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伟超考古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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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伟超著;王然编《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
《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为北京大学七七至七九级青海、湖北考古实习同学而讲》P54-P107
一、“考古类型学”在我国的使用和发展概况
大体说,最初似乎有较多的人基本按照李济的那种方法去作类型学分析。他们摒弃了以序数作标记的琐碎方法,首先是确定各种器物的器别,再比较每一种器别内部存在的形态差别,把形态基本一致的东西定为一个式别(也往往称型别),个别较特殊的、不宜和其他东西划为一个式别的,订为异式(或异型)。各式别的号码次序,有的是表现一个形态的演化顺序,有的则是任意的。这种划分法,有的是表现一个形态的演化顺序,有的则是任意的。这种划分法,如果进行得很仔细,可以为别人提供一个分析全部器物形态变化序列的条件。可是,使用这种划分法得到的式别符号,表达不出彼此是同时并存还是前后相承的关系,习惯于这种方法的工作者,就往往缺乏一种寻找同时并存几条演化轨道的紧迫感 ,从而在划分式别时就忽略了这种辨认,结果是很容易使别人难以根据报告上发表的材料来重作划分。当然,这种分式结果,还是能把许多器物形态的显著差别揭示出来,只要考虑到彼此的共丰关系,若干遗物的演化顺序,仍能重新排列出来;若干遗迹单位的年代,亦能大体判断出来。
由苏秉琦先生首先使用的对器物进行分型、分式,并依据成组遗物、遗迹来判断文化性质及其期别、年代的方法,至五十年代后期以后,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苏秉琦先生自己在分析洛阳中州路的东周墓葬时,不仅划分了期别,而且对整个墓葬开始作了类别的划分,也可以说是对包括了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都综合成一个整体而进行型和式的划分,即型是分类,式是分期。
当类型学的运用从单种器物、单种遗迹现象的分型分式法,发展到包括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的分型分式法以后,便可以在一些同时存在而内涵有别的单位中,看到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划分情况,为研究当时的社会面貌,提供一个新发现的、真实的基础。这无疑是类型学方法的重大进步。
……(略)
在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系列及其相互关系方面,六十年代时苏秉琦先生又从分析仰韶文化开始,注意到对许多考古学文化要划分区域类型问题。到八十年代,他又系统提出了要从“区系类型”角度来探索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的原则;讲具体一点,就是要分区、分系,分类型地寻找各考古学遗存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这又是我国类型学方法的新的重要发展。
二 “考古类型学”的范畴及其作用
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最初是为解决年代学问题而产生的。人们从排比钱币、武器、工具、容器、装饰品的形态和图案的变化序列而开始了类型学的研究。直到现在,类型学方法还主要被用来研究器物的演化过程。
其实,这种方法不仅可研究器物的形态演化规律,人们制造的各种建筑(包括墓葬)、交通工具、服装,乃至雕塑、书画等等物品,都可以用它来研究其形态变化过程。总之,人类制造的物品,只要有一定的形体,都可以用类型学方法来探索其形态变化过程(当然也包括上面的装饰图案);反之,凡是没有形体的东西(如思想、音乐等),就无法用类型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这种方法论所以是科学的,自然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即人类制造各种物品,其形态是沿着一定的轨道演化,而不是变幻不定、不可捉摸的。对人们的日常概念来说,这好像是多么不可思议呀!可是大量类型学分析的实践,却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这的确是事实。
为什么是这样呢?
正像任何事物都有因果关系那样,物品被做成某种特定形态,一定有其原因。决定物品形态的原因,有些方面非常抽象,要十分具体地说清楚它是很困难的。但概括来说,我想,物品所以做成某种形态,主要是由其用途、制作技术、使用者的生活或生产环境、制作和使用者的心理情况或审美观念这几种因素所决定的。在历史上的任何时间、任何地区、任何人们集团中,客观存在的这几种因素,总是综合为一种特定的力量,决定着物品的特定形态。在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内,已经形成的某一种综合力量,会成为牢固的传统,使得各种物品已经形成的形态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如果这些因素基本无变化,已有的形态就会基本稳定不变;如果这些因素(哪怕是其中的一处)有了变化,物品形态一定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由于人类社会总的来说是不停顿地前进的,因此,这些因素总是不断变化的,物品的形态也就不会在很长时间内稳定不变。
这些可以拿大家熟悉的我国古代的一些陶器、铜器和瓷器为例来略加说明。
1. 关于用途同形态的关系(汲水器到平底罐、鬲到釜,略)
2. 关于制法同形态的关系(泥片贴筑、泥条盘筑——圜底,轮制(线切)——平底,略)
3. 关于生活或生产环境同形态的关系
自古以来,不同的人们共同体,因生产能力、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的不同,往往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为了适应各种生活方式的需要,就会出现不同特点的器物群。例如在我国的晚期唐以前,人们皆席地而坐,于是,许多酒器就做得较高。商代和西周的爵、角、斝等酒器所以带有高高的三足,对于坐在地上的使用者来说,这种高度不正是便于取用吗?东周时期已经有了放置杯、盘的案,放在案上的杯、盘,自然 不需要高足,便都做成平底或略带矮圈足的形式。像商、周至隋、唐时期那些盛酒的大件器皿如罍、壶、尊、四系罐等,都有数十厘米高,放在地上,亦便于人们弯腰用勺取酒,其陈设气氛同席地而坐的饮酒场面,该是我么协调啊!至了晚唐、五代以后,由于普遍使用桌、椅、凳子,如果继续使用像过去那样高大的酒食器,自然极不便。因此,当人们坐在椅子、凳子上饮食的时候,高大的酒食器就会很快被排斥,一些尺寸类似于今天通行的饮食器那样的酒壶、水注以及带矮圈足的碗、盏、杯、盘等器皿,应运而生。顺便说一下,那些碗、盏、杯、盘等器所以普遍带矮圈足,不在于加高,而是为了隔热。总之,只要观察整个器物群形态特征的变化,并考虑到当时人们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条件,这种关系是很容易理解的。
4. 关于制作者和使用者的心理因素或审美观念同器物形态的关系
在制约器物形态的诸因素中,这是最难捉摸、最难具体说明的。但大家都可以理解到,对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来说(即使不包括最早的原始群,后来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都应是这样),一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某些偶然因素,会造成他们特定的、共同的心理状态和风俗习惯、喜爱情绪、审美观念,而正是这种特定的精神因素,决定一些各人们共同体都使用的物品,尽管其用途、制法、使用者的生活环境非常类似,却分别出现自己的特殊形态。说得略为具体一占为,就是自人类出现后,特别是到新石器时代以后,不同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往往有各自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喜爱情绪、审美观念。正是因为这些精神因素的差别,使得许许多多处在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又有十分类似的自然环境的不同的人们共同体,使用着各具特征的器物群。当然,这种精神因素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但对某一人们共同体(或共同体集团)来说,只要这种状态一形成,就会成为本氏族——部落(准确说是部落集团)或部族、民族的历史传统,影响若干世代,从而会存在着延续若干世代的、有独特传统的器物群。
明白了这些关系,当能相信物品的形态变化是有一定轨道的。
既然物品的形态演化是有轨道可循的,能够找到这种轨道的类型学,至少可以有三大作用。
一是确定遗迹和遗物的三大作用。
……(略)
二是确定考古学遗存的文化性质。
……(略)
三“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地层学”的关系
……(略)
应当认为,有了地层学,才可能科学地取得古代遗存的资料;有了类型学,才能够真正准确地认识到发掘品的共存关系和变化过程,从而把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认识清楚。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于考古研究来说,犹如人体上的两条腿,互相依赖,缺一条腿就是不能走路。
也就是说,没有地层学,类型学就无法开端,也无法得到证实;没有类型学,地层学也无法加以检验,更不能真正认识不同地层中内涵上的相互关系。对于探索人类古文化的发展谱系和各文化在各阶段的社会面貌来说,如果缺掉类型学这条腿,地层学等于无用。
四 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的一般步骤
物品形态变化顺序的确定:
1.确定物品的共存关系
2.归纳共存器物的组别
3.按层次关系初分各组别的早晚
4.确定器别和选择典型器物
5.确定各器别内的型别和式别
6.根据器物组合和各种类别的型、式变化来划分期别
拿一个遗存的成批东西来作分期研究,会见到器物组合上的不同和单种器物的型、式差别。两种差别当然交织在一起。一般讲,器物组合的变化发生得较慢,器别内的型、式变化,尤其是式别的变化比较频繁。因此,通常把式别变化作为划分期别的基础,组合变化则认为是较大的期别之差,同一期别内部又可因变化程度不同而区分为期、段。
对遗址材料的分期方法,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不过,因被整理的材料绝大部分是破碎陶片(动物骨骼不是类型学分析对象,故不计入),具体工作步骤当然有特点,主要是应尽可能搞清楚原来还是完整器时候的器物组合及其型、式情况。
工作可以大致这样来进行:
(1)区分陶系。
(2)复原和辨认每个陶系内的器别。
(3)统计各单位的器别种类及其个体数字。
7.寻找不同类型期别的对应关系
五 和“考古类型学”研究有关的几个问题
对考古遗存要作类型学分析这个基本点,今天在专业工作队伍中,认识几乎是一致的;但如何估计类型学的能力和对进行这项工作时经常遇到的一些概念,看法还是相当出入。这自然影响到具体的工作方法和观察、解释若干现象的角度。所以,在谈了上面讲到的类型学存在的根据、作用以及一般的工作方法之后,还要再谈几个和这些方面有关的问题。
1. 关于器物的祖型、形态传播和形态发展谱系问题
……
如前所述,一种器物的出现,是为满足某种生产或生活的需要;做成何种形态,则是受到质料、审美观念等因素的制约。这几种因素当然互为影响,而当制作技术比较原始的时候,器物形态受到技术能力和质料限制的影响会强烈。到人们的智力大有发展后,使用上是否合理的因素,就能发生更大的作用。至于审美观念对器物形态的影响,应当是
愈到人们支配自然的能力有充分发展的时候,就愈是发挥得多。当然,不同的审美观念,本身就是受到生产力和不同的生活环境所制约的。……
……(略)
2.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层次问题
所谓考古学文化,是一个包括一定空间、一定时间范畴的一个人群集团的各方面内容的综合概念。它虽以一群独具特征的遗迹和遗物为基本界限,但由这群遗迹和遗物所反映的各方面情况,都可以包括在内。对这个总概念,现在似乎分歧不大,但怎样运用这个概念,因实际的考古学遗存极为复杂,还存在着很大差异。
一个考古学文化,如果单独存在,根本没有命名妥当不妥当的问题。如果同时存在好几个考古学文化,任何一个文化就都有具体界限问题,只要同时并存的考古学文化曾发生过接触和彼此发生过影响,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内部,就可能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考古学文化的因素。……
一个考古学文化,如果分布区域较大,同一时期在不。同的分布地点,由于和邻近其他文化相接触而互为影响,不同地点遗存内所含的文化因素,常常不完全一样。……
看待考古学遗存,可以有微观和宏观两种态度。微观可以找出细小差别,是进行分区、分类型、分期研究的基础。如作极细微的分析,几乎每个遗址都能找到自身的特点。宏观可以概括出规律性现象。如作宏观的概括,可以把同一时期的各遗存,依其共同性和差异性在空间上划为若干大片,每在大片内又可再划分为若干小片,甚至有好几个层次。……
在研究考古学文化的过程中,由于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是随着资料的积累而逐步深化的,一度出现命名原则的不一致或某些具体命名的不妥,是历史的必然。从现有对整个中国各考古学文化发展系列的知识来看,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是否可以有三个层次:一是包括了好向个具有相当类似性的考古学文化的层次,这个大层次,可拿其中的一个代表性文化为名,叫做某某文化区(或圈),例如仰韶文化圈(或区),就可以包括大汶口文化圈以西、大溪文化圈以北、石岭下——马家窑文化圈以东、红山文化圈以南的大片遗存;中间一个层次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本身,例如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等,今天的仰韶文化也许要划分为几个文化;三是一个考古学文化内部的区域类型,例如前面讲过的东周楚文化的几个类型,这是最小的层次。
……
3. 关于考古学文化和人们共同体的关系问题
所谓人们共同体,有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集团、部族、民族等范畴。在历史记载中留有具体活动痕迹或大量具体事件的,主要是一些部落集团和后来的部族、民族,今天自然只能探索这些人们共同体同考古学文化的具体联系。
寻找这种联系,对于有大量文字记载的部族或民族来说,只要在考古遗存中找到了记录具体活动的文字材料,就可以解决;对于缺管文字记载的许多部落集团来说,则应当先把判断这种联系的一些条件明确起来。
这当然是一些需要经过长期讨论的理论概念问题,现在只能从已经遇到的某些现象出发,提出一些想法。
从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来考虑,一个考古学文化既是有一群共同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遗存,而这种特征除了生产力水平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外,又是由一定的心理状态、风俗传统、审美观念等因素造成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当然是由具有不同心理状态、不同风俗传统、不同审美观念的人们所遗留的。
从人们共同体这方面来考虑,各部落集团或部族、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心理因素、风俗习惯、喜爱传统,他(她)们的遗存,当然会和有自己的特点。
把这两方面结合来看,两个考古学文化如果反映出的是不同的生产条件或不同的经济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