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陈独秀旧事作者：孙郁来源：《领导文萃》2009年第19期我一直奇怪的是,陈独秀的同代人很少回忆其生平细节。
相关的资料很少,晚年的行踪多亦难寻。
知识界对他一直有各种看法,否定者多,喜爱的有限。
初见他的,对其身上的气质印象颇深,和一般儒雅的读书人是不同的。
鲁迅的同学朱希祖之子朱偰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陈独秀那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也到我家吃过饭。
父亲请他上坐,谈着办《新青年》的事情。
母亲偷偷地去看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
客人走了以后,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的。
你怎么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得出如此印象,那也可见陈独秀在一般百姓眼里的形象。
在五四文人留下的一些回忆录里,对他的描述都很简单。
人们不说或很少去说,大概和后来的政治气候有关。
陈独秀是个四面不讨好的人,所谓“国民公敌”者正是,但也有学者说过一些维护他的话。
1934年王森然出版了一本《近代二十家评传》,就写到了陈氏。
作者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出现一个陈独秀是不易的。
向来中庸、老气的民族如果没有一两个斗士出现,那是悲哀的事情。
文中也写到了日常生活中的陈独秀:“先生本为旧家子,早岁读书有声,言语峻利,好为断制。
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辙不见容于人。
先生在沪与章秋桐(章士钊)……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
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
一日晨起秋桐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
秋桐骇然曰:仲甫!何也?先生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陈独秀的不拘小节,乃朋友的共识。
以温和闻世的胡适认为陈独秀的独断性和急躁性,是毁坏《新青年》以及新文人友谊的根由。
他觉得这是难以接受的情感方式。
陈氏身边的人,能欣赏他的尚可,否则大多要分道扬镳的。
他的个性甚至让人难堪,这是许多回忆文章中都提到的特点。
有关陈独秀的描写,都是支离破碎的。
许多形影都消散在历史的空洞里,后人已不复知之。
陈独秀人物分析报告陈独秀（1879年-1942年），原名高寿，字独秀，江苏常熟人。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化活动家。
本文将从他的早期生活、政治理念和文化活动三个方面对陈独秀进行人物分析。
陈独秀早年伟岸的人格特质和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为他在思想政治领域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期间，陈独秀推崇西方科学与自然，崇尚民主和自由，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他积极参与中国同盟会和同兴会等革命组织的活动，追求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
陈独秀对遭受封建压迫和国家割让的中国社会状况感到深深的忧虑。
他提出了“一切愿足下的心首恶者、勿问何人”和“信用至上”的主张，倡导逐步实现革命与改良的统一，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强调要通过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能够摆脱列强的控制，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陈独秀的文化活动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担任《新青年》杂志的主编，提倡新文化运动。
他提出了“实用主义文学”和“民众文化”等理论，鼓励文人撰写现实主义小说和描写工农生活的作品。
他倡导普及教育，提倡女性解放，呼吁废除传统礼教。
陈独秀的文化思想为当时的青年人提供了新的思想空间和创作方向，影响了后来的文化运动。
综上所述，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化活动家。
他在早年就展现出了追求真理、为人民谋幸福的坚定信念。
他的政治理念和行动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文化活动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独秀以他的智慧和才情，为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陈独秀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2008-12-15 12:44孙其明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已步入人生晚年的陈独秀，对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思考。
当时，他思考得最多的是关于民主政治的问题，尤其是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有关的民主政治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政治所做的宝贵探索，主要反映在他当时所写的一部分文章和书信中。
但在陈独秀生前，上述绝大部分文章和书信并未公开发表，直到陈独秀逝世六七年之后，才由陈独秀的学生和香港自由中国社分别结集在大陆、香港出版。
1949年香港版被定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又名《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1]本文旨在对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所作的思考和探索做点分析，以此求教于学术界的同行们。
一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当时他所写的《给连根的信》、《给西流的信》、《我的根本意见》、《致S和H的信》、《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书信和论文中。
陈独秀提出的基本观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强调民主政治对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具有的普遍真实的价值。
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始终存有争议。
绝大多数人虽然也承认以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代替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有进步意义，但同时又总是猛烈地抨击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伪善的，认为那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和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欺骗等等。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看法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或传统的观点。
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也曾受到过这种观点的影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大加批判。
然而，到了晚年，陈独秀开始意识到，上述传统观点存在偏见，并开始重新思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看法。
浅谈陈独秀摘要：一是对陈独秀思想的评述基本是按照陈独秀一生的命运和政治选择为脉络进行的。
这样一方面可以使读者对陈独秀的思想有个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前后比较，看出一个思想家思想变化的过程。
二是将陈独秀的思想与其生平事迹结合起来写，将其思想的发展轨迹置于其人生道路的变化之中。
这样可以使这本思想研究类的书变得生动、具体，读起来活泼一些。
我认为，一个人的思想表现在他的行动之中，因此把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写，就会更具体丰满，读起来也有趣味得多。
三是对陈独秀的思想进行了适当的点评。
关键词：陈学政治选择思想与生平事迹五四运动《新青年》正文：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陈独秀的研究出现了比较热烈的局面，尽管学术界经常有人戏称“陈学”是“险学”，但“铤而走险”的研究者还是大有人在，于是此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
综观近30年来对陈独秀研究的成果，确实非常丰硕。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对陈独秀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是魏知信，他的著作《陈独秀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专门论述了陈独秀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1949年以前，有三本书涉及陈独秀的思想。
其一是王森然著作《近代二十家评传》（北平杏严书屋1934年6月10日初版），该书对陈独秀的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作了很中肯的评价；其二是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5年11月初版），该书对陈独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述，其观点很有价值；其三是尼司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5月版），该书对陈独秀托派问题的历史背景以及由此引起的陈独秀与中共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的交代，对于了解陈独秀的托派思想和托陈之间关系的变化很有帮助。
而我所做的研究是在吸取和学习了以上前辈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后所进行的。
如果没有他们的成果供我学习借鉴，不敢谈论“陈学”。
首先，我们关注陈独秀一生的命运和政治选择。
港台及海外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作者：陈建明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07期点击数：1585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12日一、台湾、香港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国民党政府兵败台湾，原已投降国民党的托派任卓宣(叶青)等人，也随之到了台湾。
他们偶有回忆和谈论陈独秀的文字，但无甚价值。
倒是台静农、胡秋原、郑学稼三人对陈独秀的回忆和评论，有足观处。
台静农的《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讲了他“为未能做仲甫(陈独秀的字)的学生而遗憾”；陈独秀“谈及(苏)曼殊的日本女友”；章士钊在陈独秀面前自称“小瘪三”；陈独秀的“笔底寒潮撼星斗”；“艺术趣味终未灭”和“晚年遗愿”。
[1]晚年陈独秀的气度、风貌、理想、心态，跃然纸上。
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编印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全为陈独秀的手迹影印，共有114封陈独秀书信手迹，弥足珍贵。
胡秋原在1996年11月14日与郑超麟的通信中，称陈独秀《给H和S的信》中H是他自己，S是薛农山(Shich)(按：S实为孙几伊)；1997年1月8日致郑超麟信中，谓“弟自西游后即主张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陈先生入川后在民生公司演讲，亦有此主张”；1997年5月31日信中，说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坚信抗战必胜”。
在他的著作《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胡秋原引了三封信和一篇文章的大段原文，作了具体精辟的评介，可见胡秋原对陈独秀确有研究。
陈独秀逝世后不久，胡秋原即写了《悼陈独秀先生》的文章，说陈独秀“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政治史上的一个彗星，当年叱咤风云，此日销声匿迹，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这一形象的譬喻，倒也切中陈独秀的肯綮。
台湾学者郑家稼辞世后，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在1989年出版了《陈独秀传》，该书陈独秀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马克思主义先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书中有些资料比较难得，如陈独秀晚年从江津发出的致作者的14封函件的手迹，就很宝贵。
陈独秀的国民党四字经让蒋介石暴跳如雷2010-11-01 09:57:0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闻热线：1932年10月15日，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处于半隐居状态且卧病在床的陈独秀被警方捕获，是叛徒谢少珊供出了他的住址。
早在1927年7月，这位书生意气十足的总书记即因屡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被自己的同志炒了鱿鱼，两年后，又由于托派问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现在身陷国民党的囹圄，以“危害民国”的重罪遭起诉，尴尬人遇尴尬事，真算得上是当年中国政坛的头号荒诞剧。
第二天，《世界日报》找准这个新闻噱头，刊登了一幅漫画：主人公是饱尝皮肉之苦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将他击伤，国民党又冲上去追加两拳，把他揍得像滴溜溜的陀螺一样天旋地转。
被鲁迅嘲为“焦大”陈独秀落入罗网，生死莫测，消息不胫而走，惊动了当世不少头面人物，他们纷纷声援，设法营救。
酷爱和平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拍了份越洋电报给蒋介石，称赞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人才难得，请勿以政见歧异而加害。
大哲学家罗素、杜威也陈词灼热，以惜才之心恳请国民党当局审慎从事，优容知识界精英。
至于国民党高层，一些资深元老更是为陈奔走呼吁。
《申报》以头版头条刊出蔡元培、宋庆龄、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朱少屏等人合署的《快邮代电》。
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作出持平之论：“政府以其担负执法及维持社会秩序之责任，决无随便放人之理，同时国民党决无在今日一切反动势力大膨胀中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为陈独秀说情。
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烈武等人致电蒋介石，为陈缓颊。
另有若干人尝试寻求法律解决的途径，竭力保陈性命。
当然，陈独秀蹲大狱之后，外界也有一些异样的声音，最典型的是鲁迅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面发表杂文《言论自由的界限》，嘲骂新月社诸君子是《红楼梦》中的焦大。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探析作者：熊美云来源：《红广角》 2016年第4期（广东）熊美云【摘要】陈独秀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有着重要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
关于他的一生，矛盾和误解很多，通过不断解密的相关档案再次探析关于他的三次“右倾机会主义”大让步，我们将重新认识这位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关键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1926年，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这三件事情于中共和国民党内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于个人而言，陈独秀在这三件事件中身陷泥潭，争议颇多，解密档案公布之前学者们认为陈在这些事件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了退让。
解密档案公布后，笔者重新还原这三件事，以期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更客观的认识。
一、“政治上的大让步——国民党二大”再探关于陈独秀所谓的“在国民党二大上的政治上大让步”是其“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之一这一说法，出自周恩来1943年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
在报告中，周恩来提出，有关国民党二大的问题上，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右派、中派作出了“政治上的大让步”。
周恩来的具体说法如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商量。
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
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
等了好久，中央来电不同意。
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在选举中，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
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个，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所以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
陈独秀政治思想研究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他的政治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民主、自由、科学、进步等方面，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陈独秀坚持“科学”和“进步”的观念。
他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以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他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的发展，才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他对于科学知识的渴求和追求，使他成为一位崇尚科学的积极推动者。
在他的领导下，新文化运动兴起，让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他通过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其次，陈独秀主张民主和自由的价值。
他认为政权应该来自人民，人民应该拥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组织自由等权利。
他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制度和专制思想，主张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他通过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杂志的发表，扩大了中国民众的视野，呼吁人们争取自由和民主权利。
此外，陈独秀注重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他对农民问题、工人问题以及教育问题等社会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主张通过改革和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
他提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希望通过教育来提高中国人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
他认为，只有居民素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才能够促进国家的进步与发展。
最后，陈独秀的政治思想还体现了他对于中国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思考。
他非常关注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认为中国需要彻底改革，摒弃旧的陈腐观念，才能够真正走向现代化和富强。
他希望通过新文化运动和他个人的努力，唤醒中国人民的意识和觉醒，推动中国的改革和进步。
总而言之，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体现了他对民主、自由、科学、进步等价值的追求。
他通过倡导新文化运动、推动社会变革和解决社会问题等方式，积极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他的政治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来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和借鉴。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家和改革家，他的政治思想强调民主、自由、科学和进步，反对封建制度和专制思想。
从民国暂行报律风波论新闻的绝对自由摘要：民国元年《暂行报律》只存在了短短数天即被废除，究其原因值得深思。
通过研究“暂行报律”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结合清末报律禁锢言论自由以及报界对报律的软抵制，新闻自由的呼声更加高涨，进而引出“暂行报律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当时报界“绝对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
《民国暂行报律》的废除，标志着报界争取“绝对新闻自由”的胜利，也在短时间内促进了民初报业的大繁荣。
但这种繁荣是一种不持续的、虚假的繁荣，离开了法律的合理约束，报界的自由言论也不会长久，甚至会为以后的厄运埋下祸根。
“咸与共和”最终在“癸丑报灾”的残酷现实下幻灭。
关键词：暂行报律；绝对自由；合理约束；法治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2-0062-02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与此同此，民主的空气和言论自由的空间日益扩大。
但当时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是一种片面的、绝对的自由，使言论自由畸形发展，最终导致民初“暂行报律”风波的产生。
一、“暂行报律”事件的大致经过1912年3月4日，鉴于《大清报律》被废止后报界无章可循的情况，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制定《民国暂行报律》，意在将报界言论、出版纳入法定轨道。
它却迅速招致了刚刚从封建君主专制中解脱出来的全国人民，尤其是新闻界的一致指责。
3月6日，上海《申报》、《时报》等11家报纸和中国报业俱进会联名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各埠”，指责“内务部擅定报律，侵夺立法之权……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1]。
孙中山接受报界意见，当晚下令取消《暂行报律》。
尽管如此，3月7日上海多家报纸同时刊登了章太炎的《却换内务部所定报律议》，文中对《暂行报律》逐条加以批驳，并表明“种种不合，应将通告却还，所定《报律》拒不承认”[2]。
3月9日，孙中山在《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中称“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决议宣布乃为有效。
陈独秀：中国风云榜上的一枝独秀很秀，很强势！历史在陈独秀的身上贴了太多的标签，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同样对于近现代中国新闻事业和文学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基于不断地对外来文学的学习，在与中外文化不断地磨合中而形成的新的文学。
不仅利用了现代语言来传播先进的民主思想，也在艺术的表现手法与表现形式在传统的文学上进行革新，使之与世界文学之间产生共通性，从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文学。
1，打破规则，敢于突破中国文学边界陈独秀前期接受的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教育，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到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学习。
与一群青年一起探讨文学思想，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革命理念，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1916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恳请陈独秀次年出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专心致力与文科改革，首次提出将文科分类，中国文学,哲学,史学,英,德,法,俄等七个大系。
破坏了传统的八股科举制度，分门别类的对文科教育进行细化改革，之后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
1917年陈独秀作《文学革命论》讨论文学改革问题，引起国内的许多学者开始了激烈的讨论。
2,利用文学宣传性，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一位好的政治家一定是善于利用手中的笔杆和脸上的嘴巴，因为这都是他们说服他人，获得他人信任和支持的有利工具。
陈独秀作为双向接收新老文化的“领导人”更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积极创办报刊大力的对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思想进行宣传，企图唤醒沉睡千年的巨龙。
致力于新文化开拓的他对于办报是多么热衷，1903年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主编了《国民日报》，1904年在芜湖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14年创办《甲寅》杂志等十几所报刊。
1915年9月创办了的《新青年》杂志更是批判孔孟，倡导自由，之后为了适应《新青年》形势的需要，在其刊登载了蔡元培与李大钊在天安门前的演讲，从而达到宣传革命唤醒群众，带动思想解放。
新闻事业是近代西方思想启蒙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在近代中国,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取得在华办报特权,不少中文和外文报纸伴随着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地发展起来。
列强在华创办报刊,主要是为扩大侵略宣传、服务,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中国本土新闻事业的肇始。
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启蒙的高潮。
其时,我国新闻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各种宣传变法、改制的报刊和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最具代表性的报刊无疑是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
该报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强为宗旨,许多文章议论新颖,文笔活泼。
特别是梁启超一手包办的论说文,行文酣畅淋漓,笔锋常带感情,广受读者欢迎,上自通都大邑,下致穷乡僻壤,“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青年陈独秀就是1897年在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期间最早接触到《时务报》的,梁启超宣传变法的鸿篇巨论使他深受震撼。
这次接触对于陈独秀人生路向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直到晚年,他还坚定认为“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新闻舆论的震撼力如此之强大,促使陈独秀转变人生路向,从此,他以“康党-乱党-共产党”的革命人生,取代了“举人-进士-状元郎”的传统人生。
陈独秀投身新闻事业,始于1903年8月在上海参与章士钊创办的《国民日日报》的编辑工作。
这家报纸只有章士钊和陈独秀两人承担全部编辑事务,常常要彻夜工作。
《国民日日报》是为接替因宣传民主革命被清政府查封的《苏报》而创办的,但规模超过《苏报》,且其“篇幅及取才较苏报新颖”,因此“发刊未久,风行一时,时人感称为《苏报》第二”。
该报刊载时论、学说、思想介绍以及中外、地方等新闻,尤其重视登载揭露清廷腐败和社会不公等文章。
为安全起见,时论文章大多不具实名,所以很难界定哪些文章出自陈独秀手笔,但署名“由己”的两首诗,可以确定出自陈独秀,即《哭汪希颜》和《题西乡南洲放猎图》。
民国新闻人陈独秀研究
陈独秀是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亦是中国新闻史尤其是民国新闻史人物研究中绕不过去的“新闻人”。
不同于政治学领域主要从政治的角度研究陈独秀,本文旨在从“新闻人”侧面探析陈独秀的新闻活动及观念;在完整研究陈独秀新闻活动实践基础上,侧重探讨陈独秀新闻活动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体制、共产国际之关系等以往相关研究中未得到应有关注却无法回避的问题,进而对“新闻人”陈独秀之特征、得失做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本文对“新闻人”陈独秀研究涉及其新闻道路、新闻活动、新闻思想三个层面,此亦构成文章主体的逻辑线索。
本文首先研究了陈独秀新闻道路及转折,探析他从康梁派、革命派,到共产党、托派新闻道路的四次转折及动因。
认为陈独秀新闻道路转折由他特定时期政治理念及行动所决定,“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的“新闻人”特质也构成其政治理念的一种特色。
其次研究了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领导创建中共新闻体制的社会背景、思想基础、主要举措及基本内容。
认为陈独秀高度重视以党报为核心的新闻体系化、制度化运作,在共产革命舞台上通过制度建设充分挖掘新闻之“用”,为中共早期新闻体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则从排拒、接受、对抗三个层面研究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关系及其在新闻活动中表现;认为这是一段陈独秀追求中国共产革命及其新闻宣传活动独立性却最终未能如愿的历史。
最后研究了陈独秀新闻理念,提出他“以政治为本位、以新闻为工具”的新闻理念核心命题,并解析其思想渊源、演变脉络及主要特征;探讨了他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框架内的“文人论政”式理念走向颠覆现行政治框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闻理念之转变,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兴起的历史进程。
对“新闻人”陈独秀的认识和评价是全文内容提炼和总结。
本文认为陈独秀是具有个性特征和政治追求的“书生”新闻人:他在政治上不愿居于从属者角色,颇为敏锐的政治舆论意识使其新闻活动发出了时代的声音,成为领导中共早期新闻体制建设的“革命”新闻人:又在走向托派之路后被时代所淘汰,成为徒有政治追求却无法实现的“悲剧”新闻人。
陈独秀从引领一个时代到被时代所淘汰的悲剧命运,既表现了救亡图存语境下爱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从文人办报走向革命舞台的勇气和努力,也客观地暴露他们在实际政治斗争中的历史局限性。
陈独秀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既是独特的个体生命,也具有代表性,表征着近代政治转型与报刊传媒交织中,以“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政治新闻人”群体所呈现的复杂面貌。
认识和评价这一新闻人群体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既不能无视历史前进的客观趋势,也要努力从当时情境出发,探究其新闻道路选择中个性特征、政治处境与国家意识,乃至国际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全面而客观地予以历史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