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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群体性纠纷的成因与对策群体性纠纷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其中一种利益诉求、不满或不公平待遇等导致的，一定范围内、一定组织方式的大规模社会冲突现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时期群体性纠纷出现的频率和规模逐渐增加，解决群体性纠纷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将分析新时期群体性纠纷的成因，并提出对策。
1.社会矛盾激化。
社会转型期间，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深刻的变革，社会矛盾不断积累。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一些因素引发了群体不满情绪，往往会迅速演变为群体性纠纷。
2.政府失职。
政府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问题，缺乏有效管控和沟通机制，导致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合理保障和满足。
这种失职往往会触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因为民众无法得到政府的回应和解决。
3.社会不公平。
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加剧，群体性纠纷多发地区往往是社会矛盾最为突出的地方。
例如，劳工权益保护不到位、农民工工资拖欠等问题都是群体性纠纷的常见原因。
4.舆论引导与传播渠道。
新时期的社会媒体和网络传媒极大地提升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有助于关注和曝光群体性纠纷事件。
社会媒体的舆论引导和传播渠道的发达，为群体性纠纷的爆发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场所，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矛盾的表达方式。
针对新时期群体性纠纷的成因，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对策1.加强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制度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强化对信访、维权等问题的调处和解决。
同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确保规则的有效实施和执行。
2.改善政府服务。
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水平，加强对基层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的管理，推动政府服务的规范化、便捷化和高效化。
同时，增强政府的信息公开和透明度，提高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3.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鼓励和支持企业、社会团体、媒体等社会组织的参与，发挥它们在舆论引导、监督和调解化解群体性纠纷方面的作用。
在法律的框架下，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协调。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及其预防治理理性分析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前提。
本文认为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分化、政府管理体制的落后、基层组织的控制弱化以及信息社会下的互联网等因素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多发。
只有转变政府组织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树立法治思维才能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标签：群体性事件；成因；预防治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为世人瞩目，但在这一过程中部分群体的利益也被忽视甚至是牺牲，这导致诸多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进而群体性事件频发，其威胁了公共安全、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必须予以重视。
一、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分析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且政府不能及时解决，共同利益受损的群体采取集体行动以维护自身权益的事件，其主要目的在于表达诉求、维护自身权益、制造社会影响。
对于群体性事件，多数政府工作者关注的是群体性事件对社会正常秩序、公共利益的威胁，或者是对酿成骚乱甚至是动乱的担心。
但本文认为对于造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也应当予以关注。
只有认真分析原因才能真正找到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措施，尤其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具有典型的社会预警作用，大部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是社会矛盾积聚得不到缓解的产物。
所以对于群体性事件，我们既要关注其危害社会秩序、威胁公共安全的一面，同时也应当关注其预警缓解社会矛盾的一面，认真分析，以从根本上解决群体性事件。
二、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群体性事件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这种现象。
以下从几个角度探究其发生原因：（一）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分化在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利益阶层，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往往不能兼顾各种群体的利益，一些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一些人的利益则被忽视，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
这些利益受损的群体往往会借助群体性事件来吸引社会的目光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二）政府管理体制的落后政府公共管理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管理能力、服务品质较差，同时官僚作风严重，导致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适应新形势研究新对策提高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预防处置好群体事件已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困扰各级党委、政府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正确认识和分析新形势下群体性社会纠纷的特点和成因，提高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妥善有效的处置好群体性突发事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点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个别个体和群体在其利益受到损坏或者得不到满足时，由个别人组织或煽动，以要求解决问题为目的，采取游行集会，集体上访、罢工，围攻或冲击党政机关等方式实施的影响社会秩序和稳定的事件。
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事件的公开性。
参与事件的人员大多因某种原因或某种利害关系临时汇集而成，一旦引发，常常具有公开性质，参与人员往往情绪高昂，言行过激，举止失范，并且事发场所往往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
如在公路静坐，阻塞交通；如在机关叫嚷，造成围观；如以赴省进京相挟，给党委政府施加压力等。
（二）事件主体的群体性。
事件的发生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某些群众的共同思想情感或共同的利害关系，多为不同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更由于不少人员“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思想根深蒂固，因而参与人在思想上、语言上容易沟通，感情上容易接近，容易形成共识，产生共同的意愿和要求，很容易产生雪球效应。
事件如果得不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十几人、几十人的上访很有可能发展为聚众闹事，攻击党和政府，造成大范围的社会动荡。
（三）参与人利益的共同性。
纠纷的发生往往是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受损或利益差别而引发的。
如企业改制造成下岗工人不能及时妥善安置、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不一等，都成了他们维护切身利益的根本原因，而共同的利益目标又把他们维系在一起，又很容易获得社会同情，极易吸纳相同利益者，使群体逐步扩大，事态不断蔓延，极易导致突发性事件发生。
群体事件产生的原因和对策分析定义：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
面对群体性事件，堵不如疏数量增多规模扩大：2000年以来，中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
涉及的部门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参与的人员复杂，有各种职业、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参加：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城乡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对象不同维权内容不同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工人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
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失地或受环境污染的农民要求维护权益成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佣工人要求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要求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保护国家财产不能流失等。
表现方式激烈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
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
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
基层反映：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及对策建议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国泰民安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转型的加速，民主意识的加强，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各种社会矛盾突显，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对社会正常秩序构成威胁，对地方政府管理形成挑战。
群体性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波及面越来越广，破坏性也越来越强，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以及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导致政府与群众之间关系恶化。
一、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一是利益表达渠道不畅。
诸多群体性事件发轫于某些地方政府政治系统的“输入性故障”。
在政治宣泄渠道不畅、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话语表达方式单一、制度保障不足的语境下，一种“堵塞型社会”便容易形成。
当有效利益表达机制变得迟钝或是缺失时，容易使群众对现存体制感到失望和不信任，当无法借助这一机制来维护自身利益时，部分群众往往会通过不当形式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二是公共政策有失公平、弱势群体被剥夺感较强。
经济快速发展让人们在收入分配上不断产生差距。
社会上相继出现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群体之间存在着贫富差距，在面对社会各种变革时他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
以经济收入为主要参考标准，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大致可以分为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三类。
以低收入群体为例，国内处于收入“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群体在7亿人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这一群体面对社会变革的承受能力是相当弱的，他们通常具有强烈的“被剥夺感”，在复杂的利益结构和急剧的利益分化过程中，这种被剥夺感会转化成为复杂的社会心态，形成负面情绪和社会心理失衡，从而激发非理性的越轨行为。
三是政府信息不透明导致谣言散播。
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许多群众不明真象，易被谣言蛊惑，引起群众情绪失控。
地方政府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过程中与人民群众没有形成良性互动，作为事件的管理主体没有主动意识，常常扮演着“消防队员”的角色，对事件的回应多数是事后的、被动的、不透明的。
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及对策【摘要】群体性事件指的是一种在社会中大规模发生的具有某种特定意义和影响的事件。
这些事件不仅对个体造成直接影响，也会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常见的原因包括社会矛盾、经济压力、政治因素等。
针对这些原因，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对策来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包括加强预防意识、建立应急机制、加强社会矛盾调解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
尽管我们采取了这些措施，群体性事件的风险仍然存在。
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原因、对策、预防意识、应急机制、社会矛盾调解、公共服务水平、风险、有效措施、减少发生。
1. 引言1.1 什么是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涉及到大量人群的集体行为。
这种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特点，如群体性抗议、暴力事件、群体性事件等。
群体性事件通常是由某种社会矛盾或不满情绪引发的，通过集体行动来表达要求或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这种事件往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因为它可能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群体性事件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密切相关。
在当代社会，随着信息传播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已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
了解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原因，对于预防和化解这种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保持警惕，提高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和理解，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范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1.2 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一、社会秩序受到破坏。
群体性事件往往伴随着暴力冲突、抢劫破坏等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稳定。
二、政府形象受损。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会暴露政府在管理和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导致政府形象受损，公信力下降。
三、经济发展受阻。
群体性事件往往会对当地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和市场秩序，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受阻。
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问题探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仅影响社会政论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作用，且严重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已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
因此，对农村群体性事件从理论上进行探索，实践上进行总结，提高预防与处置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和形成的原因：一、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工作方式方法不当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不依法行政和方式方法不当是激化干群矛盾的主要原因；二、农民法制观念淡薄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农民的民主意识在逐步增强，但法制观念淡薄，一旦出现矛盾摩擦或利益纠纷，即聚群对抗，以为这样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较好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群体性事件；三、具体的利益冲突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
如对政府出台的某些政策、措施不满，山林、土地、征地、计生等具体的利益冲突，都可能成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应从以下三方面做好工作：一、加强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要加强国情形式和政策教育，增强农民对社会变革的适应力和承受力，引导农民群众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上看问题，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自觉抵制一些别有用心之徒的蛊惑煽动；加强道德和法制教育，增强农民的道德和法制观念，强化社会公德和依法办事意识。
二、畅通信访渠道，体察民情。
增强政治敏感性和超前预见性，及时分析新形势下农村各种矛盾产生、发展的特点、规律。
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开展“下访”活动，认真听取群众的不同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利用信访、群团组织等窗口和桥梁，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
三、加快改革步伐，重视农民利益。
绝大多数农村群体性事件因利益而起，必须在重视“三农”的前提下，通过加快改革来解决。
农民较好利益的实现必须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支撑。
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农村稳定、农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也是农村长治久安的基础。
浅析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处置对策毛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各种无法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基层干群之间的种种矛盾加剧，加上各级政府部门对此矛盾处理不及时等导致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发生，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正常的社会工作秩序。
因此中央、省、州、县各级政府都把保持社会稳定问题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现就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处臵对策提出一些拙见。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是指不特定的达一定数量的群体为了实现一定的利益或目的而集结在一起，采取各种不正当甚至非法的手段或是不恰当的方式，制造或挑起事端，以此向党委、政府及社会施加压力的行为。
其特点及表现形式：一是规模大、影响远；二是事件发生频繁，呈上升趋势；三是组织、策划趋势明显；四是部分村组干部乃至国家干部参与或直接策划组织，处臵难度加大。
原因分析：一是历史遗留问题。
有的山林土地边界不清或权属不明，有的山林、土地权属证书甚至交叉重复，给调解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二是某些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措施或地方政策缺乏预见性、经常性和连续性，“滋生”或“滋长”了一些问题，导致矛盾的产生或激化。
一些行政主管部门对管理工作没有做到制度化和经常化，没有将问题控制解决在萌芽状态，等到有的问题既成事实之后，才花大力气去解决；有些地方政策的出台实施比较草率，不切合实际甚至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在执行一段时间或者已对部分人实施以后，发现不适应或行不通，于是自己否定自己，工作出现反复。
这样既降低了自己的威信，群众也蒙受了损失，势必引发一些群体性事件。
三是个别乡镇和部门的责任人对维稳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动辄以“管人者”自居，没有设身处地考虑群众的疾苦和承受能力，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对待群众态度生硬，迫使群众针锋相对。
有的缺乏基本的政策理论水平，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不透，宣讲不清，贯彻不准，办事拖泥带水，群众难以接受。
新形势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原因及其防范对策分析摘要：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县乡镇政府毫无疑问都会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首要地位来抓，并作为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利益诉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与此相对应，农村群体性事件也呈现出易发和多发时期，如不引起高度重视，采取相应措施，将会对和谐社会构成严重威胁。
基于此，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出发，对农村群体性事件中政府行为的得失进行了比较分析，有利于明确我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为实现政府善治和现代化提供保障。
关键词：农村群体性事件；宗族势力；防范对策一、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现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其发展的速度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然而，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在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协调、城乡差距拉大、阶层贫富悬殊、部分政府官员腐化堕落、农村增收乏力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使得我们面临着的社会风险在不断的增大增多。
作为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总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在社会呈现出高发态势，对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形成了直接的冲击，已经成为面临的最大社会风险。
群体性事件在发案数量和参与人数方面均有上升的趋势，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扰乱了社会秩序，强烈冲击社会稳定，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如不及时处理将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要切实提高地方政府对农村社会各种事务的治理能力，妥善解决农村社会各种矛盾的冲突，降低农村社会风险。
有效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和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
通过对我国目前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经济利益是根本的因素，很多事件背后都充满着广大农民对富裕生活的美好向往和追求。
因此，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和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对策。
第二，在我们调查的案例中凸显了我国政府“小社会、大政府”政治环境下地方政府在农村治理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反映了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对于化解农村矛盾、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方面的积极意义。
有效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必须加快提高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治理能力。
第三，农村社会风气对村民维权方式的选择有重大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在一些相对偏远和封闭的东部地区，宗族势力强大且比较盛行。
因此，当矛盾出现时，村民在宗族势力或者封建迷信的作祟下能够迅速聚集起来并采取行动。
这种由宗族势力主导对农村社会各种矛盾进行调解和化解的行为模式，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一旦调节过程出现意见分歧时，聚集在一起的家族成员容易冲动而“群愤激昂”，最终丧失理智，企图采取粗暴的方式解决矛盾，导致矛盾激化、冲突升级，大大提高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社会风险指数。
因此，加大农村民主社会和法制社会的培育力度，有利于增强农村社会风险抵御和化解能力，达到有效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社会矛盾普遍存在，社会风险无处不在。
现阶段，全国面临的最大社会风险就是处在高发态势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之中，深入分析现阶段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各种诱因，是有效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前提条件。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我国“大政府、小社会”这样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中，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强弱会最终影响或决定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展事态和解决方式。
社会治理水平高的地方政府，能洞悉农村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掌握事态进展的每一项信息，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将群体性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
对现阶段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各种诱因进行分析，为体现各种诱因在不同时期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将其区分为传统诱因和社会转型期特殊诱因两大类加以分析。
（一）传统诱因分析1、农民阶层综合素质不高。
综合素质是衡量个人行为理性程度的重要砝码，一般而言，综合素质越高，个人行为越趋向理性。
现阶段，农民综合素质不高导致农民非理性行为增多是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民综合素质不高与其文化程度偏低紧密相连。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先后在全国各地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文盲和半文盲率的迅速下降表明我国的教育事业在农村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农民素质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是目前全国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还偏低，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农民阶层文化程度低下和专业技术的缺乏，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民阶层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并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发展鸿沟，增大农村不稳定的社会风险。
农民整体综合素质不高，导致农民阶层在一些行为上缺乏必要的理性，在运用逻辑分析问题时倾向简单化，在采取行动解决问题时倾向情绪化和短视化。
在面临矛盾冲突时，农民往往由于缺乏主见，紧张急躁，容易被他人情绪影响或被他们唆使、利用，无法冷静思考，从全局出发衡量利弊以谋求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而是倾向于感情用事，由于头脑一时发热变得冲动，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以致丧失理智，滋长从众心理盲目参与到活动中去，并在“法不责众”社会心理的驱使下，沿用纠众闹事、聚众斗殴等传统的问题解决办法，致使冲突迅速升级，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
此外，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也是综合素质薄弱的一个表现。
在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时，农民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通常是找“后台”、“拉关系”，而不是诉之于法律，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维权。
现阶段，随着农村社会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显化，农民群体采取暴力等非法手段进行维权的行为也逐年增多，这提高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案几率。
2、宗族势力。
在一些相对偏远和封闭的地区，由于地区偏僻，人口流动率较低，社会传统保留得比较完整，宗族势力相对盛行，对村务村政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宗族势力源远流长，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族情感凝聚在一起的、以宗族为核心的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分散性单元。
宗族势力一般按照血缘辈分划分等级，由族长、家长利用强制遵守的族规、家规对宗族内成员进行强有力的控制。
宗族势力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团结族人，规范行为，推动经济发展，调节和化解社会矛盾等功能，对农村社会的稳定有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宗族势力又是农村社会的“小团体主义”的根源，它具有高度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推崇族规、家规。
宗族成员对内怀有强烈的宗族情感，对外激烈排斥。
一旦与外界发生冲突，在宗族尊严和宗族情感作崇下，宗族成员容易滋生仇视和敌对情绪，甚至可能采取群体打击或报复等行动，直接危害社会稳定。
（二）社会转型期特殊诱因分析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在一次讲话中，高度概括了社会转型期对我国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影响。
他指出：“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劳动者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要求；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各类严重犯罪活动等也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严重影响。
”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我国社会面临的风险系数，加大了群体性事件，尤其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可能性。
1、经济因素。
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
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特征，也是我国目前农村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努力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列宁也强调：“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就是利益。
”这两个利益主要是指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利益。
由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不同地区人们的经济收益差异，会直接影响人们对社会分配政策公平性的认同度。
因此，当城乡或地区经济收益差距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农民阶层等低收入群体对社会分配政策或社会的认同感便会下降，甚至出现反抗心理。
这时，社会稳定和安全系数下降，社会风险呈倍数增大。
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瓶颈”因素，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并且，随着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广大农村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被逐步边缘化，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农民阶层从社会发展成果中分享到的利益越来越少，“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广大农村社会，由贫穷、社会不公平等问题导致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时有爆发。
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极大地提高了社会面临的风险系数，给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也严厉考验着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
2、政治因素。
农民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不高的矛盾。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实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首先，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生活水平，农民受教育机会增多，素质稳步提高，农民希望更大范围地影响或参与农村决策，以保护既得利益和提高自身生活水平。
其次，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西方社会所宣扬的民主、权利、自由等思想逐渐由城市传播到农村，被我国农民理解和接受。
农民的公民意识形成并不断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热情日渐高涨。
再次，市场经济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利益格局，使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迫切希望将自己的意志输入政治系统”。
由此可见，公民素质的稳步提高、主体意识的形成和群体利益诉求的出现，正强烈地激发并推动着农民阶层政治参与的热情。
此外，随着政府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权力的不断下放，地方政府掌控的权限和资源的逐步增多，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政治系统当中来，这部分人之中包括了相当部分的渴望通过政治参与影响政府决策以摆脱贫穷的普通农民。
农民阶层由政治与冷漠到政治参与高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民主政治在农村社会取得的可喜进步。
但有序的政治参与才是推动我国民主政治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这要求政治发展能够为其提供足够的参与渠道和一套与之匹配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这恰恰是我国政治发展所缺乏的。
从目前我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看，尽管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为农村政治制度化奠定了基础，但基于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缺乏，农民政治参与诉求还远远得不到满足。
目前，除了通过基层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活动之外，农民所能选择的其他政治参与渠道少之又少，而且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形式化现象严重，导致选举结果和农村治理没法真正代表民心，民意遭受长期压抑，这些为农村社会的稳定埋下了极大隐患。
3、农民社会心理因素。
期望与现实的差距扭曲农民，经济决定政治。
对应地，农民阶层在经济领域的弱势也决定其在政治领域的弱势，而这两方面弱势叠加的结果彻底将农民阶层推向了社会的最底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