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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的演进与政治文明的进步1中外重要政治制度创新的特点、影响1.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特点(1)皇权的至高无上和不可分割。
(2)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
(3)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一律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袭。
(4)皇帝从决策到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
(5)皇权借助于神权，宣扬“君权神授”等理论。
(6)以文化专制巩固政治专制。
(7)中央和地方、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伴随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始终;(8)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明清时期登峰造极，成为阻碍社会转型的主要因素。
2.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分权制衡原则(1)内涵：分权制衡是近现代西方国家普遍运用在政治体制和其他国家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法理;制衡学说源于分权思想，本质是权力约束权力。
其中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说是西方分权相互制衡的基本原则。
(2)起源：分权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最终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
(3)与权力监督的区别：权力监督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权力监督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权力约束;在民主政治中，权力约束最主要的形式是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只是一种从属的权力约束。
(4)作用：近代法治产生后，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法治原则替代权力监督，成为民主政治最主要的制度保障。
[押题一]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古代中国的分权主要以君权与相权，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划分为表现形式……伯利克里时代的城邦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系统，已具备了近代国家所具有的行政、司法、监督等国家职能，并开始向分权的方向过渡。
——张治平《关于分权与制衡问题的探讨》材料二杰斐逊等美国思想家们指出，在美国可以实行“双重分权”机制的“复合的民主制”，概括性的说，就是把联邦的国家权力系统之间的横向分权，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纵向分权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上中下，左中右的“分权网络”称之为“双重保障”。
材料三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也同样采取了通过根本性法律文件(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形式对新成果、新兴资产阶级政权进行维护和保障，并大量采纳和借鉴美国宪法的内在精髓尝试建国。
编辑。
摘要：伴随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在不懈的努力着，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对于我们构建先进的、和谐的中国政治文化,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影响；途径在中国,从夏商周及其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经历朝历代的传承沿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学说为核心的封建主体政治文化.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又称之为儒家政治文化.时至今日,虽然中国有了巨大的发展，也不断地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仍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对于我们构建先进的、和谐的中国政治文化,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首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一条宗法制的永恒脐带。
马克思·韦伯在对中国和埃及这两个君主专制政治共同体的比较中,就指出过宗法制度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
他说：“在埃及，至高无上的是对死的崇拜，而不是对祖先崇拜”，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也不例外。
无论是从中国奴隶制的氏族国家，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直至清王朝的灭亡，可以说中间经历了政治发展与血缘宗亲的一系列相互作用的重大变化，虽然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政治文化，但是宗法制这条永恒的脐带却始终缠绕着人们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追求。
其次，君主王权至上，无视法制，宪政空白。
“君权神授”，“顺天应人”“君主崇拜”等等意识观念，在整个封建时代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并得到广泛的渲染，权力崇拜意识和权力本位的价值观被深深烙印在上层人士及所谓的“草民”阶层的心中。
这种君主集权式的专制导致对皇权的崇拜，对权威的认同，使得君主的权力无限地扩大，以王权为中心的社会框架在漫长的封建统治中形成了国民对权力的崇拜和依附顺从。
试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话题，涉及到多个方面，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
以下是我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试论，希望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这个话题。
一、历史传承：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具有数千年的连续性。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传统和价值观，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等，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地理环境：中国处于东亚大陆的地理位置，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
中国的自然环境多样化，从高山到平原，从森林到沙漠，各种自然景观一应俱全。
这种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区域和特点。
三、政治制度：中国文化的政治制度也具有独特的特点。
中国历史上曾实行过君主专制制度、郡县制、官僚制度等，这些制度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同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社会和谐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四、经济基础：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注重耕耘和种植。
这种经济基础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注重勤劳和节俭，强调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与西方文化强调的抽象和理论有所不同。
五、哲学和宗教：中国文化中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也具有独特的特点。
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注重自然和人类的和谐。
同时，中国文化也受到佛教、道教等宗教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强调内心体验和修行，强调个体和宇宙的关系。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传承、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哲学和宗教等方面。
这些特殊性的形成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化发展数千年来的重要财富。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全球化的趋势，中国文化也面临着挑战和变化。
因此，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精髓。
首先，我们需要尊重和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观。
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等传统和价值观，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应该在传承中创新，让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四个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根基与保证作者：于艳红来源：《新长征》 2016年第12期“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提出要坚持“四个自信”，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新表述。
“四个自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追求翻身解放、富强文明的精神成果，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精神状态的写照。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随后又在多个场合对中国梦进行了阐释。
实现“中国梦”关键在于行动、在于实干，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定“四个自信”。
一、道路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途径道路问题关乎党的命脉，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否适合本国国情，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知道。
我们的道路自信，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之路。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思考，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愈加清晰和深化，这条道路方向正确、布局科学、目标宏伟，它的科学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一”：一条基本路线，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个总体布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一个发展目标，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及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了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时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使中国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大一统 官僚与文治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一是“大一统”的传统；二是官僚政治的传统；三是文治的传统。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极其深厚的政治传统。
这些传统，无论是其精华，还是其糟粕，都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必须充分重视、认真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
中国近代政治，历时甚短，新传统尚未定型。
而古代政治传统，则相对凝重，影响深远，其中，最值得研究的，主要有三。
一是“大一统”的传统。
“大一统”观念源自先秦，本意是天下诸侯皆统属于天子，“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此后，“大一统”成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追求和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
在政治实践中，特别是明清两朝，它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统一。
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式微的状况截然不同。
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国家号令统一于中央，重要事务决定于中央。
秦汉以降，尽管知识界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讨论时有发生，但并未产生重要的实际政治影响，“不过迂儒之常谈”。
“封建” 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
秦汉以后，皇权集中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
明代，“国家罢除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事权归于朝廷”，皇帝实现了对国家重要政治权力的垄断（傅恒等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100）。
到清代，皇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康熙帝语，《清圣祖实录》卷144）。
乾隆皇帝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
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
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生死人者。
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
第四章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一、名词解释1.制度文化:是人们为适应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2.宗法制:是中国古代维护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到周代渐趋完备.宗法制在春秋时期瓦解之后,其影响长期存留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
3.君主专制制度:是指以古代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君主专制脱胎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制。
4.三公九卿:秦朗统一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央官吏系统.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之下有九卿(太常,朗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分理中央事务。
5.三省六部制:隋唐以后,以三省六部制的分权形式解决集权体制内的权力分配问题.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同为国家最高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执行等政务.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为行政事务的职能管理机构,六部隶属于尚书部.三省六部制的确立,表明了传统社会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成熟。
6.郡县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系列变动,土地兼并战争到处发生.在大国吞并小国之后,征服者大都将小国变成县郡,以隶属于自己的行政系统之下.这种郡县制在战国时代,已成为各国国内一般行政区划.秦汉时期以郡县制全面取代分封制,建立起天下一统的王权体制,君主集权达到空前的高度。
7.科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
8．察举制: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举荐贤士.这种由地主官僚察访人才,向朝廷举荐的方式,称为"察举".汉代察举制度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雏形,它为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的出现作了重要的铺垫。
9.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时期建立的一套较察举制度严格的选官制度.中央在各州郡设"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人士,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九品中正制从其本质上看,同样维护的是土族的利益。
10.明经科:在于察举通晓儒家经典的人才,东汉开始设置.隋唐以后,汉代察举考试中强调的儒家经学仍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11.诗赋取士:唐代科举考试中最重视的进士科,进士试主要是诗文,是一种文学考试,因此唐代崇尚文学成为一代风气.在诗赋取士的利益驱动下,唐人创作热情高涨,唐诗时代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有相当的关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摘要: 伴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和深入, 当代的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在不懈努力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研究并认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于我们构建先进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 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文化对政治行为支配政治行为。
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客观地评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
关键词: 传统政治文化道德伦常儒家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现象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
政治文化是一种主观意识领域, 政治文化必然与社会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有关, 具体讲, 则包括社会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概念、政治设想、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
传统政治文化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髓。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不断的传承, 离不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牢固支撑。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这批判的一面, 但同样也有应该坚持与传承学习的一面。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一）、重民的民本思想1.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
在先秦时期周武王伐纣时提出‘敬天保民’的口号。
管仲提出富以养民是治国为政者的首要任务。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各诸侯王提出‘无民孰战, 无民孰农’的口号。
从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到唐朝魏征的载舟覆舟及唐太宗有感于君主的地位依赖于国家的存亡, 国家的盛衰系与民众的苦乐。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思想都体现了: ‘人心向背’是统治者政权存亡的基础。
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想取得长久的政治稳定, 一定要考虑到百姓的利益, 让人民休养生息。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历史上重民的君主, 其统治的时间内都是政治稳定, 社会繁荣的。
2、重民不是民主。
古代所倡导的重民与当代所说的民主是有所区别的, 重民只是强调君主重视百姓的疾苦, 只需要人民俯首帖耳。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制度性精华论文关键词:传统政治文明;制度性精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论文摘要: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治国传统和治国经验的国家。
自古以来,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治国理论和和治国方法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带有浓厚东方色彩的治国之道,其中的制度性精华特别值得珍视。
挖掘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制度性精华,剔除其人治性糟粕,既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治国如同驾船,需要有专门的才识和技能,特别是治理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尤其需要有高超的政治艺术。
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治国传统和治国经验的国家。
自古以来,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治国理论和和治国方略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带有浓厚东方色彩的治国之道。
先秦着名思想家荀子在论及治国之道时指出:“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
这可能是对传统的东方式治国之道的最简明、最典型的概括。
尽管这种治国之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治国之道,但其中实际上也包括着人类政治文明的某些精华。
从总体上讲,传统中国的治国之道是“以德治国”为核心的治国之道。
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传统中国治国之道中也有制度性精华。
比如,中国古代经典《礼记·礼运》中在谈到小康社会时,既强调了“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和“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立田里”、“贤勇知”等德治的内容,同时也强调了“正君臣”、“设制度”等带有法治意义的内容。
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曾经形成过各具特色的政治和行政制度,正是这些制度规范和制约着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发展。
因此,深入地挖掘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制度性精华,既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要挖掘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制度性精华,首先必须明了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
关于制度的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归纳。
着名政治史家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从历史的角度对制度的特点作了简明的概括。
书中写道:制度本属一项专门的学问。
而要把握制度的精神,必须注意如下要点:第一,要讲一代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
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而且制度已是昨日黄花,也不必讲。
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互相配合,形成一个体系,否则制度各各分裂,既不能存在,也不能推行。
第三,制度虽已勒定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
某一制度的创立,决不是凭空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然后渐渐地创立。
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渐渐地在变质。
第四,任何一项制度之创立,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也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否则它不会存在。
但任何一项制度,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时过境迁而忽视其当时的实际需要和真正的用意。
第五,任何一项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
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以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判定。
因此,要判断某一制度的得失,必须根据该制度实行时的实际情况而判定,而不能单凭后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的各种制度,也就是说必须采取“历史意见”,而不是采取“时代意见”。
第六,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要重视其地域性和国别性。
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某一制度是可行的,但并非在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也是可行的。
因为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
①钱穆先生的概括无疑具有某种权威性。
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是该国文化的固有组成部分,体现并反映了该文化的总体特征与演化趋势,在中国这种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度里尤其如此。
文明不是由某一特定职业群体或者英雄们创造的,而是由整个人类依据他们的知识、理性、观念通过社会行为的互动合力塑造的结果,作为制度文明也是如此。
法国文明史家基佐说过,任何国家的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首先是结果;这些制度本身是从特定社会状态中产生的,它们本身就依赖于“人们的文明生活方式”。
对此,普列汉诺夫评价说,这是和十八世纪的观点直接对立的观点:不是用特定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明该社会的文明生活方式,而是相反,特定社会的政治制度本身是用该社会的文明生活方式来说明的,因此这是正确得多的观点。
②应该说,基佐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制度的生命力是深藏于社会环境之中的,正如拉斯基在《美国总统制》中所说:“制度是有生命力的。
其奥秘并不是简单地在书本上所能阐明的。
这并不是说,制度本身神秘,而是因为产生制度的环境如果发生变化,则制度本身也就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制度也可以根据运用制度的人物如何经常发生变化。
”“重要的制度并非单凭一纸法律就能形成,它其实是传统、成规和惯例的结晶。
这些传统、成规和惯例,虽不见于法律,却具有不亚于法律的影响力。
”③对此,我们在研究制度文明时不仅要充分注意到,而且要把它具体运用到制度生成条件的分析之中。
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政治文明中最核心的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过政治制度与社会进步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甚至将制度的变迁视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过渡的标志之一。
他们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
”④这里说的“国家”实际上就是指相对部落制度而言的新型政治制度。
弗洛伊德也说过:“‘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界之防卫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所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
”⑤这也就是说,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正因为制度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所以人们在比较社会进步程度时,往往都是以制度的进步程度作为基本标尺的。
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究竟什么东西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呢?毫无疑问,最根本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说:“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
”⑥这就是说,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
但是,如同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一样,现行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就是完善的,它也有一个由不太完善而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
我们目前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示出来。
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固然要进行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建设,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思想教育、政治道德教育、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建设,这些方面的建设的确十分重要;但是相对来说,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设更重要。
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旧社会向新社会转变时,政治制度的变迁是最根本的标志,这是人所周知的。
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政治人物的活动威武雄壮,可歌可泣,指导政治发展的理论也层出不穷,不断翻新,但真正作为历史变迁标志的却不是这些,而往往是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因为只有当新的制度建立起来后,人类社会才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二,在新社会的完善和发展过程中,政治制度的加强和完善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
对此,邓小平在论及建国以来我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时作了十分深刻的总结。
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问题更重要。
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和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⑦之所以说制度带有根本性,是因为制度相对于人而言,制度的良善比之于个人的良善更有意义;之所说制度带有全面性,是因为制度是一种社会规范,一旦形成将在全社会范围内发挥作用;之所以说制度带有稳定性,是因为制度一旦形成,不会由于个人的变动而变动,只要社会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制度就具有不可变异性;之所以说制度带有长期性,是因为制度具有稳定性,不会因为个人意志的变化而变化,将在较长时期内发挥作用。
二在中国历史上,应该说在政治制度方面(特别是行政制度方面)是有许多建树的。
比如,孙中山先生就十分重视总结中国历史上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
他在设计五权宪法时,就是吸取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和监察制度的精华的。
无论人们是否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度都是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它始于隋朝,确立于唐代,完备于宋代,兴盛于明、清两代,衰于清末。
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被废除,绵延存续了1300多年。
其中共产生了700多名状元、11万名进士、数百万举人,秀才更是不计其数。
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中国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对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传播发展都产生过巨大的作用。
另外,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具特色和最严密的监察制度。
从西周的监国到明清的都察院,中国的监察制度越来越严密和规范。
比如,明代除了正常的监察机关——都察院外,另按行政六部体制新设六科,直辖于皇帝,负责对六部官员的经常性监督。
同时,为了防止监察官员的舞弊行为,都察院与六科官员之间可以互相纠举,都察院内部都察御史和监察御史也可以互相纠举,这就使得监察官员本身也处于被监察的地位。
明代除了正式监察机构外,还设有对各级官员和百姓进行秘密侦察和执行的特务机构——锦衣卫和东厂、西厂。
尽管这些监察机构都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的,但在澄清吏治,整肃政纪方面,确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传统中国在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中央和地方财政制度、政治与行政决策制度建设方面也有许多建树,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对于传统中国制度建设方面的精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必须认真吸取,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政治文明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