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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生平事迹傅斯年，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
下面是小编跟大家分享的傅斯年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傅斯年个人简介傅斯年，初字梦簪，字孟真。
祖籍江西永丰。
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
1920xx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
1920xx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xx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
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20xx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
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1920xx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
1920xx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
从1920xx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1920xx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大教授。
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
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
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在政治上亲蒋反共，他出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及其对历史档案的贡献作者：陈竹君,吴甜甜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11期摘要:傅斯年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他对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都颇有建树,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历史著作。
他提出了一系列史料整理的原则和方法,也为中国历史档案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傅斯年;史学思想;历史档案中图分类号:KG270.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1-0224-02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被誉为“开代文章第一家”的书香世家。
他聪明好学,毕业于北京大学,并先后在英国、德国留学七年,是一位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现代著名学者。
他曾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傅斯年先生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教育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史学上独树一帜。
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思想可谓恢弘巨富、磅礴崭新,为档案学研究,特别是档案史料编纂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除此之外,傅斯年还与中国四大档案的其中两大档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为发现、保护和弘扬我国的历史档案瑰宝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高举“史料便是史料学”大旗,重视档案史料开发傅斯年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受西方19世纪历史考据学派的思想影响很深,他对西方史学兰克等人的史学思想加以运用和吸收,逐渐形成自己独到的“史料便是史料学”的观点。
他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
他的这一思想,一反历史考据学观点,特别重视对新史料的挖掘与研究。
他把治史方法与档案史料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历史研究一定要充分占有史料的同时,尤其要注重档案史料,档案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
他认为,档案史料是最可直接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可信史料,并明确指出,“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傅斯年与中国近代考古学【摘要】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考古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从傅斯年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贡献、影响和地位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
傅斯年在中国考古界的地位备受尊重，他的主要研究成果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傅斯年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他的工作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也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傅斯年的地位和价值在中国考古学领域无可替代，他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影响将会长远地延续下去。
【关键词】关键词：傅斯年、中国近代考古学、贡献、影响、地位、研究成果、价值、重要性。
1. 引言1.1 傅斯年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意义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考古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当时，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考古学方法和理论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
傅斯年的出现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空白，他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扎实的实践经验，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傅斯年在中国近代考古学中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本人的学术成就，更在于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和启发。
他积极倡导系统性考古学方法，并参与和组织了多项重要考古发掘和研究项目。
通过他的努力，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局面。
傅斯年的工作不仅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
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推动着中国考古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傅斯年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本人的贡献，更在于他对中国考古学界的影响和启示。
他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成就将永远闪耀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历史长河中。
2. 正文2.1 傅斯年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贡献傅斯年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期间，积极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了众多重要的考古遗址和文物，如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安阳殷墟等。
这些发现为中国考古学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填补了许多空白，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南方文物2010·1考古研究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陈淳（复旦大学文博系）在中国，考古学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可以用来证经补史。
梁启超的两重证据法体现了早期中国学界对考古学的认识和价值期望，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在欧美，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通过间接方法从物质文化来了解古代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学科。
由于考古学家的发现大部分是没有文字的物质材料，于是他们既无法像历史学家那样通过文字来重建历史，也无法像文化人类学家那样从研究对象直接观察人类的行为和思想。
这一缺陷长期以来成为制约考古学家了解过去和对考古材料进行历史重建的最大挑战。
通过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来重建历史，考古学家就像其他自然科学家一样必须通过观察纷繁复杂的现象来了解世界。
于是，考古学家在重建历史过程中自然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向人们展示的过去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考古材料的积累和完备，还涉及到考古学家本人的认知能力和探究途径的正当与否。
长期以来，人类认识世界大体存在两种对立的认知途径。
一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 ）的认识论，它强调感官的认知作用；二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 ），它强调用逻辑推理来提供知识的可靠性。
上世纪末兴起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 ）对科学研究中个人观念和社会影响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批评。
考古学的发展大致也体现了这样的过程，对科学认知过程的主观客观因素有明确的认识，反映了这门学科的日趋成熟。
考察一下考古学认知过程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对自己的研究有更多的反思精神。
经验主义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考古学基本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操作，这就是指凭直觉、常识和经验来对研究对象作想当然或貌似合理的解释。
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或实体，因此主要依赖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
经验主义者十分注重经验知识，这是指能够被人们亲身观察到，并做出描述的具体事实。
傅斯年与中国近代考古学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考古学家，他的学术研究和发掘工作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傅斯年于1895年生于江苏镇江市，自幼喜爱历史和考古，15岁时获得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入学资格。
在学习期间，傅斯年对于考古学的研究特别感兴趣，曾发现了不少古墓、遗址和文物，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921年，傅斯年出版了《中国考古学原理》，成为中国考古学理论研究的里程碑。
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考古学的相关理论及实践方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具有拓展性和深远的影响。
随后，傅斯年开始了他的田野考古之旅。
他发掘的遗址包括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多个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1958年在安阳市殷墟发现的商代甲骨文。
这一重大发现证明了中国历史上商代的存在，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傅斯年在发掘过程中注重了系统化和科学化的工作方法，对于绘制遗址图、清理出土文物和编制遗址报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的努力使得中国考古学成为了一门科学，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水平。
此外，傅斯年还注重将考古学的成果与历史文化传承相结合。
他主张“历史是文化的上层建筑”，认为考古学不仅仅是对于古代遗迹的挖掘和研究，更重要的是揭示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和本质特征，从而弘扬中华文化。
傅斯年的工作不仅展现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更为后来的考古学工作者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他走过的路，为后人铺出了一条开展科学考古工作的道路，为中国考古学的崛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傅斯年终其一生专注于中国的田野考古和理论研究，以扎实的实践和严谨的方法，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的工作不仅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和资料，更为中华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傅斯年人物介绍班级：2012级文管2班小组成员：刘珊、李珂、温卓越傅斯年一、生平简介傅斯年(1896～1950)，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初字梦簪，字孟真。
祖籍江西永丰。
清绪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
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
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
二、错误！未指定书签。
人物年表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
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三、错误！未指定书签。
往事略集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死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
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
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与中国近代考古学傅斯年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出生于1876年，是江苏苏州人。
他的父亲是一名文人，对古代文化十分痴迷，这也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傅斯年先生在1900年代初期开始了他的考古探险之旅。
他参与了清苏州考古学会的考古工作，并且在盛行临时学中读书。
这些经历让他积累了宝贵的实地经验，并对古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有了深入的了解。
傅斯年先生对考古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他在遗址的发掘和整理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工作。
他参与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如苏州平江府的唐代墓葬、豫章太平县的汉代墓葬等。
他精心挖掘和整理了这些遗址，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考古资料。
他还对藏书楼、旧炮楼等重要文物进行了保护和修复工作，保护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傅斯年先生在考古学理论的研究方面也有很大的成果。
他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陶器的起源和演变，提出了“淡水区”和“青铜区”两个区域的区分，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陶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他还研究了中国古代文物鉴定的方法和技术，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文物的分类和鉴定标准，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傅斯年先生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研究，他还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推动。
他积极参与了中国考古学会的组建，并且在学会中任要职，推动了考古学研究的开展和交流。
他还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著作，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展示给了世界。
傅斯年先生的研究成果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不仅为古代遗址的保护和发掘做出了重要贡献，还为中国古代文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方法指导。
他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傅斯年与中国近代考古学傅斯年（Fulinian）是中国近代考古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我算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工作者之一，我的学生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历史上的先驱者。
”傅斯年先生于1901年出生在中国河北省保定。
他在青年时代对考古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使得他在大学就读期间选择了考古学作为他的专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代文物和文化遗产一直都备受重视，傅斯年先生也从小就对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之后的学术生涯和研究方向。
傅斯年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初期就投身于考古学的实践和研究工作中。
他曾参与了中国多个著名古迹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被誉为“中国第一古都”的洛阳等地。
在这些工作中，傅斯年先生通过实地调查、勘探和发掘等方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对中国古代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除了在实践中的积累，傅斯年先生还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曾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和历史的专著和论文，其中不乏在当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
傅斯年先生对中国古代文物的分类、整理和研究都做出了重要工作，这为今后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参考。
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的历史上，傅斯年先生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曾在中国多所大学担任考古学相关专业的教授，培养了一大批对中国古代文明和文物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
这些学生中不乏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和专家，他们在继承和发展傅斯年先生的学术思想和观点的也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傅斯年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推动也在他的学术研究以外有着积极的影响。
他曾主持和参与了多个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这些项目的成果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傅斯年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界也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和合作活动，为中国考古学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做出了重要的努力和贡献。
傅斯年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推动做出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实践工作中，更体现在他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和历史的热爱和执着。
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它的诞生，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达；二是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
（注：参见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收入《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
）再加上一大批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考古学这门新兴学科得以在中国建立并迅速发展壮大。
傅斯年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代表人物。
傅斯年(1896-1950) ，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创办《新潮》杂志，宣扬“民主”、“科学”等西方新思想、新学理，名震一时。
1920 年初启程赴英国、德国留学，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读历史、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考古学等科。
1921 年底回国，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后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一职长达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为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国考古史上多次重大发掘，如安阳殷墟、城子崖等。
抗日战争期间，该所继续在西南、西北等地从事考古活动，并在整理、研究考古发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为建立科学的考古学荜路蓝缕。
傅斯年倡导的“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即是建立在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此外，他广延人才、培植新秀，为考古学的薪火相传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代学者对考古学的关心与重视。
本文主要探讨傅斯年在考古实践，即他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对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推进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特殊贡献，借以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尽曲折，经过众多学者长期不懈、共同奋斗的结果。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发皇地“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恐怕应在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注：杨志玖语。
转引自《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文史知识》，1999 年第5 期。
）1949 年以前，该所是从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单位，举其荦荦者即有：1928-1937 年在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与山东、河南两省地方政府分别组成古迹研究会，发掘了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遗址，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基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台等遗址。
抗战爆发后，时局动荡，中国东南半壁河山沦入日本之手。
该所仍在大后方坚持考古发掘不辍，先后组成几支考察团，发掘了云南大理、苍洱地区的古代遗址，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下面仅以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心，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傅斯年1928 年 4 月受命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所拟定的工作计划包括范围相当广泛，共列有九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以上属历史范围；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以上为语言范围。
后在正式成立时合并为三组：（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34 年增设人类学，（第四组），1946 年又设立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
）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分别聘请陈寅恪、李济、赵元任为各组主任。
从先前把考古学纳入历史范围，到将其与历史学、语言学并列，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现了傅斯年对考古学的重视，代表了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主持人李济领导考古组，并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考古组的口号。
当时的傅斯年，刚过三十，年富力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浑身充满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语言、心理、哲学都有精深的认识，“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
（注：李济：《安阳一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因此，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开始了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安阳殷墟发掘。
有学者认为，仰韶村、周口店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重建古史为目标的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注：参见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 年第 1 期。
）事实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国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应是安阳殷墟，并以此为契机，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序幕。
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单位即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作为所长的傅斯年，在这次发掘中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
早在李济就任考古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宾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并做了第一次试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
初战告捷，令人鼓舞。
傅斯年之所以选择安阳殷墟，是基于“安阳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之字者。
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
但古学知识，又不仅在于文字。
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
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
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
……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
（注：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年。
）从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对考古学的理解很彻底全面。
因此，李济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发掘。
比起第一次来说，这次发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学的标准，除系统地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准确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物情况和层次之外，还要求每个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坚持写下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的日记，因而第二次发掘的成果更为显著。
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盘统筹之下，考古组排除种种困难。
这些困难既有经济上的资金不足，又有政治上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傅斯年总是想方设法加以克服，保证了殷墟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考古发掘规模的不断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吸引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来加入的吴金鼎、夏鼐、冯汉骥等。
此外，大量的考古实践也培养了一群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包括董作宾、郭宝钧、刘耀（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等。
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安阳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
国家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与十九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 古城的发掘和二十世纪初克里特岛诸萨斯(Crete Knossos) 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
可惜，1937 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安阳发掘活动被迫中断。
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
这一点的重要常为一般对甲骨文字有兴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实富有逻辑的意义。
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
就是没有章太炎的质疑，（注：章太炎：《国故论衡·理惑论》“近有掊得龟甲骨，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
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贸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
”）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着头等的材料看待。
有了史语所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
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
章炳麟晚年偷读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门人传出来的；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
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
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
”（注：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种重要工作的回顾》，收入《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年。
）殷墟多年发掘的结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强有力的联系，为世界所瞩目，引起各国考古学者，如伯希和(Paul · Pelliot) 、高本汉(Kartgren · Bendhand) 、梅原未治等人的极大关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 年亲临安阳发掘现场参观。
张光直也强调了安阳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址，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所经验出来的心得，对以后本世纪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注：张光直：《安阳·序》，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 年。
）可以说，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发现，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纪元。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安阳殷墟的发掘活动匆忙结束，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历史语言研究所有21 万册图书，大半属于文史方面，另外还有一大批考古发掘物和金石拓片，转移起来非常不易，而其几次播迁，先南京、历长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县的李庄。
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装箱，派员押运到香港，交与商务印书馆，存在九龙仓库中。
可惜，这部分珍贵的资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时，全部被炸毁了，这是一笔无法弥补的损失。
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人员遂转入对安阳发掘物的研究。
李济负责对安阳陶器的装饰和器形进行详细的研究，董作宾在胡厚宣的协助下继续潜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审核侯家庄的发掘记录。
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静心从事研究工作，与傅斯年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战时的重庆，物价飞腾，经济十分拮据，生活尚成问题，更不用说进行调查发掘和出版学术专著了。
傅斯年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参加各种学术调查和发掘活动。
如大理南诏文化遗址的发现、四川彭山东汉崖墓的挖掘，都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
同时，他还千方百计将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
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学术精品，其中包括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赵元任等编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董作宾的《殷历谱》等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