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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专家蒙特柳斯(1843～1921) Montelius，Oskar瑞典考古学家。
史前时代文化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斯德哥尔摩国立博物馆馆长、教授。
重点研究欧洲史前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尤关注北欧、西欧青铜时代的文化。
他首倡使用类型学方法研究古代器物（见考古年代学），还热心于考古学的普及。
裴文中中国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1904年1月19日生于河北丰南。
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后，从事旧石器考古、第四纪地质学及哺乳动物化石研究。
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技佐、技正，并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教授。
1949年起历任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博物馆学会主席，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等职。
曾被授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联合国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名誉理事等。
1929年起他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
1931年起，确认石器、用火灰烬等的存在，为周口店是古人类遗址提供了重要依据。
他主持的山顶洞人遗址发掘，获得大量的化石及其文化遗物。
1950－1953年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
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首批学部委员。
1957年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称号。
1963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
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
同年，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名誉常务理事。
1982年当选为国际第四纪联合会名誉委员。
同年9月18日在北京病逝。
他在1949年后还积极开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博识多通伏阁受读作者：洪猛来源：《文物春秋》2023年第05期自2022年10月收到陈雍先生的大作《考古何为》[1]以来，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读这本书，收获很大。
先生对于考古实践和理论的思考可谓深入透彻，尤其对中国特色考古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做了更清晰的阐释。
承蒙先生厚爱，不时督促提出读后意见，且“不要说好的”，对此我甚觉忐忑，一来知自己才疏学浅，唯恐有误读，二来《考古何为》出版后不时有名家书评，读后更感自己认识的浅薄。
《考古何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深入浅出、通俗有趣，特别适合初涉考古学的年轻人。
门下学生跨专业背景居多，虽系在读研究生，但考古学基础总体比较薄弱，非常需要诸如《考古何为》这样的权威著述引领，如能组织他们共同阅读，既能让更多的人受益，又能得到更多样化的思考与感悟，也可以更为深入地认知书中内容。
于是，2023年6月，我们专门组织部分硕士研究生集体阅读《考古何为》。
在我的领读下，大家畅谈读书收获并将讨论集合成文，最终由我改定后刊发①。
只是大家说的主要是“好的”，虽有悖于陈先生的初衷，但却是我们真实的感受。
关于考古学这门学科是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不仅在社会公众层面有不同看法，即使在学术界甚至学科内部也有不同的认识，其中考古学与国学、金石学的关系更是讨论、争辩的老话题。
陳先生在书中开宗明义用两个否定句做了论断：“考古学不是国学”，“考古学不是金石学发展来的”，廓清了考古学与中国传统国学、金石学之间的边界，明确了考古学是一门近代兴起的新学科。
书中简明扼要地追溯了作为一门新学科的考古学在诞生初期所进行的概念译介及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将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以1928年安阳殷墟遗址发掘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主要由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主导，后阶段留学归来的中国考古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书中提到夏鼐先生认为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广义历史学的组成部分，两者关系密切，但又各自独立。
考古文物基本理论.doc1、北宋中叶（11世纪），吕大临编撰《考古图》一书，“金石学”，要经过系统化以后才可成为考古学的一部分。
在欧洲19世纪中叶以后，在我国则是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的。
2、考古学的定义: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3、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资料（遗存、文物），是物质的遗存，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
4、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资料，而狭义的历史学主要是依靠文献记载以研究人类历史。
这是他们不同点。
5、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应该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是经过人类有意识地加工的。
如果是未以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则必须是与人类的活动有关，或是能够反映人类的活动的。
6、文物是指人类的创造的、或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一切有形物质遗存。
7、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必须具备的条件：1、受保护文物必须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西周青铜器利簋，马踏飞燕，造纸术提前200年）2、受保护的文物必须具有代表性3、受保护文物必须具有广泛性。
8、文物的分类通常可以分为可移动文物（遗物）和不可移动的文物（遗迹）两大类。
9、文物分级管理（1）可移动文物-[一级、二级、三级]（2）不可移动的文物类型与分类保护[A、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B、石窟寺C、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D、石刻及其它E、古遗迹F、古墓葬10、a、县级b、省级c、国家级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批共1268处；d、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①要有保护范围②要有标志说明③要有记录档案④要有专门保管机构或专人管理；e、历史文化名城，国务院于82年、86年、94年、近年先后公布了四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第一批北京、承德、大同、南京、泉州、景德镇、曲阜、洛阳、开封、苏州、扬州、杭州、绍兴、江陵、长沙、广州、桂林、成都、遵义、昆明、大理、拉萨、西安、延安；第二批包括徐州f、世界遗产，我国31处世界遗产长城\北京故宫\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甘肃敦煌莫高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山东泰山\西藏布达拉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山东曲阜孔庙孔府孔林\湖北武当山古建筑群\云南丽江古城\山西平遥古城\江苏古典园林\北京颐和园\北京天坛\重庆大足石刻\四川青城山和都江堰\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明清皇家陵寝\安徽古村落\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三江并流\福建武夷山\四川峨眉山乐山风景名胜\江西庐山\四川黄龙\四川九寨沟\湖南武陵源\安徽黄山\山东泰山11、考古学的功用：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
名词解释1、考古学张光直：“现代考古学基本上是实地研究与实地发掘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的学科。
”考古学是一种具有独特对象和独特技术、方法得特殊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是富于变化的，而且要与许多学科做点或面上的解除；因此考古学工作者的训练应有灵活性和多样性。
夏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
2、人工遗存遗存：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分为遗迹（固定不可移动的遗存）和遗物（形体较小可以移动）两大类别。
3、张光直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
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考古学家。
其学术主要成就有二: 一、开创聚落考古的研究，自1970年代在蔚为风潮；二、将当代文化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理论以及方法应用在中国考古学领域，代表作《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1986年，中译《古代中国考古》) 一书迄今仍为涵盖面最广泛且讨论最深入的中国考古学专著。
张光直先生一生最引以为豪的，莫过于在世界知名学府哈佛大学创立了中国考古专业，使哈佛大学成为西方学习中国考古学的中心。
4、梁思永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梁启超次子，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收入梁思永七篇论述：《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昂昂溪史前遗址》、《小屯、龙山与仰韶》、《后冈发掘小记》、《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以及尹达的《悼念梁思永先生》，夏鼐的《梁思永先生传略》和三篇编者后记。
对梁思永的业绩、魄力和其经历的那种时代里学术思考所受到的影响和局限，以及在具体问题上所表现的某些观点或论断也做了分析批判。
第二章考古学发展简史考古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物学，其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萌芽期（1840年以前），实现了从古物学到考古学的转变。
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包括18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与埃及学的形成、温克尔曼写成《古代美术史》、汤姆森提出“三期说”等。
第二个阶段是考古学的发展与成熟期（1840—1960年），考古工作在地域上由欧洲、近东扩大到全世界。
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包括1866年在瑞士召开第一次“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蒙特柳斯提出系统的考古类型学、“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提出与推广等，科学的考古学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
第三个阶段是持续发展期（1960年以来），考古研究从文化谱系和编年工作转向阐释考古现象。
这一时期见证了“新考古学”及其他考古学流派的兴起、自然科学和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广泛应用、考古学的进一步世界化，也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兴盛发展。
第一节欧美考古学简史人类探索过去的好奇心不难理解。
目前所知最早对古代实物进行探索的事件，是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国王纳波尼德挖到一座神庙地板下面近2000年前的基石。
无独有偶，按照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曾在公元前1世纪收藏“古代英雄们的武器”。
然而在考古学或古物学研究出现之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关于过去的知识仅仅来自于文字记载、宗教信仰、口碑、传说和迷信。
直到中世纪末，随着人文主义在意大利的再度出现，对世界史前史的研究才取得进一步的认识。
至15世纪盛行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复活了人们对古典世界和古物的兴趣。
考古学是从古物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至19世纪作为一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欧美出现。
一、从古物学到考古学（1840年以前）（一）文艺复兴运动早期的古物学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人们对古典时代的研究，从而开始了对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和铭刻的搜集。
15世纪后半叶，罗马收藏之风兴起，教皇、红衣主教和显贵们纷纷把自己的别墅装点成古代艺术的宝库。
考古学张光直总结为：考古学是一种具有特殊对象和独特技术、方法的特殊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是富于变化的，而且要和许多学科做点和面的接触；因此，考古工作者的训练应有灵活性和多样性。
夏鼐的定义：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学科。
人工遗存三叠层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中第一次采用按土质、土色来划分文化层的方法，结果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仰韶、龙山和小屯三叠层，确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是中国考古学中地层学出现的标志。
蒙特柳斯瑞典考古学家，类型学的集大成者。
他的一生着力于北欧、意大利、希腊等地的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没有文字记载，被称为先史时代。
因此，年代学的研究成为首当其冲的任务。
蒙特柳斯对南欧及北欧地区的青铜器和陶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排比，并参照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地层关系，找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他重点研究了铜釜、铜剑和扣针等器物的形态演化和器物组合，判断了它们的年代关系。
从而用类型学的方法成功地确立了北欧新石器时代（分为4期）和青铜时代（分为5期）。
他一生著作甚丰，1903年出版的《东方与欧洲上古文化诸时期》的第一卷就是专门论述类型学原理与运用实例的。
考古学文化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
文化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描述文化的分布的概念之一，它涉及的地域范围比文化区和文化区域更为广泛。
文化圈的概念是由德国民族学家R.F.格雷布纳首先提出的。
传播论描述物质特征从一个文化向另一个文化的传递，在此过程中，文化的特征可能因此发生改变。
民族考古学是通过对现存落后社会的观察与研究，以理解和阐释考古遗存的一门学问，其参与主体是考古学家。
民族考古学对于认识和复原古代社会具有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宾福德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新考古学的领军人物。
他认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考古学应该从文化史编年转向利用科学方法，以阐释文化以及遗址的形成过程为目标。
文/贾利民胡肇椿中国考古学、博物馆学的重要开创者在中国考古学史中，无论是追溯最早的考古发掘事件，还是论述考古学理论的引进，胡肇椿都是一个经常被提及但又经常被忽视的名字，以至于目前尚无关于其人生经历、学术贡献的专论。
虽然胡肇椿的学术活动属于中国考古学传统中的“暗流”，但作为中国考古学、博物馆学的重要开创者，考述其人生与学术经历，探讨其被“忽视”的缘由，对于研究中国考古学史与博物馆学史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家学渊源与求学生涯胡肇椿的父亲胡子晋是清末拔贡生，同盟会会员，能文善诗，为《有所谓报》《广东日报》的重要撰稿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揭露清王朝统治的黑暗。
民国初期，他前往东北创办实业，在营口参与创立了当时著名的诗社—嘤鸣社，并任首任社长，1929年去世，有诗文集和《广州竹枝词》流传于世。
胡肇椿为胡子晋长子，继承了能文善诗的家学渊源，因而有“亦能诗，尤善词”的评价。
胡肇椿生于光绪三十年（1904），关于其早年经历记载较少，一般认为他192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系，求学时发表有《评晏叔原几道词》一文，是中国第一篇关于晏几道的词学研究论文。
大学毕业后，胡肇椿并没有直接选择去日本留学，而是有一个求职阶段。
他求学时发表过多篇教育教学方面的文章，表现出强烈的从教兴趣，故其父胡子晋写信给当时在辅仁大学任教的陈垣，希望为胡肇椿谋得一个辅仁大学附属中学的教职。
从结果看，应该是未能如愿，但他对教育的兴趣一直保留，后来在进行考古学和博物学实践时都非常注重它们的教育功能。
尔后，胡肇椿受广东教育厅委派，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师从日本考古名家滨田耕作，成为其两个中国学生之一。
滨田耕作1916年创立的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讲座，是日本最早的考古教育机构。
滨田本人学识鸿富、视野开阔，理论与实践并重，开设有“通论考古学”“东黄花考古学院时期的胡肇椿（前排左起：曾传轺、胡肇椿、蔡哲夫；后排左起：谢英伯、杨成志、朱庭祜）洋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等课程，教学内容系统完备，这对后来胡肇椿在考古学领域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一、什么是考古学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1.遗迹（古代人类活动而遗留下来的具有不可移动性的迹象。
）2.遗物（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种具有可移动性的器物。
）三、考古学的研究范畴1.时间范畴2.考古学的公用（1.补史 2.证史）四、考古学文化及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一）考古学文化1.广义和狭义的文化广义: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
狭义: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
2.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文明包含在文化之中，文明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后，进入文明时代、阶级社会之后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文化外延大，文明外延小。
3.考古学文化的定义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代表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具有共同特征性的一群文化遗存。
4.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方法①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命名②在以小地命名的基础上加前缀③④以同一类型遗址中文化遗存最丰富、最能反映其文化的遗址来命名（二）考古学类型（三）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1.考古地层学2.考古类型学（四）考古学的研究步骤1.考古调查（田野调查）调查是为发掘做准备。
只有经过调查，才能选定发掘的地点和对象，并决定采用什么方法进行发掘。
在调查之前，要广泛查阅文献，同时要充分利用地图和地名学的研究成果，以便得到探求各种遗迹、遗物的线索。
在调查过程中要做好文字、绘图、照像和测量等各种记录，并适当采集标本，以便在室内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2.考古发掘（田野发掘）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考古发掘，考古发掘是整个考古活动的中心。
（1）必须恪守地层学的原则，谨防不顾地层、一味挖“宝”的滥掘、甚至盗掘行为。
考古最终是为历史研究服务的，不是为了寻找世俗所谓的“宝物”。
文物的价值绝不是世俗的人们所能认识到的。
一件普通的器物，哪怕是一件陶器，只要是能为阐明历史问题服务，它就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2）要有敬业的工作态度。
（3）要掌握科学的发掘方法。
考古发掘就是要把埋没在地下的遗迹和遗物揭露出来，在揭露过程中，遗迹和遗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蒙特柳斯考古类型学思想在中国的译介陈洪波【英文标题】The Interpret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Theory of Montelius in China【作者简介】陈洪波，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桂林541004【内容提要】 Typology, which is mainly originated in the ideas of Oscar Montelius, a Swedish archaeologist, in his Die typologische Methode, is one of the basic methodologie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Montelius' works were introduced the earliest by Hamada Kōsaku to the East: into Japan the first, and then into China. In 1930s, four Chinese versions of Die typologische Methode appeared in China, three of which were from its Japanese version and one from German original. The interpret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ontelius' works were started by Wen You, while Yu Jianhua, Zheng Shixu, Hu Zhaochun and Teng Gu also contributed much for the diffusion of the typological methods of Montelius in China.【关键词】蒙特柳斯/考古类型学/滨田耕作/考古学史EE531UU1813157瑞典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柳斯《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①一书的《方法论》部分，被公认是西方近代考古学中关于类型学研究最重要的经典之作，在东西方均有重大影响。
中国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方法通常也被认为是发源于蒙氏的思想，但这个传播过程到底如何，向来语焉不详，本文在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略作介绍。
蒙特柳斯这部著作传入东方，最先到达的是日本，介绍人是日本考古学的鼻祖滨田耕作。
滨田耕作在1913～1916年即赴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在考古学泰斗皮特里(Sir Flinders Petrie)教授的指导下，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并专攻埃及考古学。
皮特里在伦敦大学教席的继任者惠勒(Mortimer Wheeler)教授，是夏鼐留英期间的导师。
夏鼐留学后期亦曾拜见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
从这一角度来说，夏鼐和滨田耕作确是同门中人，而且滨田耕作比夏鼐入门早得多②。
滨田耕作返日之后，将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引进日本，当然包括在欧洲最为人所重视的蒙特柳斯方法。
滨田耕作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1922年出版的《通论考古学》，其中方法论的第一部分基本上就是上述蒙特柳斯《方法论》的摘译。
滨田耕作后来又将蒙特柳斯的《方法论》全文译成日文，于1932年出版，书名为《考古学方法论》③。
近代日本对中国有极大的影响，西方学术文化主要通过日本传播到了中国。
例如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多位大师若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等，他们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多是在日本通过日文的译述学到的④。
西方现代考古学知识传入中国，最早也是通过日本，主要人物是留日学生或者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学者⑤。
蒙特柳斯《方法论》借助滨田耕作的著译传入中国也是如此。
受滨田耕作《通论考古学》之影响而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一本书，是一位曾经留法的学者张凤主编的教科书《考古学》⑥。
书前有一则声明，对该书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交代：此书不是在一时及在一地写成，其也不出于一人之手。
二三年来，任课沪地各大学，若暨南，复旦，大夏，持志，讲授时，翻译及参考东西各考古学，史前史等著而成。
最初只有一篇讲解的纲要，随编随讲，后由代课继任者续编。
先后若程仰之闻野鹤两先生皆预其事。
由程君讲授时，一按原目编纂，后由闻君转译滨田耕作之《通论考古学》足成之。
最后又由凤前后截割，酌量补充，具如现状。
与此书有关的3个人都是有名的学者。
张凤（1887～1966年）字天方，浙江嘉善人，曾经留学法国，雅好考古，对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活动多有参与。
程仰之即程憬(1903～?)，清华大学毕业，后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知名。
闻野鹤即闻宥（1901～1985年），是著名的文物考古和民族语言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是国内古代铜鼓研究的首创者，还有字喃、彝文和羌语的研究都是由他开创的。
该书大概是从1928年开始作为几所大学考古学课程的讲义，经此数人之手陆续编纂而成。
正式成书于1930年底，共计135页。
此书质量甚高，虽然正文只有短短的120余页，但体例完备，内容先进，对西方现代考古学知识有相当细致、完整的介绍，是在中国系统介绍现代西方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知识的第一本书。
书后的参考书目罗列了不少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考古学著作⑦。
以张凤、程憬、闻宥的出身和经历，可能确实有条件接触到这些论著，并且有外语能力读懂这些书。
关于书中内容，有从欧洲版本的原著中直接的征引，也有从日文著作中转述而来。
全书共分五编，讲述了考古学的各个方面。
其中第四编为“研究”，其第二章为“特殊的研究法”，讲述了地层学和类型学（文中称为层位学和型式学）等方法，重点叙述了蒙特柳斯（书中译为茫特拉斯）的方法，并举例说明；其第三章是“时代的决定”，讲了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概念以及断代方法，重点介绍了皮特里（文中译为布他利）的序列断代法（文中称为假数法），并以埃及土器（即陶器）的演变示意图加以说明。
张凤称“由闻君转译滨田耕作之《通论考古学》足成之”，对事实表达并不充分。
实际上，闻宥参译滨田耕作的《通论考古学》是这本书得以成形的关键。
该书的编写主要是参考了滨田耕作的著作，其体例及内容与滨田耕作《通论考古学》基本一致。
这应该主要出于闻宥的手笔。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闻宥实是将蒙特柳斯考古类型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
在张凤《考古学》正式成书的次年，滨田耕作《通论考古学》的正式译本便出现了。
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全译本，译者是著名的美术史家俞剑华（1895～1979年）。
译本中文名称为《考古学通论》⑧，是王云五主编小百科全书丛书中的一册。
俞氏一生著述有近千万字，但这本书的分量却很小。
正文只有106页，篇幅少于张凤《考古学》，而且与张凤《考古学》一书对比可知，俞剑华实际上几乎是完全照搬了闻宥的译文。
1932年，蒙特柳斯《方法论》（书名《考古学研究法》）全文经滨田耕作翻译出版，在日本考古学界成为经典读物，不久也被翻译到中国，翻译者是郑师许和胡肇椿。
郑师许和胡肇椿的译本首先在1935年发表于《学术世界》第一卷第2～6期，题目即《考古学研究法》，1936年又由世界书局印成同名单行本发行⑨。
该书完全是对滨田耕作日文译本的转译，附有滨田耕作日文译本的序言、例言。
译文本身基本上继续沿用了闻宥以及俞剑华的概念和词句，如将类型学称为“型式学”等。
全书正文140页，内容十分完整，保留了全部498幅插图，这在印刷制版还比较困难的年代是十分难得的事情。
郑师许（1897～1952年）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名学者，在文物考古方面多有著述，曾为考古学社会员。
胡肇椿（1904～1961年）曾于20世纪20年代末求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随滨田耕作专修考古学数年，是中国当时极少数受过专业考古训练的留学生。
二位学者一直都是考古学的热情鼓吹者和参与者，对于当时影响较大的考古学论著相当了解。
胡肇椿作为滨田耕作的弟子，翻译业师的著作不止一部，除了《考古学研究法》之外，还有一本《支那古玉概说》也十分重要。
1932年，滨田耕作翻译蒙特柳斯《考古学研究法》在日本出版不久，郑师许、胡肇椿二人便不约而同地着手将其译成中文。
在各自独立翻译此书已经过半时，因为偶然的机缘，互相了解到对方的工作，遂合力完成。
因为出版困难，延至1935年夏才在新创办的《学术世界》期刊上连载发表。
郑师许为《考古学研究法》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交代了翻译此书的经过和背景。
其中有一段话甚为重要，据此可以了解当时为数不少的这类学者的普遍心理，特此引用如下：孟得鲁斯博士一生的生活，未尝操持过锄头的生活，又未尝埋头为一遗物的详细记述，始终坐在书桌上详校他人发掘的报告书而推定其年代先后及嬗变分布的迹象，以完成其大组织大综合的研究的学者。
这本书即为孟氏一生研究经验得来的自然结论。
其最大的成绩即在本书所论“型式学的研究”。
滨田耕作译本序谓：“……博士殁后垂且十年，犹未有若此书第一册所述研究法之详尽者，此中型式学的方法论为尤精确而周密。
当余攻习考古学时，若此书之深刻且坚强地影响于我的学问，可说没有再多的例子。
”可见孟氏头脑的清楚和见解的高超，令人佩服的所在了。
吾辈担任介绍翻译工作的人马，深望这书一出，其影响所及，我国有志考古事业的青年，也能成就一两位如滨田氏的权威学者。
……现代学术，分工至精至细，即以考古学而论，田野工作者和研究的专家确有分工的必要。
吴理的《考古发掘方法论》第五章《考古材料的应用》里说道：“野外考古作业者的首要责任，乃在收集和整理材料，无论其当时对于该材料能否有见解。
”这句话已经把锄头考古家最大的责任说出，其他不必苛求，但反过来说，这些由比较研究得到结论的责任，应求之有综合与解释能力、及有创造精神和文学天才的历史学者。
而且在事实上，田野工作人员毕生埋头埋脑于一地的发掘与整理，所得常为片段，我们应该不必勉强他也同时担任研究的工作。
所以，在这时应该另有一部分的人们罗致大量的报告，充实有记录的历史常识，立志终身为桌上的研究工作，如孟氏的一样。
发掘与研究分工合作，这两方面的进行，如辅车之目依⑩。
这段话首先十分清楚地说明，此书的翻译是受到了滨田耕作成就的影响，希望借助此书在中国也能造就一两位如滨田氏的权威学者。
其次更重要的是，蒙特柳斯的工作给了郑师许等人极大启发，使他们知道即使没有机会从事田野实践，照样可以在考古学上做出伟大的成就！这很能表现出像郑师许这类雅好考古却没有田野机会的学者的期盼心情。
这类学者的数量在当时并不算少，考古学社即集中了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
在专业职能的划分上，郑师许毫不犹豫地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划入了收集材料的锄头考古学一类，而认为综合性研究具有更高的难度和要求，比田野工作更高一个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