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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结构的简要概述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
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什么是岩溶石漠化（小资料）
岩溶石漠化即喀斯特荒漠化或石化，与我国西北一带沙漠化现状相似，是土地劣化演变的极端形式之一。
广西和贵州等地原本就有大面积的碳酸岩分布，又由于不断地开荒种地，破坏了原有植被，需千万年才能形成的瘠薄土层经风吹雨打迅速流失，最后地表只剩下不能种任何植物的石块。
我国西部石漠化速度相当快，其中广西碳酸岩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37．8％，石漠化以每年3％—6％的速度递增。
石山地区不但形成“山光人穷，穷山恶水”的恶性循环，且由于土壤稀薄、缺水易旱，也是造林绿化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崩岗
“崩岗”通常指发育在红土丘陵地区的冲沟沟头部分经不断地崩塌和陷蚀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围椅状侵蚀地貌(曾昭旋, 1960) , 它的命名具有发生学和形态学方面的双重意义,“崩”是指以崩塌作用为主要侵蚀方式,“岗”则指经常发生这种类型侵蚀的原始地貌
类型。
崩岗侵蚀作为一种严重的水土流失类型, 在我国南方地区, 特别是风化壳深厚的花岗岩低山丘陵区分布十分普遍。
中国社会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发展不平衡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城乡二元结构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指的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这种结构的存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探索解决的方法。
首先，城乡二元结构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发展差距。
城市作为经济中心，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投资。
同时，城市的基础设施、金融体系和产业链更加完善，这使得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村地区。
然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的收入普遍偏低，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也相对较少。
这种差距导致了城乡人口流动，农民涌向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而城市则面临着过多的人口和资源压力。
其次，城乡二元结构在教育方面也带来了问题。
城市的教育资源丰富，拥有更好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
高质量的教育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而农村地区的教育条件相对较差，学校设施简陋，师资力量不足。
这导致了农村教育的不发达和人才的流失，限制了农村地区的发展潜力。
另外，城乡二元结构还在医疗方面带来了不平衡的问题。
城市医院设备先进，医疗资源充足，吸引了大量的患者和医疗专业人才。
与此相反，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落后，医疗资源匮乏。
农民往往需要到城市就诊，而这又需要承担更高的医疗费用和交通费用。
这种情况下，农村地区的居民面临着医疗条件差、就医困难等问题，加大了他们的负担和风险。
为了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提高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
其次，要加强农村教育的发展，提高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吸引和留住优秀的教育人才。
此外，政府还应鼓励和引导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企业到农村地区进行投资，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加强对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工作，提高农村地区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减轻农民的就医负担。
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所谓“二元”的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面,明显的同时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
理论上,“二元社会”既表现为社会性质上的差别,又表现为发展水平上的差别。
落实到具体层面,城乡二元社会就是指作为现代因素的城市社会为一元而作为传统因素的农村社会为另一元的城乡分离、隔阂、相互封闭和差异的状态。
一、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成因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近代历史上首次实现国家的独立、高度的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之时,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才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当时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强大的社会控制手段和高度的动员能力,农村的人口被大量的吸收进城市工矿区,这是我国城市化的起步阶段。
尽管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工业化起步晚、大大晚于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的事实,使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受到许多内外条件的制约。
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中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广大的农民和农村地区却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拥有的依然是传统的落后的生产方式。
工业化没有走进农业生产,更没有走进农民的生活。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就此形成。
初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
为了恢复城市秩序、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更好地控制城市规模和管理城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对流入城市的农民进行劝阻、遣返和限制。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以分割城乡为目的的社会设置被建构起来。
粮油计划供应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共资源的配置制度都以“城乡二元”的方式被制定。
于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被制度化地确定并延续下来,城市和乡村分属不同的社会。
结构、拥有不同的发展轨迹,“二元结构”发展到今天,已经由原来的“行政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与行政共同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市场机制的介入使原本就呈分割状态的城乡关系变得更加分裂,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分裂状态下,只有城市中最先进的那部分与世界市场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广大的农村地区没有能力进行这种“接轨”,被甩到了全球化的过程之外,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农村综合改革取得很大成就，但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从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着手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对如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释疑城乡二元结构，就是传统的农村与现代的城市并存的状态，这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渡形态。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城市和乡村形成两个相对分割的板块，两者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别，主要包括：城乡两种政策、户口一分为二、生产要素流动阻滞、农民地位长期低下等一种不平等现象。
目前，城乡二元分割分治局面尚未完全打破，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受到限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影响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规划体制、公共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经济、财政、金融以及各种社会政策等方面向农村倾斜，通过实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等举措，为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全国而言，建国以来我们的许多制度和政策措施（例如，粮食购销制度、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不是有助于消除这种二元体制，恰恰相反，而是强化或固化了这种二元体制，致使城乡之间的差异日趋显著，城乡分割亦日趋表现为刚性化。
与此相对应，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渐次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发展，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亦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表现改革初期的农村改革使得1978年到1984年间城乡差距出现了暂时性的缩小，但是自从1985年国家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城乡差距出现急剧扩大的趋势。
“城市建设像欧洲，农村发展像非洲”，这句话既夸张形象而又尖锐地道出中国城乡之间的现实差距。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较大。
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存在一定差距。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
根据统计数据分析，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为11.3%，而第一产业劳动力仍占就业总人数的40.8%，农村大约有1.8亿剩余劳动力没有转移到二三产业，这是较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
什么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如农业）比重过大、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不足以及城乡差距十分明显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上都会存在。
但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别明显。
所谓二元经济结构，简而言之，不过是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区分，即一个社会的经济和人口划分为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都进入了工业化进程。
发达国家发展到今天，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传统的农业部门经机械化之后也基本实现了工业化。
因此，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上基本上已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
而在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和传统的农业部门仍然极其鲜明的存在着。
但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二元经济结构抽象一点讲，是一个社会分为现代和传统两大部分。
现代部分无论是从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不同于传统部分。
中国在1949年建国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社会和经济的二元结构仍然十分明显，属于现代部分的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少数，属于传统部分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70%的人口仍然留在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里。
50年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大约是总人口的10%，今天这一比例只提高了10几个百分点。
从生产方式角度来说，目前我国城乡从业人员达7亿多，其中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的劳动力大约有3.5亿人，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仍有3.5亿之多。
在劳动力的比例中，仍然有将近5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经济中传统生产方式占多大比例。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农业产值已缩小到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以占全国一半的3.5亿劳动力从事占国民生产总值15%的工作，可以看出这一领域劳动者的劳动收益是多么得少，农民的收入是多么得低。
因此，尽管农业产值已经占国民经济的一小部分，但它实实在在地关系到9亿多人的命运，由此影响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和社会的安定。
因此，正视目前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以及城乡关系已成为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
中国城乡间的巨大差别二元经济结构不仅表现在生产方式上，还表现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
生活在两种不同结构中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如果还有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传统的思维方式里，那表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十分有限。
它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必然仍然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其结果必然影响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由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两大部分来体现。
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上。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另外两个二元经济结构隐隐约约地正在中国出现，一个是贫富二元结构，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还存在于城市和农村之中。
第二个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大阵营的对立也正在形成二元结构之雏形。
但两种二元结构都比不上城乡和工农这一主要二元结构明显。
具体来讲，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及差别表现如下：户口和身份差异：1、中国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
城市人为非农户口，农村为农业户口。
农业户口的人不能随便向城市迁移户口。
2、经济成分差别：城市人口多属于国有经济，农村人口基本上属于集体经济或个体私营经济。
3、社会保障和医疗福利方面的差别：城市人享有社会保障并可以享受到各种社会公共设施[如大学、医院、图书馆、剧院等]的方便。
农村人缺乏社会保障，并且难以享受大城市所有的公共设施福利待遇，缺医少药，缺乏教育，文化落后。
4、收入与消费方面的巨大差别：从事工业劳动的人口由于其产品具有相对的高附加值，因而其收入要高于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城市消费和储蓄也要大大高于农村。
5、生产方式和劳动条件的差别，居住环境与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的差别。
中国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的比率1978年为2.36，1985年下降到2.14，1987年扩大到2.38，1995年扩大到2.79，2000年估计为3.2。
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率为1.5，超过2的极为罕见，但我国现在竟然超过3甚至4。
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实物性福利，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应该在4左右。
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二元结构的最大问题是一个社会中的人民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能整体性地均衡发展，一部分群体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明显地高于另一部分群体。
这种情形导致现代化在一个国家中出现断层，即一小部分人实现了现代化，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
社会经济和社会消费出现断层现象。
不仅如此，中国特殊的固化的二元结构还带来了生态和环境问题，扩大了的国民素质差距，还造成愚昧、封建、迷信等低劣文化的繁衍和传播。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繁华的都市，但当时的社会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今天意义的二元结构。
在没有工业化的农业社会里，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和差别并不大。
本文所讲的二元化，主要是指工业化之后形成的两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有在中国特殊情况下赋予的行政制度方式。
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城乡差别，但却没有中国的户籍制度和人口分割。
因此，中国的二元化是中国特有的用社会行政制度固化的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
勿庸置言，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中，都会出现现代意义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但中国的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化体制所造成的巨大的城乡差别是在建国后搞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下形成的，说到底，是冷战的产物。
为了赶超西方强国，中国不得不依靠农业积累原始工业资本。
5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使农业利润被国家最大限度地拿走。
据统计，从1952年到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约占这些年间农业所创造价值的18.5%。
在1978年之前，农民通过“剪刀差”每年向国家提供二三百亿元的贡献。
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度保障是户籍制度的实行，禁止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
自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后，中国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便结束了，中国便开始长期实行城镇非农户口与农村农业户口的隔离制度。
中国城市与乡村在物质基础、文化水平特别的社会福利待遇上的差别逐渐拉大。
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及危害。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二元结构存在的问题正在逐渐显露出来。
一是人口的流动难以管理，人户分离现象越来越严重，二是加剧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11月份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仅陕西省应该登记的人数就少了200万，湖南则少了近千万，北京市则发现城内有291万例“人户分离”。
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基本权利之一。
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谈不上市场经济。
具体归纳起来，二元结构的危害表现如下：第一是分散发展。
由于严格的户籍限制，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出现了独特的特征，这就是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导致中国工业发展的分散化。
这种村村点火式的“点”污染，不仅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也不能形成集中和规模效益，并且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正常发展的进程。
通过劳动者的就业特点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分散状态是副什么样子。
劳动科学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对我国就业状况下过这样一个结论：“就业层次低”。
意思就是工资劳动者所占比例比较低，自雇型就业人员和非正规就业人员占有极高的比例。
在发达国家，工资就业人员一般占全部就业人员的80--90%，非薪酬的家庭就业人员只占就业总量的1%都不到，自营就业者一般在发达国家占总就业人口的10%左右，在发展中国家一般要占到30—50%。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2000年末，城镇职工人数为11259万人，私营企业雇员1021万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12820万人，乡村私营企业就业人员1139万人，上述四项加起来为26239万人，仅占我国全部就业人员[7.3亿]的35%。
剩下的65%的从业人员统统是自雇型就业人员。
所谓自雇型就业人员就是自己给自己开工资，这一类人除了城乡间的个体户就是农民。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自雇型就业群体。
解放50年了，中国仍然象毛泽东当年所说的是“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分析一下劳动力就业状况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态、工业化发展程度以及社会发展程度。
一个国家的工资劳动者多，自营就业人员和家庭工少，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比较发达，反之，说明该国正规经济部门不发达或低就业增长率。
如果一个国家家庭工数量特别多，那就表明这个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农村经济和贫困。
目前的中国，家庭工和自营劳动者的比例竟然高达65%。
第二是人才流失和不均衡的分布。
80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主要是当时农村积攒了一批人才和底气。
从此之后，农村的人才不断外流，导致乡镇企业人力资源接济不上，创造精神和创业资源缺乏和枯竭，这也是最近几年乡镇企业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
城乡差别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财富资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而财富资源不仅包括实物资产，更包括人力资源。
也就是说农村的贫穷还有知识和人才的贫穷。
当今的中国，凡是有能力的人没有愿待在农村的。
几十年来，农村的智力资源大批向城市集中，凡是头脑聪明的，都通过考学进入了城市，凡是有点门路的都通过招工、投亲等渠道涌向城市。
最后剩在农村的大多是智力一般的人。
与人才一起流走的不仅是农村优秀的人才，更有大量的资金。
据统计，1985年至1994年，净流出农村的资金累计达3057亿元，年均300亿元。
农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呈下降趋势。
“一五”至“五五”期间，农业投资所占比重一般稳定在10%左右，但从1981年起，这个比重逐渐缩减。
第三是迟滞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工业化进程。
由于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障碍，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比其他国家慢了许多少了许多。
以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为例，这四个国家在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期，都曾推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措施，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分别为1：1.5、1：2.9、1：2.5、1：1.9。
将四个国家的情况平均起来看，第二产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第三产业相应地增加1.5到2.9个就业岗位。
但在我国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1979年到1996年，乡镇企业中的第二产业职工净增7839万人，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等[不是第三产业的全部]仅增加2739万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为1：0.35。
按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对我国乡村劳动力行业分布的统计口径计算，1984年到1996年，上述比例也不过是1：0.65。
如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比达到1：1，20年间至少可多创造3000万到4000万个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