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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写作背景本篇是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
任安，字少卿，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那么相似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
任安此前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
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
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
关于此信的写作年代，一说是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另一说是在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
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
但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
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
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今天我们读着这部不朽的巨著，遥想司马迁当年写作时的艰辛与坚毅，怎能不对他的崇高精神无比敬佩呢！本篇不仅对我们研究司马迁的思想以及《史记》的写作动机和完成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散文杰作，古人早就把它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
此文之奇，首先表现为气势的磅礴。
作者长久郁积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薄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惊叹。
此文之奇，更在于他的纵横开阖、波谰起伏。
作者是坦率的，但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又是极其复杂的，他无意矫饰，但三言两语又无法说清，所以他就一一地如实道来。
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
曲折反复，一波三折，充分表现出笔力的雄健。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
在文中，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比较进步的生死观，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
感情真挚，语言流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有着重要价值。
名称：报任安书别名：报任少卿书年代：西汉作者：司马迁体裁：书信文章译文像牛马一样替人奔走的仆役太史公司马迁再拜。
少卿足下：从前承蒙您给我写信，用谨慎地待人接物教导我，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
我是不敢这样做的。
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
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
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
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
像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虽然才能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像许攸、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用这些来引以为荣，恰好会引人耻笑而自取污辱。
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同您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
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
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
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一个人是否乐善好施，是评判他仁义的起点；一个人如何取舍，是体会他道义的标志；一个人如何面对耻辱，是断定他是否勇敢的准则；一个人建立了怎样的名声，是他品行的终极目标。
报任安书读后感
【篇一：生与死——读《报任安书》有感】
《过零丁洋》里有一句名垂千史的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面对生死，有人或许以生践志，亦或许以死明志，亦或许苟且偷生。
论生：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终于有机会吐露压抑了许久的痛楚：“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每思其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他是何等的痛楚啊！在古代文人墨客眼中，遭受极刑，那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可是，司马迁却欣然接受了，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信念，就是完成著作《史记》而表于后人，这就是以生践志。
还有一种，无耻小人总是惜命，为了使自己活得更久些，做一棵墙头草——两边倒，东倒西歪的。
譬如，《红岩》书中——浦志高，在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时，却放弃了革命党人心中的信念，出卖自己的灵魂，心甘情愿的为国民党做走狗，甚至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利益。
这类人或许能够活些时日，但灵魂上却深深烙印上了“叛徒”的耻辱。
这就是苟且偷生吧。
论死：飞蛾扑火，众人皆知，为了追逐那短暂的光明，心甘情愿地冒着被烧死的危险，冲向火光，在终于汲取到那一丝丝的温暖时，也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古代爱国主义诗人屈原，遭受奸佞的诽谤，直到最后被。
高二语文《报任安书》学习资料生丝抉择费思量——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能够说，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
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到今都不曾停歇。
由于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
古人对不朽有三个经典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
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三条之一，就能够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这个估价或者离事实不远。
由于有了这个明确标准，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英才俊彦就不约而同地攒足了劲为了实现不朽这个目标奋斗不息。
但在生死一途上并不由于引进了不朽的理念就万事大吉。
由于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命运从来不会让人们按部就班、妥妥帖帖地经营自己的不朽事业。
于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就不断提供了面对生死抉择的画面。
由于所有的生命体都有避死向生的本能，人有别于其他生命体之处或者就在于，为了某个自认为崇高的目的，能够逆本能而动，主动选择死亡。
就如孟子以前所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
就如为了坚守士可杀不可辱及人活一口气等等信念。
所以一旦人们在能够生的时候选择了死，总是表现出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烈，荡气回肠，激越千古。
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是生还是死，这个难住哈姆雷特的选择题就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而这个难题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有，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
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
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灵魂的拷问生命的思考——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夜深人静，再次翻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细细想来，文章思路开阔，气势起伏跌宕，言辞真切感人，心中默默替司马迁和任安鸣不平。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为宫刑，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
可见，他们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那么的悲惨，都是关乎人的生命的重大遭遇。
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以满腔的悲愤，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观。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其特殊遭遇与伟大人格的产物。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譬，片言居要，百意烛照，感悟生命，洞明人生，彪炳千古，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生死观寻求表达形式的偶然结果。
如果当时司马迁无需给友人任安写信，他必须要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感情。
不过，用书信形式表达，在司马迁看来，在我们看来，是当时最恰当不过的形式。
因为书信是一种亲切的，心与心直接交流的方式。
所以，他运用书信的形式可以和有过不幸遭遇的知心朋友面对面地、像促膝谈心一样地娓娓道来，弹奏心曲，使文章更真切、更感人、更容易叩响自己和友人灵魂深处那根最为亢奋人心的琴弦。
于是乎，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肯綮的伦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
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
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
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
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
于是，司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中最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天才之一而活了下来，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完成了一部大书——《史记》：上自皇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和梦想，苦难与悲怆。
人固有一死，既然都是死，那就不如铤而走险，死中求活，死中求富贵，求生存，于是有陈涉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为之风云骤变，英雄奋起，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也有了司马迁的苟且偷生，在愤激中完成不朽之作《史记》，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活在逆境中，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
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
”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
”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厄运既可摧残和毁灭弱者的肉体和生命，但也可激起强者的生命巨浪，成为其创造人生价值的催化剂。
人生世上，厄运难免伴我而行。
面对现实，司马迁不企盼生活中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航程中
只有坦途没有暗礁，人生只有幸福而没有灾难。
宫刑，在古代是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无以复加的摧残和打击。
这对于司马迁来说，确实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屈辱。
然而，宫刑并没有毁灭司马迁，反而促使司马迁成就了一番事业，促使他“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给后人留下了无以伦比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使它成为斐然旷世、名扬千古的百代伟人。
其实，我认为人死都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人的本能就是求生欲强。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失去了生命，梦想、成功、希望都无从谈起，所以司马迁也在为自己求生找出口，“夫人情莫不贪生怕死，念父母，顾妻子”。
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对自己的负责。
作为一个有生命尊严的知识分子，在命运转折关头所迈出的堪称伟大悲壮的步伐，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一个人踩着自己的影子前进，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翔！无怪乎20世纪另一个英雄鲁迅大声疾呼：“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在生存的过程中，各人的经历不同，耐挫心理也不同，在很多的挫折困难中，有的人选择了轻生，有的人选择了做一个行尸走肉的人，这是对生活的轻率，对生命的怯懦，不负责任。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他的人已经死了，他还活着”，这句话简单而伟大的概括出来生命的意义，以及思想灵魂的作用。
肉体的生存过程是短暂的，如何让思想以灵魂在肉体腐烂消失后依然“活着”，这正是我们所要想的和所要做的。
每一个生命都是历史的传承者，高贵、低贱、伟大、平庸、积极、颓废……林林总总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讲述自身存在的意义，人躲不过的是时间，真正对自己负责的有所为也需要对时间有正确的认识，知道将来，期待未来，也就知道了生命的意义。
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是每一个有思想的生命体自身灵魂的必然拷问。
生命像火炬般燃烧，昨日是燃烧的灰烬。
错过了太阳你流泪，夜里是否还会有群星？作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之著，《史记》无法回避生死的问题；作为一位学富无车、身经磨练的旷世文学家、史学家，面对灵魂的拷问、生命的思考，司马迁更是有着卓越的生死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