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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期末论文题目：西安事变——张杨之壮举姓名学号年级专业11经济3指导教师2011年12月1日“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守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需求，是关系到每个国人切身利益的。
经历了无数压迫的国人，在急需抗日一致抗日的今天，仍然是内忧外患，得不到一只的团结。
焦急，忧虑。
持续了十年代内战该如何停止，顽固不化的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却一心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意味着什么，也许是共产党的独立作战，但这样如何能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黎民。
国民党无论从军事还是从政治上说，都有极强的作战能力，这个是共产党无法否认的。
因此国共合作是当下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
唯一的希望落在了蒋介石身上。
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人士都能认识到现在剿共只会让日本更加嚣张，而蒋介石却一味推行自己的剿共政策。
三六年十二月，他向张学良、杨虎城下大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的命令。
张学良凭借自己的良知开始和蒋介石争论，结果并没有改变蒋介石的态度。
在张学良痛苦陈词后，蒋介石甚至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不能改变！时值一二·九纪念日，西安爱国学生及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也遭到蒋介石特务警察的开枪镇压，并下令张学良对其格杀勿论。
形式严峻，张学良便带着广大学生的要求再次向蒋介石请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张学良无力回天。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广大人民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思量之后，张学良决定对蒋介石采取了兵谏。
㈠西安事变的爆发十一日晚间，张学良与杨虎城紧急磋商，决定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
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十二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十七路军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
标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背后的各方反应摘要：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
在课上老师的讲解后，笔者才知道西安事变发生后，并非如中学课本所描述的那么顺利——顺水推舟地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背后的各方势力实际上反应不一，博弈、妥协不断。
故笔者决定探究一番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反应。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正文：1935年日军进一步侵略华北，这使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而此时，因属下部队与红军作战失利而放慢了“剿共”步伐的张学良、杨虎城，被中共的主张所吸引，彻底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尝试与中共和谈，同时谏言蒋介石联共抗日。
但蒋介石依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甚至亲临西安督战，致使张、杨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于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当西安还为茫茫夜色笼罩着的时候，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很快，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手下的东北军到华清池捉住了蒋介石，紧接着，张、杨二人“挟天子以令诸候”——提出八项主张、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一、南京国民政府西安事变后的初期，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分别是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主战派和主张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主和派。
主战派何以主战，戴季陶对此有所解释:“张、杨.....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
中央既不能屈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
故中央对策应持以坚定。
"i在主战派看来,蒋的个人安危应该让步于国家纲纪，故剥夺张、杨原本兼领的各职，明确下令讨伐这二人。
因为主战主张，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召开的较大应急军事会议有三四次，例如12月16日，会议作出决议——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由国府下令讨伐张学良，推于右任为“西北宜慰使”，同时，当日,国民政府即颁布命令,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等地。
论西安事变挽救中国命运是多方势力搏弈的结果08历史2班庄严【内容提要】：1936年12月12日,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 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和中共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 为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 逼蒋抗日, 采取果断措施, 率部“兵谏” , 一举逮捕了蒋介石及其聚集在西安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 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虽然事变最终以和平收场，但在斡旋的过程中，充满着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东北军、中国共产党和众多国际势力等因素的较量。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蒋中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众所周知，自从1931年7月23日蒋中正发表《告全国一致安内攘外》讲话后，“攘外必先安内”这一由蒋中正亲手制定的政策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基轴。
两个月后，沈阳被日军攻占，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1933年，日军顺着长城一线将战火打到华北地区，直至1936年，东北三省和部分华北地区沦陷，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这国家危机存亡的关键时期，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那就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主导的西安事变。
事件的最终结果是蒋中正平安回到南京，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圆满结局。
与圆满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复杂的谈判过程，其中交织着多方势力的利益，在这场血雨腥风的搏弈中，是各方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才导致这种结局的产生。
一、南京国民政府各派势力对事变走向起关键作用。
（一）蒋中正本人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蒋中正本人的态度对事件的走向有直接的影响。
对于当时独裁统治的蒋委员长而言，被自己的部下兵谏，无论是从道义还是面子上都是无法接受的。
但由于形式严峻，自身无法掌握主动权，故对张、杨二人施行不理不睬的拖延战术，以保全自身平安。
虽然“攘外必先安内”是其一贯坚持的方针政策，但由于日军将战线推进到华北地区，亦使得蒋委员长不得不重新审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否能够适应新局面的发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分析贺颖捷提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是张学良和杨虎城。
他们捉蒋的善良愿望，捉蒋后的正义要求，以及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军政措施，不仅有效地控制了陕甘局势，巩固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红军之间生死与共的合作关系，而且维护了西安地区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发动了群众，在西北形成了群情激昂的抗日高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坚实的基础。
也正由于西安方面内部团结，局势稳定，才迫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放弃了剿共内战的误国方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决定因素七十年前的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经过多方斡旋，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成为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就的决定性因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做出和平解决之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更有甚者竟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扣蒋后，被其“精诚”所“感召”，迅速“悔悟“，从而释蒋，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然而，当我们抹去历史的尘埃，就会发现事变的真相：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捉蒋的善良愿望，捉蒋后的正义要求，以及为此而采取的高瞻远瞩的军政措施，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坚实的基础。
（一）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国民党蒋介石仍然推行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误国政策，激起了一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从民族利益出发，多次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均遭其顽固拒绝。
在苦谏失败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断然采取“兵谏”举措，逼蒋联共抗日。
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摘要：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其中西安事变中隐藏的各方势力也是其和平解决之原因。
关键词：民族危机内忧外患；事变之前；强逼蒋抗日兵临临潼；事变之后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外患：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受蒋介石之命坚决不抵抗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
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
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
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
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这标志着我东北黑土地全部沦为日军之手，张学良引咎辞职，被蒋介石派往外国考察。
内忧——内战东北军剿共：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清党反共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对我党实行全面的围剿。
他更是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
这本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无关但是由于九一八后东北军进入关内蒋介石派张学良剿共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2万5千里的长征成功在陕北会师同年蒋介石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认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泽的67军110师两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战役中，107师619团全部被歼，团长以及不少士兵被俘。
可以这样很直白的说剿共使张学良的东北军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似乎是30万关东军入关以后就只有18万了。
骚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枪口一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题目：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班级：2016级基础医学院长学制临床四班学号：*******姓名：***成绩：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摘要] 西安事变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军谏，事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既有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相互妥协、达成一致，又有中国共产党居间调停、顾全大局，国民党主和派面对现实、多方斡旋，国际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强烈反应等等。
这诸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关键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因素1936年12月12日在我国西安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毅然率部扣留了国民党政府中央最高首脑蒋介石及其下属部分军政要员这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经过有关各方近两周的折中斡旋,最终以蒋介石应允六项协议而被释放回宁,这场一触即发的武力冲突最终获得和平解决。
“双十二”引发的官兵哗变事件。
虽然历时甚短,然而却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本文探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具体分析。
一、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解铃还须系铃人。
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自发动“兵谏”之日起就在争取和平解决的结局。
这次兵变的性质与以往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和纷争截然不同，绝不是为争个人利益和地盘，而是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根本目的在于促蒋反省，共同抗日。
14 日下午，张杨二将军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交蒋，并表示只要蒋采纳，即可送其回南京。
协议达成后，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送蒋返回南京，这一举措，一方面在于维护蒋领袖的体面与威信，另一方面亦有督促其实现诺言之意。
正是张杨二将军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用“兵谏”的形式不加害蒋的生命，在和谈结束后及时“释蒋”并由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完整过程。
西安事变后各方的态度以及对当时局势的影响摘要本文阐述了自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中共、共产国际、各派军阀以及英美等国家对于事变的态度挤兑事变和平解决的影响。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影响三十年代的中国，风云变幻，九派横流，从“九一八”事变起，“抗日”成为国人共同的呼声。
西安事变更使全国人民的心爆发了。
那么，西安事变爆发之后，与之有关联的各派系都采取了怎样的应对办法？最终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在这些方面有一些详细的阐述，如有不妥之处，恭请斧正。
西安事变前，国民党内部就已有不和之说，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所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使东北军陷入不堪。
1935年蒋介石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杨虎城（以下为张、杨）作为“剿共”的先锋将领对陕甘的红军发起进攻。
但接二连三的失败，加之蒋介石对抚恤金和军饷削减，迫使张、杨不得已另谋出路，寻找中共关系。
同时，希望蒋介石能够暂时放弃“剿共”计划，把精力集中在抗日上，蒋介石却一意孤行。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学良痛苦陈词，蒋介石却仍然坚持己见，不做丝毫的让步。
在蒋介石的不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强大压力以及中共希望联合抗日等多方面的影响之下，张、杨才决意在蒋介石发动第六次围剿红军命令时实行兵谏。
（一）事变后，南京政府乱作一团，内部出现了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张立即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的主和派。
从侧面反映出他们所代表的日本和英美的利益。
亲日派的何应钦国民党内部大多数人的意愿相同，占了优势，操纵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和国民政府决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一方面想借此机会将蒋介石以及张、杨一并解决；另一方面，日本方面从中挑拨南京与西安的关系，要挟南京政府以不损害日本的在华利益为前提解决好这次事变，何应钦在压力之下也只有如此。
然而作为蒋介石坚实后盾的宋美龄、宋子文以及孔祥熙等人，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营救蒋介石回南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开端。
本文结合作者查阅到的一些历史资料，分析在西安事变中各方势力的利益和主张，进而得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得出的结果。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蒋介石何应钦宋美龄周恩来和平解决相互制衡【正文】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还笼罩在一片夜色苍茫中，熟睡中的蒋介石还没有嗅到空气中异样的气息。
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提出八项主张，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走到了抉择的边缘，失去统帅的南京方面扬言讨伐，宋美龄和宋子文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极力相劝，蒋介石从拒绝屈服到接受协议，共产党反复斡旋期望和平解决。
最终，西安事变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内战，而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可以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派势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下面结合所查阅到得一些史料，简单谈谈个人对此的一些看法。
一、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作为事件的主角，张杨二人的态度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即便是事变初期，蒋介石拒绝让步之时，张杨二人的态度就早早为事件定下了基调，这也是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基础。
从西安事变爆发的过程来看，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持续敦促张学良剿共，以达到“一斧两砍”的目的，这固然是与张学良的利益相冲突的。
另一方面，西安学生在12月9日大规模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蒋介石却怒称要射杀学生，这激起了张学良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兵谏”的导火索。
事实上，虽然采取“兵谏”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但张杨二人的初衷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担心，如果在事件中蒋介石丧生，中国可能重新走上北伐前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格局，这显然不是当年为了维护全国统一而宣布“东北易帜”的少帅所希望看到的。
因此在整个事件中，张杨一直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事件，而处处保护着蒋介石。
在发动事变前，张学良就一再强调要“活捉”，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张学良甚至煞费苦心，特地安排负责行动的一〇六师师长白凤翔与蒋介石相见，目的就是为了让白凤翔认住蒋介石，避免在混战中错杀蒋介石。
张杨二人从一开始就把“捉蒋”定性为“兵谏”，而非“叛乱”，这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这也直接影响了二人后期的态度。
二人一直坚持劝服蒋介石，在南京方面轰炸西安时，通过紧急与宋美龄及周恩来会谈，保证蒋介石安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二、南京方面的分歧12月12日上午十时，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宣布“扣蒋兵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特别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讨伐”与“营救”两种力量不断角力，瞬息万变。
各地方军阀也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各怀鬼胎。
而在国民党内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央方面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与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的斗争。
当天晚上，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由何应钦暂掌军权的决议。
当时黄埔系的一些青年将领，纷纷要求“血洗”西安，以表达对蒋介石的忠诚。
在这种主战的气氛下，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推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民党军队扫荡西安。
与此同时，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首的宋氏家族坚持认为西安事变应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希望通过谈判来使蒋介石获释。
宋美龄认为所谓的军事讨伐，只会促成蒋介石速死。
事实上，何应钦坚持武力讨伐，既有对党国利益的考虑，也有个人利益的因素。
于党国利益来说，何应钦作为中央的二号人物，自然忌惮地方势力的上升。
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理性地分析，他坚持认为如果采用和平方式等于纵容了地方势力，削弱了中央权威。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为了从中渔利，向国民党中央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国民党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将采取强硬手段，而何应钦恰恰是亲日派。
何应钦主战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利用出兵讨伐缓解与日本方面的矛盾，拖住日本，避免与日本的战争提前爆发。
而于个人利益上来说，原因是很明显的。
在讨伐西安时，何应钦曾电请汪精卫早日回国，准备建立汪何联立政权，这也反映了何应钦的野心。
作为国民党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一旦在讨伐中蒋介石丧生，他就可以在平息叛乱的同时夺取军政领导权，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结果，符合其个人利益。
但宋美龄并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在她的力争之下，何应钦勉强同意，请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于12月14日飞往西安探明情况。
端纳受宋美龄之托与蒋介石长谈，并转交宋美龄信件，蒋介石态度稍稍缓和。
12月17日，蒋介石亲笔写下的停战手谕传至南京，要求其保持克制。
何应钦不得不有所让步，同意暂停轰炸西安，准许宋子文飞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对比何应钦的主战与宋美龄的主和，最终自然是宋美龄占据了上风。
这里面一方面有国内的原因，包括蒋介石关键时刻的停战手谕，还有当时不少效忠蒋介石的军队按兵不动（如陕甘边境的中央军拒绝发动进攻）等，都导致了何应钦计划的破产。
另一方面，从国际上看，美英和日本都十分关注西安事变，美国方面希望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以抵抗日本，而日本则希望中国爆发内战而从中渔利。
最终是亲美英的宋美龄赢得了与亲日的何应钦的这场博弈。
而历史也证明，主和派最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避免了内战爆发，并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战线。
个人分析，如果何应钦一意孤行，采取武力讨伐的方针，如果能救出蒋介石固然最好，但万一蒋介石在战争中丧生，可能激发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矛盾，失去最高领导人的中国可能会陷入混战中，这恰恰是虎视眈眈的日本所希望看到的。
因此，何应钦的主战方针实属下策。
从西安事变到19日何应钦下令暂停空袭，南京方面的斗争暂告一段落。
主战派最终受到和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牵制，不得不放弃了武力解决的企图。
这也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阶段，从此之后，“和平解决”成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调，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三、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方面的态度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迅速召开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以及对国内外形势的观察，作出了“和平调停”事件的决策。
14日清晨，周恩来一行人抵达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一方面代表中共中央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蒋介石的处置需要十分谨慎，应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解决西安事变。
在中共中央达成“和平调停”的方针过程中，是经历了激烈的争论的。
由于蒋介石是一直坚持“剿共”的国民党最高统帅，因此共产党内一些党员希望借此机会除去蒋介石。
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中央领导人更理性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事实上，和平解决于国于党而言都是更有利的。
一方面，蒋介石虽然被扣，但他仍有众多的效忠部队，而且国内舆论也以拥护蒋介石居多。
一旦蒋介石被杀，势必引发中国内战。
这既会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同时，如果在陕甘地区爆发内战也将使红军卷入，损害红军实力。
另一方面，如果蒋介石被杀，南京中央政府将由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执掌大权，这可能也会加速日本蚕食中国领土的步伐，这同样也不是中共所希望看到的。
因此，中共抛弃与蒋介石的矛盾，而主张“和平解决”，是有自身考虑的。
当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持“和平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苏联方面的态度。
13日，中共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情况，期望获得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同情和支持。
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磋商后，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指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客观上会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敦促中共和平解决冲突。
这份电报的观点主要处于苏联方面自身的利益。
在1936年前后，斯大林实际上是支持蒋介石的。
因为斯大林需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牵制住日本，以阻止日本北上入侵苏联。
总的来说，苏联方面要求和平解决态度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苏联对张学良的谴责却使张学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也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张学良匆忙释放蒋介石并“负荆请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的做法埋下了祸根。
四、西安和谈与蒋介石的转变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人抵达西安，与蒋介石会面。
这时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十天了，蒋介石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最开始时，蒋介石以为张杨二人发动叛变，因而抱了必死的决心，张学良几次探望尝试与他交流，都被蒋介石恶言斥责。
但随着端纳和宋子文等人先后飞赴西安，蒋介石终于慢慢了解到张杨二人的真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己并无生命危险，态度也有所转变。
但在正式谈判之前，蒋介石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不直接出面；二是商定的条件他只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并不签字，回到南京后分布逐条实施。
23日正式谈判开始，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三位一体”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西北军统帅杨虎城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展开会谈。
经过两天谈判蒋介石认可了张杨提出的六项主张，承诺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联合各界力量共同抗日。
至此，双方谈判告一段落，“放蒋”也已成定局。
应该说，这个结果也是各方经过妥协后得到的。
蒋介石方面作出妥协，承认六项主张，但蒋介石却只同意以“人格担保”，而拒绝签字。
为了尽快达成和解，张学良也作出了妥协，不仅没有要求蒋介石签字，还决定提前释放蒋介石并亲自护送其返回南京。
蒋介石作出的妥协是当时形势的必然产物。
在张杨扣留蒋介石后，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派力量大多支持释放蒋介石，但同时都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在舆论呼声之下，蒋介石自然也不会一意孤行，逆民心而行坚持内战。
可以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当时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但张学良的妥协却显示了他不够成熟的一面。
单从签字问题来看，蒋介石签不签字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即使签了字，如果蒋介石真的不认账，也完全可以撕毁。
但当时的情形下实际上蒋介石是不可能逆历史潮流违背承诺的。
但在“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却犯下了严重的失误，也直接造成了自己的下半生在幽禁生活中度过。
张学良过于急躁，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还没就放蒋时间和条件达成一致时就贸然放蒋，并在自身安全未能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坚持陪护蒋介石回南京。
张学良本来以为自己一心维护蒋介石的威信，能得到蒋介石的谅解，但没想到蒋介石一回南京就将其软禁。
这不仅导致他从此失去了抗日的机会，还导致他领导的东北军发生内乱，被蒋介石瓦解。
总的来说，西安事变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的开端。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在今天看来可以一笔带过的西安事变，其中却蕴藏着各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从国内看，主角张杨二人出于全国和自身利益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国民党亲日派主张采用军事手段，宋氏家族主张采用政治手段，中国共产党竭力斡旋调停希望和平解决，蒋介石从拒见张杨到逐渐接受六项主张；从国外看，美苏日三方为了自身利益各怀鬼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