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三言”、“二拍”与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拟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把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称为拟话本，因为它们是明代文人模拟宋元话本的体制、形式而创作的小说。
明代文人一方面对宋元话本进行加工整理，另一方又模拟话本而创作白话短篇小说。
宋代是话本小说的兴盛期，晚明是拟话本小说的繁荣期。
《清平山堂话本》（《六十家小说》）：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每集分上下二卷，每卷收话本5篇，总计收话本60篇，故名。
今仅残存29篇。
因其版心有“清平山堂”字样，故名《清平山堂话本》。
嘉靖年间，洪楩pián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在认为最早的话本集。
《熊龙峰刊四种小说》：继《清平山堂话本》之后，万历年间书商熊龙峰也刊印了一批话本小说，今存仅四种，藏于日本内阁文库，1958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在一起影印出版，定名为《熊龙峰刊四种小说》。
《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从天启年间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问世，到明朝灭亡，仅流传至今的拟话本小说集，就有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陆人龙的《型世言》、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周清源的《西湖二集》等二十余种。
拟话本的特点：在内容上，保留着宋元话本表现市民生活与情趣的特点，但由于文人的介入，在品味和境界上又有所提高；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了话本的结构模式和行文特点，如“入话”、正文与结尾诗等等，但经过文人加工后，艺术技巧更加成熟，篇幅更长，情节更为曲折复杂，具体描写更细腻，更加注重刻画人物的个性特征，文笔更流畅；其作者，也不再是民间的书会才人，而是文化修养较高的文人，使拟话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品味较宋元话本有一定提高，开始进入文学的殿堂。
一、冯梦龙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出身书香门第，兄弟三人（哥梦桂、弟梦熊），被称为“吴下三冯”，在当地很有名气。
冯梦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苏州府志》），但科举不得志，57岁时才选为贡生，崇祯年间做过福建寿宁县知县。
南明王朝灭亡后，忧愤而死。
冯梦龙文学主张主要体现在：第一，冯梦龙在文学上主张“情真”，倡导“情教”。
冯梦龙重感情，认为情是沟通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东西，甚至提出要设立一种“情教”，用它取代其它的宗教。
小说中，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说小说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
在他的有关小说的眉批里，常可看到“别致凄婉如真”，“话得真切动人”，“口气逼真”，“真真”等。
在《情史序》中，竭力强调“情”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以出于天性、自然流露的“情”，与“理”(伦理教条)相对抗，《山歌序》更明白地提出，他正是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在冯梦龙看来，“发于中情自然而然”（《太霞新奏序》）的文学，才是最有价值的文学。
情真、事真、理真是冯梦龙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反复提到的，是他追求的总目标，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第二，他虽然不反对文言小说，他的《情史》便收集了很多文言作品，但他更强调文学作品的通俗性，作品通俗易懂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他在《古今小说序》中就：“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
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
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
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
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这里，“文心”指的是文人典雅的作品，“里耳”是闾巷平民的感受，只有通俗的作品，才能得到闾里小民的欣赏。
第三，冯梦龙主张文学有教化作用，而且主张把社会教化的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结合起来。
他在《警世通言序》中举了里巷小儿听《三国》故事受小说人物影响的例子：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
曰：“吾顷从玄妙观听《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通俗小说的巨大影响力，确不是被奉为经典的《孝经》、《论语》这类书所能达至的。
所以冯梦龙解释“三言”的命名：“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者，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
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冯梦龙是明末杰出的小说家、小说编纂家、剧作家和民歌搜集家。
一生主要从事通俗文学的研究、整理与创作。
有人称他是“全能”通俗文学家。
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三言”的编撰，经他润色、编撰的“三言”，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集的经典之作。
二、凌濛初凌濛初，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出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祖、父都中过进士，到了他出生后，家庭已步向衰落。
曾应举入试，但一直科场不利。
到崇桢七年（1634），55岁时才以优贡生授上海县丞，署海防事，颇有政绩。
崇祯十五年（1642），六十三岁擢升为徐州通判，分署房村治河。
但过了二年，明朝已在风雨飘摇中，李自成、张献忠大军所向无敌，势如破竹。
凌濛初在房村被乱军包围，拒绝投降，终于呕血而亡，时年六十五岁。
凌濛初除撰作通俗小说“二拍”外，也精通戏曲。
凌濛初的文学思想受李贽的影响，与当时的文学家如汤显祖、袁中道有来往，也有比较相同的文学见解：第一，凌濛初主张小说必须能一新读者耳目，让读者在愉悦的审美中获得精神享受。
换句话说，作品必须是带有娱乐性的，他在《拍案惊奇序》中说到这部书的写作目的和过程时说：“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
”要使作品有娱乐性，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追求故事情节的“奇”，这也是他把书名叫做《拍案惊奇》的本意。
他极力主张小说必须“谲诡幻怪”，写出“耳目前的怪怪奇奇”（见《拍案惊奇序》）。
当然，如果因为“好奇”而导致小说的“失真”，他是反对的。
所以在《二刻拍案惊奇序》中又提“出无奇之所以为奇”的理论作补充，认为“奇”可以在“耳目之内，日用起居”（《拍案惊奇序》）。
这是对“奇”的理论的深入发挥。
第二，小说有娱乐他人的作用，所以它是一种商品，必须面对大众，要有广大读者群和其它的文艺形式如诗词一类，可以摆在案头供自己消遣，或供一二好友欣赏的作品不同。
凌濛初多次表示自己的作品，是因为“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
凌濛初可以说是比较早觉察到要把文学作品从书斋引向商业市场的一个文人。
这是文学观念的一大突破。
第三，虽然小说是商品，要娱乐他人，但也有抒发作者感情的作用。
凌濛初起初写小说，是因为科场失利，因而借小说以发泄心中的不平，“姑以游戏为快意耳”，目的是“聊舒胸中磊块”。
同时，他认同小说必须要有教化的功能，即他所说“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
虽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时便做不到这一点，在作品偶然有庸俗趣味的描写，但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为“食色、性也”，是他重视人性，尊重人性的表现。
在小说的评价上，一般都以为“三言”高于“二拍”。
有关“二拍”的思想内容，最重要的价值是，全部七十八篇作品都是凌濛初自己编写，或是根据前人说部、笔记、戏曲等敷演而成。
孙楷第在《三言二拍源流考》说：“要其得力处在于选择话题，借一事而构设意象；往往本事在原书中不过数十百字，记叙琐闻，了无意趣，在小说则清谈娓娓，文逾数千，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化神奇于臭腐，易阴惨为阳舒，其功力实亦等于造作。
”“三言”“二拍”的进步思想倾向1.对黑暗的政治统治和地主恶霸的揭露批判。
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卢太学诗酒傲王侯》、《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灌园叟晚逢仙女》等篇章，或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或通过贪官恶霸横行最后遭到惩治的故事，歌颂了正义，善良，鞭挞了邪恶、强暴，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贪婪、残暴的罪恶。
2.反映宗法伦理家族中的矛盾斗争。
主要有：《滕大尹鬼断家私》、《迟取券毛烈赖原钱》等。
3、对男女爱情和情欲的肯定。
这类作品数量约占“三言二拍”的五分之三。
（1）歌颂男女情爱。
如《卖油郎独占花魁》、《玉堂春落难逢夫》等作品歌颂了排除金钱、门第、等级观念，追求彼此知心如意，相互尊重的理想爱情。
（2）痛斥负心薄幸行为。
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捧打薄情郎》等篇，赞扬了女子坚贞执着的爱情，谴责了喜新厌旧、富贵易妻，始乱终弃的卑劣行为，揭露了门第观念、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
播放戏曲片段：昆曲折子戏《占花魁·湖楼》，孙伊君主演；京剧折子戏《金玉奴·棒打》，唐禾香主演。
课后讨论：杜十娘形象讨论目的：了解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的紧密结合。
讨论一：杜十娘至少有三次应该说出百宝箱之事，但她没有。
原因是什么？由此可看出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其性格依据是什么？讨论二：得知李甲背叛自己后，杜十娘还可以有哪些选择？为什么没有那样作？由此又可看出她是怎样的一个人？（3）把情跟欲相联系，通过肯定欲，进而肯定情。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两错认莫大姐私奔》等篇中，受情欲驱使而越礼的行为常受到同情，“失节”妇女常被原谅。
“二拍”的《满少卿饥附饱扬焦文姬生仇死报》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两性关系的议论：天下事有好多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作一场说话。
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
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
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4）呼唤平等意识。
《苏小妹三难新郎》不仅表现了进步的婚姻观，而且显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识。
“聪明男子做公卿，女子聪明不出身。
若许裙钗应科举，女儿那见逊公卿？”4、对商人“好货”的肯定和对友谊的歌颂《施润泽滩阙遇友》正面描写了市民阶层的商人形象，颂扬了明中叶后市民所追求的自食其力、勤劳本分、以本求利、发家致富的生活。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反映了晚明海运开禁以后，市民百姓对于海外贸易的兴趣，表现了作者对商人们投机冒险、逐利生财的肯定。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叠居奇程客得助》不是从道义角度，而是从获利角度描写经商，确实更贴近商业活动的本质，更准确反映了晚明商人迅速崛起的时代特征。
《杨八老越国奇逢》：昔人有古风一篇，单道为商的苦处：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
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
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
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
少资利薄多资累，匹夫怀璧将为罪。
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
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
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聚。
请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阙生计？《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等，歌颂了中国人重友情、讲信义的传统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