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研究的综述

  • 格式:doc
  • 大小:68.50 KB
  • 文档页数:7

内容提要:货币本位制的确立和二战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使得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相应地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本文梳理了中央银行独立性研究有代表性的观点并简单的分析了一下,最后,提出对我们央行独立性的建议关键词:中央银行独立性一.。

概述央行有一系列的职能,但稳定币值是其最基本的职能,稳定币值、抑制经济过热职能的实现都是以央行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作为前提的。

所以,从央行的历史发展及理论研究来看,中央银行应具有较高的相对独立性。

如何建立中央银行与政府的恰当关系,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理论派别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其理论体系的拓展与通胀偏差问题密切相关。

正是基于对通胀偏差问题的考虑,逐渐形成了CBI理论主线:一条是1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创立的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信誉机制,增加了预期形成理论,从而详细地阐释了货币政策中的时间不一致问题。

另一条是1985年罗戈夫创立的罗戈夫模型并随之提出的保守型中央银行管理方法,以后的学者正是围绕着这两条主线,在批判吸收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模型的基础上创立、发展了各自的理论,同时也推动了CBI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对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的研究起源于对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的讨论,学者普遍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增强有助于减轻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导致的通货膨胀。

我国的央行独立性应该包括人事独立性、政策独立性和财务独立性三方面,并且用修正过的指标对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在理论上分析了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可以抑制通货膨胀的两个机制:固定资产投资渠道和为了缓解收入不平等进行转移支付的渠道。

(作者:李胜兰; 贾茜; )二.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必要性:1.由中央银行的性质所决定。

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金融监管银行,体现的是国际机关的性质,因此,必须接受的一定程度的管制。

但他同时又是特殊的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进行调控和服务时又不能不考虑货币本身的运行规律,因而他不能完全听命于政府,需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2.中央银行和政府的职能是有所侧重的,这样就是中央银行和政府在宏观经济目标的选择上并不一定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时期都保持一致。

3.基于政府的职责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往往是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极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而央行的首要目标是遵循货币运行的基本规律,保持币值稳定。

虽然央行有一系列的职能,但稳定币值是其最基本的职能,稳定币值、抑制经济过热职能的实现都是以央行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作为前提的。

所以,从央行的历史发展及理论研究来看,中央银行应具有较高的相对独立性。

稳定币值是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

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央银行需要具有较高的独立性。

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高,影响稳定币值目标的实现,需要提高独立性。

同时,对有较高独立性的中央银行需要进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加强其责任性。

笔者提出了增强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责任性的法律措施(彭朗琼;)陈晓枫;2007年06期运用LS法对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进行定量分析,我们得出了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处于中低水平的结论,并通过对1985-2005年我国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和央行独立性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提高央行独立性有助于实现我国稳定币值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李晨辉;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2012年03期中央银行是一国最重要的经济决策机构之一,其独立性体现在它能相对独立于政府去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履行法定职责,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

通过对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现状进行标准化分析,指出我国中央银行在法律地位的独立性方面存在的诸多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和改进措施将促进其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发现人民银行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法》对独立性所提供的法律保障还是宏观层面的,并没有具体落实到细节处,这也使得目前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惟仍然不是很强,属独立性居中型。

表现在:1.独立性欠缺。

虽然人民银行行长的人选,根据总理提名,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任免。

但人民银行主要官员的任职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行政机关、金融机关人事渗透过多,使中国人民银行在人事上产生很多方面的弊端。

2.经济独立性欠缺。

表现在人民银行对其资金运用缺少可供操作的具体法律保障。

3.职能独立性欠缺。

中央人民银行职能独立性的欠缺,表现在它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方面还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在抵御不合理的融资要求方面还缺少法律保障一、降低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1.时间不一致性。

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其1977年的经典论文中提出政府政策存在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该论文在货币政策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应用。

所谓“动态非一致性”又称“时间非一致性”是指如果一项政策在制定阶段是最优的,但在制定之后的实行阶段却不是最优的,这项政策就是动态不一致的,从而引发了政策调整的问题。

凡是具有上述特征的政策就具有时间非一致性。

反之,一项动态一致的政策是指在没有新的信息出现的情况下,该项政策不但在制定时是最优的,而且在以后的执行过程中也是最优的。

显然,对于公众而言,一项动态不一致的政策是不可信的,理性的决策者不会真正实施,而会采取相机抉择的策略,重新选择最优的政策。

自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开创了“动态非一致性”分析模式,并经巴罗和戈登等人扩展到货币政策领域以来,“动态非一致性”理论已经成为当前支持中央银行独立性观点中最重要的一种理论。

2.中央银行的声誉约束。

巴罗和戈登通过无限期完全信息博弈模型,说明中央银行的声誉对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制约作用。

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声誉模型把政府政策制定者当作一个任期有限的中央银行决策人员而不是一个决策机构,这就必然导致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

而且如果政策制定者确实是“疲弱决策者”,其偏好是错误的,那么与其让公众求解一个博弈问题的惩罚策略来制约政府政策制定者的错误动机,还不如从优化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入手,减轻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

后一种研究思路集中体现在货币政策委托代理模型和最优激励合同模型中。

二、委托保守的中央银行家来执行货币政策1.保守中央银行家方法。

用委托代理的方法降低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首先由罗戈夫1985)提出。

他认为,政策规则可减少产出变动幅度,但是在没有增加平均产出量的情况下却提高了实际的平均通胀水平。

2.具有免责条款的委托代理模型。

一问题,洛曼(Lohmann,1992)扩展了罗戈夫(1985) 的委托代理模型.政府保留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否决权,而且行使否决权要付出成本的制度安排对政府和中央银行双方都产生约束力,前者迫使中央银行在特殊情况下更加重视产出波动,后者使政府不能随意地行使否决权,避免政府实行完全相机抉择的策略,随意选择不同偏好的中央银行来实现其短期的最优目标。

从罗戈夫和洛曼模型引出的极为重要的结论是社会委托一个保守的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后,经济均衡时通胀率普遍较低。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供给方面的冲击往往导致较大的产出变动,而相对于政府而言,中央银行抵消产出供给冲击带来的通胀影响的能力较低,因此在供给巨大变动时,委任一个只关注低水平稳定的通胀并非是经济上的最优选择。

通过立法并依此产生的中央银行,其领导层要受到政府或议会的委任管理。

中央银行必须依法完成政策目标,一般是物价稳定目标。

此外,政府或议会同时还要设计出相应的中央银行有效行使货币政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就需要使用委托—代理机制,签订相关契约。

3·设计最优激励合同。

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如果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既保证中央银行独立地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又能使中央银行无法从突然地扩大货币供给中获得收益,那么就可以实现货币政策的选择兼顾可信度与灵活性两个方面。

这就是由皮尔森和塔贝里尼(1993)、沃尔什(1995)等人提出的最优激励合同。

沃尔什他认为,政府与中央银行签订合同,政府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成果进行评价,并承诺据此给予中央银行奖励R。

在这种合同的约束下,即使中央银行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政府也可以通过最优的奖励方式,将R与政府可观察的变量如货币供给、通货膨胀率或产出等相联系,促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消除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偏差,这种均衡结果与有承诺的货币政策是相同的。

4·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

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消除中央银行相机抉择政策通货膨胀偏差的另一种方法。

一般而言,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也是委托代理方法,即政府或者相关的机构为中央银行确定具体的损失函数,如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偏好,以及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和产出目标,并委托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操作,要求中央银行实现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

政府不干预中央银行的具体操作,这种制度使中央银行在选择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方面具有独立性,但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不具有独立性。

斯文森,1995)说明只要确定了适当的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的相机抉择政策也能消除通货膨胀偏差,实现与最优合同制度以及有承诺的相机抉择规则相同的均衡结果。

三、简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巴罗和戈登的理论表明,相机抉择的“最优控制”政策需要逐期决策,即便不存在知识问题,不存在激励不当的问题,也不能获得最好的结果。

即使货币当局能够预测到货币增长的变化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产生效应的时间和大小,并且具有和公众完全相同的偏好函数,相机决策政策产生的结果也只是次优的。

相机抉择政策产生不良效果的理由是具有理性预期的行为主体根据预期货币政策的变化做出反应,相应地修改他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预期通货膨胀的变化改变了政策制定者所面临决策时的参数,并且要求政策做出进一步的调整,这一系列可能存在的变化收敛于一种次优的结果。

从这种观点看,如果中央银行做出承诺执行非通货膨胀的政策,前者仍是一个次优的选择。

因此,相机抉择的中央银行与理性预期的市场主体各自追求目标收益最优化的动态博弈过程必然产生通胀偏差。

罗戈夫(1985)的理论模型发展和完善了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模型,将CBI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仍存在很多严重的缺陷:首先,该模型只考虑了经济因素引致的冲击,而忽视了政治因素,如持不同偏好的政党角逐执政地位及政策变迁、罢工事件、国外政治势力对国内的冲击等所引致的产出易变性,因此不免使整个模型失之偏颇。

其次,政府和保守型中央银行决策者是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政府对管理者缺乏责任约束机制,这当然有助于管理者实现政策的独立性,但很容易造成货币政策与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脱轨。

现实而言,“保守中央银行家方法”和“最优激励合同”这两种主张均具有现实意义。

保守型的中央银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类型,它在世界各国的反通货膨胀宣言中均可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