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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问社会学2008·2so c i et v第28卷理论及其中国意义昊宁摘要：亨利·列斐伏尔明确区分了工业化与城市化，提出城市的权利和城市革命，指出全球化的实质是城市化，认为城市是全球空问的脉络背景，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具有开创性意义，填补了以往社会理论对空间研究的空白，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具有很强的解释和说明意义。
但是，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具有抽象思辨性和鸟托邦特点。
关键词：列斐伏尔城市空间社会学现代城市生活的时间节律明显加快，空间也变得支离破碎，并从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转移，现代城市空间经历了从稳定一统向多元流动的变迁。
在20世纪60年代末，亨利·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展开了研究，他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空间如何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并对城市进程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组织的联系给予了重视。
一、城市的权利、城市革命与空间《城市的权利》(1968年)是列斐伏尔为纪念马克思《资本论》出版100周年而撰写的第一部城市学著作。
他在此书中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明确区分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突出了城市化与重建现代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提出通过实现“城市的权利”和“差异的权利”，来实现“日常生活”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赋予新型社会空间实践以合法性。
“城市的权利”就是公民控制空间社会生产的权利，城市及其居民有权拒绝外在力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驱动等)的单方面控制。
如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和金融商业活动在城市中心的集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迫使，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居民向城市边缘地区迁移；而实现“城市的权利”意味着居民可以拒绝服从资本和国家统治的需要，拒绝从原来人际交往、文化生活的中心——城市中心向外迁移，被隔离于外围居住地区而进入“交通一工作一休息”的循环模式。
现代性⼀、现代性的多维诠释现代性毫⽆疑问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它在⽂学的、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经济学的争论话语中，都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的核⼼术语之⼀。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常常会突然意识到，我们研究的许多理论和实践⽅⾯的重⼤问题，实际上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构成深刻的关联。
20世纪的许多著名批判性思想家，如胡塞尔、韦伯、齐美尔、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利奥塔、福柯、德⾥达、波德⾥亚、吉登斯、鲍曼等，都在以不同⽅式关注现代性问题，他们关于欧洲科学危机、启蒙理性、⼯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众⽂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
在实践层⾯上，20世纪西⽅发达国家的⽂化危机，以及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中所经历的价值争论和⽂化冲突，在很⼤程度上都与现代性的本质和命运问题密切相关。
正如吉登斯断⾔的那样，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全球化”，“现代性正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进程”1[1][①]。
随着全球化时代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开辟，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焦点性话题。
然⽽，虽然在全球范围内⼈们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与兴趣有增⽆减，但当我们真正⾯对这⼀问题时，依旧有些茫然。
现代性问题似乎还没有完全露出其清晰的地平线，依旧是⼀个开放的、相互冲突的、相互关联⼜纠缠不清的“星丛”。
在各种争论中，⽆论对于现代性毫不动摇的捍卫还是坚定不移的否定，虽然从不同⾓度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理由，但是，总是给⼈某种过于泛化和过于宏⼤的感觉。
这或许源⾃这样的情境：现代性的捍卫者和批评者差不多都是在⾮常⼀般的和普泛的意义上探讨现代性问题，没有揭⽰出现代性是怎样作为基本的图式和机理⽆所不在、⽆孔不⼊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怎样作为基本的⽣存模式深刻地影响现代⼈的⽣存和⽣活。
问题的深⼊显然有赖于在现代社会的深层机制和根基上对现代性做更为耐⼼和细致的反思。
农村“老漂族”精神养老现实困境分析与化解路径作者：王忠春韩彩霞李为君来源：《中国西部》2024年第03期〔摘要〕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老漂族”跟随子女进城生活，被迫承受着城乡、异地双重文化撕裂的冲击，面临适应度低、关系单薄、社区关注度低和政策缺失等诸多困境。
在“漂”的空间位移与“老”的岁月洗礼下，面对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托育机构稀缺、社会精神养老意识淡薄等客观现实，农村“老漂族”心理健康背后的精神隐患日益突出。
为此，需要在文养结合中重塑养老生态，从个人、家庭、社区、政府维度出发，构建四维一体的发展格局，以加强精神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真正实现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的跨越。
〔关键词〕农村“老漂族”；精神养老；人口老龄化；社会融入〔中图分类号〕D669；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24）03-0117-07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养老服务体系的重构，提升老年人群体生活品质成为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
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得人口流动呈现出“个体流动”向“家庭流动”的发展趋势。
子女的需要与父辈的回应以一种温情方式重塑了我国代际关系，很多农村老年人为了家庭团聚或照顾第三代而来到陌生的城市，虽然实现了与子女的团圆，却也不可避免地承受着“团聚下的孤独”。
这类群体被称为农村“老漂族”。
农村“老漂族”的出现是家庭应对人口迁徙的產物，是子女与父母互相爱护的伦理使然。
从实践维度看，他们备受异乡难言的孤独与烦恼困扰，其精神层面的“老有所依”问题，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刺激，我国流动人口数量逐年增加，2020年流动人口数高达3.76亿，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口流动型社会。
与此同时，老年流动人口规模也持续扩大，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流动老人已达到3327万人〔1〕。
时下，“漂”不再是年轻人的特有标签，在大量年轻人“走出去”的浪潮背后，一大批老年人作为“从属人员”被迫卷入到迁徙浪潮中来。
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犬儒主义及其扬弃刘宇【摘要】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精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犬儒主义倾向,它以认识论的怀疑主义消解了真理,以价值论的虚无主义解构了崇高,表现为公共生活的"假面化"特征与生存抉择的"去精神化"状态.其深度根源在于,一体化之绝对主义价值构建方式的失效,导致一元论理想主义遭到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抗拒;其直接原因则在于,由于现代性的匮乏所导致的理想空间的狭窄与个人生存的艰难.因此,犬儒主义的扬弃路径在于正义和谐的共同体构建、自由人格的价值主体锻造与人民幸福的现实关怀.【期刊名称】《理论与现代化》【年(卷),期】2015(000)006【总页数】6页(P76-81)【关键词】犬儒主义;绝对主义;相对主义;理想主义【作者】刘宇【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43007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152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奔赴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途中，其精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犬儒主义倾向，它以认识论的怀疑主义消解了真理，将其视为不值得严肃对待的“虚假”问题；并以价值论的虚无主义解构了崇高，将其视为“谎言”存在的有效形式，从而表现为公共生活人格分裂的“假面化”特征，生存抉择琐碎庸常的“去精神化”状态。
这是一种消极的生存策略，一种异化的存在状态，它直接表征了社会转型中的当代中国其公共伦理精神涣散的危险性与亟待重建的紧迫性。
它的深度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转型就其价值构建方式而言是一种绝对主义向相对主义的转换。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一元论之高调的理想主义由于对个体独特性价值的“抽象”而日益遭到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抗拒”，然而现代性价值构建的方式与主体并未有效的生成，故而引发人们对“真理”与“崇高”本身是否存在的质疑。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社会之现代性的匮乏导致了个体理想实现空间的狭窄与个人现实生存的艰难，从而更为严重地加深了人们的这种质疑。
因此，犬儒主义的扬弃路径在于，以正义和谐的共同体构建恢复人们对社会公平的信心与拓展理想实现的通道；以自由人格的价值主体锻造重塑人们多元价值生态中的抉择能力与自我立法的内在品质；以人民幸福的现实关怀，保障人们各项权利的落实与生命尊严自在价值的实现，惟其如此才能使中国社会真正走出犬儒主义的泥沼，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持续而强大的内在动力。
2024年高考语文考前模拟卷01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框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框。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贫困作为一种古老的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
传统社会相对现代社会来说物质匮之、生产效率低下，但物质的匮乏造成的贫困现象与贫困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所拥有的一种亚文化，当这种文化沁入到了这个民族成员的血液和灵魂之中，就具有很强的韧性。
当前，中国消除了延续几千年的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入了后小康时代虽说物质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一种嵌入到民族心理中的适应文化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且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巨大阻力，制约着整个后小康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大了相对贫困治理的难度。
西方传统文化中基督教文化是一种主流，基督教将“贫困”作为一种“恶”的文化，希望用“慈善”的方式来消除这种“恶”，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伦理文化，而儒家伦理奉行的是一种“善”文化，并且通过官方正统的教化渠道使“善”文化成为主流。
儒家思想家将“贫困”作为一种“善”，主张用“节欲”的方式来对付“贫困”，甚至将“贫穷”作为一种“美德”来进行歌颂。
被统治者用来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将“贫穷”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并将其颂扬为一种美好境界。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浸淫在对贫困的这种认识和熏陶中。
“贫困”即“美德”，成为一种精神鸦片，“安贫乐道”的“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血液中。
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对待“贫困”的观念上，甚至比儒家的“贫困伦理”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
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现代性的缺憾———读鲍曼的《现代性和大屠杀》神彦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摘要:现代性意味着人类各个方面的进步,它包括科学、道德、艺术等领域全面的理性化的建设。
现代性在实现人类可能性方面的潜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文明,但它同时也带来各种挑战和危险。
在大家沉醉于现代性的时候,鲍曼却深刻地指出了现代性的弊病。
鲍曼认为,大屠杀不仅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个反常事件,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
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技术的道德中立立场,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悲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配合的社会集体行动。
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性。
而拯救之途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应该无条件地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来。
关键词:鲍曼;现代性;理性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839(2006)06-0037-05T h e D i s c o n t e n t o f Mo d e r n i t y:AR e a d i n g o fB a u m a n's M o d e r n i t y a n d t h e H o l o c a u s tS H E NY a n-f e i(S c h o o l o f H i s t o r ya n dC u l t u r e,S h a nD o n gU n i v e r s i t y,J i n a n250100,P.R.C h i n a)A b s t r a c t:M o d e r n i t y m e a n s t h e a d v a n c e m e n t o f h u m a nb e i n g s i ne v e r y s p h e r e o f l i f e,i n c l u d i n g t h e r a-t i o n a l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o f s c i e n c e,m o r a l i t y,a r t a n d s o o n.T h e p o t e n t i a l o f m o d e r n i t y t o r e a l i z e h u m a n p o s s i-b i l i t i e s h a s n o t o n l y e xc e ede da n yp r e v i o u sf o r mo f c i v i l i z a t i o n,b u t i t a l s ob r i ng s w i t hi t a l l k i n d s o fc h a n g e a nd d a n ge r.W h e n p e o p l e a r e i n d u l g e d i n m o d e r n i t y,Z y g m u n t B a u m a n i n c i s i v e l y p o i n t e d t h e d i s-a d v a n t a g e s o f m o d e r n i t y,b e l i e v i n g t h a t h o l oc a u s t w a s n o t o n l y a m i s e r a b l e e v e n t i n t h e h i s t o r y o f J e w s,a n da n ab n o r m a l b e h a v i o r o f t h e G e r m a n n a t i o n,b u t a l s o t h e p o s s i b i l i t y i n h e r e n t i n m o d e r n i t y.T h e sc i e n-t i f i c s p i r i t o f l o g i c a l c a l c u l a t i o n,t h e e n g i n e e r i n g t e n d e n c yo f s o c i e t y m a n a g e m e n t,a s t h e e s s e n t i a l e l e-m e n t o f m o d e r n i t y h a v e m a d e i t p o s s i b l e f o r t h e i n h u m a n t r a g e d y l i k e h o l o c a u s t t o b e c o m e a c o l l e c t i v e a c-t i o n o f a r c h i t e c t s,a d m i n i s t e r s a n dv i c t i m s.T h e c h a n g e f r o me x t r e m e r a t i o n a l i t y t o e x t r e m e i r r a t i o n a l i t y,a p p e a r i n g t ob e p a r a d o x ic a l,i s l o g i c a l l y u n a v o id a b l e.A n d t he s o l u t i o n t o t h e p r o b l e mi s:u n d e r w h a t e v e rc i r c u m s t a n c e s,e v e r y i nd i v i d u a l s h o u l d a s s u me u n c o n d i t i o n a l l y h i s/h e r o w n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K e y w o r d s:B a u m a n;m o d e r n i t y;r e a s o n收稿日期:20060609作者简介:神彦飞(1965),男,山东苍山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世界史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化史。
现代性中的颓废与忧郁作者：沈悦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24期摘要：在王宏图的理论专著《东西跨界与都市书写》和长篇小说《迷阳》后，笔者欲就他笔下的现代性做一定的论述，首先对“日常生活”进行解析，引致“现代性”，然后主要对颓废进行探讨，期间以《迷阳》等作品为例，加以阐释。
关键词：王宏图;现代性;颓废与忧郁关于“现代性”笔者不认为这是一个固定的概念，相反的，它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过程，前人和我们如今总结的一些性质，只是它变动时的某种特点。
由于它的持续性改变，就会出现相对“前现代性”的“后现代性。
一.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现代性”是一个包含了尖锐矛盾冲突的领域，一方面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政治体制，另一方面这种“启蒙理性/现代性”慢慢变成了“工具理性”，也导致了对文化、对个体生活的囚禁。
在《迷阳》的书封上，提到了一位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他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而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现代生活的核心是一种偶然、短暂的艺术美感。
这在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整篇文章中都穿插着季云林对遗嘱的各种计较，而辰樱留恋于季氏父子之间无非也是为了金钱，和爱情恐怕相去甚远。
“你打发叫花子啊，我们这儿都是给四百的，三百是起码的……”无论是季氏父子的亲情亦或是色情服务者，都在钱的驱使下生活着。
货币文化同现代生活是一体的，都市生活的纷繁复杂引起了强烈的精神刺激，使得都市人既焦虑又烦躁，只能借助冷漠的金钱媒介来反向地均衡。
二.颓废与忧郁撇去《迷阳》中的人物纠葛，我发现“焦灼不宁”、“追悔”、“绝望”等充满颓废色彩的词成为了主人公们的总体性格特征，第一章中更是直接描述为“depressive torpor（昏昏沉沉的抑郁）。
我将笼罩全文的深深的颓废与忧郁分为三个角度来阐释，以人物分析为例：首先，作为小说男主人公的季希翔，他尽管拥有富二代光环，但“放弃”与“逃避”是他遇到问题后无一例外做的选择。
生活的离散与现代性的匮乏(一)
1
对于短篇小说创作而言，刚刚过去的一年既非最好的，也非最坏的，它波澜不惊，基本上是“正常的”一年。
正常，说明既没有一个突出的事件，也没有明显的断裂。
客观地说，作家们以自己的创作，为这个时代作了一个精妙的注释：仅仅是一个脚注而已，至于那离散生活的底里，2007年短篇小说的作为是有限的。
这是一个离散的、缺乏道德自治的时代，一个充满矛盾世象、“无中心”的时代，那些持久的友谊、爱情、生活和信仰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失去了意义的中心和命运感的世界变得破碎而无连续性。
相对于意义一统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愈发呈现出价值分裂的形态，这一状态不妨称之为“离散”。
上帝死了，信仰崩溃，人对一切失去了敬畏。
在一个失去上帝和理性的世界，红尘男女们开始了漂浮游移的放纵生活，这生活呈现出短暂、无中心、离散的浮泛特征，即鲍曼所言的“滥”①——我们的文明不是对满足的延迟，而是不可能被满足。
无以餍足的生活欲求使当代人成为自我的奴隶，在现代物质文明“彻底的管理”下，很多看来非常重要的人类情感在逐渐消亡，人们似乎只能在商品中认识自己，在他们的小轿车、音响、错层式住房、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生活的灵魂”，②无餍足的欲求和物质的疯狂繁殖逐渐演变为恶心与厌倦，这一恶性的循环成为取消“自我”与“中心”的最大内因——这就是当代人的吊诡处境。
作为拥有敏感触角的当代小说家们，对生活的离散性与无意义化、感情的短暂与异己化、欲望的泛滥与不知餍足，自然是感同身受。
曹寇的小说《越来越》就是一幅生活离散性的精妙写照。
这篇小说出自一位年轻人的手笔，它带有明显的颓废、忧伤与飘移的精神气质。
小说一开始的“序言”，勾画了一幅乡村图景，也是“我”的生存背景的隐喻，“我”的精神策源地。
那个抒情原乡般的乡村世界，质朴、原在，一切得其所是，按部就班，男女、粮食、瓜果、牲畜，自古就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旧。
那是一个还没有变质的世界，没有被这个飞速发展的物质世界所整合的世界。
而“我”作为这个乡村世界的溢出者，变成“城里人”、“公家人”之后，那无聊的现代生活和涣散的都市场景随之一一映现。
特别是最后几个精心编排的“后记”，将日常的人生导向一种晦暗、涣散的悲剧高潮。
整篇小说从一段牧歌般的原乡图景最终导向了晦暗、涣散的人生。
在一个全球化和后现代杂陈的时代，真的还存在一个“抒情的原乡”吗？薛媛媛《湘绣旗袍》为此做了一个凄婉的哀歌。
小说的主人公薛师傅，正是这场不可避免的文化衰败过程中最后的殉道者。
他在最后一件活计上，倾注了所有的智慧、热情和心血，这一过程正是面向传统文化所做的悲壮的告祭仪式——薛师傅和他的艺术从此淡出，缓缓走入泛黄的历史。
李云雷的《巧玲珑夜鬼张横》通过一个民间说书艺人的命运，为乡村衰落的诗意作结，仿佛一个痛失前朝的怀旧神话。
小说结尾处，说书人形单影只、对着空地喃喃自语的场景，可以说是乡村文化凋敝的遗照。
魏微的《李生记》书写了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内心的压力与凄苦，农村作为自然世界的存在已经被人忽略，“这世界是疯狂的，虽然人人都在过着他们的日常”，叙述者如是说。
张鲁镭的《小日子》则以清新的手法，描绘了一对乡下小儿女在城市里的“小日子”，卖菜、买菜、做饭、起居，零零碎碎，平平淡淡，却温暖清新。
他们是底层中人，但他们没有抱怨、从不追究，而是相信凭借着年轻、苦干、耐心和韧性，照样可以在城市里过上踏实安稳的“小日子”。
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如果我们安于内心的平静，安于一间陋室的温馨，我们就能找回离散生活的中心，找回活下去的勇气？是否也印证了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莱恩（ＲｏｂｅｒｔＬａｎｅ）的那句告诫：“在贫困和接近贫困的收入水平之外，如果金钱能够买到幸福，它只能买到一点点，而且，更经常地，它买不到幸福”？③事实上，对这种“小日子”式的内心富足不应抱有过多希望，在更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对离散性生活的内心说和与妥协，对犬儒式生活的脱帽致敬。
“这种田园生活仅仅是一种
幸福的假象，让人麻木不仁地度过困苦的生活，像动物一样地存在着。
”④在启蒙的意义上，“小日子”无疑是一种令人更加绝望的“前启蒙”状态。
因为“启蒙”的含义即为阐明、澄清、照亮，它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遮蔽走向揭示，从愚昧走向智慧。
在生活之离散性的大背景下，两性情感也呈现出漂浮游移的状态，在价值取向模糊的基础上，彻底取消了传统价值，乃至道德评判。
金仁顺的《彼此》和戴来的《向黄昏》，将陷在人世罗网中的现代人的感情生活之残忍与枯败以及暧昧的两性角力一一展现。
《彼此》写一个婚外情的故事，一则烂熟于时代的成人寓言。
在黎亚非新婚的日子，丈夫的旧情人心怀叵测地讲述了她和郑昊之间的隐私，这种恶毒“就像缓释胶囊里的药物颗粒，随着时间的流逝，持续地保持着毒性。
”他们的婚姻因此中毒，仅仅维持着表面的平静温和。
直到她的同事周祥生进入她的生活。
但是，就在他们即将结婚的前夕，“说不清楚”为什么，黎亚非又和前夫重温旧梦，正如当年前夫的旧情人所做的那样。
而这一切，恰恰被楼下的周祥生看见。
张爱玲在《留情》中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还是相爱着。
”这句话移借到《彼此》所描绘的现代都市情感和婚姻生活，似乎同样成立。
小说的题目“彼此”也颇含深意——原来身陷情感漩涡中的每个人都是“彼此彼此”，没有什么不同。
在结婚仪式时，这对半旧的“新人”相互亲吻时，小说以如此简练的一句话收尾：“他们的嘴唇都是冰凉的。
”
世事参商，转瞬如烟。
当作家们以一种不可言说的厌世冲动收拢起现世的浮萍，抽空了历史驳杂矛盾底蕴的现实观照，作家们变得更加张致恓惶，徒增一种悲凉的情致。
面对现代生活的来临，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了自己的反面。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⑤他因此而慨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当生活的离散已不可避免，当神圣的东西一再被亵渎，作家们必须聚拢起新的精神，必须担负起组织人的生活的能力和赋予生活以意义的能力，而非浮泛的浅唱低吟，或仅仅发一声“情何以堪”似的感叹。
在无名又无常的现实面前，若无精神的历险，若无一种现代性观照作为支撑，作家们的很多努力都将是表面的、无效的，所谓的批判也只是一种“虚假的洞见”（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ｆａｌｓ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而已。
2
生活的离散性只是社会病症的临床症状、时代精神的表皮现象，还未真正触及生活的底里和神经。
只有认清“时代的精神状况”（亚斯贝斯语），对现代生活有一种持续的刻骨体验和精神历险，才能对离散的生活作出适切的刻画与批判。
在此方面，当代作家们还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匮乏”。
由此可见，现代性强调的是断裂与原创。
现代性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英勇的选择，它所体现出的气质是创造性、天才的朴素性和冒险的想象，这些特质与作为模仿才能的熟练、灵巧与记忆是天然对立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性与先锋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
先锋就是冒险，是对传统与当下的持续不断的偏离与批判，是一场除其想象力之外别无盟友的一个人的戏剧。
历史地看，先锋派正是通过加剧现代性的某些构成要素，诸如断裂、冒险与原创，通过把它们变成革命精神的基石而发其端绪。
因此，在十九世纪前半期乃至稍后的时期，西方先锋派的概念只是现代性的一种激进化和高度乌托邦了的说法。
马泰·卡林内斯库曾提出过“两种现代性”的概念：一种是由科技进步、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所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
这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无法化约和敌对性的。
第一种现代性作为中产阶级所确立的成功的核心价值观而充满活力；相反，另一种现代性则导致先锋派的产生，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主义、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亡。
⑥因此西方先锋派是在中产阶级兴起时期所产生的以现代性为指向的美学趋势。
我们曾有过一个向西方现代主义全面学习的时期，在那个热潮中，产生了一些略带现代性的“先锋派作家”。
但一阵现代主义的“方法热”之后，仅仅学得些皮毛的“先锋派”们纷纷退潮（或可称之为“未完成的先锋”），写作变得表面、琐碎，似乎作家全部的努力只是为了“讲好一个故事”。
还有些作家和评论家在“后殖民”的焦虑中提出“向传统致敬”，干脆与现代性背向而行，用尼采的话讲，他们解决现代生活之混乱的方法无非是背向生活，企图成为“平庸之辈”，⑦一种更加危险的东方传统主义的复辟于焉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