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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周文、道德家与被遗弃的苦命人――师陀的《说书人》解读江苏省扬州大学文学院吴周文《说书人》,选自师陀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原来的副标题就是“果园城记之十一”。
师陀(1910-1988),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与剧作家;原名王长简,曾用笔名芦焚,出生于河南省杞县一个没落地主家庭。
十五岁离家,先后在开封、北平、上海等地求学与工作。
抗战时期,身陷“孤岛”的师陀心怀国破之痛,以小说创作初登文坛。
1937年由著名作家扬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音、沈从文、凌叔华等组成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委员会,最终评出三部获奖文学作品:芦焚的短篇小说集《谷》、曹禺的《日出》与何其芳的《画梦录》。
建国前文学评奖甚少,故此这三部作品的获奖备受文学界的瞩目,师陀也因此而一举成名。
师陀在《说书人》里讲述了一个“说书人”的悲惨命运。
小说写于1939年1O月10日。
所写的故事大体发生在上世纪2O到30年代,如此推算,就是8O、90年前的一个古老的故事。
其实,真的算不上“故事”,因为它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缺少一般小说人物思想与性格的细致刻画。
作者仅仅对说书人的命运进行了大致叙述罢了。
但作品的命运叙事却给读者以过目之后的震撼。
按作品的叙述信息,说书人给读者的强烈、深刻的印象,就是三个关键词:孤苦、善良与被弃。
孤苦,她就是一个孤苦的人。
说书人的苦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她压根儿没有家”。
她没有财富、没有产业,因贫穷而无妻无子、无家可归。
作品里没有交代她具体住在哪里,但读者可想而知,或许就住在她说书的城隍庙里。
第二,她以说书维持生计。
固定在“在城隍庙月台下面,她放一张断腿板桌,周围——前面与两旁,放几条板凳”,“她用折扇打、刺、砍、劈,说到关节处把惊堂木一拍,听书的每次给她一个或两个制钱”。
制钱”,就是明清朝代官方铸造的钱币,中间有方孔的称铜钱,无孔的称铜元或铜板。
)第三,她因贫病而死。
说书人体质本来就瘦弱,“她就是个中年人,穿一件蓝布长衫,脸很黄很瘦”,一直抱病说书,且无钱治病,以至病情越来越重;去世前八天还坚持说书,否则就没钱买吃的。
当梦想照进现实——《说书人》读解-中学语文论文当梦想照进现实——《说书人》读解陈伯安《说书人》是师陀小说集《果园城记》里的一篇颇具个人风格的作品．这篇文章乍一看仿佛是一篇散文，实际上却是一篇小说．师陀在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将散文手法融合进小说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风。
当我们细细研读此文之时，我们除了在文风上为它叹服之外，还会为师陀对梦想与现实的独到而深刻的理解而叹服．本文名为“说书人”，我们在研读时可以发现一个让人感到很有趣的存在．文章在第1-6段集中写了“听说书”一事，而在后面的段落里则集中写了“说书人”的事．当我们细细研读文本描写观众听书的情节时候，我们发现观众可以用一个词——“痴迷”来概括。
在说书人说书的时候，这些听众们忘记了生活的疲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完全被迷住了，“他从傍晚直说到天黑，一会儿定更炮响过，接着是寺院里的大钟，再接着，鼓楼上的云牌。
”文中用“一会儿”、“接着”、“再接着”三个词来表示时间流逝的迅速，仿佛就是一瞬间一样，而事实上，时间已经过了很久。
为什么物理时间如此之长而心理时间如此之短？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人们完全沉溺到听书里面去了，以至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文本除此之外还写到“当这些声音一个跟着一个以它们宏大的为人熟悉的声调响过之后，摊肆全被收去，庙里安静下来，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
”通过寺庙里说书人和听书的安静这一侧面描写，将他们被所说的书里的世界所沉醉之后的难以自拔写得淋漓尽致——说书人所说的世界让他们意犹未尽，久久不能自拔．作者用这种听书过后的安静衬托出了人心的沉醉和痴迷。
在这两个地方，作者用听众们的感受和表现来侧面写出说书人所说的书对众人的吸引力．而在文本的第二段，作者还专门以“我”的感受来写出这种吸引力。
“即使现在，我仍会宁可让世间最爱我的人去失望，放弃为人敬仰的空中楼阁——什么英雄，什么将军，什么学者，什么大僚，全由他去！我甘心将这些台衔让给别人，在我自己的大名下面，毫不踌躇的写上——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在这里，作者将“仍会”和“宁可”两字并用，强调出“我”对说书人的崇拜，甚至将“英雄、将军、学者和大僚”这些人所敬仰的高贵的职业与说书人这个卑微的职业进行对比，并且还在这些高贵人之前添上几个“什么”，将自己对说书人的崇拜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我们再来关注说书的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现象。
一阕悲歌向斜阳--解读《说书人》
洪方煜
【期刊名称】《中学语文（上旬·教学大参考）》
【年(卷),期】2015(000)002
【摘要】苏教版必修二新选了《说书人》一文。
这是现代作家师陀1942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叙述了一个说书艺人说书及其离世的故事。
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发现,对这篇小说诠释的文章,或过于专业,或失于粗疏,或流于简约。
下面笔者不揣浅陋,从五个角度对小说进行一番梳理,以期对广大师生有所帮助。
【总页数】3页(P45-47)
【作者】洪方煜
【作者单位】浙江临海市双林南路台州中学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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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说书人”与“小城”的一曲挽歌——师陀《说书人》解读 [J], 张立兵; 徐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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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方煜苏教版必修二新选了《说书人》一文。
这是现代作家师陀1942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叙述了一个说书艺人说书及其离世的故事。
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发现，对这篇小说诠释的文章，或过于专业，或失于粗疏，或流于简约。
下面笔者不揣浅陋，从五个角度对小说进行一番梳理，以期对广大师生有所帮助。
一笔账目课文中涉及到经济的一共有两处。
一处在第一段的结尾：“听书的每次给他一个或两个制钱”，一处在第五段与第六段：“听书的也由每次一个或两个制钱给他增加到三个，后来五个，再后来制钱绝迹，每次给他一个铜元。
‘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
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
’”让我们来算一算账。
“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里含有两点信息：其一，一个馒头卖八个铜元。
这里需要指出，一个铜元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五六分，是一笔极少的钱。
结合第一处“由每次一个或两个制钱给他增加到三个，后来五个，再后来制钱绝迹，每次给他一个铜元”，我们明白，一个铜元相当五个制钱，那么，原先听书每次给的大概就现在的一分钱左右，后来增加到两分，再三分……其二，“再请”表明，他的这次绘声绘色的说书的报酬，原先总共只收到八个铜元，只够买一个馒头。
填不饱肚子的说书人只好“再请八个”。
这两点信息告诉人们，仅以说书维持生计的他，收入是何等的微薄，日子过得是如何的艰辛！也正因如此，他的脸是“黄而瘦”，穿的长衫是“灰绿色”；他“时常咳嗽”，并且“唾血”“嗓子塌了”“喑哑了”，一直无钱调理治疗，直至最后无声无息地死去。
可以说，他是穷死的。
两个视角《说书人》采用的是小说较常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
这种叙述方式的好处是，拉近了读者与文中人物的距离，并增加真实感。
但这篇小说与通常的第一人称小说不同的地方，还在于其给我们提供了两个视角。
一是世俗视角。
在世俗者的眼中，说书是一种“贱业”，他无名无姓，人们只以“说书的”称之；“在城隍庙月台下面，他放一张断腿板桌，周围——前面和两旁，放几条板凳”，这是他说书的地方，“设备”极其简单；他所有的家当，也仅是“那把破折扇，那块惊堂木，那个收钱用的小笸箩”，“桌子和板凳是他向庙祝租来的”；每次说书，“听书的每次给他一个或两个制钱”；他没有家，没有子女；他穿“一件蓝布长衫，脸很黄很瘦”；他一直抱病说书，且无钱治病，以至于病情越来越重；他去世前七八天还坚持说书，否则就没钱买吃的；直至最后，他在疾病与饥饿中死去。
在卑微与高大中穿行——解读师陀的《说书人》《说书人》是印度著名作家师陀的自传小说，全书分为三部分，分别以他自己、他的父亲和他的儿子为中心，讲述了三代人的人生经历。
本文将主要从书中所反映的卑微与高大的主题进行解读。
首先，《说书人》表现出了师陀这种卑微的身份在印度社会中的极度贫困和无助。
早在他幼年时代，家庭的贫穷让他被迫辍学，为了温饱，他还不得不在农田劳作。
随后的生活也并未改善，他一度离家漂泊，过着无家可归的生活，从一个小丑到一个身体残疾的人的助手，再到成为一个无稳定职业的小贩。
然而，师陀坚定不移地践行着他的写作信仰，获得了世界各地读者的关注和认可。
在这个过程中，师陀的卑微身份似乎变成了他为更广泛的人民发声的媒介。
其次，师陀在书中所述的高大主题是关于印度文化和语言的。
由于印度社会的种种限制，师陀和他的祖先一直处于较为低微和边缘的地位，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对传统文化和古老语言的执著追求。
师陀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学者，对印度文化和语言有着深入的研究，甚至在他的生命最后一刻也在不断学习和探索。
师陀自己也相信，印度文化和语言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执著精神也传递给了师陀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和祖先的文化遗产，并将他们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除此之外，书中还展现出师陀对人类历史的广阔视野和对各种思想和表达形式的探究精神。
师陀熟知东西方历史的发展和交汇，能够将印度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和融合，能够以多种语言和形式去表达复杂而深刻的思想。
他的探究精神也涵盖了写作艺术、音乐、文学、幽默和人类哲学等方面，他对这些领域的理解和应用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
综上所述，《说书人》是一本有关卑微与高大的自传小说，呈现了师陀及其家族历经印度社会种种苦难的奋斗与探究精神。
同时，《说书人》也是印度文化、语言和人类思维的一个典范，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说书人》的圆形叙事艺术解读作者：李艳来源：《中学语文·教师版》2018年第09期《说书人》是现代作家师陀《果园城记》中的一篇，小说以说书人的命运折射出時代的变迁以及传统文化技艺的式微。
其中，圆形叙事策略的运用是这篇小说的一大特色，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文中的圆形叙事策略艺术加以探究。
一、圆形结构小说的圆形结构首先表现在空间的封闭性上。
一方面果园城这座封闭的围城构成了说书人的生活空间，文中的说书人没有离开过这座城，他也没有家，他的生活空间只局限在城隍庙月台下面的一张板桌旁，他一直在自己赖以生存的说书台边原地打转。
另一方面说书人精神栖居的空间也是封闭的，他始终徜徉在“封神”“隋唐”“七侠五义”“精忠传”的历史天空中，创造了“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
生活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双重封闭性，也影响甚至决定了说书人的终极命运。
“时光悄悄地过去，说书人所有的仍旧是那把破折扇，那块惊堂木，那个收钱用的小笸箩。
”最后他吐血而死，葬身荒冢，也只是带着他的书“到地下去了”，回到他说书命运的原点。
生活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双重封闭性，人物命运的原点打转，突显出小说的圆形结构。
其次表现在空间的的动态循环性上。
文中很鲜明地存在着两组空间：一组是书中世界与现实世界，另一组是城里与城外的世界。
尽管说书人不愿走出书中那个“侠义的天地”，但迫于生存的需要，他不得不面对现实的世界，于是乎，他在精神与现实两个世界循环往复，无法在其中任何一个世界永久停留。
这种不断的循环往复构成一个内在的圆，这个圆昭示着说书人的无奈，也喻示着说书人精神漂泊的无可避免。
城里与城外两个世界的循环往复主要是通过小说中的“我”这个角色来完成的，“我”在这个小城里生活过，也曾走出过这个小城，一直在一种“出走——回来——再出走”的圆形模式中循环往复，这个过程中“我”见证了说书人的生活一步步走向落魄，城市一步步走向荒凉。
然而城外的世界也并不是那个春暖花开的世界，小说中如此描述城外，“一片接连着阡陌的荒地，累累的无主坟墓，点缀坟墓的枸杞和野草……这个小城的城外多么荒凉啊！”城里城外都如此荒凉，喻示着命运悲剧的普遍性以及文化悲剧的普遍性。
汉语研究Study on Chinese2018年第27期伟大的“撒谎家”——师陀《说书人》文本解读王志鑫（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摘要】高中语文教学文本里出现的小人物形象大多都是苦命的角色，这些苦命的可怜人往往有一种品质让我们为之动容。
师陀笔下的说书人是操着贱业的“撒谎家”，苦挨着贫寒的生活，却有着对“特准”之业的热爱，而在对人物的探寻之中，则彰显着关乎伟大生命的蓬勃希望。
【关键词】高中语文；师陀；说书人；文本解读【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夏衍笔下的包身工、杨绛笔下的老王，这些尘世中生活的苦命人，总因其境遇让人热泪盈眶，为之感伤而不能自已。
同样是对苦命人的书写，师陀笔下的说书人，却让我们在感伤之余更多了一份感动。
这份感动有关希望，有关向死而生，有关伟大与谎言之间的奇妙联系。
一、贫寒的“撒谎家”说书人，月台、断桌、蓝衫、破扇、黄而瘦的脸，作者寥寥几笔，便描绘出一个贫寒落魄的形象。
作为一份贱业，这说书人的日子是苦的，清苦之中却体现着一种骨子里的正气，他应是直直地站在桌椅板凳之间的，眼睛明亮且有神采，他用扇子、用醒木、用这些残破的道具演绎着有神的故事，让听众走进动人的别样时空。
说书人病了，脸更黄更瘦，长衫变成了灰绿色，他咳嗽，并且唾血。
他恳请着顾客加一下酬劳。
话语窘迫且难堪：“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
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
”日子很艰难，对说书人来说是很难挨的，日子越来越坏，老听客少了，一个跟着一个的死了；年少的长大了，有了大人的职务；说书人的病愈发重了，不能按时开书。
说书人死了，芦席灵柩里的人脸色想必是惨白的吧，破长衫的一角垂在地上扫着路上的浮灰。
再没有生气，再不能说书，我们也全不说话。
一生热闹地从事说书贱业的人，葬礼却是安静的、死寂的。
这位以“撒谎”谋生的贫苦人，在辗转反侧拖着病体咳嗽不绝的时候，说书人会不会想一下自己的另一种生活，一种不孤苦的生活，一种有亲人的生活。
说书人师陀阅读答案《说书人》是作家师陀所著的一篇小说，收录在他的《果园城记》中，XX年本文入选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新版高中语文第二册教科书，为第一组第四课课文。
以下是本人整理的关于说书人的相关内容，欢迎阅读和参考!说书人师陀阅读答案说书人师陀我第一次看见说书人是在这个小城里。
在城隍庙月台下面，他放一张断腿板桌，前面和两旁，放几条板凳。
他是个中年人，穿一件蓝布长衫，脸很黄很瘦。
他有一把折扇——黑色的扇面已经不见了，一块惊堂木——又叫做醒木，一个收钱用的小笸箩，这便是他的一切。
他的声音不高，并且时常咳嗽，但是很清楚，有时候他要学鲁智深大吼，喽啰们吶喊。
他用折扇打、刺、砍、劈，说到关节处把惊堂木一拍，听书的每次给他一个或两个制钱。
说书无疑是一种贱业。
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而我却被迷住了。
他从傍晚直说到天黑，一会儿定更炮响过，接着是寺院里的大钟.再接着，鼓楼上的云牌。
当这些声音一个跟着一个以它们宏大的为人熟悉的声调响过之后，摊肆全被收去，庙里安静下来，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
这时候，还有什么是比这更令人感动的?当一切曾使我欢喜和苦痛的全随了岁月暗淡了，只有那些被吹嘘和根本不曾存在过的人物，直到现在还在我昏暗的记忆中出现。
跟这些人物一起出现的，还有在夜色模糊中玉墀四周的石栏，一直冲上去的殿角，在空中飞翔的蝙蝠。
时光悄悄地过去，说书人所有的仍旧是那把破折扇，那块惊堂木，那个收钱用的小笸箩。
我每次到这小城里来第一个总想到他。
他比先前更黄更瘦;他的长衫变成了灰绿色;他咳嗽，并且吐血。
间或他仍旧吼，但是比先前更衰弱。
听书的也由每次一个或两个制钱给他增加到三个，后来五个，再后来制钱绝迹，每次给他一个铜元。
“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
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
”时常将收到的钱数一下，他叹息日子艰难，让客人另外给他增加。
他的老听客慢慢减少了，年老的一个跟着一个死了;年少的都长成大人，他们有了大人的职务，再不然他们到外乡去，离开了这个小城。
《说书人》解读师陀的作品深沉淳朴，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有时带着诙谐与揶揄的情趣，却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与沉郁的情调。
文笔纤细，叙述简约，笔锋蘸满了感情，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
他的作品虽然缺乏强烈的时代精神，但对于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与憎恶，对卑微小人物的同情，跃然纸上。
早期作品较多地取材于农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后逐渐转向描写城市的中层社会。
在创作上，他对于作品艺术风格与意境的追求有着浓厚的兴趣。
有些作品虽然对旧社会进行了揭露与控诉，但未能深入地发掘社会黑暗的根源。
师陀称不上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创作巨匠，他在文坛上的成名得益于小说而非散文。
但他的散文诚如他为第一本散文集《黄花苔》命名时说的那样，“是野生植物”，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执拗地充满生气地开放着。
师陀散文中，除了写故乡农村的一些篇章之外，最多的当推人物小品了，它们也应受到我们的重视。
师陀散文创作的基本方法是把散文当小说一样地写。
他的前期散文创作成果《黄花苔》《江湖集》和《看人集》就已基本定型，大多是采用小说笔法来写的。
其一：以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的题材为主。
师陀是一位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进入文坛的作家，当时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已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响特别明显，整个文坛可以说比以往更为开放、多变，商业色彩比较浓厚。
而北京毕竟是个有着浓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古都，在文化取向上仍趋于守成和稳健，文学意蕴突出，少见商业和政治味道。
因此，像许多京派作家那样，师陀深受这种纯文学氛围的感染，并出于对文学政治功利性和商业性的不满、对现代文明入侵后的乡土中国的变化怀着矛盾的心态，而尽力尝试避开时代的滚滚潮流，毅然将创作重心转到文化观照和反映最普通现实的中国民生之上。
在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中，悲惨故事系列的描写充分展示了黑暗而罪恶的旧世界，让读者看到了30年代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过岭记》中对长工茨儿的描写与美好梦想的寄托，体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精神美的发掘、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压迫者无休止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谴责。
《说书人》解读与教学设想阜宁县第一高级中学蔡桂萍关于《说书人》的文本解读，很多专家都有见解性的认识。
有人认为文本反应的是底层人的悲苦，有人觉得是人性的冷漠，还有人认为说书人对传统艺术的坚守和传承等等。
而我对这篇文章最深刻的感受是说书人的悲惨结局，心中自然的会想到这样的结局到底是谁造成的？今天我就这个话题谈谈个人的认识。
一、旧时代的“多余人”《说书人》这篇小说，作者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只是通过自己的三次经历比较完整地刻画了作为社会底层一个“苦人”的形象。
然而，更准确地说，说书人是一位旧时代“多余人”的形象。
“多余人”是泊来的概念。
它缘起于19世纪20至5O年代俄国文学，指的是一批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
他们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虽有高尚的理想，却缺少行动，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浪费自己的才华。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也创造过很多与之相似又有区别的“多余人”形象，如鲁迅笔下的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涓生(《伤逝》)等，当然尤其是孔乙己的形象，他们穷困潦倒于社会生活最底层、早已泯灭了“学而优则仕”等理想。
而师陀笔下的说书人，也是一位读书人，从为之下葬的人所说的“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两句话，可以想象他也是知识分子，拥有过很多书，而且肯定读过；他在大量阅读古典小说、话本、拟话本的基础上，自编自演而成为说书人的。
这位“说书人”的形象，无疑是现代文学史第二个十年间又一位“孔乙己”的艺术形象。
说书人和孔乙己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其中最本质上的相似，即都是旧时代旧社会被凉薄、被损害、被遗弃的“多余人”。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多余人”，根源在哪里？二、说书人的悲惨命运的根源首先造成说书人悲惨遭遇的根源当然是无情的旧时代。
师陀出生于河南省杞县一个没落地主家庭。
十五岁离家，先后在开封、北平、上海等地求学和工作。
抗战时期，身陷“孤岛”的师陀心怀国破之痛，以小说创作初登文坛。
《说书人》，选自师陀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原来的副标题是“果园城记之十一”。
吴周文.道德家与被遗弃的苦命人――师陀的《说书人》解读江苏省扬州大学文学院吴周文《说书人》，选自师陀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原来的副标题是“果园城记之十一”。
师陀(1910-1988)，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与剧作家；原名王长简，曾用笔名芦焚，出生于河南省杞县一个没落地主家庭。
十五岁离家，先后在开封、北平、上海等地求学和工作。
抗战时期，身陷“孤岛”的师陀心怀国破之痛，以小说创作初登文坛。
1937年由著名作家扬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音、沈从文、凌叔华等组成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委员会，最终评出三部获奖文学作品：芦焚的短篇小说集《谷》、曹禺的《日出》与何其芳的《画梦录》。
建国前文学评奖甚少，故此这三部作品的获奖备受文学界的瞩目，师陀也因此而一举成名。
师陀在《说书人》里讲述了一个“说书人”的悲惨命运。
小说写于1939年1O月10日。
所写的故事大体发生在上世纪2O到30年代，如此推算，是8O、90年前的一个古老的故事。
其实，真的算不上“故事”，因为它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缺少一般小说人物思想与性格的细致刻画。
作者仅仅对说书人的命运进行了大致叙述罢了。
但作品的命运叙事却给读者以过目之后的震撼。
按作品的叙述信息，说书人给读者的强烈、深刻的印象，是三个关键词：孤苦、善良与被弃。
孤苦，他是一个孤苦的人。
说书人的苦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他压根儿没有家”。
他没有财富、没有产业，因贫穷而无妻无子、无家可归。
作品里没有交代他具体住在哪里，但读者可想而知，或许就住在他说书的城隍庙里。
第二，他以说书维持生计。
固定在“在城隍庙月台下面，他放一张断腿板桌，周围——前面和两旁，放几条板凳”，“他用折扇打、刺、砍、劈，说到关节处把惊堂木一拍，听书的每次给他一个或两个制钱”。
制钱”，是明清朝代官方铸造的钱币，中间有方孔的称铜钱，无孔的称铜元或铜板。
)第三，他因贫病而死。
说书人体质本来就瘦弱，“他是个中年人，穿一件蓝布长衫，脸很黄很瘦”，一直抱病说书，且无钱治病，以至病情越来越重；去世前八天还坚持说书，否则就没钱买吃的。
最后，他是病死和饥饿死的。
善良，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说他善良，主要是指他以说书为生，他说“封神”、说“隋唐”、说“七侠五义”和“精忠传”以及《水浒传》等等，讲的都是古代人物武松、鲁智深、吴用、孙二娘等等的故事，他们行侠仗义，嫉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人民大众心目中的英雄。
作者给“说书人”的定义，是“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
他讲的故事无疑根据古代话本、拟话本因袭相传而来，都是虚构、杜撰的，即使像《水浒传》里的英雄，有的历史上有其真实姓名，但他们的故事已经被无限放大、被无限“撒谎”了的人物，是被艺术无限夸张之后、说书人心目中道德家的形象。
类似上述的话本与拟话本，思想表现的一个共同的模式，是道德意义的惩恶扬善、因果报应，是从道德理想上引导人们向真、向善、向美，以给现实生活中难以自救的苦人以及前来听书休闲的劳动者获得一种精神安慰。
说书人自己被他所讲述的英雄人物所感动，执着于说书，不再追求其他谋生糊口的生路，说书成了他唯一的生存方式与生命形式。
惟其如此，他一生的善良，就是以此类善良的故事传播正能量，让无数听众获得感动和休闲。
从这个意义上说，师陀笔下的说书人是一位善良高尚、专司口头传播、说教的道德家。
他“感动过多少人”，“给了人多少幻想，将人的心灵引得多么远”，他“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一股生气”，“另外创造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
这些描述，应该看作是对作者说书人善良“本质”的诠释。
被弃，他又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
说书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人关心他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没有人关心其是否娶妻生子等精神生活，没有人在他生病而且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给他送医送药、嘘寒问暖。
他缺少的是社会及其周围人群的关爱与温暖。
人们对他唯一的关心，是听他说书取乐而已。
所以，他对他人的存在唯一的意义，就是说书人与听众之间最简单的关系，就是用他的劳动换取几个“制钱”的关系，这个最简单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他被遗弃的人生悲剧。
作品通过他的“死”，把他这个苦命人被社会遗弃的悲剧，进行了最为形象、最为刻骨铭心的描写。
他的“灵柩”被几个好心的人抬去乱坟岗下葬，所谓“灵柩”，就是用芦席包捆，所谓“下葬”，就是挖个坑埋了他最后告别这个世界、告别人生舞台的情景是极凄凉的：抬他的人没有怜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其中甚至有人嘲弄地说：“现在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
如此结局可谓凄惨至极。
孤苦、善良、被弃三方面的叙写，比较完整地刻画了作为社会底层一爪“苦人”的形象。
然而，更准确地说，说书人是一位旧时代“多余人”的形象。
“多余人”是泊来的概念。
它缘起于19世纪20至5O年代俄国文学，指的是一批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
他们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虽有高尚的理想，却缺少行动，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浪费自己的才华。
从普希金到莱蒙托夫，到果戈理，到冈察洛夫，到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契诃夫，都描写了这类“多余人”的形象。
如赫尔岑所说：“在俄国受到这种强大的西方潮流影响的人不会成为历史人物，却成了一些古怪的人⋯他们是种聪明的多余人。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也创造过很多“多余人”的形象，如鲁迅笔下如的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涓生(《伤逝》)等，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以及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郁翻译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时把“多余人”翻译为“零余者”)等等。
而在文学史上现代作家们还创造了与此相似却又与之区别的另一种“多余人”形象，如穷困潦倒于社会生括最底层、早已泯灭了“学而优则仕”等理想的孔乙己(《孔乙己》)。
而师陀笔下的说书人，也是一位读书人，从为之下葬的人所说的“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两句话，可以想象他也是知识分子，拥有过很多书，而且肯定读过；他在大量阅读古典小说、话本、拟话本的基础上，自编自演而成为说书人的。
这位“说书人”的形象，无疑是现代文学史第二个十年间又一位“孔乙己”的艺术形象。
说书人与孔乙已有很多相似之处。
外形相似：孔乙己“青白脸色”，穿又脏又破的“长衫”，说书人“脸很黄很瘦”，“穿一件蓝布长衫”。
处境、职业相似：皆因穷困而潦倒，孔乙己以替人“抄书”糊口，说书人以给人“说书”为生。
结局相似：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了腿，“用手”走路，形容极惨，“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可以想象，最后他不是饿死就是病死；说书人最后也是死于贫病，抬去下葬时的情状目不忍睹：“脚从席子里露出来，不住随着杠手的步骤摆动，他的破长衫的一角直垂到地上，一路上扫着路上的浮土”。
而这些种种相似集中到一点，则是本质上的相似，即都是旧时代旧社会被凉薄、被损害、被遗弃的“多余人”。
小说作者的思想总是隐蔽在人物命运的叙事中间的，像柳青的《创业史》、刘心武的《班主任》那样在故事讲述中间，由作者通过喋喋不休的议论来说主题、说思想的，毕竟是极少数。
师陀在《说书人》里的思想是很隐秘的。
读者通过说书人悲惨命运的叙事之后，自然会追问他为什么没有结婚生子?为什么满腹故事(历史与文学方面的学问)却贫病交加而死无棺木?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归因于他的贫穷；而在实质上，这些问题追问着人与生存环境的矛盾、人与社会的对立，追问着“他人”的存在“苦命人”的“地狱”。
因此，这篇小说是作者对中国20、30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及其包括腐败的官僚、残暴的军阀、为富不仁的地主资产阶级等等罪恶势力的控诉与批判。
正因为旧社会及其依附的罪恶势力，对说书人为标识符号的穷苦平民百姓进行压迫、剥削、伤害，把他们挤兑到社会的最底层，而使他们处于贫穷、饥饿、疾病、流离失所的境遇之中。
诚然，这是许许多多现当代文学作品老套的、共同性的文化批判模式。
但师陀选取一个说书人的题材，并以此表现这种特殊职业者的悲惨命运，却又极为罕见；文学作品之所以得以流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因为题材的罕见(多是第一次涉及)而成为经典的，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例如，小仲马写妓女忠贞爱情的《茶花女》，雨果写一个盗贼变为道德家的《悲惨世界》，莫泊桑写虚荣者为偿还借用的假项链而付出半生劳动代价的《项链》；例如柔石写民间“典妻”(租妻)风俗的(为奴隶的母亲》、莫言写土匪司令“抢亲”并在高粱地野合、曰后成为抗战英雄的《红高粱》、毕飞宇写一群盲人为生存打拼的同时也为仁义、为爱情而演绎各自的浓情故事的《推拿》等等，都是例证。
能够选为中学语文教材的《说书人》，自然也是如此原因。
因为题材的特殊性，《说书人》这篇作品流传至今，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读者还必须认识与理解作者对说书人的描写，有其特殊的处理方法。
其方法可以概括为“定点白描”“见闻为纬”与“半生呈现”。
所谓“定点白描”，是指作者的视点放在他说书的“城隍庙月台”，以此固定场合对说书人进行粗线条的“定点”叙说。
所谓“见闻为纬”，是指以游子回乡每每去小城城隍庙听说书人说书为时间线索，写“我”对他不同时间段的所见所闻。
所谓“半生呈现”，就是在“我”的所见所闻中选择有最富思想表现力的场景与细节，展现说书人大半生的苦难历程。
而在这个“苦命人”的人生展现之中，除了关于说书人才艺的描述之外，另有两点艺术的处理值得我们倍加欣赏，也是师陀在描写说书人时最为出彩的地方。
第一，抓住说书人为了一个馒头而求听客多多施舍的细节描写：“‘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
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
’时常将收到的钱数一下，他叹息日子艰难，让客人另外给他增加”。
第二，全文贯穿了四次关于说书人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叙写，先是“时常咳嗽”；后来交代“他咳嗽，并且吐血”；再后来交代“他时常发病，他不能按时开书，有时候他要在中间停好几天”；最后“我”来小城时找他，听人说“他正害病⋯好几天没有来了”，第二天又听说“说书人死了”。
从生病到病重到死亡这个动态过程的描写，它固然是为了渲染说书人故事的悲情性，同时死亡过程的强调与完整言说，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生命价值——说书人的文化价值的叩问，是为了不断地反拨社会认识价值与文化意义的价值。
换句话说，说书人是一个文化符号，这位有着古典文化与评书艺术文化标识的说书人之死亡，无疑是时代的悲哀、社会悲哀，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悲哀。
显而易见，以上师陀对说书人描写的独特处理，表现了作家个人的禀赋才情。
关于写作(孔乙己》的初衷，鲁迅先生曾经对孙伏园先生说过：“《孔乙己》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
也就是说，咸亨酒店之里与之外的所有人——顾客、掌柜、小伙计、小孩子等对孔乙己的“凉薄”，都把他当成嘲弄与取乐的对象，竟然毫无同情与怜悯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