗成的成了交际花,勾三搭四,堕了胎,成了最卑微的女人。
最后死于他杀。
无人同情。
第二条线索是从王琦瑶的友情出发。
从吴佩珍到蒋文丽到严家师母再到张永红,这些友情不过如水般淡薄,各有各的利益计较,讲不清道不明的各怀鬼胎,但彼此做了个寂寞途里的聊友也未尝不可。
第三条线索是王琦瑶的爱情。
从程先生到李主任到阿二到康明逊到萨特再到老克腊,王琦瑶并非多情也非滥情,而是生活所逼。
一开始,王琦瑶的生存意识是在爱情前面的;到有那么一刹那爱情的尾巴跳跃到她眼前,也是转瞬即逝,留也留不住。
忧伤的缠绵,总是带着无可奈何的悲情,像随时都要消逝般。
现代都市女性的一种平常而卓越的价值追求——王安忆的《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解读王安忆是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描述了中国现代都市女性的生活、思想和情感。
其中,《长恨歌》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了现代都市女性的平常而卓越的价值追求。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王琦瑶形象,通过她的经历和成长,体现了现代都市女性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的坚持与勇气。
首先,王琦瑶是一个追求独立自主的现代都市女性。
小说中,王琦瑶从小就被家庭压抑和束缚,但她并没有被动地接受这种命运,而是选择了自我拯救。
她通过努力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最终考入了北平大学。
在大学里,她展现了出色的学术能力和坚定的思想追求,尽管面临各种困难和诱惑,但她始终保持着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其次,王琦瑶是一个勇于挑战传统观念的现代都市女性。
在小说中,传统的封建观念和家庭压力一度让王琦瑶陷入迷茫和痛苦之中。
然而,她并没有妥协,而是勇敢地面对和挑战这些观念。
她坚信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毅然放弃了一切嫁人从夫的机会,选择了追求自己的事业和个人价值。
她投身于文化事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获得了一线作家的地位,成为了一名自食其力的现代女性。
第三,王琦瑶是一个追求真爱并坚守真爱的现代都市女性。
在小说中,王琦瑶与一位先生展开了一段深情而短暂的爱情。
然而,这段爱情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王琦瑶将这份爱情铭记在心,并在后来的生活中一直保持着对这位先生的忠诚和思念。
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真爱的坚守和追求,无论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和困苦,她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感情和信仰。
综上所述,王安忆的《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形象展现了一种平常而卓越的价值追求。
她是一个独立自主、勇敢挑战传统观念和坚守真爱的现代都市女性。
她的故事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明白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价值观,勇敢地面对挑战,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同时,她也提醒我们要珍视真爱,并用行动去坚守和追求。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寻根意识与上海文化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一部以寻根题材为主的长篇小说,通过描述主人公曲曦的寻根之旅,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根的渴望和追求。
与此同时,小说中也深刻描绘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文化魅力。
首先,小说中的寻根意识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追忆和回归。
曲曦作为一个上海出生的知识分子,在外地求学和工作多年后,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她主动选择返乡,并通过各种方式寻找自己的根,探寻家族的历史和秘密。
这种寻根的意识,既是对家的思念和牵挂,也是对传统文化的追溯和回归。
小说中描绘了丰富的家族历史,展现了家族成员的个性和命运,通过挖掘个人与家族的历史,曲曦寻求找到自己的根,并通过传递家族的记忆来重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其次,小说中的寻根意识还表现为对城乡关系的深层思考。
曲曦的返乡之旅,不仅仅是对家族和传统文化的回归,更是对城乡关系的反思。
小说通过对上海和农村的对比描写,深入剖析了城市与农村的差异性和矛盾性。
小说中描述了上海的繁华和浮躁,城市人对于乡下的嘲笑和更迭,以及农村的贫困和落后。
通过曲曦的观察和思考,小说呈现了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呼吁城市人们回归乡村,关注农民工和农村发展。
这种寻根意识在小说中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更是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呼唤。
与寻根意识相呼应的是小说中对上海文化的描绘。
上海作为一座特殊的城市,拥有丰富独特的文化魅力。
小说中通过对上海的描述,展现了其独特的人文历史和文化底蕴。
上海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变迁的城市,承载着浓厚的近代历史氛围和独特的城市风情。
小说通过描写旧上海的街道、建筑和景观,展现了上海的繁华和多样性。
同时,小说还通过描述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心态,深刻反映了上海文化的特点和精神追求。
上海的文化自信和多元融合,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具有独特的个性和命运,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和活力。
总的来说,王安忆的《长恨歌》不仅仅是一部寻根题材的小说,同时也是对上海文化的精彩描绘。
长恨歌翻译及赏析王安忆长恨歌赏析一、主题内涵探讨:强烈的依附心理近年来,人们对这本书的探讨大多围绕王安忆在书中所表现的女性意识。
他们强调小说所表现的女性的独立、自主以及顽强的生命力。
如徐凌俊在《王安忆长恨歌三论》中说:“比较一下《长恨歌》中的几个软弱的男性就知道,王安忆在作品中还是强调了她的女性优于男性的这种女性意识。
男人如果有优越感,也是凭借着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与金钱,而女性,一无所凭,只凭借她们柔弱而绵长的旺盛生命力,就足以超越男性。
”“小说的主角王琦瑶是个女性,王琦瑶的手帕姊妹当然是女性,连在王琦瑶那里厮磨时光的男人,如程先生、康明逊、萨沙、老克腊、长脚、她女儿薇薇的男朋友,全都女性化了。
小说作者把所有的男性都放逐到历史社会、历史时间里去了。
”所以他认为这是女性主义小说的范本。
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我认为,一部《长恨歌》,王安忆的女性意识恰恰不是体现在女性的主体地位上,而是体现在女性强烈的依附心理上。
整部《长恨歌》隐含了三种依附:男性对权、势、利、欲的依附;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城市对乡村的依附。
这三种依附又是环环相扣、因果相承,小说中每个人都被扣在其中一环上。
而无论哪一种依附,有一点是相同的:处于这一依附链条上的人都无法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1、男性对权、势、利、欲的依附《长恨歌》中的男性大多是被边缘化的。
如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萨沙、老克蜡、长脚。
作者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特定的身份,未花多少笔墨写他们的出身经历,仅仅抓住了他们生命中与王琦瑶有交集的那一段来写。
因此他们似乎都有些来历不明、去路不清。
李主任是王琦瑶最初投靠的人。
他是高官,权力的化身。
但对政治权势的依附也使他沦为政治附庸。
“各种矛盾的焦点都在他身上,层层叠叠。
最外一层有国与国间;里一层是党与党间;再一层派系与派系;芯子里,还有个人与个人的。
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牵一发动千钧。
外人只知道李主任重要,却不知道就是这重要,把他变成了个活靶子,人人瞄准。
王安忆《长恨歌》讲义《长恨歌》是当代作家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以及一个女人的命运沉浮。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的一位美丽女子。
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却也饱含着无奈与悲哀。
王琦瑶的美是她命运的起点,也是她悲剧的根源。
在上海繁华的背景下,她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踏入了上流社会的圈子。
然而,这种表面的荣耀并没有给她带来真正的幸福,反而让她在动荡的时代中历经沧桑。
王安忆通过对王琦瑶生活细节的描绘,展现了上海的弄堂文化。
弄堂是上海城市的独特景观,也是普通市民生活的场所。
在弄堂里,人们的生活琐碎而真实,有着家长里短的纷争,也有着邻里之间的温情。
王琦瑶的成长环境就是在这样的弄堂中,她的性格和命运也深受其影响。
作品中,王安忆对上海的城市风貌进行了生动的刻画。
从繁华的南京路到幽静的小巷,从摩登的咖啡厅到简陋的民居,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她的笔下鲜活起来。
这种对城市的描绘不仅仅是一种背景的交代,更是对上海精神的一种探寻。
上海这座城市既有着时尚与现代的一面,又有着传统与保守的一面,而王琦瑶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城市氛围中展开。
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从四十年代的旧上海一直到九十年代的新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王琦瑶经历了爱情的波折、生活的磨难以及时代的变迁。
她的爱情故事令人感慨万千。
与李主任的关系,让她感受到了权力与金钱的虚幻;与康明逊的爱情,则充满了无奈与苦涩;与老克腊的纠葛,更是揭示了她内心的孤独与对过去的留恋。
在时代的洪流中,王琦瑶始终是一个被动的承受者。
她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随波逐流。
无论是战争的动荡,还是政治运动的冲击,都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她却始终坚韧地活着,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命运的不公。
《长恨歌》的语言优美而细腻,王安忆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让读者能够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浅谈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作者:马志浩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3期摘要:王安忆是当今文学界占据着一定地位的女性作家,《长恨歌》是她的代表作品,斩获了很多奖项,同时也被读者所追逐和关注。
她对词句的掌控力,深受广大读者所崇拜,这篇小说所体现出的主人公的“城市中的平民精神文化”更是精中玉珀,堪称完美,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价值。
关键词:解读作品的灵魂文学的艺术价值小说的主题研究一、《长恨歌》的内在灵魂王安忆的很多作品都是围绕着上海而来的,上海这座城市具有独特文化氛围,而《长恨歌》就是上海文化最完美的诠释。
主人公王琦瑶具有上海女性的共同特性:婉约、美丽、韧性,而无数上海女性的共同特征足以代表这座城市的灵魂,恰恰这样的一座城、一个人,也就是王安忆所要表达的意义!时尚、美丽、时髦、潮流是上海女性的代名词,这并不存在虚假的成分,看看马路上行走的漂亮女性,你就发现这些代名词具有的真实性,而《长恨歌》的主人公——王琦瑶就像路边的漂亮女孩一样喜欢追逐潮流,喜欢时髦,但她并不招摇。
她们追逐绚丽的色彩,她们喜欢引领潮流,就像当今的明星一样闪光耀眼,无论是头发的色彩搭配,还是衣服的整体效果,大到包包的样式,小到发带的扎法,无时无刻都在体现着上海女性的魅力。
小说主人公的朴素美体现出王安忆对其宿命安排的无奈,上海的繁荣孕育了魅力天使的诞生,而独具时尚特色的天使也造就了上海的文化气息。
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是一个心思缜密、思维精明、聪明伶俐的女人,例如:王琦瑶想在未来未知的生活中,把握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丝丝希望,而不论是王琦瑶针对吴佩珍使用的一些手段,还是与蒋丽莉的争取,都能体现出她对于一些细节的分析以及聪明地运用人事相处方式方法。
由于当时社会的复杂形势,像王琦瑶这样的柔软女性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也恰恰符合了上海人的特性,上海人的聪慧、眼光敏锐、反应灵活也能体现出这座城市的发展潜力。
作品想要表达就算是柔弱的女性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未知的人生道路上制造出一丝丝希望,对于形式的分析、判断以及走平常的路这些都体现出了王安忆笔下的上海精神。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寻根意识与上海文化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寻根意识与上海文化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一部具有明显寻根意识的小说,通过对主人公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上海生活的描写,展现了上海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同时也表达了对个体与团体的存在与认同的思考。
小说中的主人公杨晓玲是一位出生于上海的女作家,她以自己的视角和亲身经历,生动地揭示了上海的社会变迁和家族历史。
小说开始于五十年代的上海,上海成为一个流亡文化的港湾,许多从各地逃难来到这座城市的人们都带着自己的土地记忆与生活习俗,形成了一个庞杂的文化社群。
杨晓玲的家族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他们来自于江南的乡村,带着乡土文化来到了上海。
小说中,杨晓玲对于家族历史的探寻和对于故乡之情的表达是显而易见的。
她通过回忆自己的家庭故事和听父辈们讲述的往事,描绘了一个虽然曾经充满苦难但又充满温暖和血脉相连的家族。
杨晓玲渴望了解自己的家族根源,希望通过寻根回溯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她不仅倾听长辈们的叙述,还踏上了探寻祖籍乡村的旅程,进一步发掘家族历史和村庄的文化特色。
通过这样的努力,她在寻根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感。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的文化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具有着千姿百态的文化面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小说中描写了上海的夜生活、上海话、饮食文化等等,展现了上海的多元性与独特性。
杨晓玲从小生活在上海,被上海的文化所熏陶,在她的笔下,上海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活力和诗意的城市,同时也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符号的城市。
在小说中,寻根意识与上海文化的渗透与碰撞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多彩。
通过寻根和回忆,杨晓玲不仅重拾了家族的记忆,也发现了上海的独特文化符号。
而上海文化在她的笔下也得以传递和表达,展现了上海文化对于个体认同与团体认同的作用。
总之,王安忆的《长恨歌》通过对一个上海女作家的个人经历和寻根故事的描写,展示了上海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小说中的寻根意识与上海文化的融合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多彩,也启发了人们对于个体与团体存在与认同的思考。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鲜明的女性视角,展示了当代女性意识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发展和变化。
本文将围绕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展开探讨,分析她们在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社会冲突中的内心挣扎和自我价值的追求。
首先,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丰满而复杂,展示了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和不同经历的女性形象。
从乡村到城市,从农村妇女到知识女性,王安忆通过塑造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揭示了她们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
以女主角李嫣为例,她出生在读书人之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她在婚姻和事业之间摇摆不定,苦于传统的家庭期望和自我追求之间的矛盾。
这种内心挣扎与日益浓厚的女性意识相呼应,反映了现代女性在追求个人价值和传统社会期望之间的矛盾。
其次,在小说中,王安忆通过女性的视角,揭示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
在旧社会,男权社会中,女性往往被视为家庭和社会的附属品,处于从属地位。
王安忆通过塑造女性角色的命运,展现了她们受尽压迫和不公平待遇的悲惨经历。
例如,小说中的庄蕙兰,是一个贫困农村家庭出身的女孩,她身世艰辛,长期遭受虐待。
她的遭遇使读者深刻认识到在旧社会中,女性的命运和幸福往往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开始逐渐追求自我价值和独立人格。
在小说中,王安忆展现了女性在追求职业、婚姻和家庭等方面的努力。
例如,李嫣虽然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但她努力工作,追求自己的事业并寻找自己的幸福。
她的努力和奋斗无疑代表了当代女性更多地追求自我实现和人生价值的追求。
同时,小说中还呈现了女性间的情感纽带和互助精神。
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成为她们面对困境时的重要支持力量。
然而,在小说中,王安忆并没有一味地将女性意识的觉醒视为终极解药。
相反,她提醒人们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和困扰。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和工作压力不容小觑,这对许多女性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凭恨需停无他期——王安忆《长恨歌》解读■李小丽提到女性文学,势必提到张爱玲,但这个人,自身的人生经历要比她笔下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要精彩和真实得多。
她的确开辟了女性文学新的视角,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王安忆的《长恨歌》同样是写女性主题,同样是大上海背景下,但我却认为其格局要胜张爱玲一筹,其人物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小说《长恨歌》的开头,王安忆就琐屑地叙述了那些穿着花裙子、背着书包、扎着小辫儿从院子里跑出来的女孩儿们是王琦瑶,在理发店做了流行发型去照相馆拍照的是王琦瑶,做了新衣裳和朋友挽着手上影院去的是无数个王琦瑶。
在那个喧闹繁华的旧上海,每几个女孩子里都有一个王琦瑶。
在那个年代,王琦瑶是普遍性的存在,她的一言一行、一喜一哀都代表着旧上海众多的女孩子。
王安忆的起点总是很高,但也因此增加了写作的难度,既要表现出人物内在的个性,又要时刻注意这个人是代表了一群人的状态,即使是在表现个性的时候也不能抛开时代的普遍性。
王琦瑶是个孤独的个体。
尽管她身边从来不乏朋友和追求者,但她从未真正地融入某段感情,即使对方是真心相待。
当无数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她的美貌倾倒,她看似站在顶端光芒万丈,将男人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实际上只有她是在最底层挣扎,被轻视,被谩骂。
她从来不曾是人生的赢家,也从来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她的选择只能对少数真正关心她的几个人伤心难受,对多数人来说,这个貌美的花瓶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玩物,就像她“三小姐”的称号,本就可悲。
“大小姐”“二小姐”总是闺门紧闭,鲜有抛头露面,于大多数人而言,她们是高高在上,不可冒犯的,是真正的大家小姐,不敢抱有无畏的幻想。
而“三小姐”就刚刚好,较旁人多了些美貌娇羞,又不似“大小姐”“二小姐”那样虚幻不真实,却是大多数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甚至努力一把可以得到的,何况这位“三小姐”又是这样的亲民接地气。
有没有真心疼惜她的人呢?自然也是有的。
第一个便是蒋丽莉。
少女时代的友情真的是该再纯洁不过的,捧着一颗热腾腾的真心,恨不得将整宿地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讲女儿家的小心思。
一曲时间为维、流言为声的城市之歌——王安忆《长恨歌》解读2008-04 19:13:38 来源:《考试周刊》作者:常晓红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是王安忆继《小鲍庄》、《三恋》后第三次创作的高峰。
本文题为“解读”,意从创作主旨、写作框架、语言风格三方面解读这部小说。
一、城市·女性城市与女性成为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个生长点,这是因为,城市和女性似乎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城市在发展,女性亦在成长。
王安忆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她在一篇关于上海女性的文章中曾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
”《长恨歌》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关于上海和女性的故事,“这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首先,作家在第一部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为我们勾画了上海的全景图。
它包括了上海的建筑、精神和人,但无论是什么,都是上海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1.弄堂“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
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弄堂是上海绝对的存在,是最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居所,“是城市建筑的主体和上海市民文化的主要载体”[3],因此,在这一节,王安忆不但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托出了作品人物的立足点——那些和弄堂有密切联系的社会的中间阶层,因为这些人任何时候都是城市里的绝大多数,他们生生不息,永无止境,所以他(她)们是城市精神的当然代表,他们就是城市,城市就是他们;同时她更“昭彰”了弄堂在上海的地位:如果说街道和楼房是上海的支架,那么弄堂就是上海的血肉,它构成了上海的形体。
2.流言流言总是鄙陋的。
它有着粗俗的内心。
它们其实是用最下等的材料制造出来的……但也唯有这些下等的见不得人的材料里,会有一些真东西……流言其实都是沉底的东西……然而,这城市里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的。
无论这城市的外表有多华美,心里却是一颗粗鄙的心,那心是寄在流言里的,流言是寄在上海的弄堂里的。
它的特点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它不仅是上海弄堂不可或缺的生活,更是弄堂居民一种真实的精神状态。
弄堂生活是“声”与“色”的组合,吃着饭,说着流言,就是弄堂人的声、色。
流言是这声、色的一部分,是弄堂的典型特色。
3.闺阁“闺阁”在上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最能代表上海的精神的王琦瑶们居住的地方,自然也就有了它的独到之处:它是看一点用一点,极是虚心好学,却无一定之规。
它是白手起家和拿来主义的。
贞女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阴丹士林旗袍下是高跟鞋,又古又摩登。
这样的闺阁,无疑是上海最真实的写照。
4.鸽子“鸽子是这城市的精灵。
”它们高高在上,俯视着上海“天空下的那一座水泥城,阡陌交错的弄堂,就像一个大深渊,犹如蚁的生命在作挣扎。
空气里的灰尘,歌舞般的飞着,做了天地的主人”。
如果说“弄堂”“流言”“闺阁”是作家由整体到局部的刻画上海的弄堂,那么“鸽子”就是对弄堂的再次描摹,这就更强调了弄堂在上海超然的、无与伦比的地位,同时也让我们清楚明白地认识到《长恨歌》写的是上海这座城市。
5.王琦瑶“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
”一句话点明了她的身份,王琦瑶和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一样是上海身体里的一部分。
王琦瑶代表了一个类型,她是王琦瑶们共同幻化而成的灵体。
这一节表明了王琦瑶只是上海的一个重要组成,但也暗示了王琦瑶对于上海的意义。
王安忆如此大费周章的写了这看似浪费笔墨的一章五节,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读者明白她写的是“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
这与《红楼梦》的结构安排相类似,这一章五节可谓全书的纲,表明了作家的创作目的。
其次,作家从“片厂”开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旧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伴随她的每一次出场,作家都不厌其烦地勾画她周围的人、物、景,相对的,却很少写王琦瑶的行为。
因此,与其说王琦瑶是人物形象,不如说它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象征。
王琦瑶在我们眼中始终是一个飘忽的影子,是一抹上海的魂。
我们不知道她的出身,而只知道她“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我们也不知道她的长相,而只知道她“好看”,是“沪上淑媛”,是“给自家人享用,真正代表大多数的三小姐”。
可以说,“这部小说即是由人物的命运和一系列以城市为主体的散文、随笔连缀而成”。
第一部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自不必说,第二部的“平安里”写的也是上海的弄堂,而第三部的“薇薇的时代”,则是作家对七十年代“已走了样”的上海的一番细致描写,从物到景到人,作家浓墨重彩的勾画了上海的诸多变化,这进一步凸显了“城市”的地位。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部小说是城人并重的,城即是人,人即是城,是通过一个女人写活了一个城市,人是城市的魂。
《长恨歌》的城市是一个女性视域之中的城市,上海被拟人化为一个阴柔的存在。
它的弄堂、流言、闺阁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漫溢着浓重的‘女人气’,都有着肌肤之亲的诱惑和触手可及的温暖”。
这样的上海如果没有王琦瑶的存在,将不具任何意义,是王琦瑶让上海活了起来,她是这上海的精魂。
这时也就可以明白王安忆所描写的“闺阁”,它是女性化的上海的突出表现。
此外,王琦瑶到邬桥的一段,看似离开了上海,重人而轻城,而实际上却是把上海置于一个与人物对等的地位,写出了人与城的不可分离。
“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上海真是叫人相思……它简直像情人对情人,化成石头也是一座望夫石,望断天涯路的”,这里的上海是个拟人化的存在,是叫王琦瑶“长相思不能忘”的“情人”,离开它,王琦瑶有着“将一颗心劈成两半”的孤独,因此,当她的上海的心被阿二勾起时,她将势必回归。
“当上海最初的灯光,闸北污水厂的灯光,出现在黑夜里头,王琦瑶忽然间热泪盈眶。
”王琦瑶流泪,不仅是因为她有着回到家乡的喜悦,更是因为她有着灵魂回到肉体的归属感。
城市和女人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说《长恨歌》写女人是手段,写城市才是目的也好,说以女人代表城市或女人是城市的影子也好,总之,写这个城市就不得不写这个女人,这个城市和这个女人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长恨歌》写的是城市和女人的故事。
二、时间之维《长恨歌》的城市和女人是结构在时间的网中的。
“就在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流动时间与固结时间的对比张力中,王安忆拉开了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并由此凸现了时代的变更与永恒,人生的变迁与虚无。
”小说之初,王安忆就写道:“四十年的故事都是从去片厂这一天开始的”,“四十年”这一时间的跨度,将小说的人、物、景都圈在了里面,而后作家着重描述的几个特定的年份,即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时间框架:一九四五年底的上海,是花团锦簇的上海,那夜夜歌舞因了日本投降而变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
电影圈是一九四六年的上海的一个进步圈,革命的力量已有纵深的趋势。
王琦瑶住进爱丽丝公寓是一九四八年的春天。
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
一九六○年的春天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
程先生是一九六六年夏天最早一批自杀者中的一人。
一九七六年的历史转变,带给薇薇她们的信息,也是生活美学范畴的。
八十年代初期,这城市的时尚,是带些埋头苦干的意思。
这是物理时间形成的经纬,小说中还有着相对静止的心理时间织成的网。
一九四六年竞选上海小姐,一九四八年爱丽丝公寓的等待,一九五七年平安里民居的四人小天地……在文本世界里,王琦瑶都是在自己阶段性的轨道上循环着前行,这时的时间就是相对静止的,是一个时间形成的封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时间是让人感觉不到的。
同时,《长恨歌》中还有许多时间性的场景和声音,构成了另一张虚幻的时间网。
上海的弄堂、弄堂里的流言、粉红缎的旗袍、古木衣柜等,都打着时间的烙印,散发着历史的气息;爱丽丝公寓的铃声、弄堂里隐隐的钟声、小街上卖桂花糖粥的敲梆声,都是时间的先行官,一声一声催促得紧;尤其是墙上的光影,让人觉得时间分明是历历在目的。
王琦瑶就生活在这样的时间的网中,她因此而分外懂得时间的分量:“有谁比王琦瑶更晓得时间呢?别看她日子过得昏天黑地,懵里懵懂,那都是让搅的。
窗帘起伏波动,你看见的是风,王琦瑶看见的是时间,地板和楼梯脚上的蛀洞,你看见的是白蚂蚁,王琦瑶看见的也是时间。
星期天的晚上,王琦瑶不急着上床睡觉,谁说独守孤夜,她是载着时间漂呢!”因此,《长恨歌》可以说是时间引发的悲剧。
所谓“长恨”,是对时间流逝的“恨”,也是对一段特定的上海历史的终结的“恨”,一段特定的上海生活、上海风情乃至上海市民精神及其生存方式随着主人公王琦瑶的死亡而宣告终结,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
三、流言之声王安忆为《长恨歌》量身制作了其独特的小说语言,使《长恨歌》具有了某种“流言”的性质。
这首先表现在,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以城市为主题的散文、随笔,以及大量的脱离了情节的分析,使得小说没有了一定的“规矩”,甚至使情节出现了停滞不前。
如第一部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爱丽丝公寓”,第二部的“平安里”,第三部的“薇薇的时代”等,都是对上海的肖像描写。
它们与情节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却又是“肖像描写”所必需的笔墨,作家如此安排,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细腻传神的城市素描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立于情节中并不显突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家同时于情节外设置了深刻而精彩的辨析,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缓慢的故事节奏而导致的沉闷。
如作家在第二部的“此处空余黄鹤楼”中的分析:“……无论这城市有多少空房子,总有足够的人再将它们填满。
这城市的人就像水一样,见空就钻。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有足够的空闲去哀悼逝去的东西,挤都来不及呢。
不过那是将一百年作一年,一年作一天那么去看事物的,倘若只是将人的一生填进去,确实不够塞历史的牙缝。
倘若要哀悼,则可哀悼一生。
但那哀悼纵然有一百年,第一百零一个念头,也就烟消云散……”这里王安忆参透了生命的意义,不是追求在时间的旷野里的永恒,而是追求在时间的刹那里的存在。
《长恨歌》的“流言”特色还表现在王安忆潜心于从小处落笔,写小感觉、小风波、小事件以及小人物,使小说有了一种“如水泻地,无孔不入”的感觉。
小说的主人公王琦瑶虽是一位昔日的上海小姐,然而却只是“三小姐”,是给自家人享用的日常的图景。
当昔日的辉煌归于沉寂,她身边的一切,包括人、物、景就都是“小”的,但也正是这“小”才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带我们走进了真正的城市生活。
“这城市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得。
”王安忆正是借着这些“流言”,写出了城市的真心,写出了真正的上海风情。
综上所述,王安忆的《长恨歌》无疑是成功之作。
城市和女人的主题是近年来小说创作的新趋向,作家对时间的深思引人发醒,“流言”式的小说语言令人称叹。
可以说,《长恨歌》无论在创作主旨、写作框架,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是领先于潮流,暗示了小说发展的某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