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闻人陈独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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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旧事作者:孙郁来源:《领导文萃》2009年第19期我一直奇怪的是,陈独秀的同代人很少回忆其生平细节。
相关的资料很少,晚年的行踪多亦难寻。
知识界对他一直有各种看法,否定者多,喜爱的有限。
初见他的,对其身上的气质印象颇深,和一般儒雅的读书人是不同的。
鲁迅的同学朱希祖之子朱偰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陈独秀那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也到我家吃过饭。
父亲请他上坐,谈着办《新青年》的事情。
母亲偷偷地去看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
客人走了以后,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的。
你怎么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得出如此印象,那也可见陈独秀在一般百姓眼里的形象。
在五四文人留下的一些回忆录里,对他的描述都很简单。
人们不说或很少去说,大概和后来的政治气候有关。
陈独秀是个四面不讨好的人,所谓“国民公敌”者正是,但也有学者说过一些维护他的话。
1934年王森然出版了一本《近代二十家评传》,就写到了陈氏。
作者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出现一个陈独秀是不易的。
向来中庸、老气的民族如果没有一两个斗士出现,那是悲哀的事情。
文中也写到了日常生活中的陈独秀:“先生本为旧家子,早岁读书有声,言语峻利,好为断制。
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辙不见容于人。
先生在沪与章秋桐(章士钊)……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
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
一日晨起秋桐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
秋桐骇然曰:仲甫!何也?先生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陈独秀的不拘小节,乃朋友的共识。
以温和闻世的胡适认为陈独秀的独断性和急躁性,是毁坏《新青年》以及新文人友谊的根由。
他觉得这是难以接受的情感方式。
陈氏身边的人,能欣赏他的尚可,否则大多要分道扬镳的。
他的个性甚至让人难堪,这是许多回忆文章中都提到的特点。
有关陈独秀的描写,都是支离破碎的。
许多形影都消散在历史的空洞里,后人已不复知之。
陈独秀人物分析报告陈独秀(1879年-1942年),原名高寿,字独秀,江苏常熟人。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化活动家。
本文将从他的早期生活、政治理念和文化活动三个方面对陈独秀进行人物分析。
陈独秀早年伟岸的人格特质和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为他在思想政治领域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期间,陈独秀推崇西方科学与自然,崇尚民主和自由,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他积极参与中国同盟会和同兴会等革命组织的活动,追求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
陈独秀对遭受封建压迫和国家割让的中国社会状况感到深深的忧虑。
他提出了“一切愿足下的心首恶者、勿问何人”和“信用至上”的主张,倡导逐步实现革命与改良的统一,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强调要通过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能够摆脱列强的控制,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陈独秀的文化活动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担任《新青年》杂志的主编,提倡新文化运动。
他提出了“实用主义文学”和“民众文化”等理论,鼓励文人撰写现实主义小说和描写工农生活的作品。
他倡导普及教育,提倡女性解放,呼吁废除传统礼教。
陈独秀的文化思想为当时的青年人提供了新的思想空间和创作方向,影响了后来的文化运动。
综上所述,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化活动家。
他在早年就展现出了追求真理、为人民谋幸福的坚定信念。
他的政治理念和行动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文化活动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独秀以他的智慧和才情,为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陈独秀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2008-12-15 12:44孙其明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已步入人生晚年的陈独秀,对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思考。
当时,他思考得最多的是关于民主政治的问题,尤其是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有关的民主政治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政治所做的宝贵探索,主要反映在他当时所写的一部分文章和书信中。
但在陈独秀生前,上述绝大部分文章和书信并未公开发表,直到陈独秀逝世六七年之后,才由陈独秀的学生和香港自由中国社分别结集在大陆、香港出版。
1949年香港版被定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又名《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1]本文旨在对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所作的思考和探索做点分析,以此求教于学术界的同行们。
一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当时他所写的《给连根的信》、《给西流的信》、《我的根本意见》、《致S和H的信》、《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书信和论文中。
陈独秀提出的基本观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强调民主政治对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具有的普遍真实的价值。
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始终存有争议。
绝大多数人虽然也承认以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代替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有进步意义,但同时又总是猛烈地抨击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伪善的,认为那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和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欺骗等等。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看法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或传统的观点。
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也曾受到过这种观点的影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大加批判。
然而,到了晚年,陈独秀开始意识到,上述传统观点存在偏见,并开始重新思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看法。
浅谈陈独秀摘要:一是对陈独秀思想的评述基本是按照陈独秀一生的命运和政治选择为脉络进行的。
这样一方面可以使读者对陈独秀的思想有个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前后比较,看出一个思想家思想变化的过程。
二是将陈独秀的思想与其生平事迹结合起来写,将其思想的发展轨迹置于其人生道路的变化之中。
这样可以使这本思想研究类的书变得生动、具体,读起来活泼一些。
我认为,一个人的思想表现在他的行动之中,因此把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写,就会更具体丰满,读起来也有趣味得多。
三是对陈独秀的思想进行了适当的点评。
关键词:陈学政治选择思想与生平事迹五四运动《新青年》正文: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陈独秀的研究出现了比较热烈的局面,尽管学术界经常有人戏称“陈学”是“险学”,但“铤而走险”的研究者还是大有人在,于是此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
综观近30年来对陈独秀研究的成果,确实非常丰硕。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对陈独秀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是魏知信,他的著作《陈独秀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专门论述了陈独秀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1949年以前,有三本书涉及陈独秀的思想。
其一是王森然著作《近代二十家评传》(北平杏严书屋1934年6月10日初版),该书对陈独秀的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作了很中肯的评价;其二是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5年11月初版),该书对陈独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述,其观点很有价值;其三是尼司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5月版),该书对陈独秀托派问题的历史背景以及由此引起的陈独秀与中共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的交代,对于了解陈独秀的托派思想和托陈之间关系的变化很有帮助。
而我所做的研究是在吸取和学习了以上前辈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后所进行的。
如果没有他们的成果供我学习借鉴,不敢谈论“陈学”。
首先,我们关注陈独秀一生的命运和政治选择。
港台及海外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作者:陈建明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07期点击数:1585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12日一、台湾、香港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国民党政府兵败台湾,原已投降国民党的托派任卓宣(叶青)等人,也随之到了台湾。
他们偶有回忆和谈论陈独秀的文字,但无甚价值。
倒是台静农、胡秋原、郑学稼三人对陈独秀的回忆和评论,有足观处。
台静农的《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讲了他“为未能做仲甫(陈独秀的字)的学生而遗憾”;陈独秀“谈及(苏)曼殊的日本女友”;章士钊在陈独秀面前自称“小瘪三”;陈独秀的“笔底寒潮撼星斗”;“艺术趣味终未灭”和“晚年遗愿”。
[1]晚年陈独秀的气度、风貌、理想、心态,跃然纸上。
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编印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全为陈独秀的手迹影印,共有114封陈独秀书信手迹,弥足珍贵。
胡秋原在1996年11月14日与郑超麟的通信中,称陈独秀《给H和S的信》中H是他自己,S是薛农山(Shich)(按:S实为孙几伊);1997年1月8日致郑超麟信中,谓“弟自西游后即主张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陈先生入川后在民生公司演讲,亦有此主张”;1997年5月31日信中,说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坚信抗战必胜”。
在他的著作《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胡秋原引了三封信和一篇文章的大段原文,作了具体精辟的评介,可见胡秋原对陈独秀确有研究。
陈独秀逝世后不久,胡秋原即写了《悼陈独秀先生》的文章,说陈独秀“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政治史上的一个彗星,当年叱咤风云,此日销声匿迹,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这一形象的譬喻,倒也切中陈独秀的肯綮。
台湾学者郑家稼辞世后,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在1989年出版了《陈独秀传》,该书陈独秀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马克思主义先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书中有些资料比较难得,如陈独秀晚年从江津发出的致作者的14封函件的手迹,就很宝贵。
陈独秀的国民党四字经让蒋介石暴跳如雷2010-11-01 09:57:0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闻热线:1932年10月15日,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处于半隐居状态且卧病在床的陈独秀被警方捕获,是叛徒谢少珊供出了他的住址。
早在1927年7月,这位书生意气十足的总书记即因屡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被自己的同志炒了鱿鱼,两年后,又由于托派问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现在身陷国民党的囹圄,以“危害民国”的重罪遭起诉,尴尬人遇尴尬事,真算得上是当年中国政坛的头号荒诞剧。
第二天,《世界日报》找准这个新闻噱头,刊登了一幅漫画:主人公是饱尝皮肉之苦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将他击伤,国民党又冲上去追加两拳,把他揍得像滴溜溜的陀螺一样天旋地转。
被鲁迅嘲为“焦大”陈独秀落入罗网,生死莫测,消息不胫而走,惊动了当世不少头面人物,他们纷纷声援,设法营救。
酷爱和平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拍了份越洋电报给蒋介石,称赞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人才难得,请勿以政见歧异而加害。
大哲学家罗素、杜威也陈词灼热,以惜才之心恳请国民党当局审慎从事,优容知识界精英。
至于国民党高层,一些资深元老更是为陈奔走呼吁。
《申报》以头版头条刊出蔡元培、宋庆龄、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朱少屏等人合署的《快邮代电》。
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作出持平之论:“政府以其担负执法及维持社会秩序之责任,决无随便放人之理,同时国民党决无在今日一切反动势力大膨胀中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为陈独秀说情。
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烈武等人致电蒋介石,为陈缓颊。
另有若干人尝试寻求法律解决的途径,竭力保陈性命。
当然,陈独秀蹲大狱之后,外界也有一些异样的声音,最典型的是鲁迅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面发表杂文《言论自由的界限》,嘲骂新月社诸君子是《红楼梦》中的焦大。
民国新闻人陈独秀研究
陈独秀是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亦是中国新闻史尤其是民国新闻史人物研究中绕不过去的“新闻人”。
不同于政治学领域主要从政治的角度研究陈独秀,本文旨在从“新闻人”侧面探析陈独秀的新闻活动及观念;在完整研究陈独秀新闻活动实践基础上,侧重探讨陈独秀新闻活动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体制、共产国际之关系等以往相关研究中未得到应有关注却无法回避的问题,进而对“新闻人”陈独秀之特征、得失做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本文对“新闻人”陈独秀研究涉及其新闻道路、新闻活动、新闻思想三个层面,此亦构成文章主体的逻辑线索。
本文首先研究了陈独秀新闻道路及转折,探析他从康梁派、革命派,到共产党、托派新闻道路的四次转折及动因。
认为陈独秀新闻道路转折由他特定时期政治理念及行动所决定,“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的“新闻人”特质也构成其政治理念的一种特色。
其次研究了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领导创建中共新闻体制的社会背景、思想基础、主要举措及基本内容。
认为陈独秀高度重视以党报为核心的新闻体系化、制度化运作,在共产革命舞台上通过制度建设充分挖掘新闻之“用”,为中共早期新闻体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则从排拒、接受、对抗三个层面研究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关系及其在新闻活动中表现;认为这是一段陈独秀追求中国共产革命及其新闻宣传活动独立性却最终未能如愿的历史。
最后研究了陈独秀新闻理念,提出他“以政治为本位、以新闻为工具”的新闻理念核心命题,并解析其思想渊源、演变脉络及主要特征;探讨了他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框架内的“文人论政”式理念走向颠覆现行政治框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闻理念之转变,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兴起的历史进程。
对“新闻人”陈独秀的认识和评价是全文内容提炼和总结。
本文认为陈独秀是具有个性特征和政治追求的“书生”新闻人:他在政治上不愿居于从属者角色,颇为敏锐的政治舆论意识使其新闻活动发出了时代的声音,成为领导中共早期新闻体制建设的“革命”新闻人:又在走向托派之路后被时代所淘汰,成为徒有政治追求却无法实现的“悲剧”新闻人。
陈独秀从引领一个时代到被时代所淘汰的悲剧命运,既表现了救亡图存语境下爱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从文人办报走向革命舞台的勇气和努力,也客观地暴露他们在实际政治斗争中的历史局限性。
陈独秀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既是独特的个体生命,也具有代表性,表征着近代政治转型与报刊传媒交织中,以“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政治新闻人”群体所呈现的复杂面貌。
认识和评价这一新闻人群体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既不能无视历史前进的客观趋势,也要努力从当时情境出发,探究其新闻道路选择中个性特征、政治处境与国家意识,乃至国际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全面而客观地予以历史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