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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城乡居民收入与人均GDP的回归分析何协【摘要】本文对2005-2015年西安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均GDP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检验.模型显示近年来西安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差距的增长与人均GDP的增长均呈现正相关关系,而西安市“城市偏向财政再分配政策”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扩大的关键因素,这些结论可为西安市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期刊名称】《当代经济》【年(卷),期】2016(000)020【总页数】2页(P80-81)【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人均GDP;西安市;回归分析【作者】何协【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119【正文语种】中文西安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城市，是西北地区经济、文化、商贸中心，是新亚欧大陆桥及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市，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
改革开放以来，西安市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截止2015年，西安市生产总值（GDP）已达5810.03亿元，同比上年增幅高于全国3.1个百分点。
无论从总量还是增速来看，西安市经济建设均已取得重大成功。
与此同时，西安市依旧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同比增大的问题。
如何切实提高农村人均纯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
本文选取西安市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选取西安市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城乡居民收入状况的衡量指标，以2005—2015年的统计数据作为分析样本。
表1为2005—2015年西安市人均GDP及城乡居民收入数据，从表中可以得知，西安市人均GDP年平均增幅为16.7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幅为17.37%，城乡收入差距年平均增幅为16.03%。
这表明随着西安市经济增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也随之增长；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一步步增加。
图12002—2021年西北五省少年抚养比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西北五省人口老龄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林园娜，蒋志辉（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阿拉尔843300）[摘要]基于2002—2021年西北五省的面板数据，运用岭回归模型，探讨人口老龄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与城乡收入差距是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人口老龄化加剧城乡收入的不平等，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会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在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政府需要注重多种因素的影响，建立健康老龄化的标准，制定适宜的政策措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关键词]老龄化；收入差距；岭回归[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043（2024）04-0147-03[作者简介]林园娜(2000—)，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管理。
[通讯作者]蒋志辉(1978—)，湖南邵阳人，经济学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农业管理、农业经济管理。
[基金项目]塔里木大学重点项目：南疆兵团师团空间布局优化研究(TDSKZD202201)。
一、引言人口老龄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一直是制衡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掣肘。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得到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快速增长，但是城乡之间收入仍然差距较大，城乡发展的不平等、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明显差距。
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2元，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931元，相比于1978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实现大幅度增长，但城乡收入的绝对差额也在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并仍然处在较高的水平。
因此，需要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乡的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1]。
老龄化社会包括“顶部老龄化”和“底部老龄化”。
一方面，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减少，会造成底部老龄化，西北五省的少年儿童抚养比增长趋势呈现出“U ”型特征(如图1)；另一方面，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造成顶部老龄化，西北五省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均占到7%以上，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图2)。
改革开放30年陕西农民收入变化在过去30年里，借改革春风，陕西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生产力得到极大促进，农民收入迅猛增加，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1978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33元，到2007年则为2645元，是30年前的20倍，30年净增了2512元，年均增加83.7元。
陕西农村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陕西农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持续拉大，排名一直在倒数第一名至第五名间徘徊，农民增收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㈠历史状况回顾近30年来我省农民收入增长的轨迹，大致可以分以下五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5年，为快速增长阶段。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紧接着1982年—1986年连续五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允许农民进城进行自由贸易再到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加速释放，农产品长期供给短缺的局面得到基本扭转，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使得我国农村经济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1985年末，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295元，比1978年增长1.2倍，年均递增12.5%。
第二阶段，1986年-1992年，为缓慢增长阶段。
在这一阶段，农产品短缺的局面得以完全扭转，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结构性和地区性过剩，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下跌，农民增收困难。
此外，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层层下达各种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除了农业税之外，还有“三项提留、五项统筹”、各种名目的“集资收费”。
农民负担的不断加重，严重挫伤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1992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559元，比1985年增长89.2%，年均递增9.5%。
表21986年—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单位：元第三阶段，1993年-1998年，为稳步增长阶段。
在这一阶段，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构想，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农村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1993年和1994年国务院连续召开减轻农民负担有关的工作会议，各级政府采取措施遏制“三乱”，在一定程度上控减了农民负担，农村经济的发展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高峰。
逐步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第一产业已由过去形式单一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方向发展。
2007年，农林牧渔及服务业总产值134.15亿元，是1978年的20.5倍，年均递增5.3%。
粮食总产量189.1万吨，年均增长1.7%；蔬菜总产量204.3万吨，年均增长5.7%；水果总产量60.51万吨，年均增长10.5%；猪肉、奶类、蛋类和水产品产量年均分别增长6.4%、12.7%、12.4%和12.9%（见图2）。
形式单一的传统农业逐渐被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所取代。
2007年，农业产业化企业发展到1745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252个，带动农户40多万户。
以“四大板块”、“十条产业带”为支撑的区域特色农业逐步形成，“一村一品”专业村368个，占全市行政村的11.8%。
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
2007年，财政支农资金达8.55亿元，是2003年的3.6倍，是1978年的78.6倍。
第二产业实现了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
重化工业特征明显。
全市工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13.87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96.60亿元，年均增速12.8%，高于全市GDP年均增速0.7个百分点（见图3）。
特别是1996年以来增长速度均保持在2位数。
轻重工业产值比由45.6∶54.4调整为37.0∶63.0。
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日益增强。
2007年全市装备制造业增加值280.12亿元，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9.6%。
大企业集团成为发展亮点。
1978年底，全市有大中型工业企业80家。
到2007年，大中型企业达165家，30年净增85家。
2007年，大中型企业工业增加值、主营业务收入和利税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的78.3%、80.1%和85.0%；产值上百亿元的企业2家，产值超10亿元的企业26家。
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变化明显，新兴产业快速崛起。
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以金融、房地产、信息服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促进第三产业快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