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刘易斯拐点后的市场表现

通货膨胀的原因纸币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符号，没有价值，只是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纸币的发行量应以流通中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为限度，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需要的金属货币量，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要上涨。

因此，纸币发行量过多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是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

通货膨胀的特点①纸币因发行过多而急剧贬值。

在流通中所需的金属货币量已定的情况下，纸币发行越多，单位纸币所能代表的金属货币量就越少，纸币的贬值程度就越大。

纸币的贬值程度即纸币贬值率的计算公式是：纸币贬值率＝(1－）×100％例如，一个国家某个时期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是100亿元，实际发行的纸币是200亿元，纸币贬值率②物价因纸币贬值而全面上涨。

纸币贬值率越高，物价上涨率也就越高，物价上涨率的计算公式是：物价上涨率＝（－1）×100％例如，一个国家某个时期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为100亿元，实际发行的纸币是200亿元，物价上涨率＝(－1)×100％＝100％。

类型中另有：④输入型通货膨胀。

由于输入品价格上涨而引起国内物价的普遍上涨。

这种类型一般出现在世界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并通过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开放型经济部门等途径在国际间传播。

⑤抑制性通货膨胀。

在市场上存在着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或供求结构性失衡的情况下，国家通过控制物价和商品定额配给的办法，强制性地抑制价格总水平的稳定，这是一种实际上存在，但没有发生的通货膨胀现象。

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现代经济学界在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或经济效应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大致有“促进论”、“促迟论”和“中性论”这三种不同的意见。

1、促进论“促进论”认为通货膨胀能促进经济增长。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育费兰克斯、西尔斯及萨尔沃等人，其理由是：（1）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由于商品价格的提高一般快于工资的提高，结果导致实际工资降低，厂商的利润增加，这样就会刺激厂商扩大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人力资源管理视角解析中西部用工荒问题[摘要]2012年春节过后，我国各地企业普现“招工难”，尽管众多用人单位纷纷提高福利待遇，但因如往年一样工人流失较多，节后用工市场求大于供的格局难以改变，今年许多企业仍然遭遇了“用工荒”，本文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解析我国中西部用工荒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的对策。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中西部用工荒问题2012年“用工荒”如期而至。

东部发达地区广东、浙江、北京、上海、山东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常年缺工的情况下，春节后用工形势更为严峻，结构性用工矛盾愈演愈烈。

一、中西部用工荒的发展态势“招工难”与“用工荒”现象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拥有13.9亿人口的国家，但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使用人才。

最近几年这种独特现象已经从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蔓延到重庆、四川、武汉、安徽等中西部省份。

据有关部门估计珠三角用工缺口介于400-600万人，部分制造业、纺织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返工率不到30%。

农民工重要输出地安徽阜阳市举办了由400多家企业组成的大型农民工招聘会，提供8万多个岗位，然而场面比较冷清，参加应聘者寥寥。

原因是春节回家的农民工不愿意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了。

最近一两个月，中国各种人力资源市场上，求才若渴的各类缺工企业纷纷使出浑身招数，在人才市场、工业区、工厂门口吹响了“抢工”的号角，招聘工作人员费尽周折磨尽三寸之舌，结果差强人意。

二、中西部“用工荒”产生的原因（一）“刘易斯”拐点降至，人口红利渐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著名的“刘易斯拐点”。

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以至最终枯竭。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廉价劳动力的助推作用是非常的明显。

通过比较，很容易发现中国2004年以来的失业率下降、农村居民工资增幅上升、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速提升的诸多现象和20世纪世纪60年代日本刘易斯拐点之后的经济状况非常的相似。

浅谈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鹿 浩◆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是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的问题，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在发展初期进展顺利，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却发展缓慢甚至长期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介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并列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与失败的日本与泰国的例子，通过分析其各自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一步说明。

结合我国国情对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建议。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科技创新一、前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完成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于1998年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下中等收入国家起点的转变。

而到2010年，我国又一次实现了从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家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这是当代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国经济虽然仍保持良好增速，但不得不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只有正确处理，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才能顺利向现代化强国迈进。

二、中等收入陷阱（一）定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某种优势达到了一定收入水准，而停留在该经济水准的情况。

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追求GDP的发展，经过一段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导致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中等收入”与“陷阱”之间没有内在联系。

因为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而进入“陷阱”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其本质是由于国家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或增长迟缓，引发一系列问题，造成一定的社会后果。

（二）产生原因“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并不单由某一方面的缺陷导致，而是该国经济体系中的产业结构、技术要素、收入分配等多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共同引起。

首先，在产业结构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完成工业化转型，追求较快的经济增长，都会选择通过引进外资、外购技术从而实现转型升级。

日本50年代至90年代的11次经济景气循环战后日本经济的景气循环从1950年至1993年，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11次景气循环。

在1945—1950年期间，也出现过两次循环，但由于统计数字不全，未能进入经济企划厅正式列出的战后景气循环的行列中。

下面，将从景气循环的角度再一次重温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

第1 次循环景气上升过程（大约1950年6 月—1951年6 月）：特需景气1950 年6 月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带来了“特需景气”，使日本经济得以摆脱道奇推行“超紧缩”财政政策所导致的严重的萧条局面。

在特需及出口增加的刺激下，生产与设备投资很快上升，景气迅速恢复并出现繁荣。

但是，在1951年7 月开始停战谈判之前，美军就逐渐停止了物资储备与采购，致使景气于1951年6 月从上升转为下降。

景气下降过程（1951年6 月—1951年10月）特需带来的景气随着特需的中断而转为萧条，下降过程仅持续了4个月，于1951年10月结束。

但是，另一种说法是，下降过程一直持续到1952年4 月。

第2 次循环景气上升过程（1951年10月—1954年1 月）：投资消费景气特需景气结束以后，在个人消费方面，由于特需景气中人们收入的增加，加上人心趋于安定以后出现了“消费饥饿感”，导致购买力开始扩大。

1952、1953 年度个人消费增加了近30％（已除去物价上涨因素）。

在企业投资方面，虽然特需景气“风光不再”，但是，以电力、钢铁、海运、煤炭等产业部门为中心，在特需景气中积累了资本的企业仍为补充、修理、更新、添置机械设备而开展了积极的设备投资。

在政府支出方面，公共投资也有所增长。

上述因素导致出现了繁荣局面，被称为“投资消费景气”。

景气下降过程（1954年1 月—1954年11月）：初次碰上“国际收支的天花板”由于消费、投资的迅速增长，导致进口的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出口却由于特需减少、美国景气下降（对美出口减少）而增长缓慢，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导致经常收支在1953年迅速恶化，同时外汇储备迅速下降，俗称碰上了“国际收支的天花板”，政府、日本银行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于1953年9 月开始抑制贷款，景气转入下降过程。

我国的城镇化水平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是52.6%，江西的城镇化率则为47.5%，与全国相比还有5.1%的差距。

按照江西省政府提出的目标，到“十二五”末，上饶市、吉安市、新余市、萍乡市、景德镇市、抚州市、宜春市等7个设区市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万，进入大城市行列。

2013年，景德镇主城区珠山区人口也仅为32.58万人，景德镇房价潜力不可小觑。

统计局：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3.7%人民网讯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介绍2013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表示，2013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6072万人，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人。

城镇化率为53.73%，比上年提高1.16个百分点。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607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68万人。

出生人口164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08‰，死亡人口972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2‰。

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69728万人，女性人口66344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0（以女性为100），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60。

从年龄构成看，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954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4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6%，60周岁及以上人口20243万人，占总人口的14.9%，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161万人，占总人口的9.7%。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929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2961万人，减少1261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

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户分离人口）2.89亿人，比上年末增加959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45亿人，比上年末增加812万人。

理解股票投资本质大道至简。

其实不论是价值投资，还是以技术分析为核心的波段操作交易系统，核心就是一个：等到钱在地上的时候，伸手捡起来。

That'sall。

巴菲特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75岁的时候拥有了45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而是在于他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这样的道理，然后用一生的岁月去守候。

（2011年）我觉得股票投资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现在私募行业发展壮大，有不同的风格，大家在市场上获取盈利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我们的价值投资，我们也是想在现场展示我们的投资理念和投资风格。

既然是价值投资，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的经济现在作一个解读。

这2、30年，在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保持2、30年的快速增长，增长的原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口红利。

从49年到目前，中国经历了三次人口高峰，这三次人口高峰，第一个人口高峰已经步入老年，而60后、70后也在步入中年，现在我们在跑步进入中年。

人口红利给中国带来什么？这2、30年的增长，首先是制造业的成长。

现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瓶颈，入世以后贸易壁垒被打破，这些要素推动贸易顺差，带来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长。

后面我讲到宏观经济的时候会讲到96年以前GDP和货币投放量是同步的，96年以后会出现夹角，目前面临的情况是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持续，货币大量的投放已经在社会当中，货币最终会有一个去向。

未来，一直讲到“十二五”规划，讲到经济转型，最终转型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我们希望鼓励一批创新型的企业发展起来，创造一批像华为、中兴通讯这样的企业。

为什么我们转型？在“十一五”的时候就提到转型，依靠内需拉动，中国这2、30年的增长造成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拉大。

比如一个企业主有1亿和10亿的资产，他对社会的贡献不会太大，一定要成就一批中小型企业，比如像百度、腾讯这样的企业，这些企业会造就一批中国的中产阶级，只有一批中产阶级的崛起，才能实现我们经济的真正转型。

转型能不能成功？这是我们的理念。

后金融危机的刘易斯拐点及创新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形势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内生于美国在本世纪初的长期低利率政策，孕育数年后猛烈爆发，沉重打击了西方金融机构过度发展的信贷扩张和冒险行为。

早在4、5年前，美国经济的双赤字问题就愈演愈烈，人们对此口诛笔伐却无计可施。

没有人知道如何纠正美国的负储蓄率行为，也不知道这种全球性失衡会如何收场。

当美国经济如日中天、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制衡它的外部力量时，2007年美国经济从内部开始崩塌，加息周期首先引爆了美国次贷市场，然后迅速蔓延全球。

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爆发已近2年，世界经济仍然难言从废墟上站起。

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是全球经济失衡接近极限而出现的一次强制性调整。

伴随各国政府强力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快速注入的大量救市资金绕开产能过剩的实体经济，集中涌入能源、资源和股市等市场谋取短期投机利益，这迅速提高了基础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资产泡沫，为刺激政策退出和加息周期启动埋下了伏笔。

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进入再平衡过程。

以美国为代表的负债消费型经济体，将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造成国际进口市场萎缩；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经济体将因外部市场收缩而减少出口，产能持续过剩并降低投资水平。

由于经济体消化不良资产和修复资产负债表尚需数年，新的经济增长点短期内还难以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因此全球经济将告别高增长、低通胀的美好时光，未来维持高失业率和低增长态势。

世界银行预计2010年全球增长速度为2.7%。

国际金融危机很可能重塑未来5~10年的全球金融环境。

作为金融危机后的矫正反应，未来金融市场监管趋严、范围扩大，市场避险情绪普遍上升，衍生产品和其他创新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减少，高收入国家的银行进行资本重建，这些方面意味着未来流动性将会更加稀缺，成本更加高昂。

与当前资金充斥、成本较低的情况相反，从中期的视野看，借贷成本提高和资本流动降低，将收紧全球金融市场。

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分析及借鉴一、刘易斯转折点对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影响二、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政策探析三、跨越与挑战：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应对刘易斯转折点中采取的战略四、借鉴与启示：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转型中的政策经验五、未来展望：刘易斯转折点对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刘易斯转折点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人口快速增长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超过需求的情况。

这个阶段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时刻，需要采取适当的战略和政策来应对。

一、刘易斯转折点对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影响1.日本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的扩大，逐渐出现了缺乏劳动力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放宽劳动力的移民限制、逐步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失业保险金等，来吸引劳动力和提高生产率。

2.韩国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

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出现了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状况。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推行全面的少子化政策、放宽劳动力的移民和就业政策等，尽量创造更多的劳动市场供给，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

3.台湾地区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也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了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状况。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台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鼓励劳动力移动和提高生产力等，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政策探析1.日本在经历刘易斯转折点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措施，如放宽劳动力的移民限制、逐步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失业保险金等。

此外，日本政府还推行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以提高生产率和促进创新。

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小企业対策”，即对小规模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咨询，以提高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从日本经验看中国经济转型期投资机会2012年09月10日01:03 来源：中国证券报【字体：大中小】网友评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这种过度倚重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现在遇到了严峻挑战。

面对人口红利消失、资源和环境成本高企、全球经济放缓等不利因素，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中国经济转型的迫切性也越来越大。

当然，经济转型是痛苦和漫长的，势必造成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重大变化。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经过十年的恢复发展后，开始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在10%以上，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极高的储蓄率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了日本工业的大发展，企业设备投资热情高涨带动了投资增速的快速增长。

GDP构成中投资的贡献率从1955年的不足15%上升到1973年的32.4%，成为该阶段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在经历过高速增长期后，日本经济逐步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下降到4%左右。

在度过刘易斯拐点后，工资开始出现大幅上升，同时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也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意愿。

尤其是1973年“石油危机”后，石油价格暴涨迫使日本不得不改变原有依赖进口廉价能源的发展方式，将产业结构向节能型、技术密集型以及高附加值型转变。

日本经济在石油危机后经历了全面去产能化的过程，因此日本经济也正式告别高增长时代。

我们可以发现日本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在转型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经济结构上看，消费增速虽略有放缓，但在GDP中的比重却逐步上升，而固定资产投资则风光不再，各项投资增速均显著下降，并且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也呈逐年下降态势。

从产业结构上看，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GDP中占比上升，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同时制造业内部钢铁、化工等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比重逐步下滑，而电气机械、通用机械、精密仪器等技术密集型的新兴工业比重不断上升，构成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刘易斯拐点已现，中国经济转型势在必行核心要点1. 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和最低工资上调标志着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显著变化。

从人口转变角度看，我国人口抚养比将迎来上升拐点，人口红利逐渐衰竭；从人口迁移角度看，工资成本大幅上升，我国已出现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供给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是我国面临的长期趋势。

各种指标显示，刘易斯拐点已现，人口红利逐渐衰竭，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未来几年仍受益于人口红利。

我国人口结构变迁或人力资源条件的改变是驱动我国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

2. 从日本经验看，新兴产业、消费行业和服务业在经济转型期的持续高成长为投资者带来了丰厚回报，显著超越大盘指数。

因此，必须高度关注人力资源约束驱动的高成长行业，及其带来的投资机会。

3.看美国的发展历程，他们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对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相对日本较小，促使美国产业升级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两次西迁运动。

随着人口的增长，正是这两次西迁运动和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使美国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变。

4.从日本和美国发展经验看，人口红利衰竭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并促进产业的升级与转型。

未来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将有三大趋势：一是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发展，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到内地转移，沿海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三是低端产业逐渐从中国退出，转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外后进国家转移。

5. 劳动力供给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将给中国带来五个方面的产业变迁：一是加速消费行业成长，二是人口老龄化使养老产业成为朝阳产业，三是机器替代人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高速成长，四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信息产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五是工资增长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

一、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将驱动经济与产业转型1. 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1999年开始，中国人口再生产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人口增长阶段，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是人口数量长期保持着低水平增长的状态。

日本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者：赵钰来源：《商周刊》2016年第07期鉴于日本70年代经济特征与我国现状的某些相似性，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应用于我国经济转型，同时总结其失败的教训，避免在转型过程中犯同样的错误。

中国改革不仅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借鉴发达国家位于同样转型阶段时的发展经验。

本文以日本为例，基于“新常态”的三个判别特征，判断出日本进入同样发展时期为20世纪70年代。

东亚国家判断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复杂而曲折。

1956-1973年，日本保持了1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迅速走出二战废墟。

1968年从经济总量上完成了追赶欧美的任务，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GDP总量排世界第三，人均GDP为4000美元。

之后随着工业化目标的实现，日本迈入成熟发展阶段，增速有所放缓。

1973年，在日元被迫升值与石油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出现断崖式经济增长，经济增速由上年的8%突降为-1.2%，为战后首次负增长，并在此后20年间保持5%以下的低速增长直至1990年代泡沫破灭，经济增速再度降至1%以下，此后日本经历了20年“寒冬”。

根据图中GDP增速趋势，可将日本战后经济分为三个阶段：1956-1973年为高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为9.70%；1973-1990年为稳定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为4.26%；1990-2015年为低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再度降至0.86%。

其中1973年与1990年为经济增速变化的关键转折点。

在1945-1955年的战后恢复时期，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复兴，1956-1973年高速增长时期，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复兴，1973-1985年稳定增长时期，技术密集型产业崛起。

根据表1的具体数据，第一产业所占GDP份额由1955年的19.9%降至1970年的6.12%，再到1990年不足3%。

第二产业占比由1955年的34.93%不断上升，此后15年始终保持在40%以上，并于1970年左右达到峰值44.55%，之后逐渐下降到1990年的38.55%。

刘易斯拐点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前景∗毛学峰【摘要】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等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考察其他国家（地区）在跨越刘易斯拐点时期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可以发现，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韩国在跨越刘易斯拐点后仍享受着人口红利，并没有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而放缓经济增长，也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导致高通货膨胀。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可以判断，中国未来非农劳动力供给仍然丰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等都有限。

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需要充分开发、整合和利用现有人口资源，选择有利于产业升级转型以及劳动力市场成功转型的产业政策，通过提升现有人力资本等奠定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期刊名称】《中州学刊》【年(卷),期】2015(000)006【总页数】7页(P29-35)【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短缺;国际经验【作者】毛学峰【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10087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123.6自2004年“民工荒”爆发以来，中国农民工名义工资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引发了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论。

争论源自于刘易斯拐点如果到来，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的担忧，这样的担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否会严重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第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否会使中国丧失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竞争优势？第三，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会影响通货膨胀水平？本研究聚焦于如果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研究的路径从总结历史经验和考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实践出发。

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已跨越了刘易斯拐点。

日本的刘易斯拐点大约发生在1960年前后，韩国在1970年前后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

由于日本、韩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与我国较为类似，而且均在开放过程中获得较快的持续经济增长，其经历和教训值得借鉴。

中国房地产泡沫究竟与日本有何不同最近有关中国房地产泡沫与日本房地产泡沫比较的讨论很热。

中金公司的分析师也写了一篇系统比较中日房地产泡沫的文章，作者在列举了中国房地泡沫与日本的八大相似之处之后，认为有四个不同点，并认为这四个不同点决定着中国房地产市场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在此，笔者试图对中日房地产泡沫的差异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

中金的分析师认为，中日的房地产泡沫主要有以下四个不同点：首先是人口增长及结构不同。

日本总人口在1990即达到高峰，而中国要到2030年才到峰值。

日本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即出现“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结束的转折点)，而中国2007年左右才出现“刘易斯拐点”。

日本的“人口红利”（即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于80年代才消失，而中国人口红利将持续到2015年左右，并且可以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建立养老保障制度，改善劳动力市场，提高教育水平和劳动力培训，打破户籍制度等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

其次是城市化的水平不同。

1985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6.7%高点，城市化已经接近尾声；而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阶段，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45.68%。

再次是两国的外资参与程度也不同。

日本较少利用外资，出口企业中以日本本土品牌为主，而中国是全球第三大吸收外资国，近一半出口来自于三资企业，大幅升值会直接损害在华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所以美国逼中国大幅升值很难得逞。

最后是政府对银行企业控制力不同。

日本政府对银行监管不足，企业自主性较强。

泡沫前，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商业银行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及监管，日本金融机构是房地产泡沫的最大支持者，地产泡沫持续长达10年。

而中国政府对银行和企业有很强的控制力，可以适当引导资金流向，从源头上控制投机资本，并适时出台政策，打压房地产泡沫。

下面是笔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人口结构及城市化方面。

从日本的经验看，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不是“刘易斯拐点”，也不是总人口的减少，而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的下降，导致了工资成本的增加，使出口优势逐渐丧失，即“人口红利”丧失才是日本房地产泡沫在1990年出现破灭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