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史话：立五经博士

经学的定义经学，当然指注解经书的学问，所以言及“经学”，首先要明确“经”是什么。

《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

然而这里的“经”当然不是指所有书籍，而是专指儒家经典，明确到这一点尚且不够，因为从前的儒者们就因为“经”的包含范围做了很多论辩，甚至兴起了名曰“经名考”的学问，有人以为经只专指孔子的著述，而有人主张经是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本文采后说。

编辑本段经学的产生所谓儒家经典，现在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亦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

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

（关于六经是否是孔子所作，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

不过一致的方向是同意孔子主导了编辑地位，原始文本则非孔子原作。

）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

秦代即设有博士官，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後，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它几未能幸免于难。

汉代起初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

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图书馆）；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

齐鲁文化与秦汉的博士制度王克奇内容提要齐鲁文化是秦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源于齐而形成于秦汉时期的博士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制度。

西汉前期，以齐鲁地区士人为主的学者群融汇、吸收阴阳、黄老、法、方仙道等齐鲁诸家学说改铸儒学而成经学，通过博士制度，使齐鲁文化实现了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结合，取得了政治上学术上的统治地位。

其后，由先秦齐文化与鲁文化不同学风而引发的经学内部的经今古文之争，随着今文经学的庸俗化，日益崛起的古文经学派完成了统一经学的任务，最终实现了齐鲁文化的正统化；今文经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其所依恃的博士制度于东汉末也归于衰落。

关键词：齐鲁文化秦汉博士制度秦汉的博士制度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前人论述甚多，不再重复。

本文拟探讨齐鲁文化和秦汉博士制度的相互关系，以揭示秦汉博士制度与齐鲁文化的历史渊源，齐鲁文化又是怎样通过秦汉的博士制度，获得了当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正统地位，并对秦汉一代的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一探讨秦汉博士制度的历史渊源，不能不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齐稷下之学。

“博士”一词首见于战国时代，《战国策·赵策》：“郑同北见赵王。

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者，鲁博士也。

”《汉书·贾山传》云：山“祖父怯，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

”观上述记载，“博士”之称似是一种对博学士人的称谓，尚不是官名。

“博士”作为官名，可能较早出现于齐国。

明董说《七国考》引许慎《五经异义》云：“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

”齐国博士官的设置绝非偶然，当与齐稷下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博士”一词由泛称演化为官名，原意为“博通之士”。

齐稷下之学以“博杂”著称，其时号称“百家”的士人群至稷下，在争鸣中相互吸收渗透，因此士人通博成为一种时尚。

这些通博之士参政与政，日久遂转化为常设官员。

其次，从博士官的职掌来看，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

内容提要：汉朝儒学在汉武帝、董仲舒的弘扬、改造下，以经学化的表现形式，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

“经”由最初的“六经”不断发展，大兴于汉武帝后。

今文经与古文经在诸多方面有重大分歧，二者的发展是一个互为消长的过程。

关键词：经学今文经古文经互为消长董仲舒的“三人天策”，独尊儒术，满足了汉武帝在先辈六七十年休养生息所奠定的雄厚经济基础之上，变垂拱无为的寡欲政治为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变约法省禁为王霸双管齐下，变轻徭薄赋为“赋敛繁多，律外而取”的理论需求，正中武帝下怀，因此得以迅速推行。

汉武帝、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一系列精心的鼓吹、改造，使得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

其表现形式，是儒学的经学化。

“经”的本义，乃“编丝缀属之称……以简帛为书，亦编丝缀属也”。

[1]盖经之义，取象治丝。

纵丝为经；引伸之则为组织之……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旧典也，乃训经为“法”，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乃训经为“常”。

[2]春秋战国时代，文字记载于竹木简上，典籍以牛皮绳贯穿竹简而成，如同织物之经，于是一些权威的开创学派的诸子文献便分别被其后学统称为“经”。

除“儒经”以外，墨有《墨经》，道有《道经》，法有《法经》，医有《医经》，天文有《星经》。

武帝以后，儒学独尊，地位高于众学，儒家典籍“五经”成为治国之“法”、人伦之“常”，“经”变从此成为儒家典籍的特称。

最开始，经的内容仅限于孔子删定的“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

到东汉后又增加《孝经》、《论语》，合称“七经”。

隋唐时，“三礼”并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析出（《左传》、《公羊》、《谷梁》），再加上古时的训诂词典《尔雅》，合称“十二经”；唐代以后，《孟子》升格，形成了传、注、说、记、疏、笺、证、正义等一整套阐释儒经的学术体例，以及一些列相应严密的学术规范，可以说能与西方文化中的《圣经》学术史匹敌。

经学，便是历代讯解和阐发儒家经书之学。

五经博士博士是古代学官名。

汉初承秦制，百家都有博士。

文帝时置《书》、《诗》的一经博士，景帝置《春秋》博士。

武帝罢斥百家，独尊儒术，又设《易》和《礼》的博士，合文景所设之三经博士，为五经博士。

算缗告缗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的法令。

算缗即向富商大贾门徵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120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三老和北边战士而有轺车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则徵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徵税一算。

以上财产必须首先自报，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这就是告缗。

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而其所没收的资产，会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

于是全国算缗大行，告缗成风，中家以上的商贾纷纷破产，大大打击了大商贾的势力。

刺史中央派至地方的监察官。

刺史受御史中丞统辖。

设立刺史的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督察和控制。

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除三辅、三河、弘农外，将全国划分成十三州部，每部设刺史一人，分管几个郡国，称部刺史或州刺史。

刺史的主要职务是督察诸侯王、郡守和地方豪族。

刺史每年秋冬需到所管的郡国巡察，当时人称为「行部」，他们通过行部以了解下情，年底回京奏事。

刺史之秩仅六百石，而所监察的守、相为二千石，成帝时为使其权位及其品秩相符，遂将刺史之秩提高到二千石。

东汉时，刺史不必再亲自回京报告；有了属吏，属吏有从事史、假佐；也有了固定治所。

实际上，州成为一行政区域；刺史也成为比郡守高一级的行政官员，权责比西汉时有很大的增加。

东汉末年，也有些刺史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首领。

中朝外朝汉初丞相的权力很大，汉武帝初即位时，丞相田竟达到无视皇帝权威的地步。

汉武帝为加强皇权，渐渐信用身边的近臣宠臣，他们位虽低但权重，称为「中朝」或「内朝」，而以丞相为首的机构则称为「外朝」。

推恩令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势力而颁行的一项重要法令。

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而颁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封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五经博士名词解释
五经博士是中国汉代专门研究《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学术机构，由汉武帝时期设立，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之一。

五经博士的职责是研究五经，传承儒家学说，为朝廷选拔人才提供途径。

五经博士制度的建立是汉武帝时期尊儒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设立博士官和设置五经科来推广儒家经典，使儒家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五经博士的设立为后世儒家学术的发展和传承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学术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代，五经博士的职位非常崇高，通常由学识深厚的儒者担任。

他们不仅负责教授五经，还参与选拔人才、制定礼仪、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五经博士制度逐渐完善和演变，成为了中国教育制度和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五经博士是中国汉代时期专门研究五经的学术机构和学官，是儒家学术传承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教育制度和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在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中的作用一、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原来大多是逐水而居、以放牧为生的游牧民族，基本处于原始部落时期，文明程度远远低于中原汉族。

用武力征服中原后，少数民族贵族深知，要在中原站稳脚跟，一是必须采用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二是必须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提高本民族的文明，所以少数民族政权大多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实行崇儒兴学的政策。

匈奴从西汉时开始接触汉文化，逐渐内迁，长期与汉人杂居，逐渐被汉化，建立前赵的刘渊就是汉化程度很高的家族。

始称汉王、汉帝的刘渊（？-310）“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

继位的其子刘和（？-310）“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刘聪（？-318）“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

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

其侄刘曜（？－329）“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改国号为前赵后，大力开展儒学教育，“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者以教之。

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

学生1500人，远远多于当时的东晋王朝。

为鼓励士子向学，刘曜还向成绩优异的学生者授与官职。

后赵国主、羯人石勒（274－333）虽然不识字，但“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

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

称帝前，戎马倥偬，就“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并“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

立国后，“徙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博士”，“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太学学生300人，京城小学10多所，教育规模是很大的。

石勒还亲自到太学、小学考试诸生，按儒学的成绩高低给以奖励，“勒亲临大小学，考诸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

高中历史西汉东汉知识点一个人的知识面是一个圆圈，知识储备越多，圆圈越大，接触到的面积便越广阔，便能掌握和窥视更多的机会。

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高中历史西汉东汉知识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高中历史西汉知识西汉的建立与“文景之治”1.西汉建立：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刘邦就是汉高祖。

2.“文景之治”(1)汉初“与民休息”：汉初统治集团吸取秦朝速亡的教训，尊奉黄老无为思想，采取“与民休息”政策，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提倡节俭，减少财政支出。

(2)文帝、景帝在位期间，经济得到了明显恢复，社会稳定，史称“文景之治”。

3.汉初政治统治(1)“汉承秦制”：西汉初年的各种制度基本沿袭秦朝，史称“汉承秦制”。

(2)郡国并行制：汉初地方行政制度采取郡县与分封并行制。

刘邦在统一战争中分封了七个异姓功臣为诸侯王，他们拥兵自重，对中央集权造成严重威胁。

不久，汉高祖将异姓诸侯王逐渐剪除，但又陆续分封了一批同姓诸侯王，给汉王朝的统治和稳定埋下了隐患。

(3)“七国之乱”：汉景帝在位时，削减诸侯封地，引发了吴、楚等七国叛乱。

但叛乱不得人心，三个月内即被平定。

西汉的强盛1.巩固政治统治(1)解决王国问题：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成功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2)加强皇权：削弱丞相权力，设立直接为皇帝所掌控的中朝;(3)选官制度：确立以察举制为代表的新的官吏选拔制度;(4)监察问题：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部，分设刺史，负责对辖区内郡级官员及子弟和豪强势力进行巡视监察;(5)地方治理：任用酷吏治理地方，严厉打击豪强、游侠等社会势力的不法行为。

2.发展社会经济(1)货币政策：改革币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

(2)专卖制度：实行盐铁官营，由政府垄断盐、铁的生产和销售。

(3)物价政策：推行均输平准，国家插手并经营商业贸易，增加收入，平抑物价。

(4)工商业政策：抑制工商业者，向他们征收财产税。

3.思想“大一统”(1)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术。

朱维铮经学史研究浅谈前言朱维铮先生是当代学术界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被称为“最后的经学大家”。

而他的一名学生曾表示：“朱维铮老师主要的贡献是在经学史，而不是经学，因此民间和媒体传言的‘最后的经学大家’其实不是对朱先生恰当的评价。

对经学非常了解的人通常称为经师。

经学史非常重要，属于学术史的一个分支，朱老师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是对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发展演变有很好的梳理。

”的确，他给中国近代学术研究带来了“经学史”视野。

所以本文旨在对朱维铮老师经学史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讨论。

一、朱维铮先生主要研究概述朱维铮师承陈守实先生，他继承陈守实在制度史、明史研究中的成果，将复旦的中国史学史朝更加扎实的方向发展，成为历史系最具特色的专业之一，在历史研究中独辟蹊径、颇具特色。

他在中国史学史、学术史、近代史、思想文化史、学术交流史等多个领域都有深入研究。

同时，朱维铮还继承了周予同提倡的中国经学史研究。

自1950年代起，就开创和坚持经学史的研究和教学，整理了一批经学史研究资料，培养了一批经学史研究人才，相关论著也为当代中国经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成为当前海内外中国经学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的学者。

他整理编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是经学史领域具有丰碑意义的文献。

而他自己的多篇论文在该领域同样具有典范意义。

朱维铮经学史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强调经学演变和政治史之间的关系，把经学史界定为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因此有别于儒学史或孔学史。

二、经学史相关基本概念朱维铮先生在《中国经学的历史》一文中为“经”和“经学”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所谓经，我认为特指汉建元五年始立‘五经博士’起,得到在位君主认可的、所谓由孔子亲授的五类或六类儒家著作。

所谓经学,我称作中世纪中国列朝的统治学说。

”朱维铮先生认为“封建社会”的概念不适合中国，因而引用了西方“中世纪”这一概念。

谈到经学的涵义，在这里有必要指出朱维铮先生在《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一文中首次系统地提出的：“经学、儒学和孔学，并非同一概念”。

先汉武帝世之儒表法里政策考辨【内容提要】史称武帝因董生言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自此儒学一家独大。

持此论者固已多矣。

然余查检旧史，征诸史实，自觉武帝因董生言复古更化为是，若谓自此儒学一家独大，为政府之立国根本，则深不以为然。

纵儒学于武帝后日显，因其以“术”之面貌表征于内外，难脱儒表法里之讥。

此论前贤多已揭示，而前贤持论之基石，多本于思想史而言，未能与武帝世政策之实际施行相结合。

本篇则志矫此弊，以温公《通鉴》为经，辅之以马、班二史为纬，庶几有一二可见教于当世方家，果此足矣！【关键词】汉武帝；儒表法里；儒生；酷吏一、儒术因缘而兴为世风之使然武帝之雄才大略，于其初即位时即已表露无遗。

检《汉书·武帝本纪》云（《资治通鉴》此事载之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此日期之差异于下文有关，故在此补明，可以参注（11）：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1] 建元元年，武帝年方十七，初即位，即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可丞相之奏，罢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其意义之重大，无怪乎被后治史者称为“武帝即位辟头第一声，其一朝措施，即已于此露其征兆，定其准的”。

[2]于此当注意者，即卫绾所奏罢之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皆法家纵横家者也。

然世谓汉兴之七十年，承秦之弊，行修养生息之治，国力大振。

《史记·平准书》述汉武帝初年情形云：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栗，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3]依上言，则后世史家盛称之文景之治，亦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