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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差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差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汉代两大经学流派，它们在文字形式、对孔子的看法、研究重点、代表经典、政治地位、发展趋势及学术特点等多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文字形式与版本差异今文经学使用汉代流行的隶书记录经典，而古文经学则采用先秦古文字。
这种文字形式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在版本上的差异。
今文经学所依据的经典，多为汉初儒生通过口传并用隶书记录下来的版本，而古文经学则基于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发现的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经典。
尽管两者在文字上有所不同，但并非绝对，因为古文经可能有今文抄本，今文经亦可能有古文祖本。
这种文字形式的差异不仅仅是书写工具和风格的不同，更深刻地影响了两派对经典的理解和诠释。
今文经学由于采用隶书，文字较为简化，便于传播和普及，因此在汉代的社会中更为流行。
而古文经学由于使用古文字，文字复杂且难以理解，导致其在学术圈内的传播相对较为局限。
然而，古文字的使用也使得古文经学在解释经典时更贴近原始文本，保留了更多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背景。
对孔子的看法与研究重点今文经学视孔子为“素王”，认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强调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
这种学派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视《春秋公羊传》。
相比之下，古文经学则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联系较弱。
古文经学以刘歆、费达等为代表，最重视《周礼》。
今文经学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对经典的解释来指导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强调经典的实用性和指导性。
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便是今文经学的典型代表，试图通过经典解释来影响汉代的政治决策。
而古文经学则更注重对经典文本的字词解释和历史背景的考证，力求还原经典的原始意义。
刘歆在《周礼》中的研究便体现了这种学术倾向，他通过对古文字的研究，试图揭示经典中隐藏的制度和文化信息。
政治地位与学术特点在政治地位上，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深受统治者重视，而古文经学则多为民间学说，仅在王莽时期短暂立为学官。
以《春秋》为例浅谈今古文之争经学是我国历史上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
其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然而这里的“经”是专指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
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它几未能幸免于难。
汉朝建立后，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
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扩建王府，坏孔子宅，从鲁壁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毁坏老屋，得几篇《尚书》。
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以解释《春秋》为例，今文经有两本，分别为《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古文经也有两本，分别为《左传》、《毛传》。
现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重要著作为例, 探讨二者的差异。
首先是经书的文字、版本、篇章的差异。
《左传》、《毛传》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用六国古文字所书写而成。
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在汉代及其以后整理成书，用汉隶抄写的。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在此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
1.今文经学重在阐述经书的“微言大义”，学风活泼，但又往往流于空疏荒诞。
如: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 隐公元年》) 上引《公羊传》、《穀梁传》对《春秋》的解释,主要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 如：“大一统”、“子以母贵, 母以子贵”等等, 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黄丽丽(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上海200001)提要: 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是学术体系的全方位对立,它们在学派宗旨、学术内容、治学方法、学术渊源和思想资料等诸方面有很大的歧异。
这两大学派斗争的性质是学术成分参杂着政治成分。
在阶级社会中学术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但学术有其独立的价值所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一种学术或学派衰朽了,自有另一种学术或学派兴起以矫正其弊病或取而代之。
今古文经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斗争和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 汉代;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斗争;性质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7)02-0094-08一、目前学术界的六种意见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极予人启迪的经典个案。
前贤时哲对此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讨,建树甚多。
但在这两大学派的斗争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上,则见仁见智,观点至今仍有分歧。
目前主要有六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是学术观点之争。
如清季廖平认为今古两派学术观点截然不同,各自为家,今文学派宗奉孔子,以 王制为本,谓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政治家;古文学派宗奉周公,以 周礼为本,谓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史学家,故两派壁垒森严,势如水火、阴阳!。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政治斗争和政治利益之争。
如蒋逸雪说:∀汉代今、古之争,自来视为学术论难,今观武帝之于河间献王,光武之于桓谭、尹敏,以及经师之作伪篡易,是属于学术问题者少,而属于政治问题者多也。
#∃范文澜也指出:∀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争斗的结果,由于得势部分的腐朽无能崩溃下去了,原来不得势的部分一方面与某些崩溃中的得势部分相混合,一方面取得了胜利成为得势者。
#&孙筱则认为今文学派是维新派,其观点是王权专制政治的反映;古文学派是守旧派,其观点是宗法政治的反映,代表了两汉时诸侯王国和豪门世族的要求;今古文之争是汉代各种政治斗争的表现。
经今古文之争是中国清代经学中的重要派别之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本是指经书的文字和篇章结构，并没有什么政治内容。
但到西汉末年，两种经学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东汉的古文经学家贾逵、许慎等认为刘歆将“左氏传”、“毛诗”、“周礼”等归入官学是“颠倒五经”，“离其宗旨”，并指责刘歆“非毁先帝，嫉害圣人”。
东汉末年，郑玄兼采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著《六艺论》批评“今文师说立于学官，而古文之学，至郑犹不绝”。
清初学者黄宗羲、朱权、毛奇龄等都是明末清初的学者，他们反对明末的空疏学风，提倡经世致用。
他们认为，今文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古文经学注重训话名物，两者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应互相攻击。
但是到了康熙后期，清代中叶以后，王阳明学说流派占据统治地位。
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作者：孙明姚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03期摘要：自西汉以来，经学得到了繁荣发展，西汉刘歆校书争立古文经学，由此揭开了一场延续至东汉末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序幕。
这是一场儒家内部的斗争，今文经学专讲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却注重训诂。
今着重通过今古文的异同、今古文经的由来与划分、汉今古文经之争的实质与影响三个问题来深入论述与分析。
关键词：汉代经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争论作者简介：孙明姚（1993.3-），女，汉族，重庆市万州区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1自西汉以来，主张古文经学的刘歆与主张今文经学的太常博士为是否立《毛诗》、《古文尚书》、《古文礼经》（《逸礼》：《仪礼》十七篇以外）、《左氏春秋》为太学而进行了多次激烈辩论，因而掀起了这场著名的今古文经之争。
一、今古文的异同关于今文、古文，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曰：“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
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
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
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
”那么何为今文？何为古文？所谓今文与古文，最初是指两种不同的字体。
今文是汉代所通行的写于竹帛之上的隶书，而古文则是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六国文字抄写古本的字体。
王国维先生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指出：“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
”到后代，今古文就作为了学派的派别。
那些传授先朝“经典”的人所持写本是古文字写的，就名之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就名之为“今文家”。
今文家标榜“经世致用”，专讲微言大义，表明章句义理，强调经书直接的、简单的、实用的目的，宣扬天人感应，把儒学神化，带有些许迷信思想，为巩固现实统治阶级统治所用。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别
1、概念不同今文学派是两汉间以儒家经书研究而形形成的学派，它的出现需溯源至秦始皇的思想政策。
今文经，西图国以物国老面同面，口耳相特的经文与解释，由第干用当时的教利(中文)记录下来的经典。
古文经学，是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
与“今文经学’,相对。
古文经，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
2、形成方式不同今女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兰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
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藏威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福文字写成的经精。
3、对孔子态度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
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费達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4、经典顺序不同《诗》、<书》、<札》、今文经学规孔子为教育家、思想家，所以将五经顺序定为‘将五经顺序定为《易》、经学规孔子为史学家。
《易》、《春秋》，由浅入深;古文经常期，平的列。
战神先生认为今古交经学之争《书》、《诗》、<礼》、《春秋》，始于干利益之争，当是定论之言。
5、兴盛衰落不同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
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汉武帝所立五经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字，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
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逐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
浅谈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摘要】汉代经学是儒家经典的确立阶段。
经学自确立之时起，便经历了波澜起伏的思想斗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汉代经学的两个不同学派。
这两个学派在文字和传本、对五经的排列顺序、对五经性质的认识以及学派门人的历史观等方面都有所区别。
虽然有所区别，但是今古文经学都对中国哲学思想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关键词】汉代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区别前言以儒家的重要典籍为阐述对象的经学，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文化的核心，对中国社会政治、伦理、文学、艺术乃至民族精神，都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令人欣慰的是，经学研究在中国内地走过长期式微的曲折道路之后，近些年来又活跃起来，学者们关于经学研究的论著日益增多，研究的内容和视角也与时俱进。
新观点、新见解不时涌现，除整理发掘各种文献史料外，一些新出土的文物——马王堆帛书、郭店竹简也被运用到经学研究当中，这些都有利于经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事实上已往和当前的经学研究确也存在不少难点和争论。
诸如经学究竟产生形成于何时？经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应如何断限、各个时期的经学有何特点？经学发展演变过程中有哪些派别、汉代是否有经今古文学派之争？等等。
对这些问题都应在宽松、和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中开展讨论。
也只有这样，经学研究才能进一步深入。
正是基于如上考虑，我选择了《浅谈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这样的题目。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一）经“经”之本义，是指编织中的纵向丝线，线有纵横，故分经纬，“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后有纬”1。
春秋战国时代，文字记载在竹木简上，典籍以牛皮绳编缡（如孔子晚年喜读的“韦编”，《周易》即是），如同织物之经，于是一些权威的开创学派的诸子文献便分别被其后学通称为“经”2。
除“儒经”之外，墨家有“墨经”，道家有“道经”，法家有“法经”，医家有“医经”，天文学家有“星经”。
先秦时期，儒经只要是指所谓“六艺”（与西周的“六艺”修养不同），即蕴藉着“古之道术”的文化渊籔——《诗》、《书》、《礼》（《仪礼》）、《乐》、《易》、1段玉裁：《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44页。
《争吵两千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谜》阅读答案《争吵两千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谜》阅读答案争吵两千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谜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
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备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今古文经学之争却是旷日持久，长达两千余年，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本文的“经”即指儒家经典部分，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
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
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
秦初，秦始皇实行愚民政策，大搞“焚书坑儒”，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可是，西汉流行的儒学经典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由习经生们记录下来，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代的“今文”，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之为今文经。
从表面来看，今古文经学之争主要表现在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解释的不同。
一般来讲，解经时，今文经学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注重文字训诂；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特别在西汉，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
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却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
汉代的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王莽改制失败后，东汉光武帝又废古文经倡今文经，但古文经仍在民间有相当的影响，随着今文经学研究的日渐走向繁琐，其影响也日益衰退。
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这一时期，并压倒今文经学。
经学崛起发展，家，值得一提的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他本是马融的高足，属古文经学派，但他不拘泥于师说，也兼通今文经，并善于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从而使古文经学更加完善，也使得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
今古文之争的典型事例有很多，以下为其中几个：
1.清朝的桐城派和阳湖派之争：桐城派和阳湖派都是清朝时期的文学流派，主张不同的文学风格。
桐城派强调文章的简洁、严谨和雅致，而阳湖派则主张文章的自由、灵活和自然。
两派之间经常发生争论，互相指责对方为“伪道学”。
2.明朝的公安派和竟陵派之争：公安派和竟陵派也是明朝时期的文学流派，主张不同的文学风格。
公安派主张文章应该自然、真实、通俗易懂，而竟陵派则主张文章应该奇特、深奥、难以理解。
两派之间也经常发生争论，互相指责对方为“邪说”。
3.宋朝的理学和心学之争：宋朝时期，理学和心学两个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理学主张通过研究经典来认识世界和人类本质，而心学则主张通过内省来认识自己和世界。
两派之间互相指责对方为“异端”，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争论。
4.汉代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汉代时期，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今文经学主张通过孔子和其他大师的口头传授来理解经典，而古文经学则主张通过研究古代文字来理解经典。
两派之间互相指责对方为“伪经”，进行了近百年的争论。
这些事例都表明了今古文之争的激烈程度和复杂性。
在争论中，各派都坚持自己的主张，互相攻击，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
这种争论不仅反映了不同流派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
今古文经学之争2.今古文经学区别今古文经学根本区别，是西汉武帝时期所立的《五经》博士官学经学与非官学经学的对立，并且它们的主要差别并非全归于所依据的经书文本不同，而实在是由于彼此对于经书的解释不同，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
具体而论，可分为所主经传文本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推尊宗主。
所主经传不同，主要体现在《春秋》《礼》二经上，即今文经学主《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主《春秋左氏传》《周礼》。
研究方法不同。
今文经学注意到经书文字与作经书的圣人之意之间的矛盾关系，主张言不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言辞把握思想，但有不能拘泥于言辞，完全理解经书几乎不可能，董仲舒就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因此，他们注重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言外之意，力图从古代经典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药方。
而古文经学主张言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对经书字词的理解得到其中的古帝王之道，所以特别重视文字、音韵、史料、制度的研究。
学术思想不同。
今文经学是为西汉大一统帝国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制定基本的指导思想，它是对先秦儒学的发展，也是对整个先秦诸子学和上古王官之学的融合。
而古文经学则是针对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通过回归三代官学的形式，对今文经学学术思想作出修正，使之顺应社会要求。
推尊宗主不同。
今文经学重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按照《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排列经书，并且认为这个顺序是按照难易程度排列的，越往后越难理解，也越高深。
而按照传统说法，《诗》《书》《礼》《易》皆为古帝王时代的产物，唯有《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个顺序明显在抬高孔子。
还有一些今文学家则进一步神化孔子，封孔子为“素王”，取代秦王朝的地位，直接三代政统而下启刘汉王朝。
古文经学则不然，它按照《易》《书》《诗》《礼》《春秋》来排序，这个序列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而更推尊古代圣王。
争论。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
浅谈《尚书》之古今文分歧中国学术界史上影响最大、历时最长的一场争论无疑是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那场纵贯千余年的今古文之争。
而在这场空前的学术争论中，当属《尚书》之争论最为激烈……今古文经学派之争始兴于西汉而鼎盛于东汉。
西汉初期为适应大一统的政治要求，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列《公羊春秋》等今文经书为官学，由是由董仲舒开创的今文经成为当时显学，开始了独霸时期。
古文经传虽经秦时焚毁和秦汉战乱，仍有很多留存于世。
至汉武帝时，朝廷已收集了大量先秦时代的经传古文本，《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故在西汉成帝年间，随父奉诏校秘书图书的刘歆就发现了用春秋战国时期古文字写成的《春秋左氏传》，经过精心研究，他认为这部《左氏春秋》传比当时已被立于学官的《公羊传》和《谷梁传》更好，因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
刘歆又引“左氏”传文释经，“转相发明”，在《春秋》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与此同时，发现于孔壁的《古文尚书》，《逸礼》，还有毛公的《毛诗》在社会上流传日广，并有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因此，刘歆提出了立此四经博士的建议，然而那些抱有政治私心，为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五经博士“或以《尚书》为备，或不肯置对”。
于是，刘歆作了篇《移让太常博士书》，借此谴责五经博士的“深闭自固”，冥顽不灵。
但因触动了当时政治利益集团，刘歆被迫外迁为官，“求出补吏”。
在这场今古文之争中，古文经派没有成功，但刘歆等人借此扩大了古文经的影响，促进了古文经在西汉时的传播，为之后的发展繁盛做了铺垫，刘歆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古文经学派的宗师。
自此，古文经学派日益壮大，与今文经学派产生了巨大分歧，大致而言，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他们把孔子视为政治家、哲学家，是“受命”的“素王”。
秦汉时期的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 五经博士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陆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陆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①。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陆贾所论，引申经义，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 ① 以下夫于汉代博士的考证，据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 ① 《史记·陆贾列传》。
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①。 博士秩卑而职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① 《汉书·儒林传》。 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这可见，一家之学是否兴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支持。武帝在位，公孙弘为丞相，《公羊》之学兴。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受重用，《谷梁》之学兴。 宣帝诏《五经》名儒评议《公羊》、《谷梁》同异，连类而及《五经》同异，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是著名的石渠阁议奏。在这次议会中最突出的活动，是宣帝以皇帝的名义，亲自裁定经书的是非同异。这一活动抬高了会议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长、大宗师的身份出现，突出了皇帝作为文化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这事发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扬儒学的。明帝在即位之初，亲临辟雍，“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①。章帝于建初四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章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②。白虎观议奏的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要超过石渠阁议奏。《汉书·艺文志》于“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时石渠论”。于“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注：“石渠”。于“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论”。这些议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观所论，《后汉书·章帝纪》称作“白虎议奏”，《儒林传》称作“通义”，书今存，一般称作《白虎通》。 经今古文之争 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不得立，于是乃有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是用汉代流行的隶字书写的。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今古文经，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经学领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响的大师。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发展中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涂上了神秘的灵光；他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但今文经学在前进的路程上显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烦琐说经，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生厌。一是宣扬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术和以孔子名义捏造谶纬。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经学已有的地位而滋长其内部陈腐的因素。汉哀帝时，刘歆揭露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①这指出了今文学派于烦琐说经的同时，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经，抱残守缺、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拒绝进步。这实际上是反映今文学派的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经学让步。 ① 《后汉书·儒林传》。 ② 《后汉书·儒林传》。 ③ 参看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三章第十节，“经学”。 汉景帝时大会白虎观，这正是总结今文经学的良好机会。但今文学派的博士和儒生没有人能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承担这个任务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是他写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也还是在章帝时，他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受学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这对于古文学者，虽还不能立于学官，但承认了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地位。以上这两件事表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在相应地削弱。 东汉出现了不少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②。他们都是在古文经学上有成就，而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谶，不为朝廷所重。 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官大司农。建初八年（公元83 年）卒。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101 年）卒，年七十二。郑兴、郑众、贾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学见称。郑兴为左氏撰条例、章句、训诂。郑众亦为左氏作注。郑兴和郑众又各著《周官解诂》。贾逵，他的父亲贾徽是一个博学的人，曾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深明《左氏传》，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复奉命论次《左传》与二传同异，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诗》同异，又作《周官解故》。贾逵的经学，已远较前人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观其大体。今古之争，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转变，而经学的旧樊篱已有显著的突破了。《后汉书》本传说：“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又说：“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这可见郑贾之学影响之大。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卒，年八十八。史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高徒，后列女乐。”所注书多种，有《易》、《尚书》、《诗》、《三礼》、《诗经》、《孝经》、《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不惟不为古今文所限，且不为《五经》所限。融尝欲训《左氏春秋》，见到了贾逵、郑众注后，乃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只著了《三传异同说》。《三传异同说》，显然是贯穿古今经学的著作。“既精既博”，则可说是马融学风上的特点。精则不烦琐，博则不墨守，这都是与今文经学流行的学风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标榜。马融的成就，已跨过经今古文之争了。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因涿郡卢植的介绍，师事马融。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一次与计算有关的活动中，郑玄以善于计算，有较多接触马融的机会，得以质疑问难。玄辞归时，融喟然谓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归家之日，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① 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见《昭明文选》卷四十三。 ② 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均参见《后汉书》各本传。
郑玄不乐仕进。对于朝廷和地方权力的征石，他总是避而不就，有时甚至于偷偷地跑掉。但当他偶然处在官宦聚集场合的时候，他还是以他的学识使人们敬服。所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祫义》、《六艺论》、《毛诗讲》、《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01 年），玄卒于元城，年七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