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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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所谓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只是一个通商口岸化的过程。
通过对通商口岸和通商口岸化的考察,准确地把握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沉的程度,可以准确地把握中国畸形城市外壳内部潜生的现代化种粒如何冲破重压,逐步发育成长。
通商口岸,从字面上讲,是指国家或地区间为贸易往来而设立的港口。
但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是具有特定的内涵的。
一般地说,通商口岸就是条约口岸,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大都是通过被迫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关条款的规定开辟的。
但到清末,租借地,自开口岸的出现使通商口岸和条约口岸的概念逐渐有了新的发展。
一般论者认为,条约口岸还可进一步划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在那里,有完全通商的权利,在那里,可以设立领事馆,在那里,有一个海关衙门”,这一类可以称作标准条约口岸。
第二类,“在那些城市里,一般是没有海关衙门的,没有领事馆,外国人是不应该在那里永久居住的。
”这一类虽说亦属标准条约口岸,但大多数不沿海、沿江、沿河。
第三类,“沿着长江和西江的某些地方,有所谓访问口岸,在这些商埠,外国公司的轮船可以为着装货和载客而在那里停泊,在另外一些这样的商埠,该轮船只能为载客而停泊”。
[①a]当然,另一些论著并不认为这些所谓“访问[②口岸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条约口岸性质,他们仅仅承认这些口岸具有变相条约口岸的性质,”a]而另外一些论著,则根本不承认其所具有的条约口岸性质,[③a]之所以造成以上认识差异,大概主要是各家对条约口岸的标准有不同的看法。
后两种观点将条约口岸的标准严格限制在条约明确规定的与南京条约诸条约所开列的通商口岸权利相等的口岸,而前一种观点则把条约规定的各类口岸都划入条约口岸之列。
尽管在认识上有差异,各家对各类口岸的基本特征还是不易发生争论的,因为这些口岸基本特征都早已为条约明确规定。
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辟,各口岸间的交通,通讯等联系逐步完善,处于腹地的广大地区开始为它们所左右,于是就形成了口岸体系。
中国近代通商口岸方案近代中国面临着国际贸易的压力和对外开放的需求,为了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开始积极筹划建设通商口岸。
通商口岸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不仅仅是实现物质流通的地方,更是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的窗口。
本文将以人类的视角,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近代通商口岸方案的背景、意义以及建设的影响。
一、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列强侵略和国际贸易不平等的局面。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中国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其中重要的一项举措就是建设通商口岸。
通商口岸的建设不仅可以促进国内外的贸易往来,还可以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
二、意义通商口岸的建设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通商口岸的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外资和技术,推动了国内工业的发展。
其次,通商口岸的建设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为中国的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此外,通商口岸的建设也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平台,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建设影响中国近代通商口岸方案的实施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通商口岸的建设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经济效益,提高了国内外贸易的便利程度。
其次,通商口岸的开放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此外,通商口岸的建设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以通商口岸为核心的经济区域。
四、具体方案中国近代通商口岸方案的实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次调整和改进。
首先,中国选择了适合自身国情的通商口岸模式,既考虑了国内经济的需要,也考虑了国际贸易的要求。
其次,中国注重通商口岸的规划和布局,充分考虑了交通、物流和人员流动等因素,确保通商口岸的高效运作和便利性。
此外,中国还加强了通商口岸的管理和监督,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维护通商口岸的正常秩序和安全。
五、结语中国近代通商口岸方案的实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对外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通商口岸与近代经济中文摘要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五口通商”作为西方列强要求扩大海外市场,进行商品倾销的沿海阵地。
随后,西方列强和日本侵华的深入,通商口岸的城市扩及沿海和内地,形成口岸格局。
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大量“洋货”倾销到中国。
“耕”与“织”的分离,农民的土特产品失去了价格低廉的优势,纷纷到工厂里去做工。
农民企业,外商投资的资本主义商业也逐渐兴盛,蓬勃发展。
“通商口岸”城市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
自然也相应成为近代经济贸易的重心,现代城市的雏形。
“通商口岸”的开放使中国成为西方经济的附庸,为其提供廉价的原材料,以及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中国也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体。
关键词:通商口岸近代经济自然经济五口通商名族企业正文鸦片战争前期,中国正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仅在广州设立十三行与外国人进行贸易。
中国主要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对于外面的世界发展一无所知。
即使在明末清初,已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夭折了,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
当时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为了开辟和扩大国外市场,英国在与中国进行贸易中,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且处于出超地位。
英国为改变这一形式,借着硝烟一事对中国进行战争。
鸦片战争后,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对外开通通商口岸,允许外国进入中国贸易。
通商口岸,从字面上讲,是指国家或地区为贸易而设立的港口。
但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具有特定内涵,西方国家列强通过战争方式,强迫清政府开放沿江沿海等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
中国近代史上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主要有:《南京条约》(1842)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天津条约》(1858)牛庄、登州、潮州、镇江;《北京条约》(1860)天津、大沽;《马关条约》(1895)沙市、重庆、苏州、杭州。
通过通商口岸的分布,可看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城市及内陆沿河城市。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历史与现状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历史与现状一、概述近代以来,中国的通商口岸历经了一系列的变革。
自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来,中国逐渐开放沿海城市的通商口岸,经过一定的发展,港澳台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龙头城市,而在内陆城市,如重庆、武汉等,也逐渐成为了重要的通商口岸。
在此背景下,本篇论文将对近代中国通商口岸进行详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以期了解其发展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
二、历史变迁1、清朝开放海上通商清朝首次开放海上通商是在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英、美、法、俄、荷等国得到了对中国沿海五个口岸的开放和治外法权的特权。
此后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日益扩大了沿海城市的通商范围,但是这种无条件开放的通商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压力和领土丧失。
2、新中国的开放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之下,中国经济进入了封闭的时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政策出台,中国开始了一系列开放的步伐。
1984年,中国首次对外出台《通商口岸管理条例》,规定了对口岸的分类以及政府的相关管理条款。
自此,中国的通商口岸逐渐向全国范围内的内陆城市扩散,如重庆、武汉、郑州等城市都相继成为了口岸城市。
3、新世纪以来的发展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通商口岸发展更加明显。
2009年,国务院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口岸建设的目标,加快内陆城市口岸的发展。
此外,中国还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与多个沿线国家展开合作。
目前,全国有28个口岸享有国际化的地位,而国际集装箱进出口贸易的核心口岸则是大连、沈阳、天津、上海等城市。
三、现状分析1、港澳台地区与内陆城市口岸的差异港澳台地区的通商口岸享受着较高的开放程度,包括免税、便捷的货物走私和货物贸易等优惠措施,使得这些地区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城市。
而内陆城市更多的是起到了连接内外市场的桥梁作用,如重庆、武汉等城市为内陆自贸区核心口岸,衔接扩大国际合作,推动内陆城市发展。
从通商口岸近代文明的传播看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开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
近代化是一种社会现代化的形式,是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革,中国也不例外。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城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城市近代化,不
仅是物质上的变化,更是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而通商口岸则是近代文明传播的重要渠
道之一,探究其在中国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将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城市发
展的历程。
二、研究内容
1. 通商口岸及其在中国近代化中的角色
2. 通商口岸与城市近代化的关系
3. 通商口岸的近代文明传播形式与影响
4. 以天津、上海为例,分别探究其近代城市发展进程中通商口岸的作用
三、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挖掘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历程,为今后城市建设提供参考;二
是探究通商口岸在文明传播方面的作用,为增进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参考。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探究。
通过收集、分析相关
史料,对通商口岸对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影响进行综合考量,以天津、上海等重要通商
口岸城市为例,展开深入研究。
五、研究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资料收集、文献综述(1-2个月)
第二阶段:案例研究、数据分析(2-3个月)
第三阶段:论文撰写、修订(1-2个月)
六、预期成果
预期成果为一篇较为完整的研究论文,可作为城市规划、历史研究、文化传承等领域
的参考资料。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通商及对现在的影响姓名:胡志强班级:09级法学3班学号:2009310112 中国自古地大物博,物产丰富。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由于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对外贸易在社会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很小,人们一般对外贸很不重视。
特别在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以后,中国已成为泱泱大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周围国家,自然容易产生中国“百产丰盈,无物不有”的优越感,把对外贸易看成无足轻重之事。
但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通商仍然还是较为发达的。
两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出现的第一次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的起步和开端。
此时,对外贸易商路以陆路为主。
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
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并出兵大败匈奴,沟通了西方的交通当时贯穿东西的交通线,是从长安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直到欧洲。
中国精美的丝绸是这条交通线上运输最多的商品。
因此,这条横穿欧亚的陆上通道就有了“丝绸之路”的美称。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凿井、冶铁等技术传到西方;中亚的葡萄、黄瓜、胡萝卜、大蒜等农作物,罗马的毛织品、玻璃等手工业品和杂技、以及印度的传教传入中国。
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两汉时,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进行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欧洲有了直接往来。
“丝绸之路”已成为中国迈向世界的标志。
此外,秦汉时期还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起点是福建泉州。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
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
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已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最方便的当然是航海,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这就是我们称为的海上丝绸之路。
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的历史使命及其命运探析作者:张博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06期[关键词]葫芦岛,徐世昌,孙中山,张学良,自开商埠[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6-0092-04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强迫清政府开放了77个通商口岸,一般称之为“约开口岸”。
在约开口岸中,列强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对中国疯狂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
清政府在国库空虚、统治危机的紧要关头,也一反过去抵制开放口岸的方针,宣布中国自行开放通商口岸,准许各国商民自由往来,进行贸易,一般称之为“自开口岸”。
至1911年清朝灭亡前,清政府先后开放了20个通商口岸,而葫芦岛是东三省唯一的自开口岸。
葫芦岛地处辽西走廊中心,是一处天然良港,在辽代称“淘河岛”,金元时正式称为葫芦岛。
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年),为防止清兵入关,整修边塞,兵部尚书孙承宗巡视沿海要隘,曾到过该岛,视该地为军事要区。
1908年,清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开锦西厅南沿海之葫芦岛为商埠”,至此,葫芦岛开始为世人所关注。
此后,1930年张学良又再度发起修筑葫芦岛港运动,至1931年,“九一八”爆发时,葫芦岛港已经完成了部分工程。
本文对清末及1930年葫芦岛两次筑港问题的发起及筑港经过进行详细考察,拟对近代中国自开商埠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及其命运作一探析。
一众所周知,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东三省则成了列强争夺中国利权的角斗场。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俄两国通过第一次日俄密约达成协议,分别依托南满铁路和东清铁路占据东三省的南部和北部,加紧进行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
东北地方官员密切注视着东北局势的发展,并且看出如果不图拯救,东三省必将亡于日俄两国手中。
奉命游历东三省的徐世昌,亲身体会到了东三省“名为我国领土,实则几无我国容足之地”,尤其令人焦虑的是,日俄两国“开拓展布有进无退,不数年间,而西则蔓延蒙古,南则逼处京畿”,如果任由东三省事态发展下去,必将威胁清王朝的统治。
中国的经济文化视角下的通商口岸研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研究通商口岸问题。
通商口岸作为一个连接内外贸易、促进区域和全球经济交流和发展的重要节点,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意义重大。
本文将从中国的经济文化视角出发,就通商口岸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深入探讨。
一、历史发展通商口岸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在黄河流域设立了一些通商口岸,用于开展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
随着中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国际贸易规则的不断完善,通商口岸也不断发展壮大。
特别是在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和中国的落后,通商口岸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中山门和广州的陶陶居到杭州的外国坊和上海的外滩,再到现代的深圳、宁波和秦皇岛等口岸,中国的通商口岸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中国经济开放的窗口。
二、现状概况当前,中国的通商口岸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也是促进国际贸易、文化交流和旅游的重要平台。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中国拥有80个陆路口岸和207个海港口岸,其中有11个陆路口岸和27个海港口岸属于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口岸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企业前来开展商务合作和投资活动。
同时,通商口岸的发展还带动了相关基础设施和物流服务业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如数字化通关、绿色物流和大数据运营等技术的应用,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通商口岸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
三、未来展望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中国全球化战略的不断拓展,通商口岸在未来发展中还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未来,通商口岸将不仅仅是贸易的载体,更是文化交流和旅游的重要平台。
比如,在世界杯、冬奥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中,中国的一些通商口岸已经成为外界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而且通过外文片、特定设施和文化展示,使得外国人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
除此之外,未来通商口岸的发展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提升和创新。
比如,在人才培养上需要重点培养双语人才和贸易专业人才;在信息化和数字化上需要加强数据共享和信息安全管理;在设施建设上需要进行绿色化和智能化等方面的改进。
史观分析下近代中国通商口岸西方列强通过战争等方式,强迫清政府开放沿江沿海等城市作为通商口岸,打开中国市场,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
历史发展近代中国的商埠,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约开商埠,这类商埠是继鸦片战争后外国强迫中国履行不平等条约而开的商埠。
这类商埠,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停止开放。
另一类是自开商埠。
但这种自开商埠,实际上也是屈从于外国的要求或海关协议的结果。
从以上“商埠”的定义和分类可以看出,《北京条约》中增开的天津为商埠,应是约开商埠。
而《天津条约》开放牛庄、淡水等十处通商口岸,是根据不平等条约开放的,也应是约开商埠。
通商口岸就是约开商埠,是商埠的一种。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被迫开放的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共有16处(包括《南京条约》5处通商口岸、《天津条约》10处通商口岸和《北京条约》1处商埠)。
开放口岸总数近代历史上中国共开放口岸104个,亦称110个,包括胶州湾,旅顺口,威海卫,大连湾,香港,澳门六处。
详细情况1842年,南京条约中划定的通商口岸由北至南依次为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加上原来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一共五处。
英国也由此逐步打开了中国市场。
(5个)1858年,天津条约开放牛庄(后改营口),台湾(台南),潮州(汕头),登州(烟台),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
(10个)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天津、大沽烟台条约(1876年9月13日):宜昌、芜湖、温州、北海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90年3月31日):重庆藏印议订附约(1893年12月5日):亚东续议缅甸条约附款(1897年2月4日):腾越、梧州、三水(三水县江根墟)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2年9月5日):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4月27日):江孜、噶达克、亚东俄国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8月6日):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北京条约(1860年11月24日):喀什、库伦(今乌兰巴托)、张家口伊犁条约(1881年2月24日):肃州(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古城(奇台)、吐鲁番、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法国天津条约(1858年6月27日):台湾(台南)、淡水(台北)、潮州、琼州、江宁(南京)续议商务专条(1887年6月26日):龙州、蒙自、蛮耗(今曼耗)续议商务专条附章(1895年6月21日):思茅、河口美国通商行船续约(1903年10月8日):奉天(沈阳)、安东(丹东)日本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沙市、重庆、苏州、杭州通商行船续约(1903年10月8日):长沙、奉天(沈阳)、大东沟(丹东)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1905年12月22日):菲尼克斯(凤城)、辽阳、新民屯(新民)、铁岭、通江子(通江口)、法库门(法库)、宽城子(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宁安)、珲春、三姓(依兰)、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1909年9月4日):龙井、局子街(延吉)、头道沟、百草沟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一旦与上述国家中的一国签订条约开放商埠,则其他国家自动取得在相应商埠地的一切权利。
关于近代通商口岸研究的史学综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放了广东,厦门等通商口岸,由此产生了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制度,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加深,通商口岸也由沿海到沿江并逐渐深入内地,那么近代到现代,越来越多的史家将研究对象放在通商口岸,这个近代中西交往的产物上,他们的观点,方向以及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一、通商口岸的涵义及分类研究通商口岸的涵义研究未形成专门性的著作,都是夹杂在其他研究通商口岸的著作中,且大多史家将通商口岸与条约口岸,贸易口岸,条约港口,条约商埠等相等同。
如吉普鲁著的《亚洲的地中海 13 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 2014第十章《被迫开放与通商口岸》中,作者将开放港口称为停泊港,并把港口,加上开放城市、沿海和沿江港口、边境市镇及铁路枢纽成为商埠,即贸易口岸。
这些开放对外贸易的口岸可一本分为三类:“条约商港”、中国政府自愿开放的口岸、以及不允许外国人转运的居留口岸。
另外杜语<《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历史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6期> 中认为:通商口岸,从字面上讲,是指国家或地区间为贸易往来而设立的港口,但到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是有特定内涵的。
一般地说,通商口岸就是条约口岸,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大都是通过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关的规定开辟的,但到清末,租借地,自开口岸的通商口岸和条约口岸的概念逐渐有了新的发展。
一些论者认为,条约口岸还可进一步划分为几类,第一类:“在那里,有完全通商的权利,在那里,可以设立领事馆,在那里,有一个海关衙门”,这一类可以称作标准条约口岸。
第二类:“在那些城市里,一般是没有海关衙门的,没有领事馆,外国人是不应该在那里永久居住的。
”这一类虽说亦属标准口岸,但大多数不沿海、沿江、沿河。
第三类,“沿着长江和西江的某些地方,有所谓访问口岸,在这些商阜,在这些商阜,外国公司的轮船可以为着装货和载客而在那里停泊,在另外一些这样的商阜,该轮船只能为载客而停泊。
中国近代通商口岸方案(一)中国近代通商口岸方案资料1. 项目背景中国近代通商口岸是指建立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贸易港口,是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交流和贸易的重要通道。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进,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在国内外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2. 目标与意义2.1 目标•打造现代化、高效便捷的通商口岸体系,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和质量。
•增强中国通商口岸的国际竞争力,吸引更多国际航运和贸易公司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
•加强通商口岸与内陆物流网络的衔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2 意义•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为中国企业扩大国际市场提供便利,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提升通商口岸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3. 方案的主要内容3.1 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大对通商口岸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包括港口码头、仓储物流设施、航道疏浚等,提升通商口岸的运输和装卸能力,加快货物流通速度。
### 3.2 通关便利化优化通关流程,推行一体化电子物流系统,简化报关手续,提高通关效率。
建立智慧通关平台,实现信息互联互通,提供一站式通关服务。
### 3.3 服务质量提升加强人员培训,提升通商口岸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建立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及时解决问题,提升客户满意度。
### 3.4 国际合作交流加强通商口岸与国外港口和贸易机构的合作交流,共同推动贸易便利化。
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争端解决,维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益。
4. 实施计划4.1 阶段目标•第一阶段:在三年内,完成通商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升通关效率至国际先进水平。
•第二阶段:在五年内,推行智慧通关平台,并提升通商口岸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 4.2 实施步骤1.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和时间表,明确各项任务和责任。
2.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加大对通商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3.优化通关流程,推行电子物流系统,提高通关效率。
清季中国通商口岸的布局与云南省城开埠研究清季中国是一个开放的时期,也是中国通商口岸的大发展时期。
在这个时期,许多口岸在中国各地开设,其中以云南省城的开埠最为重要。
云南省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其西南与缅甸、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相邻,因此云南省成为了中国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通道。
本文将对清季中国通商口岸的布局与云南省城开埠进行研究,探讨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影响。
一、清季中国通商口岸的布局清季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时期,指的是清朝统治下的时期,时间跨度从1644年到1912年。
在清季,中国的通商口岸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主要得益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侵略。
在这一时期,清政府不得不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允许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各个城市设立通商口岸,并开设租界。
这些通商口岸不仅为中国引入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也使得中国的商品和文化得以向西方传播。
清季中国通商口岸的布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至1860年的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等。
这些条约规定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地点和开设租界的范围,其中包括上海、广州、天津、香港等地。
第二个阶段是1860年以后,随着中国各地的开埠,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更加不平等的条约,其中包括《天津条约》和《辛丑条约》等。
这些条约规定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地点和开设租界的范围,其中包括大连、浦东、威海卫等地。
二、云南省城开埠的历史背景在清季中国,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在中国的各个口岸都设立了通商口岸。
云南省城的开埠也是受到了这一影响。
清政府在云南省设立了多个通商口岸,这些口岸一方面可以促进云南省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国统治云南省。
在云南省城通商口岸的布局方面,昆明是最重要的。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也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通道。
在清季中国,昆明是中国通商口岸的一个重要城市,这主要是因为昆明地处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
关于近代通商口岸研究的史学综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放了广东,厦门等通商口岸,由此产生了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制度,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加深,通商口岸也由沿海到沿江并逐渐深入内地,那么近代到现代,越来越多的史家将研究对象放在通商口岸,这个近代中西交往的产物上,他们的观点,方向以及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一、通商口岸的涵义及分类研究通商口岸的涵义研究未形成专门性的著作,都是夹杂在其他研究通商口岸的著作中,且大多史家将通商口岸与条约口岸,贸易口岸,条约港口,条约商埠等相等同。
如吉普鲁著的《亚洲的地中海 13 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 2014第十章《被迫开放与通商口岸》中,作者将开放港口称为停泊港,并把港口,加上开放城市、沿海和沿江港口、边境市镇及铁路枢纽成为商埠,即贸易口岸。
这些开放对外贸易的口岸可一本分为三类:“条约商港”、中国政府自愿开放的口岸、以及不允许外国人转运的居留口岸。
另外杜语<《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历史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6期> 中认为:通商口岸,从字面上讲,是指国家或地区间为贸易往来而设立的港口,但到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是有特定内涵的。
一般地说,通商口岸就是条约口岸,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大都是通过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关的规定开辟的,但到清末,租借地,自开口岸的通商口岸和条约口岸的概念逐渐有了新的发展。
一些论者认为,条约口岸还可进一步划分为几类,第一类:“在那里,有完全通商的权利,在那里,可以设立领事馆,在那里,有一个海关衙门”,这一类可以称作标准条约口岸。
第二类:“在那些城市里,一般是没有海关衙门的,没有领事馆,外国人是不应该在那里永久居住的。
”这一类虽说亦属标准口岸,但大多数不沿海、沿江、沿河。
第三类,“沿着长江和西江的某些地方,有所谓访问口岸,在这些商阜,在这些商阜,外国公司的轮船可以为着装货和载客而在那里停泊,在另外一些这样的商阜,该轮船只能为载客而停泊。
五口通商后大量商贸往来使五大商埠繁盛异常-近代史纲要论文-历史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其优越的地理、自然条件,自唐宋以来,其经济的发展就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鸦片战争后,沿海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根据1842 年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辟为通商口岸.后又制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进一步规定通商相关事宜.在英国之后美国、法国等也分别通过订立《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取得同样的权利.五大商埠成为中国由清末到末年,中国和西方主要贸易之地,大量的商贸往来使五大商埠繁盛异常.而五口通商也带动了广东、福建、浙江以及上海一带沿海经济的发展.一、通商口岸的开辟及对沿海航行贸易权的侵夺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战败.1842 年,中英两国签订了第一个中外---中英《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开创了列强强迫中同开辟商埠的先例.该条约第二条规定:自今以后,大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1]31这样中国地理位置最为优越的沿海五处港口被追开放.在这些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携带家眷自由居住、派驻领事等驻华官员、外商可以自由贸易.五口通商迫东南部沿海重要口岸对外开放,从而打破了清朝自1757 年以来实行的广州一口通商的贸易体制,十三行制度及防范外夷规条也同时宣告废止.中国沿海航行贸易权被侵夺始于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该条约第二条规定:嗣后合众国民人,俱准其携带家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共五港口居住贸易,其五港口之船只,装卸货物,夏相往来,侵听其便.列强因此获得在中国通商口岸之间的沿海航行贸易权.而按《南京条约》规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即凡中国之货,只准中国商人贩运.故列强在沿海的航运权仅限于洋货.但西方商人根本不顾条约规定,大肆经营中国沿海上货的贩运.以至于1856 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不得不发表声明:英国商船没有条约权利装运货物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去.由于外国轮船具有安全、快捷、免除苛税、运费低廉并且可以有保险条件的优势,不少华商也雇佣洋船贩运货物,因此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洋商经营中国沿海的洋货、土货航运已是既成事实.二、五口通商后的被迫对外开放政策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日益渗透, 传统的封建经济文化受到剧烈冲击.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威胁之下,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日益处于受压迫的、屈从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对外经贸政策的基础被彻底动摇.对此,一方面清王朝被迫在沿海实施自由放任的贸易体制;另一方面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力图借鉴西方模式变革传统的经济制度,被迫实施对外开放政策.1843 年制定的进口税规定 1.5%的低税率,西方商品进入中国的通商口岸几乎不存在任何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外籍税务司制度更是被打开中国大门外国人掌握在手中,极大地便利了外国商品的输入.西方人评论说:鸦片战争后,没有任何事物防阻一个外国人在上海开舱时,卸下一船棉花;或是设若该外国人无所忌惮的话,卸下一船鸦片,或是将这批货载到的边境,或经由运河到天津和,或总而言之到任何地方,同时沿途兜售.[2]272这样,西方列强不仅在中国获得了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权利,而且还获得大量、经济,使得清政府既不能按照传统的模式对之予以限制,也不能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的管理方式对西方商人对华贸易进行有效的管理,外商在华贸易甚至比在其本国更加自由.三、五口通商后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及平衡状况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开放了沿海五个口岸,并允许外商自由贸易.这样,广州一口通商及十三行制度被废除.对此结果英国人兴奋若狂,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甚至公开向英国资本家宣称,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夏(郡)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它一省衣料的[3]2.当年的美国总统泰勒在给国会的咨文中对英国商品在华的销路也颇为乐观[4]330.五口开放伊始,英国商品在华销售确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热潮.如在广州有英商贩来的货物哗帆已经脱手,羽纱得到好的价格,因此使他们认为中国对英国货的望在坚定地增长,对英国产品有巨大的需求.这些短暂的热销冲昏了英国商人的头脑,他们一想到和三或四人进行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随即英国商人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伦敦一家公司向中国运来了大批钢琴,他们设想每二百名中国妇女总有一个愿意学钢琴,这将是一笔巨大的生意,结果根本无人购买,钢琴只能堆在仓库里受潮变质[5]632.其他英国工业品也遭到几乎同样的命运.与此同时,随着五口开放通商,外商蜂拥来华,中国大宗出口货物如茶叶和生丝的出口量直线上升.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茶叶,1844 年出口量为7000 万磅,到1858 年增至10300 万磅[5]509,增长了47%.生丝的出口增长更为惊人,l843 年出口仅为1430 担,到1858 年增至69000 担[5]1606,增加了48 倍多.若以银两计算,中国出口到英国的货物值:1837 年至l839 年年均为1282 万两,1842 年至1846 年增为1597 万两,1854 年至l858 年达2747 万两,1859 年至1862 年更增至2966 万两.而英国输华货物年均贸易额最高仅为700 万两,通常在450 万两左右.英国人对此极为失望,一个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国家,消费的英国制造品竞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亚的一半.印度每年进口英国制造品800 至900 万镑,而中国人口抵得上印度的三倍,为什么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每年达不到800 万镑.这是一个奇怪的结局[6]602.造成这个奇怪的结局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进口商品的顽强抵抗.在这种经济结构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商品交换不发达,特别是纺织品,由于农民耕织结合,大多数家庭可以自给,并且有剩余,可以拿到城镇市场上出售,而这种家庭纺织品的生产成本极其低廉.其次,第二次产业以前,交通、通信技术依然比较落后,现代化的轮船运输还不能进行远洋航行,以致贸易需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往来一次需时半年以上.海底电缆也尚未连通,信息传递-次费时约两个多月.这样,一方面是海运费用的高昂;另一方面是信息传递速度迟缓,其最终导致英国输华商品成本昂贵和商人难以及时把握有利的商机,因而在价格上自然无法与中国土布竞争.再次,沉重的外债负担,导致税收增加,阻碍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落后,社会极度贫困化,购买力低下.最后,英国商品不适合中国市场需求,不符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也阻碍了英国对华贸易的开展.然而落后的自然经济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制造品的抵抗力毕竟是脆弱的.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显着提高,对中国的市场开拓能力增强后,半地的中国被进一步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外经济联系逐渐加强.一方面,在中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逐渐培育出了一个西方商品的消费市场.19 世纪70 年代的西方人称,中国人虽然保守,却也不知不觉地使用起外国货,假若不是棉织品,至少要用煤油作室内照明之用,洋火柴、缝衣针、洋皂、洋烛、洋线等,几乎无人不用,现在不仅在口岸市镇和沿海地带,就是在迢远的内地,也都可以看到达些东西[5]1003.另一方面,西方商人对中国市场的需求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为中外贸易服务的各种经济组织、社会阶层也已基本培育完成,开展中外贸易的市场条件显着改善.从此以后,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逐步扩大.从1877 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终于被打破,经常性国际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自此,直到1949 年中国出现了连续长达70 余年的贸易逆差[7]363.四、五口通商对我国沿海经济格局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高度集中于广州一口.鸦片战争以后,五口开放,中国对外贸易重心逐步由广州转移到上海[8]33.19 世纪40 年代,广州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首位,1844年广州港贸易额达3340 万美元,同时的上海港仅有480 万美元.但五口通商后广州港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缩减.据资料记载,在出口贸易中,中国大宗出口商品生丝,1844 年以前全部由广州出口,从1845 年开始则转向上海,1844 年上海港出口生丝占全国生丝出口量已达48.7%,次年更激增至81%,到1854 年生丝则全部由上海港出口.另一大宗出口商品---茶叶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1843 年以前,中国茶叶出口全部集中于广州港,而从1844 年开始,广州港的茶叶出口逐年减少.不过,广州港凭借传统优势,在1851 年以前茶叶出口量仍高于上海港.1851 年上海港出口茶叶3672 万磅,而广州为4220 万磅.但到1852 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上升至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1.8%,一举超过了广州[9]490.五口通商不到十年,曾被西方商人称为永远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的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便被上海所.而上海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历久不衰,其原因主要在于上海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上海地处中国沿海的中心地带和中国最大内河长江的入海口,货物可方便地转运于沿海各口岸,进而辐射南北各地,通过长江上溯可达南通、南京、芜湖、汉口等地,由此连接了中国最富庶的经济带长江流域,这些地区不仅是出口商品的重要产区,而且也是中国消费水平全国领先的区域;而广州虽然有珠江水系与内地相连,但其辐射范围相对狭小,同时又有五岭横亘在广东与内地之间.同时,上海又邻近中国最重要的出口货源---丝、茶、土产区(江、浙、鄂、闽),因而上海既是中国交通最便利的口岸,又是中国出口商品最大的供应中心,还是中国最具购买力的消费区域.随着上海港的崛起,外资工厂也多集中在上海,到1865 年止,全国共有各种外商工厂约三、四十家,上海就占了25 家.为了适应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和企业的发展,外国银行也纷纷设立.最早于1848 年成立的第一家外资银行是东方银行(即丽如银行)上海分行,之后于50 年代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的有:有利、麦加利、汇丰、汇隆、汇川、呵加剌、汇泉、利中、利商等银行(皆属英商);60 年代初法商设立法兰西银行;80 年代末德商设德华银行;90 年代英设惠通银行、法设中华汇理银行、日本设横滨正金银行分行等.参考文献[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M].三联书店,1982.[2]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M]. :商务印书馆,1959.[3]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资料[J].经济研究,1955.[4]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M]. :人民出版社,1989.[5]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上海:中华书局,196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人民出版社,1972.[7]李康华.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M]. :人民出版社,198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人民出版社,1957.[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M].三联书店,1957.。
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所谓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只是一个通商口岸化的过程。
通过对通商口岸和通商口岸化的考察,准确地把握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沉的程度,可以准确地把握中国畸形城市外壳内部潜生的现代化种粒如何冲破重压,逐步发育成长。
通商口岸,从字面上讲,是指国家或地区间为贸易往来而设立的港口。
但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是具有特定的内涵的。
一般地说,通商口岸就是条约口岸,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大都是通过被迫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关条款的规定开辟的。
但到清末,租借地,自开口岸的出现使通商口岸和条约口岸的概念逐渐有了新的发展。
一般论者认为,条约口岸还可进一步划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在那里,有完全通商的权利,在那里,可以设立领事馆,在那里,有一个海关衙门”,这一类可以称作标准条约口岸。
第二类,“在那些城市里,一般是没有海关衙门的,没有领事馆,外国人是不应该在那里永久居住的。
”这一类虽说亦属标准条约口岸,但大多数不沿海、沿江、沿河。
第三类,“沿着长江和西江的某些地方,有所谓访问口岸,在这些商埠,外国公司的轮船可以为着装货和载客而在那里停泊,在另外一些这样的商埠,该轮船只能为载客而停泊”。
[①a]当然,另一些论著并不认为这些所谓“访问
[②口岸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条约口岸性质,他们仅仅承认这些口岸具有变相条约口岸的性质,”a]而另外一些论著,则根本不承认其所具有的条约口岸性质,[③a]之所以造成以上认识差异,大概主要是各家对条约口岸的标准有不同的看法。
后两种观点将条约口岸的标准严格限制在条约明确规定的与南京条约诸条约所开列的通商口岸权利相等的口岸,而前一种观点则把条约规定的各类口岸都划入条约口岸之列。
尽管在认识上有差异,各家对各类口岸的基本特征还是不易发生争论的,因为这些口岸基本特征都早已为条约明确规定。
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辟,各口岸间的交通,通讯等联系逐步完善,处于腹地的广大地区开始为它们所左右,于是就形成了口岸体系。
通商口岸的开辟与通商口岸体系的形成,是近代中国开放的主要形式,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基地。
对此,西方的外交官,商人们早就有所认识。
如英国驻上海副领事马安(markhon john)在给英语驻上海汉文正史威妥玛(wade,sir thomas francis)的函中就指出,以通商口岸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中国对外贸,“不仅仅有利于英国,而且有利于中国这个大国的千百万居民。
”[④a]但马安只是指出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于事物的另一方面,即帝国主义入侵导致中国丧失国家独立,广大农村破产,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越益加大等等问题,他却丝毫不予提及。
西方学者对通商口岸及其体系的探讨,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都没有停止过,但他们大多限于对通商口岸的内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素材进行整理。
美国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第一个对通商口岸进行严肃的理论研究的学者。
他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于1953年出版后,立即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从而确立了他之为中国学家的地位。
费正清在该书中通过对五口的开放和开放五口的外侨社团、海关、贸易等有关要素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式,把中国社会变化的第一推动力归之于西方的冲击。
他认为通商口岸是一个中外混杂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西方的法律、金融、工业形式以及个人主义都被微妙地改变了。
费正清同时还认为:与其说条约口岸代表了移植于中国沿海海岸的西方生活方式,还不如说中国接纳了西方人及其生活方式。
但此时的西方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同样也调整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以与中国的条件相适应。
[⑤a]针对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以及后来的传统——近代化模式,西方学者越来越不满意其对外部冲击力的过份强调,他们逐步发展出一种中国中心观的思路,强调中国内部各种因素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而较少强调外部冲击,较少强调通商口岸的作用。
中国中心观从中国内部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⑥a]这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外力论是一个补救,但中国中心观却由此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致完全忽视了外力的冲击作用。
这正如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一文中指出的:“中国中心观过于看轻外部世界的作用,对外部势力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发生的毒害影响估计不足。
”[①b]而且,这派论点也没有把
通商口岸作为一个特殊的认识对象进行专门研究。
在这一方面作出重要学术贡献的应推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墨菲(rhoads murphey)和威廉·罗(william t.rowe)几位。
在施坚雅等的主持下,从1977年开始,他们连续推出了三部极具分量的研究成果。
第一部是《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二部和第三部则分别是《两个世界间的中国城市》和《汉口:商业和社会,1796—1889》,后来又推出汉口一书的续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矛盾统一体》。
墨菲影响深远的著作则有《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和《外来者:在印度和中国的西方经历》(the outsiders: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等。
施坚雅更看重传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
因此,他不像费正清等人从外部冲击寻找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而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对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城市内部结构的研究上,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分析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诸多特征。
由于通商口岸在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网络中的特殊地位,施坚雅正确地把通商口岸纳入其城市网络的核心之中。
他将中国全境划分为九个相对独立的大区,其中就有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区,先以苏州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区,以福州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区等五个区域以通商口岸为中心。
以这些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施坚雅进而建筑了自己的层级体系模型。
虽然,施坚雅的这一模型由于其非历史的缺陷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其结论:由于城市及城市之间存在差异,核心地带的发展导致了其边缘地带的不发展,却不能不说是相当有见地的。
[②b]尽管如此,施坚雅由于没有将通商口岸城市和别的城市区分开来,从而限制了自己对通商口岸体系的深入研究。
墨菲则更多地把精力投入研究条约口岸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系统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