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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研究报告
陈独秀（1879年-1942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他以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动而闻名。
陈独秀研究报告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 生平和背景：介绍陈独秀的出身、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包括他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和教师生涯，为读者提供了解他的基本背景。
2. 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分析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探讨他的核心思想，包括自由主义、民主、科学，以及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文明的推崇。
3. 马克思主义的推动者：探讨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推动，包括他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到中国，对其进行理论解释和实践推广的努力，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4. 与其他政治派别的关系：考察陈独秀与其他政治派别和思想家的关系，包括对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的看法和合作，以及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分歧和合作。
5. 个人命运和思想转变：分析陈独秀的个人命运和思想转变，包括他在1927年左右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后的思想变化和活动，以及他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动向。
6. 影响和评价：探讨陈独秀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以及对他的评价和争议。
从不同的角度和学派分析陈独秀的贡献和局限性，并对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历史地位进行评价。
这些研究报告将通过整理和分析陈独秀的个人资料、著作、演讲和相关史料，以及现行陈独秀的相关研究文献，对他的思想、学说和政治活动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对他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有更加全面和准确的认识。
近20年陈独秀晚年思想研究的成果与展望作者简介:林家虎(1974-),安徽中医学院社科部讲师,法学硕⼠。
〔动态追踪〕《学术界》(双⽉刊)总第118期,2006.3ACADEMICS IN CHINANo.3May.2006近20年陈独秀晚年思想研究的成果与展望○林家虎(安徽中医学院社科部,安徽合肥 230038)〔摘 要〕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争议性的⼈物之⼀。
他的晚年,更是长期被作为批判的反⾯⼈物⽽成为研究的禁区。
⼗⼀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界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始重新研究晚年陈独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具体梳理了⼆⼗来年的研究成果,并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进⾏了初步探讨,以期推动这⼀研究的进⼀步发展。
〔关键词〕晚年陈独秀;政治思想;成果与展望⼀、陈独秀晚年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近20年的陈独秀晚年思想研究,共计论⽂达⼀百多篇,专著⼗数部。
由于其晚年思想的复杂性和反映他晚年活动的史料的有限性,使学界对他的研究呈现出异常激烈的争鸣状态。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其晚年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学术研究的重点是围绕着为其晚年的“汉奸”、“国民党特务”、“叛徒”等罪名的政治辩诬上;“到80年代后期,⼈们⼜以新的眼光将其‘晚年’开辟为⼀个独⽴领域。
研究他晚年的社会活动、政治思想及其评价问题”〔1〕,并在90年代获得相当的进展;⽽新世纪以来其晚年思想的研究更呈现出⽅兴未艾的喜⼈局势,在晚年陈独秀及其民主思想的历史评价上出现重⼤突破。
〔2〕综合20来年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个⽅⾯:(⼀)恢复了陈独秀晚年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政党关系的真实⾯⽬。
陈独秀晚年是背负着“汉奸”罪名离开⼈世的。
⽽他在逝世前发表的《战后世界⼤势之轮廓》⼀⽂,国民党指责其“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中共认为是“投降理论”、“汉奸理论”进⾏批判〔3〕,⽽托派早已将陈⾔论斥之为“机会主—852—义”〔4〕。
这充分说明陈晚年时政党政治的复杂性。
陈独秀研究中若干争议问题述评［关键词]陈独秀；争议问题；研究述评［摘要]本文介绍了陈独秀研究中若干争议问题的缘起及不同观点，包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形式主义”及“全盘反传统”、是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及在中共建党史上的地位、“二次革命论”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托派问题、后期政治思想及其一生的评价等。
陈独秀是中共党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有关他的生平、活动、思想的研究和评价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学术中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批判陈独秀始自1927年总结大革命教训的“八七会议”，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他对大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及其后来的错误正式做出结论。
20世纪50年代胡乔木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一次从历史的角度评价了陈独秀在中共建党和大革命中的表现，但全面研究陈独秀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
20多年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澄清了许多问题，也出现了若干争议。
本文试就一些争议问题的缘起及不同观点作一介绍。
一、关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动和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1949年后长时间内这一功绩却被忽视。
台港学者强调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大陆则推重李大钊和鲁迅。
1951年出版的华岗《五四运动史》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俨然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自居，但实际上他是以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资格登场的”，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责任“不得不落在当时共产主义代表人物李大钊肩上，以及在当时以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格登场，但后来终于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鲁迅肩上”。
[1]（P157、173）20世纪60年代初，孙思白等学者试图对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与影响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但随后就有人提出：“陈独秀的文化、方向，始终没有超出旧资产阶级启蒙哲学的范畴。
他对社会和革命的认识，不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
大革命前后陈独秀农民观新探摘要：陈独秀“轻视农民，忽视农民运动在革命中的作用；指责湖南农民运动‘过火’；拒绝刊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数十年来各种党史著作和学者论证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有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论据。
本文以陈独秀在大革命前后关于农民问题的有关论述为依据，结合时代背景，对陈独秀农民问题思想加以梳理，力图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以大革命前后为中心对陈独秀农民问题的认识展开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化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也有利于推动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发展。
关键词：大革命；陈独秀；农民观；毛泽东；实事求是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2-0035-04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09jk048）；陕西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晚年陈独秀民主思想嬗变及当代价值研究”（bj09-04）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陕西科技大学青年学术骨干计划支持（xsg2010018）。
作者简介：贾钢涛（1975-），男，湖北襄樊人，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青年骨干访问学者，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党史党建；李长真（1961-），男，河南平顶山人，陕西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在近现代中国，农民问题是无数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绕不开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成立不久就十分关注的革命任务。
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彭湃、毛泽东等人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众所周知，陈独秀在党内对农民问题有“先见之明”，并认识到农民乃是国民革命“一种伟大的潜势力”。
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工农运动蓬勃开展，这已为历史所证实。
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对陈独秀农民观的三个误读：一是认定陈独秀否认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二是认为陈独秀打压农民运动，给农民运动泼冷水；三是坚称陈独秀拒绝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杨奎松内容提要 在中国共产党内,是谁最早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是谁反对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最早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宣战的?是谁起草了中共四大决议,并在其中高唱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本文认为都是陈独秀。
既然如此,那么陈独秀为什么又有所谓三次“大让步”,有所谓《汪陈联合宣言》呢?本文深入考察共产国际特别是苏共中央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当时国共关系的实际状况之后,认为陈独秀未必应当为此承担多少责任。
陈独秀1927年确实反对过工农运动“过火”,但这种反对是不是完全错了?本文也作了初步的分析和回答。
关键词 陈独秀 共产国际 中共中央 维经斯基 鲍罗廷 右倾对陈独秀的一生,至今人们的评价不一。
有的是因为观点不同,有的却是因为资料欠缺。
国内几乎所有谈及陈独秀生平的文章和著作,都肯定地说,由于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成了“中国的孟什维克”,“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对中国共产党1927年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①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一时期陈在党内主持工作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都不了解的话,焉知他的那些“主义”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背景?何况,中国共产党自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并直接受到莫斯科派来的代表①《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3页。
的监督指导,我们又如何知道他没有进行过内部的抗争?1929年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一个《告全党同志书》,历数自己当年五度“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被迫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形①。
但共产国际早已给陈独秀的“错误”定性,声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机构中存在着“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
于是,什么“右倾分子”、“投降主义”之类的政治名词纷至沓来。
②陈独秀的辩白,自然引不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直至今日,即使那些为陈独秀鸣不平,高度评价陈是那个牺牲自己、造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的作者们,也仍旧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并没有疏忽他投身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应承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责任,以及在理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关系方面,和在与国民党右翼斗争方面的缺失。
陈独秀的研究报告1. 引言陈独秀（1879年-1942年），字秋官，中国近代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之一。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理论家之一。
本文将对陈独秀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贡献进行研究分析。
2. 生平事迹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宣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由于家境贫困，他年幼时曾帮助父亲劳作，仅勉强读完私塾。
后来，他靠着刻苦自学，考入了南京高等学堂。
在学堂期间，他广泛阅读了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对社会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毕业后，陈独秀进入教育界，先后担任过江苏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高等国文学堂的教职。
在这期间，他开始研究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并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1905年，他发表了《革命悲歌》，标志着他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崛起。
3. 对革命的贡献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3.1 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陈独秀广泛阅读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他通过译著和讲座等形式，向中国年轻学生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激发了他们对社会不公的关注和对改革革命的热情。
3.2 创办《新青年》杂志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该杂志成为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性刊物。
通过这个杂志，陈独秀呼吁青年学生进行思想解放，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提倡反对封建旧制度的改革和革命斗争。
3.3 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陈独秀与其他中国共产主义者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初期，他担任党的中央领导职务，为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4 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革命需要以农民为主体，并结合城市工人运动。
他提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这一道路。
他在组织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和工人运动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4. 影响与评价陈独秀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开拓者和组织者，他发表的许多著作和演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
陈独秀政治思想研究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他的政治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民主、自由、科学、进步等方面，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陈独秀坚持“科学”和“进步”的观念。
他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以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他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的发展，才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他对于科学知识的渴求和追求，使他成为一位崇尚科学的积极推动者。
在他的领导下，新文化运动兴起，让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他通过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其次，陈独秀主张民主和自由的价值。
他认为政权应该来自人民，人民应该拥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组织自由等权利。
他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制度和专制思想，主张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他通过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杂志的发表，扩大了中国民众的视野，呼吁人们争取自由和民主权利。
此外，陈独秀注重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他对农民问题、工人问题以及教育问题等社会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主张通过改革和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
他提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希望通过教育来提高中国人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
他认为，只有居民素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才能够促进国家的进步与发展。
最后，陈独秀的政治思想还体现了他对于中国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思考。
他非常关注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认为中国需要彻底改革，摒弃旧的陈腐观念，才能够真正走向现代化和富强。
他希望通过新文化运动和他个人的努力，唤醒中国人民的意识和觉醒，推动中国的改革和进步。
总而言之，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体现了他对民主、自由、科学、进步等价值的追求。
他通过倡导新文化运动、推动社会变革和解决社会问题等方式，积极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他的政治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来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和借鉴。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家和改革家，他的政治思想强调民主、自由、科学和进步，反对封建制度和专制思想。
破解陈独秀被右倾的三重门作者：张敬华来源：《红广角·党史与文献研究》 2013年第2期（广东）张敬华【摘要】国民大革命后期，陈独秀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
而苏联解密档案资料表明，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大多与莫斯科的指导有关。
不仅如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甚至直接做出了一些错误决策。
苏联的国家政策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服从的组织关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
此外，党内合作的模式从体制上剥夺了中共的领导权。
从另一角度说，在联共(布)中央日趋激烈的权力争斗中，陈独秀可说也成为他们斗争的牺牲品。
【关键词】莫斯科；共产国际；陈独秀；党内合作；右倾一、苏联的国家战略是陈独秀被右倾的深层次原因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联共（布）的幕后操纵下，由共产国际一手促成。
作为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迫切需要在东方结盟，以实现其远东的安全和利益。
“由于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漫长而持久的斗争”，应该把“一切革命因素调动起来”，①建立反帝统一战线。
这“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
”②基于东方战略的考虑，苏联要利用孙中山的国民党来缓解在华帝国主义对其构成的严重威胁，而孙中山此时也渴望苏联的援助。
于是，在“联俄联共”的前提下，国共实现合作。
国民党“二大”选举、“中山舰”事件以及“整理党务案”被视为陈独秀的“三大让步”，而《汪陈宣言》标志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达到顶峰。
可是，右倾何倾，主义又何在呢？1925年末，直奉军阀控制北方政权，苏联支持的冯玉祥的国民军抵挡不住，北方局势发生逆转；而在欧洲也出现反苏联盟。
苏联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随即转向保守，共产国际发出“九二八”指示，要求中共放弃革命领导权。
而陈独秀被迫执行这一政策，造成所谓“右机”错误。
在国民党“二大”选举新中央委员的问题上，鲍罗廷与陈独秀存有分歧。
“关于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曾一度发生争执，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对，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③ ，争论的结果是陈独秀退让至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