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学说
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必然涉及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学说。
比较成本学说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在他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来的。
他在书中指出，比较成本是指两国生产同一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劳动成本）的比率。
劳动成本取决于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越高，商品的劳动成本越低。
两国生产不同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程度很不相同，由此决定两国间不同商品的比较成本存在差异。
即使一国在生产所有商品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他国，仍然有可能存在着一国在某种商品上具有较低的比较成本，而在另一种商品上具有较高的比较成本。
比较成本较低的商品是该国的比较优势的商品，而比较成本高的商品，则是该国的比较劣势的商品。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两国将分别集中生产本国相对优势的产品，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国际分工，就能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果，节约劳动和增加使用价值量。
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的积极意义在于，指出一个国家不论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不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都可以从比较成本的差异中确定自己的相对优势，并据此调整产业结构，把本国资源集中于生产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就能够获取比较利益。
此外，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各个国家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每个国家都可从贸易中得到利益，而且落后国家从国际贸易中所得到的利益更大。
其实，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国家之间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充满了激烈竞争和矛盾冲突。
比较成本学说掩盖了国家之间由于经济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这是其局限性之所在。
国际商品交换的比较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它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因。
但是，比较利益的客观存在并不等于国民经济对外贸易效益的必然实现，更不能决定各国外贸经济利益的分配。
由潜在的比较利益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益是与整个经济过程相联系的。
事实上，比较利益来源于“比较成本”和“比较优势”，比较成本或比较优势并不就等于比较利益。
正如在高处的物体具有势能但不等于作功一样，只有当下落时才作功，并只有当其以某种方式作用于另一物体时才产生物理效应，比较成本或比较优势只有正确地表现为价格差才构成比较利益，只有发生贸易才对国民经济具有影响。
因此，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差是决定比较利益的直接因素，而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差既取决于相对生产力水平，也取决于价格结构本身。
生产力水平、生产率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只有通过价格结构和商品结构才影响贸易利益。
如果价格是扭曲的，那么由价格差所表现的比较利益也是扭曲的，由生产力水平、生产率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也就不能准确地表现为比较利益。
可见，比较优势决定了潜在比较利益的存在，这种潜在的比较利益能否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关键在于价格机制。
在世界市场上，“看不见的手”在自发地分配比较利益，但其依据确是各国的比较优势和价格结构。
斯密、李嘉图分析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理论的举例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曾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早的分析，他假定：英国和葡萄牙各生产布和酒，在分工前，英国生产1个单位的布需要100个劳动力，生产1个单位的酒需要120个劳动力；葡萄牙生产1个单位的布需要110个劳动力。
生产1个单位的酒需要80个劳动力；即英国生产布的生产成本低于葡萄牙，而葡萄牙生产酒的生产成本也低于英国，双方都分别具有绝对优势。
实行分工后，英国用220人生产布而不生产酒；葡萄牙则用190人生产酒而不生产布，这样英国用220人便能生产2．2单位的布；而葡萄牙用190人则能生产2．375单位的酒。
分工后的资源配置获得了改进。
两国交换商品都能获得利益。
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中，则分析如下：英国的情形可能是生产一定量的毛呢需要100人1年的劳动；而如果要酿制葡萄酒则需要120人劳动同样长的时间。
因此英国发现对自己有利的办法是输出毛呢以输入葡萄酒。
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可能只需要80人劳动1年，而生产毛呢却需要90人劳动1年。
因此，对葡萄牙来说，输出葡萄酒以换取毛呢是有利的。
………虽然葡萄牙能够以90人的劳动生产毛呢，但它宁可从一个需要100人的劳动生产毛呢的国家输入，因为时葡萄牙来说，与其挪用生产葡萄酒的一部分资本去织造毛呢，还不如用这些资本生产葡萄酒，因为由此可以从英国换取更多的毛呢。
（引自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