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官司法审判中的定罪原则探析

宋代地方官司法审判中的定罪原则探析作者：邢琳来源：《中州学刊》2019年第03期摘;要：宋代地方官由于受传统和谐法律思想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在司法审判中，往往援引情理与法意协调处理案件，人情与天理的融合，道德与法律的结合，把国家政策法规、风俗习惯、亲情伦理、血缘关系等融于司法判决之中。

以“情理法”综合运用的劝和调解，对争讼双方纠纷的解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法随人情而变通等执法理念及其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其法的功能被软化，情的功能被张扬，结果导致官官相护，交相请托，吏治腐败。

关键词：宋代;地方官;情理司法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3-0122-04宋代地方官审理案件中多融入情、理、法，对案件的审判以人情义理和司法综合判断，最后定出罪责，这其中的利弊得失，是值得研究的。

关于宋代司法审判中的以情理关系定罪的问题，学界多有讨论①。

不过，有关宋代司法审判中这些定罪原则是否公允，其价值是否失当的成果并不多，有鉴于此，本文借鉴已有成果，对其进一步探讨。

一、宋代地方官司法审判中的价值判断宋代的司法实践中，地方官视具体情况，对诉讼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诉讼纠纷调解，也就是“听讼之道，固当执法，已当原情”②。

即“法”是恪遵的宪纲，察其“原情”是定罪的基础。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案例，在看似合法的情况下，却蕴含着对法律的任意解释和适用，即法律以外的价值判断在起着主导作用。

③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1.“比附”判决在司法官审判案件时，有时候无法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定，甚至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法条，就牵强附会比照某法审判结案。

如《严四为争渡钱溺死饶十四》案中。

摆渡人严四应收船客饶十四十七钱，而饶十四只给五钱，严四再讨要钱，饶十四不但不给，反而拳打严四脸部（检验：脸部有被打的伤痕），严四还手将船客饶十四击落水中溺死。

法官判决的依据是：所引法是按渡人恐吓取财的得赃数量为量刑依据的，并未说明饶十四为何而死的原因，也未按《宋刑统》卷二一，规定的“元无杀心”的斗殴杀人法相关敕条。

最后法官所比附的是，“以持杖窃盗论，不得财，杖一百，五贯，徒一年，五贯，配本城”。

理由是船客因此身死，虽非有意，亦应断罪。

这种比附，不知法官出于何种目的而为。

④2.身份不同，惩处相异宋代法律明确规定，依身份地位的不同，实行同罪异罚制度。

如谋杀尊长亲属罪。

《宋刑统·贼盗律》规定：“诸谋杀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

谋杀缌麻以尊长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

”谋杀卑幼亲属罪。

法律的规定是“谋杀周亲卑幼，合徒三年，已伤者流三千里，已杀者依故杀法合绞之类”。

⑤可见，同罪异罚的特点非常明显。

不过，宋代奴婢、客户的法律地位与唐代相比有所上升，对擅自杀奴婢者，实行严惩。

如太宗时期的外戚王继勋“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之”，先后杀奴婢百余人，太宗下令斩杀于洛阳市。

⑥真宗时对杀害奴婢的处罚更为具体：“主因过殴决至死者，欲望加部曲一等，但不以衍犯而杀者，减常人一等;如过失杀者勿论。

”⑦可是，到了北宋中期和南宋，主仆之间的法律地位差别反而更大，据史料载：“主殴佃客致死，在嘉佑法，奏听敕裁，取赦原情。

初无减等之例。

至元丰，始减一等配邻州，而杀人者不复死矣。

及绍兴又减一等，止配本城，并其同居，被殴致死，亦用此法。

”⑧在民事司法审判中，地方官也根据双方等级名分的不同，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保护也不尽相同。

正如真德秀说：“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

”⑨如《从兄盗卖已死弟田业》案中，司法官对身份不同的当事人，所采取的态度也有区别。

丘庄欺已死从弟丘萱無子，妻阿刘单弱孀居，丘庄将“丘萱已分田五十种，自立两契，为牙卖与朱府”。

县佐官以盗卖罪传唤丘庄和证人，丘庄供词多有反复，“欲尽情根究，欲且照条勘杖一百”。

而对知情而买的朱县尉，虽“契累索不出”，但仍以“朱府名贤之阀，举动悉循理法，此等交易，断不肯为，未必不为丘庄与干佃辈所误耳”。

显然，这是对朱县尉开脱罪责。

⑩此类事例在《折狱龟鉴》《清明集》等典籍中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3.从轻处罚宋代官员犯罪如何惩治？宰相吕大防说得很明白：“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于法也。

”B11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

第一，贪官处刑渐轻。

宋初，对官吏犯罪处罚非常严厉，特别是受财枉法者，多半都处以弃市、杖杀等极刑。

如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二月，“杖杀长道县尉张俊，坐部下受赇，犯赃钱五百七十贯故也”B12。

雍熙元年（984）十月，中州录常参军卜元干因受贿枉法而被杖死。

B13但真宗以后，对贪官的惩治明显减轻。

如“比部员外郎、知齐州范航坐受财枉法，免死，杖脊黥面，配沙门岛”B14。

南宋后，对贪赃官员惩处只是大多是放罢、降官。

如高宗绍兴元年（1131），“天台人求珍以杀人系狱，珍以金赂公之妻，遂得不死。

被天台知县刘默揭发。

高宗命宪臣究实。

内批公为先次放罢”B15。

又如淳祐三年，“嘉定知县旨枹贪赃不法，流一千里羁管”B16。

后随着国家形势的恶化，惩治贪赃更是徒具形式而已。

第二，以情减刑，执法不一。

宋代有在执法时，是“用法之情恕”B17。

即依据具体情况而处罚，有高官庇护者，甚至减轻或免除处罚。

如太宗淳化二年三月，“祖吉、王淮受皆法受赇，赃数万计。

吉既伏诛，家且籍没，而淮以参知政事沔之母弟，止杖于私室，仍领定远主簿”B18。

哲宗时，“颍昌府阳元勘赵仁恕，赃污不法共十余事”，大理寺“止取一事相约情，便行勘罪”。

赵仁恕仅“追两官，罚铜十斤，除名勒停”。

B19是其父赵彦若系翰林学士兼侍读所庇护的结果。

由此可知，宋代朝廷官员庇护与自己利益相关的犯罪官员，“以情毁法”的效果只能是上行下效。

这种以纵为宽的惩贪方针，不仅无补于吏治的整饬，反而助长了赃官们的嚣张气焰。

二、宋代地方司法审判原则导致公平价值失当宋代司法中的重情理轻国法，是儒家“和谐”思想在司法审判中的体现，法官以情理为核心采取灵活方法处理亲属之间的矛盾纠纷，使法条与司法实践中间的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调和，这更有利于矛盾纠纷的解决。

但一味的注重人情，而放弃法或只是形式上遵其法，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等级名分下的“情理”司法，有失公平。

传统“情理”司法的“情”，主要是“亲情”“人情”，其“理”，多为儒家的纲常、道德伦理。

因此，传统司法的重要任务是：一是维护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家庭秩序与社会秩序。

如真德秀所说：“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

”B20正名分成为法官判案中必坚守的一个重要原则。

如阿张一案。

阿张与其丈夫蒋九因其父蒋八不轨而“出外别居”，可蒋八却以不孝之罪诉之。

阿张在公堂上陈述理由时揭露了蒋八的一些隐私，胡颖却不为阿张主持公道，反而训斥，“妇之于舅姑，犹子之事父母，孝子扬父母之美，不扬父母之恶”，“彰彰然以告之于人，则非为尊长讳之义矣”，而后又引《礼经》“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则出之”，将“其子当断，其妇逐，然后理阿张决十五，押下，射充军妻”。

B21胡颖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

B22二是司法注重天理、人情，且把天理、人情作为适用刑罚的标准，为司法官的权力滥用打开了方便之门。

如真德秀在泉州时，对吴良聪的不孝罪，“脊杖二十，髡发、拘役一年”B23。

再如妄兴词讼的黄百七，则采取“勘杖一百，牒押宋湘阴县，请长枷就县门示众5日”B24。

诚然，司法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综合考量案件的真实情况，对司法的公正是有利的，但是过分依靠天理、人情，扩大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官吏缘奸的“情理”司法，是司法腐败的温床。

中国古代帝制社会，官官相护，“以情毁法”的现象随处可见，其产生的后果很多。

首先是接受请托，曲法枉断。

宋朝多次重申请托之禁，这表明在宋代请托是禁而不止的。

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八月，开封豪民崔白，无赖之人，倚强凌弱，强买邻居寡妇张氏之舍，张氏诉于开封府。

“白素与殿中丞、权大理少卿阎允恭善，遂祈允恭达其事于开封府判官韩允”，韩允接受阎允恭的请托，枉法曲断张氏妄增屋课之罪而杖之。

B25其次，私报恩怨，出入人罪。

如太宗时期，同州的录事参军（审理刑事案件的官员）因向当地的富民借钱未果而串通富民家小女奴的父母，让小女奴逃亡，于是“奴父母讼于州，命录事参军鞠之”，“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

或为元谋，或从而加罪，皆应死。

富民不胜榜楚，自诬服，具上州官，审覆无反异，皆以为得实”。

B26后查实为冤案。

又如仁宗庆历六年（1046）六月，东染院使向绶权知永静军时，做了不法之事，怕通判告于监司，而造狱诬告通判，使通判自尽，事发后，向绶被削官除名编管潭州。

B27可见，宋代司法审判中，“以情毁法”的现象是多么严重，正如时臣所说：“今之治狱者或任其喜怒，或私受嘱托，或付之狱吏，或观望风旨，锻炼以成狱者，所在有之。

”B28最后，以情扰法，上下相蒙。

由于县级长官公务繁忙，往往把案件交于胥吏处理。

就如大臣所说：“郡县长吏兼有连日不出公厅，文书讼碟，多令胥吏传押，因缘请托，无所不至。

乡民留滞，动经旬月。

至有辨讼终事而不识长官面者。

”B29胥吏办案的情况下如南宋张纲说：“近岁吏奸成市，未能追革，或缘货鬻，或挟怨仇，或望风旨，或私逞威势，捶楚之下，欲致之死地，往往先以病闻及其已死，县匿之不以申州，州匿之不以申监司，上下相蒙，难以稽察。

”B30这种司法权力的滥用，只能导致“逼求贿赂，视多寡为曲直”B31。

可见，在私情充斥的社会环境中，真正实现司法公平公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三、宋代地方审判定罪原则原因分析一是受传统和谐思想的影响。

“德主刑辅”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旋律。

法律始终处于辅助地位，其核心是“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B32。

宋代地方官员在司法审判上，对案件的整体审判以和谐为主，在具体方法上，采取凭借个人经验的直觉判断来断案。

如朱熹与人对话中说：“‘为政更张之初，莫亦须稍严以整齐之否？’曰：‘此事难断定说，在人如何处置。

然亦何消要过严？今所难者，是难得晓事底人。

若晓事底人，历练多，事才至面前，他都晓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应之，人自然畏服。

今人往往过严者，多半是自家不晓，又虑人慢己，遂将大拍头去拍他，要他畏服。

若自见得，何消过严？便是这事难。

’又曰：‘难！难！’”B33朱子的意思，所谓“晓事底人”，判案不在能依据某种尺度，而在于凭借丰富的经验、具有良好的悟性，使案件得到和谐的解决，才是根本目的。

宋代法官之所以多用“情理”而少用法律审案，最终成为宋代司法裁判的价值取向，与传统和谐法律思想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二是官员的社会责任意识。

宋代地方官员判案时特别注意察民情，裁判理由尽量使争讼双方心悦口服，这是官员社会责任意识的体现，即追求社会和谐的責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