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群体性事件与干群关系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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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障碍与途径曹殊(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党建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70)第15卷第5期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党校学报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Vol.15,No.5Oct.,2011[收稿日期]2011-05-19[作者简介]曹殊(1961-),男,甘肃定西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党建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党群干群关系直接决定人心向背,关乎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生死存亡。
我国的党群干群关系,主流是好的。
而造成党群干群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心理浮躁、体制机制缺陷、腐败蔓延、少数干部作风飘浮。
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需要以加快发展为中心、以服务民生为保障、以健全制度为根本、以转变作风为关键,在推进、改善、巩固、深化党群干群关系上下工夫。
[关键词]党群干群关系;加快发展;服务民生;健全制度;转变作风[中图分类号]D26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1)05-0072-04正确认识和及时把握党群干群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深入探讨新形势下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对策和方法,有助于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有助于我们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党群干群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和谐的。
但是,不排除在局部地方、特殊时期、特定环境和具体工作中,这方面的关系出现疏远、紧张甚至矛盾尖锐化的状态。
对此,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和认真应对。
就宣传思想战线而言,我们党作出的大量工作,并没有完全消除党群干群之间的许多认识分歧。
在某些情况下,群众的意愿与党的意图很难统一。
干部“不知道群众想些什么”,群众“不知道干部做些什么”。
在经济领域,我们党曾经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政策。
但是,面对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有的群众便怀疑和否定制定上述政策的初衷。
在政治领域,我们党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的一系列体制改革,其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少数群众却不这样认为。
从公安机关的角度浅谈群体性事件作者:何鹏程顾昊吴双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04期摘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大,对敌斗争日趋的复杂,人民内部矛盾的此起彼伏,刑事案件的居高不下,维稳——这一崇高的使命——对于各县市区省乃至全国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关系到能否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在经济的海洋中乘风破浪。
关键词稳定公安机关群体性事件作者简介:何鹏程、顾昊、吴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事科学技术大队。
中图分类号:D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193-02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同时由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改革措施的出台和深化,因新旧体制交替和社会各阶层、集团、群众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引发的各种问题矛盾大幅度增加,群体性事件呈阶段性多发的态势,成为以后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群体性事件是指多人聚集实施某种行为并造成应影响后果的活动。
根据1994年中办、国办《关于处置紧急治安事件的通知》(中办发【1994】5号)和公安部《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公发【2000】5号的文体精神,所谓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害公民人身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的行为”。
此文笔者将从公安机关的角度来分析和探讨群体性治安事件。
综合近几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其数量呈逐步上升趋势,参与人数不断增多。
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每年约73万人增至307万。
其引发原因多样化且因不同时期的热点而异。
客观上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破产、转制等原因产生的拖欠工资、退休金或福利待遇、集资债券等一些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比如环境污染、名族宗教以及分裂反华势力的阴谋等等原因;主观上比如从众心理,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思想。
随着各项政策、法制宣传力度的加大,群众的政策意识、法制意识也相应增强,特别是自我保护意识相对增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此也引起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因此,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已成为目前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一项重要的工作。
那么,领导干部究竟如何才能正确有效处理地群体性事件?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认真对待群众,客观分析矛盾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前提。
要认真分析和面对四个问题。
第一,在社会变革的环节中,如何认识群众,如何面对群众,如何善待群众。
总的来讲应该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实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第二,社会变革过程中对维护稳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由于经济体制转轨、社会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近年来,出现了“企业民营化、管理社会化、工作自主化、人群流动化”等新特点,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问题日趋增多。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压力最大、最感头痛的问题。
因此,要做好社会变革时期的稳定工作,我们就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和思路。
第三,是群体性事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一是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今年元月至6月,保靖全县共发生群体事件8起,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二是参与人数越来越多;三是矛盾性质越来越严重,已出现三个转化,即由自发性向有组织有目的成规模转化;有序性向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转化;逐级上访向越级群访转化。
第四,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难点。
在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中一般都有幕后操纵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基层组织因职能弱化而显得无能为力,基层组织一无资金,二无权力,对于有些群众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无法表态拍板,而群众又不达到目的不听劝说和解释,坚持要群体上访,这样自然给处理群体性事件带来了许多难点。
论当前形势下的干群关系干部与群众关系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
维护和巩固干群关系是我党长期以来的执政任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始终保持“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干群关系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
干群关系是我国社会各阶层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它直接影响到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
我党自成立之初开始,干群关系一直保持很好。
“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关系得到充分体现,干部在群众心中的满意度很高,涌现出一大批的感人事迹及模范人物。
这些干部都是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的洗礼,革命思想的熏陶以及极其艰苦的生活,铸就了干部一心一意为大众、为国家的钢一样的品质。
他们始终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摆在首位,任劳任怨,甘愿孺子牛。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张,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上各类资源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充分利用及重组。
经济社会持续稳固发展,较之以前,资源的流动性大为增强,社会财富大为增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已悄然发生变化,最起码变得不如以前纯粹了、透明了、公正了。
在当前形势下,各地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干群危机,主要表现在干部贪污、腐败、不作为、不民主、官僚主义浓厚及群众上访、群体性事件等等。
这一系列的表现又往往上升到群众对政府及其职能机构的不信任,导致政府及职能机构的行政难度增大及公信力下降,人民满意度降低,最终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打造,不利于政策的通畅性。
从宏观上讲,整个干群关系链情况不容乐观,社会上每天都有一些不利于稳固干群关系的因子存在。
从“瓮安事件”到“宜黄事件”,再到各地区的城管殴人事件,就连社会上一些不和谐的事件如三聚氰胺事件、上海大火事件等等都会直接或间接牵扯到某些干部的无能以及背后的利益链然后升华到政府的不作为或监管不力,从而对政府造成负面影响。
热点题目:从“老百姓”到“老不信”,群众对政府及公务人员的信任不断滑坡。
请以一个公务员的身份谈谈如何巩固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1、信任滑坡的背景历数近些年来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都有着类似特点:原本只涉及相关部门的单体事件,却发展成当事人与非利益关系者共同参与的群体性对抗。
其背后的诱因,往往是群众对当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缺乏信任。
基层干群之间的不信任,不仅会令干群关系趋于紧张,更可能促使部分群众逐渐将对个别基层干部的不满,上升为对基层一级政权的不满,导致基层治理陷入“信任困境”:无论基层干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都无法取得认可。
2、公信力的重要性事实证明,干群之间缺乏信任,会极大地削弱基层政权的权威性,不仅表现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乏力,发展的政策措施得不到群众认可,这对基层社会的建设发展与和谐稳定,影响更为负面。
这正是胡锦涛总书记以峻切之言词,一再强调“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
3、如何从自身做起提高公信力筑牢基层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固然要靠在基层干部中进行党性教育,在思想作风上重提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但更重要的是整肃吏治、协调利益。
对于群众来说,最直接的诉求往往在于利益。
群众的不满,往往源于分配不公、利益受损,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多肇始于此。
这也说明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只有处理好群众利益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疏解矛盾冲突、保持基层稳定、维护社会和谐。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人民。
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神经末梢,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方能为人民谋取福祉、为政党赢得民心,这是对基层政权最根本的考验。
申论: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干群关系干群关系是决定党的事业成败、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国的干群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有些干部和群众之间出现了比较尖锐的矛盾,渐渐的由“鱼水关系”演变成了“油水关系”,严重违背了党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作者: 于建嵘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出版物刊名: 人民论坛
页码: 40-41页
主题词: 信任问题 干群关系 群体性事件 群众利益 工作人员 地方党政领导 基层政权 县乡政府
摘要:近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起因和过程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群众对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缺乏信任。
这种缺乏信任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从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某一级政权的不满。
早些年,农民一般只对个别党政干部表示不满,一般都会把腐败、不关心民众困苦甚至侵犯群众利益视为个人行为。
然而,近几年来,群众不再将某一级基层政权与个别工作人员区分开来。
其二,对法律的正义性和政府行为的公正性表示怀疑。
部分民众表示司法不会公正处理某些事件和地方党政领导会官官相护。
其三,信任危机的对象在加速上移。
这一点在农村最为典型。
以前农民一般只是质疑某些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非法行为,还将希望寄予县乡政府,而现在有些群众并不寄希望于县乡政府。
群体性事件论文:群体性事件的多维解读摘要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突出问题。
探讨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一项重要课题。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表现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态势,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预防和处置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加以努力。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社会转型社会稳定现阶段,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突出问题。
2004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中第一次明确使用“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将“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写进了党的文献。
2010年1月,《瞭望东方周刊》刊文指出,“未来10年中,群体性事件将是中国社会稳定最大的威胁,也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大的挑战。
”本文将对群体性事件作些初步探讨,祈望对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有所裨益。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分析所谓群体性事件,在国外一般称为“集群行为”,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
豍在我国,群体性事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
建国初期称之为“聚众闹事”,20世纪80年代称之为“群众性治安事件”,90年代称之为“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21世纪初称之为“群体性治安事件”。
豎目前,由于认识角度的差异,学界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不一,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认为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与处在既定社会规范制约下的群体行为相对而言的集群越轨行为。
豏二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群体性事件是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由一定数量人群参与并形成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聚众闹事等,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的群体行为。
豐三是从利益的视角出发,认为群体性事件是由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群众,在其利益受损或不能满足时,采取静坐、集会、游行、上访、罢工等方式向党政机关施压,以求得解决问题,并造成或引发某种治安后果的事件。
热点专题:群体性事件一、相关热点分析(一)热点简介1.石首事件2009年6月17日20时36分,石首市公安局笔架山派出所接110报警台指令:笔架山街道办事处东岳山路“永隆大酒店”门前发现一具男尸。
民警迅速赶往现场调查处理,并及时向市公安局领导和刑警大队报告。
技侦人员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勘查,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初检,没有发现身体致命伤。
由于不满当地警方“初步认定为自杀”的结论,拒绝尸检,陈尸出事酒店大厅,引起数万群众聚集并围观。
6月20日凌晨,部分围观群众为“保护尸体”,多次与警察发生冲突,致酒店底层被纵火焚烧,多名警察受伤,多部消防车辆和警车被掀翻砸坏。
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亲临前线现场指挥,并调动大批警察武警部队平息事端。
2.贵州德江群体事件2月8日下午两点多,德江县青龙镇几支青少年龙灯队上街舞龙。
因没有在政府指定的街道活动,被城管执法人员制止,部分舞龙人员对受到制止不理解,随后到县政府大院要求按传统方式舞龙,并与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发生纠纷,引来两千多人围观。
3.甘肃会宁平息千人群体事件5月19日,甘肃省会宁县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
一青年不满被交警扣留,出来后跃上警车引擎盖,自称是学生,遭交警打伤,致使附近千名群众围住打砸警车,随后又围住县委、县政府。
目前,事件已得到平息。
4.江西南康事件据江西省南康市政府网站通报,6月15日上午10时左右,江西赣州南康市数百名家具业主因误解家具产业新的征税标准,集体在105国道国际家具城路段堵塞交通,另有近百人集体在市政大楼上访。
至下午l时左右事态基本平息,105国道恢复通车,在市政大楼聚焦的人员也陆续散去。
5.海南东方市感城镇“3·23”事件2009年3月23日,海南东方市感城镇感城村一名学生被打,随即引发大批村民打砸抢烧镇政府机关和公安机关,并导致感城镇两村上千村民集体械斗。
6.瓮安事件2008年6月28日下午至29日凌晨,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名叫李树芬的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辆被焚。
论群体性事件与干群关系的重构作者:李鑫曹德林来源:《行政与法》2011年第01期摘要:本文认为,干部滥用权力侵害群众权益,导致了干群关系的恶化。
干群矛盾激化的直接后果是恶性的、泄愤式的群体性事件的频发。
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
因此,干群关系的重构,要加强依法执政,构建法治政府,实行干部问责制;要建立利益协商机制和维护公民权利的组织;要调整相关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关键词:干群关系;利益调整;和谐社会;群体性事件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1)01-0050-03收稿日期:2010-11-09作者简介:李鑫(1965—),男,辽宁阜新人,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曹德林(1979—)男,辽宁丹东人,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凤城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官民矛盾显化期群体性事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901033。
一、群体性事件与干群矛盾的凸显在干群关系和谐的社会中,干部与群众是一家人,是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相互依赖,不可分离。
干部从群众中选出,干部的第一身份是“公民”,即是公民中的一分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自于人民,其党员干部更是人民中的一分子。
在干群关系中,党员干部不是群众的“父母官”,恰恰相反,人民群众才是党员干部的“衣食父母”。
然而,理论与现实并非总是一致的。
在实际生活中,有的干部虽然嘴上也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但在利害面前,为了一己私利,则滥用权力。
他们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动辄暴力相加,严重地侵害了群众的权益,导致群众对政府的极大不满和不信任,使干群关系恶化,冲突加剧,甚至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应该说,群体性事件的升级和频发,不是群众的诉求多了,而是一些干部的责任心少了,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利益不是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而是与少数投资者利益联系在一起了,这也是干群矛盾的症结所在。
一些干部长期生活于官场的“小圈子”,缺乏对群众的基本感情,不作为、乱作为,将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致使干群矛盾突出。
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由于腐败现象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
”[1](p100)当前,我国部分地方的干群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公然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一些干部改变了人民所赋予的权力的性质,把手中权力“私有化”,把权力的行使过程当成“权”与“权”、“权”与“钱”之间“等价交换”的过程,造成权力腐败,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直接地损害了干群关系,成为社会秩序不稳定的诱发因素。
二是利益表达制度化渠道不畅通,弱势群体的话语权被剥夺。
广大弱势群体在形成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常常被边缘化,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不能得到足够的体现。
三是政府的执政绩效水平不高,公共政策未能体现足够的公平性。
当前,政府在执政过程中未能确保最大多数人享受最大利益,即实现利益享受的最大化。
干群矛盾激化的直接后果是恶性的、泄愤式的群体性事件的频发。
西方国家这类案件往往更多地具有反社会色彩,而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则更多的是针对政府机关。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最危险的并不是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增加,而是性质的改变。
从2008年的瓮安事件、深圳袭警事件和甘肃陇南拆迁事件,到2010年的昆明城管与商贩的冲突、城市拆迁中自焚等诸多事件中都有一个奇怪现象,即最后聚集的绝大部分示威者都与案情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不少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
”[2]他们更多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过不公正对待,或者是经历了种种不如意,在别人的遭遇中,使自己心底长期积累的愤怒和不满被激活。
他们的参与更多是为表达和发泄一种情绪。
这类社会矛盾被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最大危险性在于较难化解。
“直接利益冲突”往往针对性很强,就事论事,比较容易解决,而日积月累起来的不满情绪却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
缺乏合理的上诉渠道使不满情绪积聚,政府有关部门处置方式不当,作风粗暴,滥用警力和信息不公开,极易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使干群矛盾进一步激化。
这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延误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步伐,且与党的执政理念背道而驰,扭曲了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损害了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
二、“维权”与“维稳”:干群矛盾的症结点我国社会健康、有序发展需要稳定是确定无疑的。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3](p284)笔者认为,这种稳定应是动态的、柔性的,而不是某些干部所说的那种绝对的、刚性的稳定。
“维稳”者往往打着维持稳定的旗号滥用权力与警力,遇“事”不能从源头上找原因,从自身执政能力上找原因,而是凭主观猜想对事件做出归因、判断,习惯于把民众的这种“不服从”或抗议视为反政府的“敌我矛盾”。
“刚性稳定的问题在于没有弹性,缺乏韧性,没有中间的地带。
”[4]这将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一旦发生断裂,整个社会就有可能陷入不稳定状态。
由于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越来越重,各级政府对稳定重视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以至用“零上访”作为基层党组织业绩考核一票否决的先决指标。
这种看似高度重视的政治要求,一旦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往往会导致基层政权组织为了不突破“零”指标而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寻求应对之策,甚至不惜采用非法的、违反人权的手段,要么是层层设卡堵截上访人出门,以各种手段将事情压下或捂住;要么是无限地迁就上访者,以小恩小惠求得暂时的太平,“不求事解决,但求不出事”。
不惜人力物力求得表面上的稳定,最后问题非但解决不了,矛盾还会日益激化。
其实,公民维权只是他们想在维护自己经济权益的同时向政府争取一些基本的正义和政治权利,如言论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平等权和财产权等等,最后能够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有效的保障。
与此同时,政府如果想要达到韧性的稳定,应该在“维稳”与“维权”之间做出谁前谁后的重要抉择,以期在二者之间获得平衡的支点。
在一定程度上说,先“维权”后“维稳”要比先“维稳”后“维权”付出的代价要小。
因为政府管理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获得合法性的认同,“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病。
”[5](p205)据统计,目前在我国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没有一个参与者是以颠覆政府、破坏社会稳定为目的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日常不满”的背后恰恰是对政府的信任而不是与政府为敌。
各级政府对此应加以珍惜而不应压制,“一个允许冲突表达的社会更加具有弹性,因而更加持续稳定,一个不允许冲突表达的社会只会积累冲突的能量,而冲突一旦表达出来,对原来的社会体制将是毁灭性的”。
[6](p302)在此意义上,“维稳”首先要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认识到某些“不稳定”乃是社会发展之常态。
正如美国政治家杰弗逊所认为的那样:“在共和政体下,人民‘偶尔发生一次小小的反抗是一件好事’”。
反抗既可以保护人民的权利,又可以促使政府克服弊端,“这是为政府的健康所必须的良药”。
[7](p54)同时还要在制度上约束好那些有权定义何为不稳定者,在法律上真正地赋予民众一些基本权利。
从理论上讲,政治冲突的作用并非都是消极的、破坏性的,相反,适度的冲突与不稳定还可以缓解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紧张程度,减轻敌对情绪,减缓社会动荡,起到安全阀的作用,有利于社会的整合。
三、重构干群关系的途径好的动机与目标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手段才能使动机与效果实现统一,否则只能是“目标热”、“方法盲”。
干群关系的重构也是一样,假如将群体性事件比作一场大火,政府扮演的角色不应是简单的“消防队”,而是要求基层干部用真心去对待群众,用真情去抚慰群众,用真诚去面对矛盾,将可能引发大火的“薪柴”润湿,减少或者杜绝“小火星”燃起,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和问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样,群体性事件就能防患于未“燃”。
而能将这些“薪柴”润湿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尊重和执行法律,尊重和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提高公民对政府的认同感。
这就需要做到:一是加强依法执政,构建责任政府,实行干部问责制。
要增强法律意识,牢固树立依法执政的观念,使广大公务人员进一步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法制观念,真正做到懂法、用法、守法、护法。
要全面端正执法人员的思想,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坚决纠正那种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的行为,确保所有执法行为都依据法律来进行。
要完善规章制度,切实保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规范公务人员的行为。
要实行干部问责制。
群体性事件暴露的不仅是干部自身的问题,更有制度问题。
权、责、罚不统一,导致部分干部坦然“不作为”或“胡作为”。
为了有效抑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党中央于2009年7月颁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当然,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与扩散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但党政干部没有有效履行职责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问责制,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心,可以化解一些情绪性矛盾。
在《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提出的7种问责情形,有两条与群体性事件有关。
一条是“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
”另一条是“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
”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使维护稳定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
问责制的根本意义不是惩罚,而是防患于未然,以此减少权力带来的腐败。
虽然问责制只能亡羊补牢,却是制度维稳不可缺少的环节。
安徽阜阳市颍州区原副区长曹颖,为帮助开发商逼走屋主,收取贿赂5万元,任由开发商员工打伤屋主,进行野蛮拆迁,被颍上县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这一案例就是实行干部问责制的典型。
二是建立利益协商机制和维护公民权利的组织。
在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都存在群众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众沟通不到位的问题。
为了建立真正的公平、公正的社会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建立或开放对社会不同群体的权益表达机制,要许可农民、工人和社会其它利益群体形成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例如农会、工会、商会等。
只有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才能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
针对群体性的利益冲突,通过社会维权组织和救助组织,使弱势群体的诉求能够以和平的、体制内的方式得到解决。
另外,可以考虑成立由社会各界与事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士组成的重大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以满足民众对事件真相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