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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治理的层级及其变迁[容提要]本文对我国县以下乡村治理的层级及其变迁进行历史的考察, 指出传统的帝国时代, 县以下也存在多级组织与管理层级, 王权通过这些组织对乡村保持一定的监控。
传统的乡村治理的常态既非“自治”, 也非“专制”, 而是实行“官督绅办”的体制。
这是一种节约成本的制度安排; 二十世纪以来, 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基层延伸并最终实现乡村组织与管理的国家化、行政化和官僚化。
这也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式。
二十世纪末的村民自治改革中, 国家才开始从乡村一定程度地退出。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未来乡村体制改革及基层组织设置过程中, 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资源吸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都是基本的影响因素。
当前人们争论乡镇政权是否退出乡村或者是“强化”还是“弱化”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 乡镇政权组织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在于如何组织与功能如何改革, 哪些组织和功能应强化、哪些组织和功能必须弱化。
在当前乡村体制的改革中, 关于乡镇体制和村级组织改革的方向存在严重的分歧。
有的学者提出应“撤销乡镇”, 有的则强调应“维持现状”, 有的认为应实行“乡镇自治”或“乡派镇治”, 有的则建议实行“乡公所制”。
在村级组织的建制问题上,“撤村并组”、“乡派村治”及“乡治村政”种种主,不一而足。
①不同的主源于人们对于乡村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的不同认识和判断。
不过, 乡镇及村组的撤并直接涉及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的规模与层级, 对农村治理体系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乡镇规模扩大化及其限度》一文中, 笔者曾对乡镇村规模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
②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组织层级的历史考察, 分析我国农村治理体系的组织结构和在特征, 探讨农村治理体系演化的逻辑及值得吸取的历史经验,对当前乡村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值得说明的是, 本文所称的乡村治理层级不限于政府组织体系及其层级结构, 也包括参与并承担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农村基层组织。
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参与路径研究随着乡村治理的深入发展，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也越发凸显。
本文将从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以及其参与路径入手，进一步探讨宗族组织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同时注重实践。
宗族组织可以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功能。
（一）提供社会支持在乡村社会中，宗族组织具备一定的社会支持力量。
这是因为宗族组织承载着家族的传统和荣誉，拥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
在乡村治理中，宗族组织可以发挥大家庭的作用，提供稳定的社会支持。
一方面，家族圈子既是工作圈子，也是知识和信息共享的平台，由此形成更为紧密的人际关系网。
另一方面，家族中拥有权威和影响力的人，可以提供资源和关系支持给乡村治理。
（二）传承文化遗产（三）提高民众参与度（四）协调和谐关系在乡村治理中，宗族组织可以发挥协调和谐关系的作用。
特别是在家族圈子内，因为家族成员具有亲密的关系和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乡村治理会更为和谐，减少甚至消除了交流中的不和谐因素。
二、宗族组织参与路径那么，如何让宗族组织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扫描以下几个参与路径：（一）公民教育和意识建设为了促进群众的参与意识和发挥公民意识的作用，需要加强群众的教育和意识建设。
在学校中可以进行课程普及，增加对宗族组织和家族文化的了解。
此外，也可以通过宣传和推广的方式，将家族文化融入到乡村治理中。
在激发人们的参与意识的同时，也可以强化对宗族组织的信任和支持。
（二）制度创新和开放性在乡村治理中，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团体，都应该在制度方面作出创新。
例如，可以创造性地开展村务公开，让宗族组织能够更为深入地参与村务管理，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和互动。
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共信息平台和社交网络的方式，让乡村宗族组织更好地互通有无，拥有更通畅的信息交流渠道。
（三）区域协同发展在很多地方，宗族组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形成了虚实结合的人际网络。
因此，可以通过协调和合作来支持区域间的互动和发展。
乡土带来的宗族观念对国人生活的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族观念是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性与历史性交织的重要因素。
在不同时期，宗族观念为推进乡村治理贡献了积极力量，但也暴露出一些消极影响。
消解宗族观念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负面影响，要健全村民自治机制，推进乡村民主政治发展;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营造乡村公平竞争环境;激活各类治理组织，防止治理主体有名无实;加大法治工作力度，巩固乡村社会治安效果。
一、引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场域，它关系重大，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成为治理领域越来越关注的重点和难点。
近年来，党和政府对乡村治理进行了深入探索，从顶层设计上谋划了乡村治理美好蓝图，也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战略举措，乡村治理新局面得以打开，乡村发展新面貌呈现可喜变化。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广大村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有了更高追求，这意味着我国乡村治理任务仍然繁重复杂，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仍旧任重道远。
从本质上讲，“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以现代价值理念、现代公共规则、现代行为规范为基准和目标的历史发展趋势”[1]，这一趋势全方位体现了“现代”元素。
然而，这一发展趋势，仍受到部分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这些因素中，既有历史性的遗留问题，也有现实性的矛盾挑战。
其中，宗族观念是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性与历史性交织的重要因素。
“中国是一个宗族传统深厚的国家，宗族与村庄的联系尤为紧密”[2]，这种联系体现在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
某种程度上说，“传统时代的乡村治理主要依靠宗族、宗教、乡约等组织”[3]，尽管时代在变迁，宗族观念的影响却一直伴随着乡村治理的演进而存在，时至今日，“宗族的实际作用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理论演进而消失，相反在乡村治理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
广大中国的农村地区处处可见宗族观念的影子。
小到日常生活矛盾的调解，大到宗族祭祀、婚丧嫁娶，甚至村集体的重大经济决策、村委会班子的选举等重要活动，都可见宗族观念和宗族势力的影响。
《乡土中国》第6章《宗族》精读提纲
(教师版)
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农村地区中的宗族制度及其特点。
重点内容包括宗族的定义与起源、宗族内部的组织结构、宗族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以及宗族制度的变迁等。
以下是本章的精读提纲：
1. 宗族的定义与起源
- 解释宗族的概念，即一种基于血缘关系、共同祖先和共同价值观的社会组织形式。
- 探讨宗族制度的起源，它与中国古代社会、农耕文化和家族观念的紧密联系。
2. 宗族内部的组织结构
- 介绍宗族内不同的组织层级，如族长、分支家族和宗族委员会等。
- 分析宗族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地位，以及宗族内部的权威结构和继承规则。
3. 宗族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 讨论宗族在乡村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它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
- 探索宗族在乡村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以及宗族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4. 宗族制度的变迁
- 研究中国农村地区宗族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和调整。
- 分析外部因素对宗族制度的影响，如城市化、教育普及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等。
本章的学习重点在于理解宗族制度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宗族与其他社会力量的互动关系。
同时，也要关注宗族制度的变迁和适应现代社会的挑战。
希望通过本章的学习，能够增进对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解和洞察。
宗族势力复兴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寇翔
【期刊名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5(025)003
【摘要】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农村现代化的进行,在当今中国的乡土社会,宗族已出现变体,现在的宗族与传统社会中的宗族在规模及影响上都有了很大的差别.其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理性地分析其复兴的原因,全面了解它在农村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宗族资源来进行乡村治理.
【总页数】4页(P23-26)
【作者】寇翔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马列部,云南,昆明,65009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54
【相关文献】
1.农村宗族势力复兴的法学考察 [J], 于君刚
2.宗族势力对城乡结合部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及对策--基于对 S 省 W 村的调研[J], 王正攀;杨伟伟
3.合村并组背景下的宗族势力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J], 周成军
4.转型期农村宗族势力复兴原因探析 [J], 田玉麒
5.宗族势力依然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吗?
——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 [J], 韩刘璐;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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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治理者”：村治权力网络中的宗族作者：张晓晶来源：《理论导刊》2012年第09期摘要：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正在以“非正式治理者”的角色发挥着作用。
宗族不仅通过本身的组织，也通过村庄权力网络中的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庄的治理。
作为传统资源，宗族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将有助于我国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成长与发展。
关键词：宗族；“非正式治理者”；村治；权力网络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50-04作者简介：张晓晶（1987-），女，山西永济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族与乡村治理。
引言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宗亲”社会，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宗族已在中国乡村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对乡村的日常生活和基本生活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变迁，宗族在乡村社会的功能也在不断变化。
在明清及之前，国家权力的正式设置止于县一级，在乡和村实行地方性自治，由乡绅和宗族共同治理，[1]此时是宗族治理的全盛时期；晚清至民国时期，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及加强国家建设，中央政府试图将国家权力延伸至乡村，如设立乡政府、重建保甲制等等，此时是宗族治理的持续期；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的宗族与乡村治理体制实施了革命性的政策，这个时期是宗族治理体制的瓦解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国家对乡村的政治松绑以及文化归属感的需要，宗族在我国农村部分地区得以重建。
研究表明，重建后的宗族在乡村治理中已经在以“非正式治理者”的角色发挥着作用。
[2]限于篇幅，本文着重分析改革开放后，宗族作为非正式的治理者对村治的影响。
基于对山西一些村落的考察，笔者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宗族是如何与其他权力相互制衡来维持乡村治理的。
本文的不足是笔者缺乏深入具体的田野资料，因而本文不是对个案的分析，而是在实践观察与相关文献基础上的论证。
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参与路径研究
近年来，乡村治理成为了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乡村治理中的各种组织形式
和机构设置对于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宗族组织也是乡村治理中的重要
力量之一。
本文将探讨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以及参与路径。
宗族组织在中国历史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现
代社会中，宗族组织的意义不再是仅仅维系家族祭祀传统，而是逐渐转变为维护家族成员
的利益、保护家族财产和传承家族文化传统的组织。
在乡村社会中，由于具有强烈的群体
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宗族组织逐渐成为了起到社会调节和稳定作用的重要组织。
首先，宗族组织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
众所周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土地
资源，而在宗族中，土地往往是共有的财产。
宗族组织可以通过集体农业、土地承包等经
营方式，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从而增加家族收入。
同时，宗族组织在
传统文化、人力资源、资金、社会关系等方面也拥有丰富的资源，可以通过这些资源优势，帮助成员解决问题，提高全家的生活水平。
最后，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路径较为多样化。
一方面，宗族组织可以通过参
与村级组织工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通过组织与其他村级组织间
的沟通协调，促进信息共享，共同解决村庄生产、生活、环保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宗族组织也可以通过发挥在宗族内部的管理和调解作用，在内部调节冲突，稳定各个
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
宗族组织与乡村建设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行，重新强化了家庭的生产性功能，农民为了对抗小生产者所面临的脆弱性与风险性的缺陷，使得家庭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
人民公社从农村退出，国家对乡村底层的控制力减弱，新建立的村民委员会的职能还不够完善，不能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宗族的某些功能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适应、满足、迎合了乡村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某些要求，于是长期被压制的宗族在乡村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兴，农村宗族也就成了学界乃至政界关注的热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并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
农村作为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社会和谐离不开农村社会的和谐。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总体是和谐的、稳定的，但也存在着不和谐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基层民主的顺利推进，其中宗族的存在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宗族势力干扰了基层民主选举，破坏了村民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影响了村民的民主监督，阻碍了国家的政策贯彻实施和法治化进程，滋生和传播落后意识，影响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正确认识和应对宗族对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可以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1、宗族复兴的现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文革的结束，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委会的职能还不完庭、宗族的生产经营职能，从而使这些世袭传统已处于表面的断裂状态。
然而，宗族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几千年，宗族观念、宗族意识代代相承，已经根深蒂固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中，它不可能像有形的宗族外化物，如宗族礼仪、族谱、祖坟等那样容易被取缔、焚烧、铲平，在广大农村地区，宗族存在的环境依然存在，宗族势力存在条件并未完全消除。
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变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宗族传统厚重之特征分外明显。
通过徐扬杰、王思治、李文治诸学者的研究，人们已越来越认同这一结论，即：“到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的近代封建家族制度，不是古代宗族制度的直接延续，而是宋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家族制度，它以祠堂、家谱、族田和族长族权为形态结构方面的主要特点。
”由此，对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乃是包含宗族因素在内的“乡绅自治”说，尽管少数学者表示过相左的意见，但多数人均予以认可。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特征是稳定不变、还是曾经历不同的历史演变？如果曾有演变，那又是如何变化的呢？其变迁蕴涵着怎样的规则和意义？显然，分析和理解这些问题，对于讨论宗族在当今中国乡村治理中的现实处境与意义有着重要的价值。
对于宗族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变迁，学界的研究已较为深入。
如项继权在一项历史考察中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家族与国家的关系及家族的治理方式不尽相同。
春秋战国前，家族治理表现为家国不分、周王的一族治理；东汉至南北朝时代则表现为少数豪门大族对社会的控制，而宋代以后则是大众化的家族对社会的组织与管理。
时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官府依然依托家族来行使权力，主导着乡村基层社会的治理，尽管同时又力求以地域性行政组织取代家族组织，以削弱其权力和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家族宗族受到严厉的限制，已丧失了组织和行为上的合法性，已不再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形式。
在对赣皖10个村的田野调查中，笔者也曾发现：在20世纪百年间，宗族在村治中的作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前半叶居主导地位，作用很大；第二阶段即1949年至1979年间，宗族作用潜存着，没有合法、正式的地位；第三阶段为1980年以来的20年间，宗族的作用凸显，但不如20世纪上半叶那么强大。
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归纳均是对宗族功能的表层性揭示，概括性、尤其是学理性严重不足，难以显示各自的内在特性。
本文认为，自明清时期至今，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特征，经历了从正式治理者到非正式影响者、再到非正式治理者的转变。
角色转变的时点，分别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和20世纪70年代末。
限于篇幅，本文拟借助史家所使用的史料、以及笔者所组织完成的赣皖10个田野调查资料，集中考察前两种角色的变迁状况，即自明清至1970年代宗族的治理角色变迁。
文章将从历史考察着手，按时序分别考察宗族在明清时期、晚清至民国时期、解放以来至“文革”结束三个时期的角色特征，最后，再对“正式治理者“与“非正式影响者”两种角色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
一、宗族治理的全盛时期：明清时期在明清及其前，国家权力的正式设置止于县一级，在乡和村则实行地方性自治。
那么，这种自治是如何实现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那实际上是由乡绅与宗族来共同治理乡村。
正如有学者指出：“宋元明清宗族制度的总体特征是通过祭祖及建祠堂、选族长、修族谱、设族田、建族学使之组织化，其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体现其民间社会的普及和自治化。
新的宗族制度与国家政权分离，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该时期引人注目的历史内容。
”在明初，朝廷采取打击强宗大族的政策，但自明中叶以后，士大夫开始了宗族组织化的建设。
嘉靖八年，明政权正式建立乡约制度，弘治年间在全国实行保甲法，但据研究，这两项制度均发生了同宗族制度相结合的情形，“乡约、保甲实施过程中，增强了宗族组织的自治化和政治化”。
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世袭化与赋役制度的定额化，也促成了宗族组织的政治化和地域化。
从嘉靖开始到万历时期，宗族请政府批准族规家训的活动形成了高潮，以支持其对宗族子民的控制权和教化权。
随之而来的是宗族司法权的强化和族长权威的形成，宗族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清朝政权继承发展了宋明以来的乡约教化体系，并发展了明后期的保甲制。
雍正四年要求各省在一年内推行保甲法，拣选宗族中的人士为族正，次年又制定了恶人为尊长族长致死免抵之例。
这就授予宗族首领治理地方社会的权力，特别是承认其对族人的控制权，族权得以迅速膨胀。
乾隆二年虽将“免抵”之例删除，并为了抑制宗族势力、治理宗族，而推行族正制，但这并未能有效地控制宗族势力，宗族制度依然进入膨胀期。
后鉴于族正不得其人的情况，至道光时期，又决定依靠原来的宗族组织和绅士，赋予族长、绅士有“捆送”族人的权力。
在天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无力的清政府更将地方社会的控制权交给缙绅以及宗族组织，如要求乡绅办团练，形成“族团”，致使一些地方“强族恣横”。
总之，在清代，宗族制度的政治性进一步加强，宗族组织成为成熟的基层社会组织，祠堂族长的司法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有的甚至拥有对族民的生杀权。
一些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不同的地区，宗族对乡村治理权的取得及其实施方式并不一致。
如梁洪生通过对明清时期江西地区乡族建设的历史考察发现，明朝中叶以后，为了重建政治秩序，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而创置了“乡约”，即大族与大族之间以“约”的形式结成一种联盟。
这在江西南部地区主要为“治山中贼”，但在吉安、抚州的腹心地区则除了抗御大规模“流寇”的冲击和破坏外，还被“世族”借用为控制地方社会的辅助性手段之一。
流坑董氏宗族即是典型。
据梁的研究，在嘉靖42年后，董氏宗族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乡族建设，其主要措施如：重修董氏大宗祠；对整个社区环境统一规划建设，加强抗御侵扰的能力；举办各种讲学之会，传播阳明良知之学；主修族谱。
随着家族整合的日臻完善，董氏宗族的乡绅管理阶层日渐凸现，形成了一个“私”的管理体系，在族务中发挥着实际的管理功能，并且职责分明。
其管理层次有：依血缘系统产生的族长与宗子；依公推产生的“六班管事”、“族正”和“约长”。
从职责上看，这一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即：宗法性的族长与宗子，管理日常族务的“六班管事”与“族正”，负责治安的“约长”。
，从一切社会关系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二、宗族治理的持续期：晚清至民国时期进入晚清特别是民国时期，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及加强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央政府试图将国家权力延伸至乡村，如设立乡政府，重建保甲制等等。
与此同时，自近代以来特别是至20世纪，宗族的发展已发生变化，出现了衰退。
如高达观以为，到清末，由于宗族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之基础皆出现了“崩溃”，“所谓家族社会，其职能已名存实亡而呈摇动不安之象。
”有学者甚至认为，宗族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则进一步的衰落下去。
”近代人民革命战争对家族制度的打击，“加速了封建家族制度的衰落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把反封建家族制度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自觉的、足以取得彻底胜利的新阶段。
那么，在宗族自身与国家建设政策双重变动的背景下，宗族的治理角色是否发生了变化，它在乡村治理中的原有地位又怎么样？研究者的看法却并不一致。
如费孝通先生在前引书中云：随着民国年间保甲制与警管制的推行，“差人”与“乡约”、“管事”合而为一，不但在区位上破坏了原有的社区单位，而且在政治结构上破坏了传统的专制安全瓣，变政治的双轨为单轨，把基层的社会逼入了政治死角。
换言之，传统宗族和乡绅的角色与功能受到了严重冲击。
但多数学者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仍然十分重要。
黄宗智在研究华北农村时认为，村庄政权结构的原理即“植根于自然村的宗族组织”，“这个结构，在二十世纪中，在政府多次试图强加他种组织的压力之下，仍然顽固地存留着。
”此后，杜赞奇以与黄同一批“惯调资料”为基础的研究也表明，国民政府改变以宗族划分为基础的乡村政治体制、试图建立以户为统治基础的努力收效甚微，“事实上，不少下层组织只是改头换面的宗族组织而已。
”此外，毛泽东在二、三十年代对湘赣地区的调查，陈翰笙对解放前华南农村的调查，陈礼颂对1949年前潮洲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林耀华对黄村与义序的研究，弗里德曼对华南农村宗族的研究，劳格文主持的广东、福建和江西多个乡村在1949年以前社会状况的研究，实际上都表明了宗族在20世纪上半叶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这里，我们引用徐扬杰先生对其湖南家乡宗族状况的一段生动回忆是有意义的。
他说：“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那时候在我们家乡，封建家族制度仍很盛行，乡间各姓基本上还是聚族而居，人们的活动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家族内部，同外界的联系主要还是通过族长房长等家族乡绅势力。
一个家族一般都建有祠堂一座，居住比较分散的家族，则把祠堂建在县城；各个家族一般都拥有相当的公产族田，开支族中的公益事业，我小时候上学就得到过族产的资助；续修族谱之风也很盛行，例如我们华容东海徐氏族谱最后一次续谱是1936年，我也赶上了族谱。
当时家族活动还很频繁，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一年中要多次参加扫墓、祭祖、读谱等家族活动，不过我那时最感兴趣的是族祭时的会餐和演戏。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耳濡目染，对这种社会组织相当熟悉，当时自然不了解家族制度同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什么关系，更没有感到这种社会生活有什么不正常之处。
大约是1947年，乡中某族寡妇与人私通，其族长在祠堂里用刑，并将她‘沉潭’淹死，我们这些异姓的孩子也跑去围观，觉得十分残忍，这时才开始有点讨厌它。
”在这段回忆中，我们看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一个地区宗族组织及其活动的真实状况，看到了族权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强大力量。
实际上，在本课题组研究的10个村中，宗族在解放前的情况也大体同此。
它们都有成形的宗族组织，族长机构、族谱、祠堂、族田族产以及族权等都十分完善。
如在江西岱村，解放前戴氏宗族各房都有一定的田产，由“公堂会社”管理。
每年的族祭活动定时举行，当日所有的“前辈”、“斯文”被请到祠堂，在族长公的主持下，举办大型祭祖、会餐等活动。
而“约会”则成为维持村落社会秩序的主要组织。
在江西华村，祠堂成为教育、惩戒族人的“执法”场所，在解放前夕肖氏宗族几位砍了“龙脉”上树的少年即被罚在祠堂长跪，并被挨了板子。
江西庙上村在解放前不久，有一村民偷东摸西而屡教不改，被房长带领几人将其捆在楼梯上抛进水塘活活地淹死。
该村还有一村民不孝顺父母，逼得母亲上吊而亡，随之房长即动用家法将不孝子活埋处死。
江西古竹村唐氏宗族在民国时期的管理也极为严厉，那时如果兄弟不和或儿子不孝，就会被捆押到宗祠内受鞭打，如唐页朵的父亲因吸鸦片成瘾，将他在外打工赚来准备建房的钱全部偷去买了鸦片，一气之下打了父亲三个耳光，族长便让族人将唐页朵捆到宗祠，绑在柱子上饿了一天，并打了他三扁担。
后又将唐的父亲也捆到宗祠，令其戒毒，并让人天天看守，送他饭菜，直至他戒掉毒为止。
总之，笔者以为，在20世纪上半叶，宗族的发展尽管出现了有所衰落的迹象，而且政府还开始了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乡村的实践，但实际上，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与角色依然十分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