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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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提倡的写作方法名言
1.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左丘明
2.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
——《礼记》
3. 文以明道。
——韩愈
4.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杜甫
5.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杜甫
6.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杜甫
7.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贾岛
8.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卢延让
9. 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
——贾岛
10. 作诗火急追亡逋,情景一失后难摹。
——苏轼
11.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陆游
12.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三国志》
13.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孙洙
14.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熹
15.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郑板桥
这些名言都强调了写作的重要性和方法,包括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和修辞,注重情感的表达和体验,注重阅读和积累,以及注重创新和个性化的表达。
这些名言对于我们的写作和文学创作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8第11期“文以明道”是韩、柳在“古文运动”中提出的口号。
关于其提出的社会背景,刘国盈先生、〔1〕孙昌武先生、〔2〕罗宗强先生〔3〕都有过深入研究,但研究断限过于宽泛。
韩愈在贞元初年已经提出“文以明道”,而“永贞革新”在贞元末,结合“永贞革新”谈“文以明道”的提出,并不符合其历史语境。
那么贞元八年以后到贞元末,唐代长安的政治生态到底是怎样的呢?通过史书可以发现,这个时期流行“内相”的说法,那么“内相”一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对韩、柳“文以明道”的提出到底有何作用?以下通过考辨“内相”一词重新探究韩、柳“文以明道”提出的政治生态环境。
一、唐代“内相”一词考析“内相”一词出自李肇《翰林志》《旧唐书·陆贽传》《新唐书·陆贽传》《资治通鉴》等书。
据作于元和十四年的《翰林志》:贞元末,其任益重,时人谓之内相。
而上多疑忌,动必拘防,有守官十三考而不迁,故当时言内职者,多荣滞相半。
〔4〕所可注意者两点:其一,“内相”之号产生于贞元末年,指的是韩林学士。
其二,通过“荣滞相半”可知,并不是所有的翰林学士都受重用。
又据《旧唐书·陆贽传》:贽初入翰林,特承德宗异顾,歌诗戏狎,朝夕陪游。
及出居艰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
〔5〕《新唐书·陆贽传》〔6〕《资治通鉴》〔7〕记叙与《旧唐书·陆贽传》相差不大。
要点有三:徐贺安唐代“内相”与韩、柳“文以明道”观的提出[作者简介]徐贺安,复旦大学中文系201。
摘要:唐代“内相”之号流传于唐德宗兴元至贞元时期。
唐代“内相”不仅指翰林学士,而且指皇帝“委以政事”的亲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群体。
兴元“内相”主要指陆贽,贞元“内相”主要指唐德宗信任的一批奸佞之徒,顺宗朝“内相”指王叔文为代表的革新集团。
韩愈源于兴元“内相”陆贽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柳宗元源于顺宗朝以王叔文为代表的革新群体。
虽同是“内相”群体,但分属不同代际,这就构成了韩、柳创作同源又双线不重合的发展轨迹。
《文心雕龙卷一?原道》原文及译文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
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
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
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
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
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
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
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
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
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
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曰新。
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
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
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
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
《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
光采元圣,炳耀仁孝。
龙图献体,龟书呈貌。
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简述唐宋古文运动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到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
这一运动在中唐由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但它的成功却在北宋。
北宋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古为号召的文学革新运动,在欧阳修、王安石和“三苏”的大力倡导之下,继承了韩、柳的成就,使古文成为文学主流,蔚为风气。
他们所提倡的散文实际是一种新型的散文,既有所继承,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时代特点。
就内容而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就形式而言,是由骈体而散体,体现了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
1.唐代的古文运动中唐时期散文的创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前代文风革新努力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古文运动”,并有李翱、皇甫浞、刘禹锡、白居易等一大批参与和响应者,它针对南北朝以来骈文创作的浮艳空洞的流弊,以恢复孔孟儒学为号召,以学习先秦两汉散文为目标,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诸方面进行变革,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和影响,使古文取得了压倒骈文的优势。
韩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其理论的核心是“文以明道”,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得到了重视,也以多种文体和多样的风格实践了他们的理论。
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1)“文以明道”说“文以明道”是古文运动的基本主张。
提倡古朴的文风,反对奢靡的文风,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师古的同时又强调创新,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反因袭,贵独创;强调作家的思想修养,主张文章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不平则鸣”。
这是一次名为复古实为革新的文学运动。
(2)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贡献唐代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
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名词解释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时期⽂论1.曹丕的“⽂⽓”说曹丕提出了“⽂以⽓为主”的著名论断。
他说:“⽂以⽓为主,⽓之清浊有体,不可⼒强不致。
”这就是⽂论史上著名的“⽂⽓”说。
以“⽓”论⽂和⽂⼈(作家),是曹丕《典论·论⽂》最为突出的理论贡献,也可以说,曹丕是中国⽂学批评史上提出⽂⽓说的第⼀⼈。
曹丕的“⽂⽓”说主要有以下⼏⽅⾯的含义:第⼀、曹丕所说的“⽓”,主要是指作家的⽓质、才能、个性、禀赋等。
“⽂以⽓为主”,就是强调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
要求⽂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这种个性源于天赋,即使为⽗兄者亦难以改变这种不同的天赋。
第⼆、曹丕将“⽂⽓”⼤致分为“清”与“浊”两⼤类。
“清”,多指阳刚之⽓;“浊”多指阴柔之⽓,代表两种风格类型。
曹丕的“⽂⽓”⼆分法,实际上开后世以阳刚之美、阴柔之美论⽂学风格的先河。
“⽓之清浊有体”,指⼈的⽓质有清有浊,表现出不同的体态风貌。
也就是,由于作家⽓质、才能不同,因⽽构成⽂章特点也各异。
⽂体与⽂⽓的关系,即⽂体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
他所讲的“⽓之清浊有体”,即是论⽂学作品中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风格各⾃的特点。
曹丕指出,正是“⽓之清浊”,于⽂学创作便形成了各⾃不同的艺术风格。
作品的风格,多源于作家的性格。
作家性格的千差万别,造成了作品风格的多姿多彩。
每⼀位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乃是构成其⽂学风格之独特性的基础。
第三.曹丕论为⽂之⽓,尤其强调创作个性的独特性及不可改变性。
“⽓之清浊有体,不可⼒强⽽致”,“虽在⽗兄,不能以移⼦弟”。
他认为⽂⽓的不同是因⼈的天赋禀性不同,因⽽⽆法以⼈⼒来改变。
曹丕的这⼀观点,强调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性意义,表现出魏晋时期“⼈的⾃觉”及“⽂”的独⽴的时代精神。
2.“四科⼋体”曹丕在论及⽂学体裁的区别时说:“夫⽂本同⽽未异。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这就是所谓的“四科⼋体”说。
“夫⽂本同⽽未异”,是说⽂章基本创作原则相同,⽂体要求不同。
文以明道和文以载道:文以载道是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观点。
由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明道”发展,经宋代理学家的解释得到完善。
“文以载道”的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达到目的地。
文学也就是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
这样的文学观念偏于文学的教化目的。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对文学作品中“文”与“道”关系的概括说法。
汉代的扬雄则进一步提出了作者要遵循自然之道的问题。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设有《原道》篇,更加明确地论述了文以明道的问题,强调文是用来阐明道的。
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和柳宗元都主张文以明道,韩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复自魏晋以后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柳宗元比较注重治世之道,从社会需要出发,重在经世致用,比韩愈的道较有进步意义。
竹枝词:竹枝词是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过来的。
唐代刘禹锡把民歌变成文人的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
竹枝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社会历史变迁及作者个人思想情调的影响,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由文人搜集整理保存下来的民间歌谣;二类是由文人吸收、融会竹枝词歌谣的精华而创作出有浓郁民歌色彩的诗体;三类是借竹枝词格调而写出的七言绝句,这一类文人气较浓,仍冠以“竹枝词”。
在艺术表现上常采用白描手法、笔形手法和采用突出典型形象方法、表现动态方法。
代表作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三吏三别:三吏三别也是杜甫的经典代表作品,分别为“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深刻写出了民间疾苦及在乱世之中身世飘荡的孤独。
这些写出了老百姓的困苦和对老百姓的同情和战争对老百姓的残酷。
杜甫在叙事诗中融入强烈的抒情,充分表现出沉郁顿挫的诗风。
古文运动:中唐时期以韩愈为首为实行政治改革而推行的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文体改革运动。
柳宗元的文学观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文章之士”,在文学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他的文学思想观点和创作实践,不仅引领了当时文坛的新风尚,而且对当代文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和作用。
柳宗元的文学观点,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条:“文以明道”说“文以明道” 说是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提出来的。
“明道”一词,南朝齐梁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刘勰早就提到过。
柳宗元对刘勰“明道”说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
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及长,乃知”的意思,一是说明他通过自己的写作与文学实践,才慢慢地明白了这个道理;二是说明他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借鉴,才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是一种文、道并重的“二元论”观点。
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明道”,“道”借助于文章而更加鲜明,文章因为“道”而更加显著。
它与北宋时期的代表人物周敦颐所讲的“文以载道”观点,把“文”当作“道”的载体,甚至看作纯粹的舆论工具,有着很大的不同;跟南宋时期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所讲的“文便是道”观点,主张“文道一体”,混淆了“文”与“道”的界限,有着更加明显的区别。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柳宗元不仅在口头上宣讲“文以明道”,而且将其付诸于实践。
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指出:“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他坚信自己和王叔文等人所实行的改革,是正义的事业,是符合国家与老百姓利益的行动,始终不愿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远大的理想,更为广泛地钻研古今典籍,并加以批判性地吸收与借鉴,因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学修养。
他勇敢地拿起笔来,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愤怒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大胆宣传进步的政治观点;并继续高举散文革新的大旗,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山水游记、诗歌和辞赋,从而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华璀璨的一页。
第十三讲韩愈、柳宗元的文论思想(提纲)一、韩愈及其文论思想1、韩愈的文论思想(1)“志古好道”、“气盛言宜”:为文之原则学文就是因为求道;作文就是为明道。
这里的“气”,指文章的气势。
文章的气势来自于作者的道德修养。
这个观点不同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思想。
韩愈认为文章的根本是人的道德修养。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茂盛)如也”。
韩愈为文,目的是振兴儒学(2)“陈言务去”:为文之方法文章要有创新。
无论是内容或词句,都要“陈言务去”。
学习圣人的道德文章,无论从那方面,韩愈都提倡创造性。
其所谓创造性,即“自树立不因循”。
(3)“不平则鸣”:为文之缘起他认为文章与作者所处时代环境、自身遭际有关,作者的思想感情“郁于中而泄于外”,屈原、司马迁、陈子昂、李白、杜甫、孟郊都是“自鸣其不幸”的人。
这个观点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遥相呼应。
二、柳宗元的文论思想1、柳宗元的生平和思想柳宗元的思想与性格跟韩愈不完全相同,他们的文论思想也同中有异。
2、柳宗元的文论思想(1)“文以明道”《“文以明道”是柳宗元明确提出的。
在这一点上,韩、柳是相同的。
不为空洞浮华的文字,须作明道有义的文章。
此乃一个时代的风气,不惟一两个作家的私见。
既然为文的目的在于“羽翼夫道”,就不敢轻易落笔,须谨严为文。
韩愈的“陈言务去”,与此大体相近。
(2)“文道并重”柳宗元认为“五经”是“道之原”,务必取法;但是老、庄、离骚、国语、谷梁等也应借鉴,以资为文。
在这方面看出,他与韩愈的不同。
其实,不惟于此。
由于个性、习染的不同,韩、柳的“道”的思想也不尽相同。
韩愈是“抵排异端,攘斥佛老”的,他的“道”是纯粹的儒家之道。
而柳宗元的“道”则不然。
他不像韩愈那样斥佛。
韩愈重“道”,尽管他也说过“陈言务去”的话;柳宗元重文,尽管他也说过“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的话(《报崔黯秀才书》)。
柳宗元强调,为文务去“轻心”、“怠心”“昏气”、“骄气”,着重从作家神志方面讲作文心得。
文学遗产
文以明道”的两种语境
作者:廖可斌《光明日报》(2016年07月15日12版)与西方文学侧重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相比,中国文学比较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历来强调“文以明道”,就是这一特点的突出表现。
所谓“文以明道”,就是指文学不仅要有文采、情韵之美,还必须反映社会现实,包含深刻的思想,有益于世道人心。
中国古代文学为什么如此,这与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活动之主体的士大夫群体的特殊身份和意识有关,而后者又是由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环境所决定的。
西方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阶段,政治权力为诸侯、贵族所垄断,知识分子很少能够染指,因此他们大多从事宗教、文学、艺术、技术、商业活动,于是西方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就不是特别密切。
中国则自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政治体制的形成,贵族阶层日渐式微,最高统治者需要有一大批出身平民阶层而又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才协助管理庞大国家,于是旨在培养、选拔、任用这些人才的一系列教育、选举、职官制度应运而生并日臻完善,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形成。
他们中很少有人把自己看成纯粹的文学艺术家,都特别关注社会现实。
从高处说,他们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从低处说,在仕途上光宗耀祖、获取功名利禄子女玉帛之奉也对他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于是政治便成为他们的整个生活——包括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
文学家们以文学作为参与政治的工具,描绘政治理想,抒写政治抱负,阐述政治见解,展示政治态度,发泄政治上失意的苦闷,揭露社会黑暗,表达对民生疾苦、国家命运的担忧等等。
政治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轴心,因此现实主义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
当然,这一文学传统有得有失,相对来讲,中国古代文学对人性、个人自由、爱情、自然、幻想世界等的探索和描写就不够细致深入。
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倾心于对“道”(包括人生之道、人伦之道、政治之道、天地之道)的探索和实践。
一方面,在政治统治占绝对中心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宗教的作用相当有限,引导社会思想和伦理道德的职责,主要靠士大夫群体来承担;另一方面,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几乎拥有绝对权力,士大夫群体只能通过对“道”的思考和实践,构建高于“政统”的“道统”,对君权专制的绝对权力予以一定的制约。
此外,士大夫群体作为一个具有特殊身份和责任的阶层,也必须形成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
因为这些原因,中国古代士大夫从来都非常重视对“道”的思考和实践;都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都信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
很少有士大夫把文学事业当成自己唯一的人生目标,甚至有“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宋史》卷三四〇《刘挚传》)的说法。
几乎所有文学家都既是文学的创作者,政治的参与者,又是“道”的思考者和探索者。
在中国古代文人看来,文学创作活动与对“道”的思考和实践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可说是一体两面,必须相互渗透,甚至融为一体。
每个文人的身份或其创作可以有所侧重,但“道”不能离“文”,“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不能离道,必须明道,否则就于世道人心无补甚至有害。
总之,在中国古代,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还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孔子最早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可以看成是“文以明道”说的源头。
《毛诗序》强调诗歌与政教的关系,认为“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进一步强调了文学和文章的社会功能。
及至中唐时期,柳宗元第一次明确揭橥了“文以明道”的概念,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
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可以为能也。
”
随着整个社会和文学的发展,“文以明道”说的内涵和作用后来又发生了一定变化。
到柳宗元为止,“道”基本上还是指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含义还比较宽泛,如柳宗元说自己在
“文”中所要“明”的“道”,乃是“辅时及物之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当时“文以明道”的要求,也基本上针对古文提出,尚未延及诗歌领域。
自宋代梅尧臣开始,对诗也提出了这种要求。
到周敦颐的《通书·文辞》,“道”便专指理学家们的性命义理之学,“文以明道”的概念也变成了“文以载道”,一字之差,含义有别。
盖“明”者,只是说“文”中必须有“道”;而“载”者,则文学和文章被看作只是阐述“道”的手段和工具,这就将“道”的内涵和文学的功用大大狭窄化了。
到程颐更认为,“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不能“与天地同其大”,故作文同于“玩物丧志”,因此他提出了“作文害道”论(《二程语录》卷十一),这就几乎取消了文学存在的必要,将“文以明道”说推向了极端。
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提倡“文以明道”、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传统,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没有忽视文学的审美功能。
这两种传统虽略有主次之别,但一直并行不悖,交互为用,保证了中国古代文学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尚书·尧典》提出了“诗言志”说,《毛诗序》的解释是:“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后世诗论家将此提炼为“诗缘情”说,这就侧重强调了文学特别是诗歌表达情感的特征。
总体上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一般都将作为典型文学文体的“诗”与包含应用文在内的“文”分别看待,“文以载道”说主要针对文而发。
在宋代理学家和受理学影响较深的文学家有意将诗与文混称为“文”并强调“文以载道”后,有些文学理论家如李东阳等便通过强调“诗文有别”、诗歌“别是一体”(《麓堂诗话》),来阐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审美功能。
即使对于文,中国古代也不乏强调其审美功能的言说。
孔子曾经提出“言之不文,行而未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曹丕《典论·论文》认为“诗赋欲丽”;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
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
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
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都是在重视文章实用功能的同时,强调其审美功能。
至清代阮元犹以孔子“言之不文、行而未远”之说为依据,推演刘勰等人“无韵者笔也,
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之说,阐述文采声律之美对散文的重要性(《文言说》)。
从历时的角度看,在不同的时代,这两种传统也轮换占据主导地位,相互制约。
在过于强调“文以明道”,造成文学“质木无文”、缺乏生气的情况下,文学理论家们往往提倡“诗缘情”“诗赋欲丽”的传统,而对“文以明道”说提出一定质疑,如明中叶的复古派、清中叶的阮元等即是如此。
而当文学的发展陷入偏重形式技巧的潮流,不关心社会现实,缺乏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不能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时,文学理论家又往往重新强调“文以明道”的主张,以纠正这种倾向,如唐中叶的古文运动、北宋的文学复古运动、明代初年宋濂等人的文学思想等。
综上所述,提倡“文以明道”,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总体上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
即使部分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在一定程度上把文学当成表达所感悟的某种哲理的载体,也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民族特色,不宜简单否定。
至于那种“作文害道”的极端偏激的说法,接近古希腊柏拉图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观点,体现了思想家们的立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自然不可取。
同一个“文以明道”的概念,对不同的文体,处于不同的时代,在不同文学理论家手里,其内涵和所产生的作用都不一样,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廖可斌,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