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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五代导演中国第五代导演，指八十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导演。
这批导演在少年时代卷入了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漩涡中，有的下过乡，有的当过兵，经受了10年浩劫的磨难。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接受专业训练，带着创新的激情走上影坛。
他们对新的思想、新的艺术手法，特别敏锐，力图在每一部影片中寻找新的角度。
他们强烈渴望通过影片探索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
在选材、叙事、刻划人物、镜头运用、画面处理等方面，都力求标新立异。
“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特别强烈。
当他们一旦作为一个群体的力量出现时，尽管人数不多，却给中国影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
第五代导演”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凯歌、张艺谋、吴子牛、田壮壮、黄建新。
还涌现了其他一些优秀人才，如张军钊、李少红、胡玫、周晓文、宁瀛、刘苗苗等在这一时期也拍出了各具特色的作品。
黄建新(1954— ) 于1983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
1985年以处女作《黑炮事件》震动影坛。
其后，陆续执导《错位》、《轮回》、《五魁》、《站直罗，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埋伏》等。
多部影片在国际国内评奖中获奖。
黄建新不同于其他“第五代导演”的创作特点是，他的目光几乎都注目于城市，关注现实，关注青年;影片的主题总是直面人生，表现出对社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影片中的人物往往是生活中普通人，致力于对他们性格、心理的剖析。
黄建新的艺术手法朴素、平实、自然、沉稳，注重生活化、写实性，以小见大，以平见奇。
自《黑炮事件》开始便有的冷静的幽默与戏谑，一直贯穿于他所有的作品中。
他的作品在“第五代导演”中间自成一道风景。
田壮壮(1952— ) 于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先后执导影片《九月》、《猎场扎撒》、《盗马贼》。
田壮壮创作的突出特点是影片对人的心灵，对大自然的关注。
《猎场扎撒》中对朴素淳厚的蒙古族习俗的歌颂，对辽阔壮美的大自然景观的展现，表现了创作者心目中天、地、人之间和谐、平衡的理想境界。
“影像的中国”_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比较论“影像的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比较论”中国电影的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两个重要阶段，他们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深刻影响力的作品。
本文将比较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的不同创作理念、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和影响等方面，探讨他们对中国电影与中国社会的贡献。
第五代导演是中国电影的重要先驱，他们的代表人物有陈凯歌、张艺谋、李安等。
他们的创作时间跨越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
第五代导演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人性的困境，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中国的乡村生活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
他们包容了历史的痛苦与复杂性，对中国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他们的作品以《黄土地》、《红高粱》、《活着》等为代表，表现了深刻的人情、荒诞的命运和伟大的牺牲，唤起了强烈的观众共鸣。
与第五代导演相比，第六代导演的创作时间大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
第六代导演主要以贾樟柯、王小帅、张元等为代表。
他们更加注重对当代生活的观察和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作品更加关注现实主义题材和日常生活细节。
这些导演以真实、自然、流动的表现方式，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民生活的多样性。
通过描绘失落的生活状态、个体的疏离和社会的异化等问题，第六代导演探索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困境与挣扎，引发了观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的创作思路和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第五代导演更多地采用了铺陈叙事的方式，注重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情感层面的表达，用史诗式的手法渲染了作品的氛围和情感张力。
而第六代导演则更加注重细节的观察，以纪实的方式展现社会的细微变革和个体的自我挣扎，呈现出更真实、接地气的电影语言。
这两代导演的作品对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五代导演以真实的表现手法和对社会现象的批判意识，为中国电影注入了新的艺术气息。
他们的作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情感和思考，为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
中文名称：张艺谋英文名称：Yimou Zhang国家/地区：内地类别：影视明星星座：天蝎座简介：张艺谋导演生涯介绍：张艺谋，电影导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他以执导充满浓浓中国乡土情味的电影著称，艺术特点是细节的逼真和主题的浪漫互相映照，是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 的代表人物之一。
2010年5月24日获颁美国耶鲁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实际上张艺谋在电影界崭露头角，并不是从《红高粱》开始，而是早在数年之前。
1984年，刚刚从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不久的他就参加了电影《一个和八个》的拍摄。
这是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片，它被列为“第五代”电影人的第一部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以及在导、摄、美等方面都较以往各代的片子有大的突破。
张艺谋作为该片的摄影之一，开始受到电影界的注意。
同年，张艺谋又独立担任影片《黄土地》的摄影。
在这部片子中，他充分调动摄影手段，以独特的造型表现出黄土高原浑朴、雄伟的壮美。
评论界认为，这种手法在美学上是具有开拓性的，张艺谋也因此获得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摄影奖，从此跨入一流摄影师的行列。
1986年，张艺谋又担任影片《大阅兵》的摄影。
该片放映后同样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87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艺谋在影片《老井》中担任主角，非演员出身的他居然无意中过了一把演戏的瘾。
由于过去对农村生活有亲身的体验，他深刻地理解了角色，演来很是得心应手，竟把一个北方农村知识青年孙旺泉的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
凭着他的表演才华，他连获了日本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从此开始实现他电影创作的三部曲，由优秀摄影师走向优秀演员，以后又走向优秀导演。
2008奥运会导演组人选从去年开始公开招标，最初共有13个竞标团队，第一轮刷下8个之后，5个竞标团队进入候选，最终由奥组委选择确定以总导演张艺谋，副总导演陈维亚、张继刚为主的导演组成员。
第五代导演：张艺谋
张艺谋，中国著名电影导演，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获得过美国波士顿大学、耶鲁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其拍摄的电影多次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是中国在国际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导演。
早期他以执导充满中国乡土情味的电影著称，艺术特点是细节的逼真和主题浪漫的互相映照。
2002年转型执导的武侠巨制《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
他的电影风格勇于创新，且涉及题材广泛，每次上映都能引起国内舆论的高度关注。
在电影人材的提携上，张艺谋捧红的“谋女郎”也是媒体和公众聚焦的对象。
我对迄今为止的张艺谋电影的看法是：张艺谋的电影是他的一连串青春的呓语：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从“要个说法”到“摇阿摇，摇到外婆桥”；从“有话好好说”到“一个都不能少”，无不是很好的证明。
张艺谋电影题材与风格变化巨大，所表达的却无不是青春的话题：反叛与呐喊，压抑与呻吟，追问与感叹，惶惑与失语，执著与唏嘘。
张艺谋电影从来没有过纯粹的写实或仿真，重要的是在于他的情绪和心灵的表达；其表达的独特性，体现在他的青春的呓语之中。
作为“第五代”头炮作品《一个和八个》的摄影师之一的张艺谋（另一个是萧风），回忆起当年的创作时总是说，他们是“决议要拍一部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
要引起反响就必须反传统”；大块面的黑、白、灰画面结构，局部画面的不完整构图，采用自然光，以静止的镜头为主，等等，“我们采用这些手法，目的就是对传统电影进行挑战”。
其中显然也包括了人们对形象及思想的误读。
《秋菊打官司》的获奖，《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公映，国内掀起了又一轮张艺谋热潮，张艺谋的电影创作的心态变得前所未有的松弛。
所以，他选择了余华的小说《活着》进行改编创作。
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采用了传统的通俗剧的形式，讲述一个普通人的人生故事，既是走向现实深处的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又是一种返璞归真的选择，同时也是对自己、对第五代电影的一种自我挑战。
无独有偶，在张艺谋拍摄《活着》的前后，陈凯歌拍摄了《霸王别姬》，第五代的新锐导演不约而同地从文化的寓言、历史的童话走向现实的历史或历史的现实，不约而同地开始洗脱铅华。
余华的小说《活着》是一部极具人文深度、也极具震撼力的作品。
对一系列死亡的描写，正是对活着——生存——发出的一次又一次、一层又一层的追问。
与其说是对中国历史做出的反思，不如说是对生命、人生、存在的价值乃至人类共同命运所做出的独特的观照并提出深刻的疑问。
而张艺谋的选择却是：“我不想在《活着》中负载太多的哲理”——这也正是他拍摄《红高粱》时就产生过的想法或原则——他不仅仅让主人公福贵的妻子、女婿都继续活着（在小说中，这两个人物也先后死去），而且让福贵的一系列寓言似的遭遇也变成了童话似的经历，从而使福贵的“活着”的美学深度变得非常的模糊。
同《秋菊打官司》一样，《活着》中对生存的沉重追问也变成了对“活着”的轻轻叹息；福贵“失乐园”式的悲剧变成了“皮影戏”式的欢娱；苍凉的幽默变成了青春的呓语。
另一面，毋庸置疑的是，电影《活着》是张艺谋电影导演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其娴熟的幕后调度和不动声色的叙事，超越了简单的技巧层面，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这部决意“同‘第五代’的惯性较量”的影片，充分证明
了“第五代导演过不了叙事关”之说不能成立，张艺谋越过的是一个破纪录的高度。
尽管张艺谋在影片创作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模糊或填平小说原作的深度，电影《活着》也绝不是一部“政治电影”（小说原作也并不是一部“政治小说”），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人文深度和思想冲击力。
张艺谋：惶惑与失语《活着》的未被通过，再一次教训了张艺谋。
相信这至少是他在电影题材上再一次从现实退回历史的战略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艺谋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这样说：“选材很实际。
说心里话，目前在中国这样一种状况下，第一个我要看能不能被通过，不通过我怎么拍呀？第二个，我要看是不是重复了我的过去。
第三，要看这是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所以他选择了作家李晓的小说《帮规》进行改编，拍摄了电影《摇阿摇，摇到外婆桥》。
这部影片常常被人认为是一部“没有意义”的影片，实际上并非如此。
影片中真正有意思或有意义之处，是往往容易被人忽略的人物水生的那双充满惶惑的眼睛。
暴戾与卑琐、叛变与残杀、欺诈与凶狠、醉生梦死与成王败寇，都是这双眼睛中的内容，都只有通过这双眼睛才产生真正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人物的眼睛，是张艺谋心理的眼睛。
这部电影在张艺谋创作心理历程中的意义，始终没有被认真的读解。
“张艺谋终于进城了”，引起了“张迷”们莫名其妙的兴奋。
在《有话好好说》中，张艺谋组织了空前强大的明星演员阵容，还相应采取了前所未有的MTV 式的拍摄方式，不断晃动的影像本身就形成了对现代都市的一种生动的表述。
尽管在此之前，海外已有一些电影导演采用了相同或相似的拍摄方式，使得张艺谋的新招很难说具有原创性，甚至有人说这种非常规的剪辑和演员极度风格化的表演让人联想到昆廷·塔兰蒂诺和王家卫的“新感觉”电影，但这些其实无损于张艺谋及其《有话好好说》的创造性价值和活力。
因为“单纯的影像已经无法支撑起一部电影的生命”，怎么说固然重要，说什么同样不可忽视。
电影创作不大可能永远是导演个人纯粹的自我表达，它多半是自我表达、观众欣赏、官方审查三者之间的一种妥协与平衡。
吴威琼
P231210国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