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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自白补强规则之完善——兼论我国刑诉法46条之修改(一)关键词:自白补强/可采性/独立性/可靠性《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根据该规定，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不能以被告人口供作为定罪和处罚的唯一依据，而必须有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予以强化。
学界普遍认为，该规定实际上就是自白补强规则，也有学者称之为口供补强规则。
①一般说来，自白证据所具有不稳定性、易变性、易伪造性的特点，要求办案人员在对待该证据时必须持审慎的态度，而在技术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求补强证据的支持。
在形而上的维度，近现代刑事司法追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立场，为自白补强规则奠定了深厚的价值基础。
毋庸置疑，加强人权保障是诉讼制度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是刑事诉讼实现民主化、科学化的结果，并最终使得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日益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存在，使得刑事司法成为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家园。
自白补强规则是中国刑事司法理想与现实互相考验、相互关照的结果，很难想像，如果不是出于对中国历史上长期盛行的自白中心主义的警惕，自白补强规则这样一个仅仅在英美法系个别国家和地区得以有限适用的规则会在刑诉法中得以确立。
与此同时，笔者通过比较考察以及对我国几十年刑事司法实践的审视，发现我国自白补强规则存在较大缺陷。
一、我国自白补强规则之缺陷(一)法律没有确定补强证据的具体条件补强证据(corroborativeevidence)，是指增强或担保主证据证明力之证据。
而所谓的主证据，又称实质证据(substantiveevidence)，是指证明主要事实存在之证据。
主要证据通常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等。
补强证据本身并不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只是为了增强或担保主证据之证明力，例如，关于被告人或证人人格方面的证据就属于补强证据。
补强证据规则。
案例研讨：平底煎锅案F为M的第二任丈夫，F平素喜好虐待M及其女儿D（D为F的继女）。
一日，D不堪虐待，趁F不备操起一平底煎锅连续对F头部击打三次。
F倒地后，D惊惶失措打电话报案，在警察来之前，M拾起同一煎锅又对F头部击打两次。
如果M与D事先并无通谋，M事后陈述其击打时其夫还尚有气息（M说：“的打的时候听到F哼了一声。
”），但D说：“继父F是我打死的，因为击后我用手摸了F有无气息，发现其已断气。
”问题：对于M与D之自白，如何补强？ 1、同一刑事被告审判外自白与审判内自白是否属同一自白？如果刑事被告审判内外都进行了有罪自白，能否用审判外自白补强审判内自白？刑事被告本人的日记、笔记、备忘录等则可以补强审判内自白，因为日记等书证性质上属非陈述。
2、不同的刑事被告间能否相互补强证明力？①未被起诉之共同犯罪主体②合并审理之共同被告③分离审理之共同犯罪之被告 3、适用补强证据的事实范围“关于犯罪事实的客观方面（罪体），必须要有补强证据。
”下列证明对象不强求补强证据：①犯罪的主观方面②被告与犯人的同一性③犯罪事实以外的事实量刑情节、处罚条件、累犯等。
1、什么是补强证据规则补强证据规则是指由于特定类型的证据虚假的可能性较大，法律规定此类证据不得单独定案的根据，只有其他证据与其相互印证时，方能认定案情。
补强证据规则是一项限定证据证明力的规则，即要求对特定证据进行“补强”，否则不能直接定案。
因此，补强证据规则不是一项可采性规则，而是证明力的判定规则。
补强证据又称佐证，它不能证明案件事实，但可用来证明主要证据的可靠性，增强或保证主要证据的证明力。
自白补强规则是指不得以刑事被告自白做为定罪的唯一依据，必须有其它证据来补充自白的证明力。
2、补强证据规则的功能（1）确保口供的真实性（2）保证准确的认定案件事实。
（3）可以防止过于偏重口供的倾向。
（4）可以防止刑讯逼供，发挥证据规则保障人权的功能3、我国补强证据规则的规定依照我国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得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类型有如下几种：（1）刑事诉讼法：只有口供不定认定有罪。
刑事诉讼视野内的补强证据规则研究——以自白的补强为
中心的开题报告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刑事诉讼是国家有效管控犯罪行为的手段之一。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严格的证据规则是保障被告人公正审判的基础。
然而，因为案件具体情况的不同，一些证据可能无法直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这时候就需要通过补强证据来支持起主要证据。
自白作为常见的补强证据，可以为其他证据提供必要的支撑，同时也可以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起到直接证明被告人犯罪的作用。
但是，自白作为一种有争议的证据形式，在进行刑事诉讼时经常引起法律专家的争议。
因此，本文将从自白作为补强证据的角度出发，进行相关研究，以期明确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作用，从而对法律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研究内容
本文将首先对补强证据的概念、种类等进行系统的梳理，同时深入探究自白作为一种补强证据的形式，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作用。
接着，本文将从自白证据的收集、审查等方面进行具体探讨。
针对自白证据在采集和审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最后，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探讨自白证据的法律适用问题。
本文将分析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自白证据的适用规定，指出其中存在的矛盾和不足之处，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
三、预期结果
通过对补强证据规则的研究，以及对自白证据的分析，本文将全面探究刑事诉讼中补强证据的适用规则，着重研究自白作为补强证据的实际作用和适用限制，从而为刑事诉讼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还将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在补强证据规则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方面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
浅议供述自愿性与自白任意性规则摘要：自白规则，是指“被指控实施犯罪的人对另一人自愿作出的承认自己犯有指控罪行，并披露罪行实施的情况或参与实施的情况的陈述”。
本文所提自白规则所针对的是狭义上的自白。
关键词：自白；涉嫌；犯罪；刑事诉讼；合法权利自白仅指被告人就其被指控的犯罪所作的对自己不利的供述。
自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自白包括自认，即对所涉嫌的犯罪事实的部分承认或有保留的承认。
狭义上的自白则专指对于所涉嫌的犯罪事实的全部供认。
英美证据法上的自白和大陆法上的被告人供述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等同。
英美对抗式审判得以开展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控辩双方立场的对立，如果控辩双方在被告人的罪责问题上已经达成了某种妥协，那么就失去了对抗式审判赖以进行的基础。
为了确保所有进入审判程序的刑事案件具备这一基本条件，英美法在审前特意设置了传讯程序进行分流。
被告人在审判前的传讯程序中对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答辩，如果答辩无罪，则进入审判程序，通过审判解决被告人的罪责问题；如果答辩有罪，则直接进入量刑程序。
此时的有罪答辩，就构成英美法上“正式的承认”，在经过简单的聆讯之后，法官就可以根据该正式承认定罪。
无论是在英美法还是在大陆法中，刑事诉讼都具有与民事诉讼不同的基础理念。
民事诉讼关注于在对立的主张之间解决纠纷，而刑事诉讼致力于审查被告人的行为，因此消除控辩双方的对立并不是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
基于此项考虑，即使被告人做出了正式的承认，法官也不是必然接受这种答辩。
如果法官没有接受答辩，在进入审判程序之后，被告人先前的有罪答辩即不能用作证明他犯有指控罪行的证据。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作为法定证据中一种，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很独特的，它具有真伪两面性，真实的供述有利于迅速地查清案情，虚假的供述极易诱发冤假错案。
由于供述在价值上的两面性，所以民主法治先进国家大多对其持慎重态度。
为了排除供述的虚伪性，限制其负面作用的发生，对供述的如何适用人们设置了许多采证规则，其中主张供述具有任意性就是一条重要的采证规则。
读宋老师《证据法学》证据规则是指规范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评价等诉讼证明活动的准则。
规范证据收集的规则比较典型的是排除非任意自白原则。
根据该排除规则，追诉一方向嫌疑人收集口供时，必须保障其陈述的自由意志。
规范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有很多如关联性规则、传闻证据规则、自白任意性规则、意见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
一、我国证据规则的现状我国近现代证据法秉承大陆法系的传统，在诉讼法内以专章对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做了规定，其间不乏规范诉讼证明活动的证据规则。
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我国证据规则呈现出明显的大陆法系证据规则的特点，如立法上关于证据规则的性质来看，基于职权主义和客观真实的要求，对法官调查证据的范围没有限制，关于证据能力的问题也很少加以直接规定，另一方面虽然我国证据规则与大陆法系国家具有更多的相似性，但在立法上，我国证据规则的规定过于粗疏，不但缺少一些基本证据规则的规定，而且各证据规则自身也缺少完备性和明确性。
在证据理论上，我国亦缺少大陆法系国家理论上讲证据规则予以归纳、整合的传统。
概括而言，我国现行证据规则呈现出如下特点：1、在立法形式上，法典与司法解释并存。
我国证据规则的法律渊源包括各诉讼法典、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适用意见等多种形式。
近年来，司法解释中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日渐增多，其内容或者是对现行法予以细说，或者是作出新的规定。
所以司法解释已成为我国证据规则的重要法律渊源之一。
2、在规则性质上，多种类型的证据规则并存。
包括：（1）规范证据能力的规则。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规范证明力的规则。
例如1998年7月1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7条规定：“判断数个证据的效力应当注意一下几种情况：物证、历史档案、视听资料、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的证言；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低于其他证人证言；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
一、填空题1．在我国古代，口供被确定为最主要的证据。
2．证明标准和证明客休一起，构成了证明目标。
3．证明对象指的是由法律规范所确定的、对诉辩请求产生法律意义的、应当由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
4．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证证人及近亲属的安全。
5通过传来证据可以发现并获得原始证据6．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7. 根据诉论证据与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的关系，可将诉讼证据分为本证和反证。
8．根据证据的来源，可以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1．各国证据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体系主要有（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学体系）和（大陆法系国家证据学体系）。
2．证据学大研究方法很多，但（唯物辩证法）是证据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3．证据属于历史范畴，证据是伴随着（诉讼）活动发展而来的。
1．现代证据制度可以分为（．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
2．对外国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实中仍然存在的证据制度，可以划分为几种：（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3．水审又分为（冷水审）和（沸水审）两种。
4．自由心证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为（法官的理性和良心）；二是（心证达到确信的程度）。
1．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是：（证据的客观性）；（证据的关联性）；（证据的合法性）。
2．诉讼证据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等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并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根据。
3．证据的意义是：（诉讼的基础和核心）；（对公众进行法制教育的工具）。
1．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收集调查物证的方法可归纳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提供与调取）等几种方法。
2．审查判断物证的方法，通常采用（交付辨认）、（技术鉴定）和（比较印证）等方法。
3．《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
一、自白补强规则的内涵及其价值（一）自白补强规则的内涵自白补强规则是指仅有被司法机关控诉的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犯罪事实的承认，而没有其他证据对犯罪嫌疑人所犯事实加以证明、担保的，犯罪嫌疑人不应因此而被定罪。
目前对于自白补强规则概念的争议主要源于相关法律、法规对其的概念定位相对模糊。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白任意性得到了确定之后，在只有被告人自白作为证据的情况下能否以此作为判决的依据成为自白作为证据具有可采性后面临的问题。
自白补强规则即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禁止以被告人的自白作为定案的唯一证据，而要求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自白补强规则存在的基础和价值在于：一是为了防止由于自白本身的特点而导致误判的产生。
自白本身具有虚假性，被告人有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冒充作案人，也有可能在认为无法证明自白受外力所迫的情况下承认自白是出于自愿的，这时，若仅以自白作为定案的依据就有失公正。
二是为了避免偏重于自白。
如果立法上允许在只有被告人自白的情况下据以定案，那么，在追究犯罪的侦查、控诉和审判过程中，重心就会放在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白上。
而这种偏重会导致刑讯逼供的使用并由此引起在控诉、审判过程中一系列偏重自白的不良反应。
（二）自白补强规则的价值1程序价值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的判决直接决定着被告人的命运，被告人面临着被剥夺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等刑事处罚，因此需要设立公正的程序对司法机关的权力进行制约，以防止其作任意性的裁断。
程序正义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程序可以为法律行为提供外在标准，使得行为不可能任意进行，使得追诉机关在实施追诉行为时能受到规范的约束。
具体到裁判领域，程序正义应当要求裁判者在认证程序中采取科学的采信规则。
如果仅依自白就认定被告人有罪，就有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有悖于程序的人道性，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所以，法律规定对自白予以补强的规则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2人权价值人权保障理念作为一项独立的诉讼理念，要求立法机关在立法的时候权衡利弊，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利益，使法律的规定充分体现人权保障价值;要求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不能剥夺或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它参与人的权利，保障诉讼参与人更好地行使诉讼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所以，为了保障诉讼中的人权，在立法上规制侦查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权力和行为，限制其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
我们知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白虽然有可能正确反映案件事实，但是出于各种各样原因，比如为了避免刑讯逼供或掩盖某种隐私等等都有可能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在刑讯、诱供等迫使下作出虚假的自白。
如果仅凭被告人的自白定罪，极易导致侦查、司法机关偏重自白，甚至会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导致错误判决，造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伤害。
所以，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在立法上限制自白的证明力，确立自白补强规则是必要的。
二、国外自白补强规则考察（一）英美法系在传统英美法系国家的现行立法规定内，自白被分为广义自白和狭义自白。
前者的应用范围很广，通常也把自认包括在其中，一般情况下它是指被告人针对自己被指控的犯罪活动而做出的供述，这种供述通常是对被告人本人不利的，也有些情况指被告人对其涉嫌的犯罪行为或犯罪后果进行部分承认部分否认，或者部分回避有保留承认。
但是后者即所谓的狭自白，只有一个比较窄的定义范围，就是被告人对自身所涉嫌的犯罪行为或犯罪结果的承认。
另一个重要问题体现在诉讼模式上，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现行法律体系中，差异还存在于诉讼模式这个范畴中。
从通常的情况来看，大陆法系的国家对被告人的陈述区分不是特别严格，无论陈述的内容是否对被告人有利都会被统一称为被告人自白，并按照法律规定适用统一的证据规则。
但是英美法系则不同，在英美法系中，根据法律规定的诉讼体制和诉讼模式，现行法律体系则对涉案人陈述则做出了严格规定，即作比较严格的区分，把陈述划分为自白、自认与供述辩解三类，而且上述几者会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
英国著名证据法学者威格莫尔对这里所指的“自白”作出如下解释，是指“涉案人对犯罪的全部事实或事实的主要部分承认有罪的行为。
”换句话说，涉案人只有对犯罪的全部事实或至少是其内的主要部分作出有罪的供述才成为自白。
如果只承认犯罪事实的全部或能够证明犯罪行为存在的事实，另一种情况是涉案人承认犯罪行为但是提出主张违法却事由或责任却事由，这时就不是所谓的自白了而应该归于另一类，即自认的范畴。
目前，很多英美法系国家都已经接受威格莫尔的观点，不仅如此，这一观点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证据法，对日本的相关法律体系形成了较大影响。
（二）日本法在日本法律体系中，宪法与诉讼法等法律中都出现了“自白”这个概念，而且，根据日本现行法律制度，被告人的供述被分成了三种形式，分别是自白、自认和承认。
在日本这个国家的法律中，对于自白这个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观点一认为，自白是对自身犯罪的事实全部或主要事实认罪的陈述，这与威格莫尔说法相同。
如果一方承认犯罪事实，同时还主张违法阻却事由，否认其应承当刑事责任，则不是自白。
观点二认为，自白是承认犯罪的全部事实或事实的主要部分的供述，这与英美证据法内的相同。
按照这种解释，只要承认了犯罪事实的主要部分，即使同时主张违法阻却事由或责任阻却事由因而无罪的，也是自白。
该说法明确区分了日本刑法中的自认、自白、和承认，即把肯定自身犯罪的全部事实或事实主要部分的供述称之为自白;对自身不利事实的陈述为承认;承认自身应负有刑事责任的陈述称之为自认。
（三）我国台湾法台湾的学术界，对自白的定义也不统一。
主要有两种观点，观点一是以蔡墩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自白是涉案人对犯罪的全部事实或事实的主要部分的供述，包括同时主张违法阻却事由或责任阻却事由的情况。
观点二是以陈朴生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认为自白是涉案人对犯罪的全部事实或事实的主要部分明确自认有罪的供述，不包括同时主张违法阻却事由或责任阻却事由的情况。
三、我国自白补强规则的现状及其缺陷（一）我国自白补强规则的现状现状我国立法与司法如此重视案件真实情况的发现，对于口供及其真实性十分倚重，却又对可能造成自白缺乏真实性的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取证方式等闲视之。
多年来，我国立法与司法部门对各种证据规则的认识，聚焦于这些规则对于证据真实性的作用，较少顾及颇为抽象的程序正义观念。
背后的原因是，将这些非法取证行为的非道德性看得过轻，依靠包括刑讯在内的非法取证行为获得的口供也有不少是经得起检验和印证的，因此不免纵容这些非法取证行为日常性地发生。
当十份口供经由非法手段获得，半数以上是真实的，非法手段就会得到宽纵，它在获得真实证据方面就被认为是有效和有利的。
自白应当出自嫌疑人的自愿才能具有可采性，这一规则在法治成熟社会早已是常识，但我国司法人员对此仍感陌生。
对于我国警察和司法者来说，只有将自白与真实性联系起来才容易理解和接受，以任意性为采纳自白的标准就不那么容易理解和接受了。
非出于自愿的自白不一定是虚假的，只要将该自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一般情况下就可以判断自白的真伪，进而揭露并证实犯罪。
在这一成功面前，强迫取证的行为很容易受到容忍和宽纵。
欺骗、利诱甚至威胁，都被认为是警察行为中的小恶，不值得因为它们的存在而将自白当作垃圾倒掉。
对于作为自白任意性规则主要根基的法律的正当程序观念，我国司法人员虽然有所了解甚至有一定认同，但远未达到沦肌浃髓的程度，因此还不能成为当代司法文化的组成部分。
为了一些如“正当程序”、“自由选择”等显得有些抽象、空洞的概念，放弃对案件真相的发现和证实，一般的反应都是大摇其头。
不过，在我国，需要正视的一个现实是，依赖口供并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的侵犯司法人权现象仍然较为常见，进而导致司法公信力和社会认同度严重匮乏。
司法公信力和社会认同度匮乏的原因当然不只一个，司法人权保障不足以及不能发挥法院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屏障作用，显然都是重要的成因。
显而易见的是，我国司法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发挥平衡作用的空间还相当大，立法与司法机关都应当认识到，确立并落实自白任意性规则具有约束侦查权防止其滥用的功能，不但对人权有保障作用，有助于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而且也有利于提升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和社会认同度。
在我国，刑事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都有必要确立和落实自白任意性规则，应当明确而无保留地接受这一规则的核心内容———自白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不仅应当审查其是否具有真实性、关联性，而且应当以是否具有任意性为标准，改变自白任意性被忽视的局面。
我国刑事司法对于非任意性自白，应当遵循两项标准进行排除：一是真实性标准，对于可能导致自白失去真实性的取证手段，排除该手段获得的自白；二是正当性标准，又可称为人权标准或权利标准，对于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为，以违反程序正当性为由排除该行为获得的自白。
例如对于暴力取供，即使取得的口供是真实的，其真实性可以得到其他证据的验证，但基于侵犯人权的理由应毫不犹豫地排除。
许多国家就哪些手段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哪些不须排除以及相关的证明责任制度的立法例和学术研究成果，为借鉴以便完善我国证据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源。
在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具体内容上，应当借鉴美国以及大陆法系一些国家的自白任意性规则来设定。
若要适当窄化，也不妨借鉴英国自白任意性规则的立法例：除刑讯和以暴力相威胁外，对于以引诱、欺骗等其他非法方法获得的口供，根据其是否可能导致不真实的自白为判断标准，决定是否排除。
要排除非任意性自白，还需要明确自白任意性的证明责任。
对此，有学者指出：“将被告人的陈述作为指控他的证据提出于法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检控机关要为此承担的证明责任。
被告一方无须承担该陈述不具有自愿性的证明责任。
法庭也不必聆听双方的意见才得出哪一方所言更可能是真实的结论。
这项规则清晰而毫不含糊。
在一项陈述被当作控诉证据向法庭提交之前，检察机关应当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使审判案件的法官相信该陈述是自由和自愿作出的。
”需要指出的是，要使自白任意性规则不被打折适用，“警官不能仅凭否认他对被告人进行了威胁或者利诱就卸去证明被告人陈述自愿性的责任。
他会被要求去解释促使被告人作出自白的所有事情的细节。
简单地说，他承担的责任是使法庭相信被告人不是在被强迫的情况下作出自白的，自白出于被告人的自由意志，没有政府人员的任何影响。
”与之相应，我国立法也应当规定检察机关承担自白任意性发生争议时自白具有任意性的证明责任，并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
同时，除刑讯等严重侵犯人权的取证行为以外，将是否排除自白的自由裁量权赋予法官，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当本着良心和理性，遵循法制和现代法治原则，拒绝偏袒手中握有公权力的机关及其人员，做出符合公道的裁决，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