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案件大影响——对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的法逻辑分析
彭宇案本身并不复杂，但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一张判决书，不仅在被告、证人陈二春看来难以接受，而且在社会各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媒体评论、网络议论都直指中国人当下道德底线的沉沦与司法正义的泯灭，对这个自称以“公平原则”为依据的判决书的公正性产生了强烈质疑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这些评论或批判大都对该判决书的不可接受性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即只知道法官的推理是错误的，但不知错在哪里，为什么是错误的？如果不能全面地将其所犯错误准确地揭示出来，不能说明其错误之所在以及具有何种危害，仅仅说该判决的推理技术是极其低劣的，其说服力是极其有限的，这对提高我国司法人员的论证水平并无太大助益。本文试图用法律论证的逻辑规则、证据规则和论辩程序规则对该判决书进行检验，将其错误揭示出来，阐明它不具有可接受性的正当理由。
一、对该判决书的逻辑检验
要用法律论证理论对该判决书进行评价，首先必须将该判决书所使用所有的推理展示出来，再按照法律论证理论的原理、方法进行评判。
（一）该判决书的内部证成及其评价
1．判决结论的论证结构
大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小前提：本案中，原告赶车到达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和刚从该车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瞬间相撞，发生事故。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同时，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因此，本案应根据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由当事人合理地分担损失。根据本案案情，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医疗费 40460.7元+护理费449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30元+鉴定费500元+残疾赔偿金67603.2元+营养费1000元×40%）。
结论：被告彭X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XX人民币45876.36元。2．对此论证的评价
法官认为，“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因此，本案应根据公平责任合理分配损失”。也就是说，本次事故中双方都无过错，并且这种无过错行为又属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范围。笔者认为，对本案的裁判，首先必须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作为得出判决结论的（法律依据）大前提，其次才能援引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才具有正当性。因为，如果没有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作为前提，而径直援引《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将使判决受众不明白当
事人的行为究竟属于过错行为还是无过错行为——因为不论是过错行为引起侵权损害赔偿还是无过错行为引起的救济赔偿（责任的公平分担）都要援引这两个法律规定。但该判决书中并没有直接援引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之规定，那么，仅仅援引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是无法推出判决结论的，该判决结论的得出缺乏法律依据。所以，该推理犯了“结论不得自前提”的逻辑错误。
笔者这里并非吹毛求疵，因为该判决书毕竟没有直接援引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作为判决结论的法律依据，而援引该条是该判决书正确的必要条件。但对这个瑕疵我们可以采用宽容的态度，将此漏洞可以视为法官的疏忽所致，不予深究。因为，事实上法官在作出判决结论时，间接使用了该规定。同时，该判决书没有必要援引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因为该条规定与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相比，前者的位阶要高，相当于法律原则，而后两条规范的位阶低，相当于法律规则。因此，援引第九十八条规定对得出判决结论没有任何意义。在法律推理（或论证）理论中，只有当没有适用于待处理案件的明确规定时，才会引用位阶高的规范作为处理案件的法律依据，否则，如果有适用于待处理案件的具体规范，再援引位阶高的规范，虽没有什么错误，但显属多余。总之，该判决书存在着该援引的法律规范没有援引，不该援引的法律规范又援引了的缺陷。
（二）该判决书的外部证成及其评价
1．适用公平原则的六个构成要件
既然本案是依据公平责任原则作为裁判的法律依据，因此要判断该判决书是否正确，关键要看该判决是否正确适用了公平原则，而要判断是否正确使用了公平责任原则，则首先必须知道该原则的适用条件（法律构成要件）有哪些，否则无法对该判决的正确性做出合理评价。一般而言，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条件有以下六个：①加害人的行为与受害人之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②加害人和受害人均无过错，且不存在有过错的第三人。③此种损害行为法律未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④若加害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则显失公平。⑤公平责任原则无免责事由且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⑥公平责任中加害人的责任份额必须适当。2．判决书对后面四个构成要件的证成及其评价
在这六个构成要件中，如果前面两个构成要件得到有效证成的话，那么，法官对后面四个构成要件的证成在笔者看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如果对前两个要件的证明结论是肯定的，则本案显然属于“此种损害行为法律未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若加害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则显失公平”的范畴；法官驳回了原告要求精神赔偿的诉讼请求；至于裁定被告应承担多大的补偿份额，目前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这完全属于法官自由裁量范畴内的事情，故责令被告承担40%的补偿份额也不为过。所以，法官在该判决书中对后四个构成要件的证明基本上是能够令人信服的。然而，满足这四个构成要件并非推出“被告彭X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XX人民币45876.36元”这个判决结论的充分条件。只有在前两个构成要件也能得到有效证成的时候，后四个构成要件对作出正确的判决结论才具有实质意义。相反，如果原告左股骨颈骨折不是由原告与被告相撞所致，或者原告在相撞事件中存在过错，那么，本案就不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调整对象，后面四个构成要件即使被证明为真，也不能由此得出该判决结论，否则将是不公正的。
令人遗憾的是，法院对前面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构成要件的证明，既经受不起逻辑规则的检验，也经受不起证据规则和论辩程序规则的检验，存在着太多太多的错误（形式谬误和实质谬误）。该判决引起广大网民（社会听众）强烈不满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3．该判决书对前面两个构成要件的证成及其评价
Ⅰ、该判决书在对第一个构成要件证成是不能成立的
法院认定被告与原告相撞，导致原告左股骨颈骨折这个结论的所有推理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逻辑错误。所以，该判决书对第一个构成要件的证成是不能成立的，具体理由如下：甲、“遗漏选项”的逻辑错误
本案中，最为主要的分歧就是：原告认为“原告的左股骨颈骨折是由于本人与被告相撞造成的”，被告认为“本人与原告没有相撞，她的左股骨颈骨折与自己无关”。这是两个相互矛盾，不能同时成立的两个命题（主张）。对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诉讼主张，法官支持原告的诉讼主张。在判决书中，法官提出了一个主论证（即提出了一个假说）和若干个辅助假说（用以支持或证明其主假说的真实性）来支撑他的内心确信。
法官对“原告的左股骨颈骨折是由于本人与被告相撞造成的”这个诉讼主张（假说）的证明采用了一个选言推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我们用p表示“原告倒地的原因是绊倒的”，表示用q“原告倒地的原因是滑倒的”，用r表示“原告倒地的原因是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的”，用﹁p表示“原告倒地的原因不是绊倒的”，用﹁q表示“原告倒地的原因不是滑倒的”，则整个推理的逻辑结构就是： (p∨q∨r)∧(﹁p∧﹁q) r。
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个推理属于相容选言推理的否定肯定式，似乎是一个有效的逻辑推理。只要对它进行认真地分析，就会发现这个推理其实是错误的。
一个推理的正确不仅要求形式有效，而且要求前提真实，两者缺一不可。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该推理中，法官对大小前提的真实性的证明都是错误的。首先在大前提中，法官犯了“遗漏选项”的逻辑错误。因为法官认定原告倒地的原因只有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自己绊倒或滑倒三种情况的判断是武断的，没有穷尽导致原告倒地的全部可能情况，这样就有可能将真正引起原告倒地的原因遗漏掉。从逻辑上来说，外力因素撞倒可以被他人撞倒，也可以被风吹倒、被掉下的广告牌砸倒，等等；如果是被他人撞倒的，可以是被下车的人撞倒的，也可能是被车下的行人撞倒的；如果是绊倒的，可以是自己绊倒的，也可以是被别人绊倒的；除此之外还可能是原告受到意外惊吓而跌倒在地的，等等。如果没有穷尽所有可能，那么，导致原告倒地的真正原因也就可能被遗漏掉。这样，就无法保证大前提的真实性。以一个可能为假的命题作为推理的前提，即使法官使用的推理形式是有效的，也不能保证结论必然真实。在本案中，原告在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排除其他可能的情况下，法官就认定原告倒地的原因只有“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三种情况，这种认定在逻辑上是极其武断的、轻率的。
乙、“诉诸无知”的逻辑错误
我们即使假定法官对原告倒地原因的断定是正确的，即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上述三种情况外，再没有其他可能。但这也不能必然推出原告倒地的原因一定是“被他人的外力撞倒的”结论。因为，“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并不能证明一定不存在原告自己绊倒或滑倒的事实。双方未陈述原告自己绊倒或滑倒的原因和不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的原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法官将两者混同起来，将未陈述原告绊倒或滑倒的原因当作原告倒地不是因为自己绊倒或滑倒，这是错误的。法官在这里犯了“诉诸无知”的逻辑错误。
所谓“诉诸无知”就是：（1）某个命题没有被证明为伪于是就认定为该命题为真或（2）该命题为假是因为它没有被证明为真。人类认识活动是从已知到未知（结论）的活动，任何人都没办法从无法被证明（为伪）的未知得到另一个未知（为真），反之亦然。新的知识必定衍生于某个程度的知识。我们无法从无知的状态（缺乏证明）去肯定知识，知识不可能从无知推论得到。要进行“诉诸无知”式的逻辑推论，需要“封闭世界假说”作为预设，即我们的知识集是完全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推论：如果某个东西存在，我会知道，但我现在不知道（无知），所以，它很可能不存在。一般情况下，这个推论的大前提是可废止的，因而结论的可靠性常常大打折扣。例如，刑事审判中，无罪推定就是典型的诉诸无知，一个人要么有罪，要么无罪，“除非检方在没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证明有罪，否则被告应被推定无罪。”
笔者认为，以下分析可以合理地解释双方均未陈述原告绊倒或滑倒的原因：被告之所以未陈述原告绊倒或滑倒的事实是因为被告在原告倒地的时候还没有下车，根本看不到原告是如何绊倒或滑倒的，所以他无法陈述原告绊倒或滑倒的原因；而原告之所以未陈述自己绊倒或滑倒的原因，是因为如果陈述了自己是如何绊倒或滑倒的原因，她要求被告赔偿就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了，这样就形同在无理取闹，所以她根本不能、因而不愿陈述自己是如何绊倒或滑倒的原因。如果笔者的上述分析能够成立或者事实就是如此的话，那么法官认为“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的说法也就是在强人所难，要巧妇为无米之炊了——如何能够让一个根本没有看到原告如何绊倒或滑倒的人提供反证证明呢？既然不能证明原告绊倒或滑倒这两个命题为假，所以，当然也就不能证明原告倒地一定是“被他人的外力撞倒”这个命题为真。
丙：“以时间定因果”的逻辑错误
为了验证“原告倒地是与被告相撞所致”这一断定的正确性，法官提出了四个辅助推理，但是，这四个辅助推理同样不能成立。
第一个辅助推理中，法官认为，“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
在逻辑上，承认和接受一个命题，必须同时承认和接受由这个命题演绎出来的所有命题。法官的这个佐证不仅不能证明被告撞了原告，反而能够证明被告没有撞倒原告。因为，按照法官的逻辑，第一，被撞到之人的第一反应不仅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而请人帮忙阻止的前提是被撞倒之人指认了撞倒她的人），但原告并没有呼救，也没有当场指认原告就是撞倒她的人，更没有请人帮忙阻止，所以，按照法官的逻辑我们必然可以推出被告不是撞倒原告之人，或者原告根本就不是被他人撞倒的。第二，在法官看来，撞倒原告的人在撞倒原告之后，一定会逃逸。但事实上彭宇没有逃逸，那么按照法官的逻辑同样可以必然推
出原告不是被被告撞倒的结论，这两个推论具有同等的逻辑力量。但是，本案中，法官却无视原告没有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彭宇自始至终都“没有逃逸”的客观事实（因为彭宇有许多机会逃逸的，比如，不送原告上医院等），没有推出有利于原告彭宇的结论。法官的推理与判决书中描述的事实相互矛盾，所以，法官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
“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在法官看来，被告是第一个下车的人，所以，被告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法官的推理是这样的：“第一个下车的人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大，被告是第一个下车的人，所以，被告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大。”在这里，法官又犯了“以时间定因果”的逻辑错误。即使我们假定原告是被车上下来的人撞倒在地的，但这与他人下车的顺序无关，完全取决于原告到达第一辆车后门时遇到的是第几个下车的人。原告要证明自己是被彭宇撞倒在地的，就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一定是被第一个下车的人撞倒的。只有当原告提供了这个证明，法官推断原告是被第一个下车的人撞倒的才有意义。否则，即使彭宇承认自己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也不能推断原告是被彭宇撞倒的。因果关系以原因在时间上的在先性为要件，但时间的在先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如果将事件发生的顺序当作认定因果关系的充分条件就会犯“以先后定因果”的逻辑错误。
丁、“推不出”的逻辑错误
第二个辅助推理中，法官认为“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在这里，法官的逻辑就是：只有抓住撞到原告的人，他的行为才能称作见义勇为行为，现在彭宇没有抓住撞到原告的人，所以，他的行为不是见义勇为。被告的行为是不是见义勇为行为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见义勇为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不能说只有抓住撞倒原告的人的行为才是见义勇为行为。本案中，由于被告没有看见原告是如何倒地的，所以，被告所能做到的也仅仅就是将原告扶起来。而且原告即使是被他人撞倒的，被告也看见了，但原告此时更需要的是扶助。至于被告是选择扶助原告或抓住肇事者，则完全取决于被告的意愿。如果法官只将是否抓住撞倒原告的人当作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就是见义勇为行为的标准，由于被告没有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只是好心相扶，这只能说明被告的行为不是见义勇为行为。从彭宇的行为不是见义勇为行为，是推不出原告就是被彭宇撞倒的这个结论。
第三个辅助推理中，法官认为“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法官这里使用了一个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否定前件式，从形式来看是有效的。这也仅仅只能证明被告没有做好事，但这并不能作为被告撞倒原告的佐证。被告之所以没有选择自行离开而与原告家人一同将原告送往医院，被告的辩解是合理的：“老太的儿子提出，待会儿到医院，他又要挂号又要扶着母亲，怕忙不过来，问我能不能帮忙帮到底，一同去医院。我想了一下，也就同意了。”被告的辩解合情合理，这个解释不仅有力地消解了法官的这个论证，而且也使人们看到法官所依据的“社会情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情理。难道根据“社会情理”，一个好人就不能把好事做到底吗？
戊、“非黑即白”的逻辑错误
我们即使假定法官的第二、第三个辅助推理合乎社会情理，也只能证明被告的行为不是见义勇为，不是做好事，但绝对不能证明被告撞倒了原告。这里，法官的思维模式就是，被告的行为要么是见义勇为行为，要么原告就是被她撞倒的；既然被告的行为不是见义勇为，所以，原告就一定是被告撞倒的。这里法官犯了“非黑即白”的逻辑错误：如果两个命题
之间具有矛盾关系，否定其中之一，就一定能够肯定其中另一个命题；如果两个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反对关系，否定其中之一，进而肯定其中另一个命题就会犯“非黑即白”的逻辑错误。见义勇为行为与撞到他人行为之间并非矛盾关系（甚至不是严格的反对关系），法官采用的推理，如同从一个物体不是黑色的就推出它是白色的（须知一个物体除了黑白两色之外还有许多颜色），是荒谬的。
已、“倒因为果”的逻辑错误
第四个辅助推理中，法官认为，“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法官要求被告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这里法官犯了“倒因为果”的逻辑错误。因为，只有当原告及其家属在公交站台上向被告借钱的时候，被告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提供证明才是可能的。但现在，原告及其家属向被告借钱的地点是医院。法官要求那些没有看见借钱过程的其他人为彭宇提供证明，这在逻辑上、物理上可能吗？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不可能就事先知道原告会向被告借钱并且被告会要求他们提供证明而一直等在公交站台上。所以，法官这里提出的要求是让被告干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是极端无理的。但由此笔者推断法官的思维是极端混乱的，颠倒因果、混淆是非。法官在认定两百元钱不是借款而是赔偿款时，同样犯了这种逻辑错误。“被告证人证明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综合以上事实及分析，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如前所述，被告借钱给原告的地点是医院，当时谁也不知道原告骨折了，如果被告已经知道原告认为是被自己撞伤的，他也许不会借钱给原告了。法官将被告不知道原告骨折也不知道自己被认为是撞倒原告的人时的行为当作被告已经知道原告骨折并且自己已经被认为是撞倒被告之人时的行为，由此推断该款项“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这种推论是荒谬绝伦的。
被告之所以没有向原告及其家属索取借条可能基于以下可能：第一，在原告家属急于给原告检查身体的情况下，为了区区两百元钱向原告索取借条不符合人之常情。第二，彭宇当时也不知道原告会认为她的左股骨颈骨折是自己撞倒致伤的。如果被告知道会出现这种结果，一种可能是被告根本不借钱给原告；另一种可能是即使借钱与原告，不仅会要求原告些借条，而且会要他们注明原告的左股骨颈骨折与自己无关，等等。
庚、“虚假论据”或“预期理由”和“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
本案中的另一个主要争议点就是，彭宇在医院给原告的两百元钱到底是借款还是现行支付的赔偿款。法官认为，“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表面看来，这个命题是一个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其实应该是一个必要条件假言命题，即：“只有撞了人的人才会先行垫付款项”。法官这里将必要条件当成了充分条件，是错误的。笔者认为，法官的推断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成立：被告承认原告是被自己撞伤的，而且自己也愿意承担责任。本案中，自始至终被告都不承认原告是被自己撞伤的，那么按照法官的逻辑，就应该认定这两百元钱并非是“先行垫付款项”了。所以，法官的这个推论是不能成立的。法官在这里将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了被告，因而认定该款项不是借款而是赔偿款。因此，这里法官又犯了“预期理由”或“虚假论据”的逻辑错误。
预期理由是将一个真实性没有得到证明的命题当作真的命题来作为论证的理由，虚假理由是指用一个已经被证明为假的命题当作论证的根据。以这样的理由作为论证的根据，该论证当然不会获得正确的结论，该论证的结论当然不会从该论证获得有力支持。
倒的这个命题的真实性并没有得到证明，所以，“这两百元不是借款而是赔偿款”也就没有得到证明。
辛、“偶性”谬误
上述四个辅助推理中，法官运用了运用了事实推定的证明方法来证明“原告是被被告撞倒的”。但是，事实推定不是随意推定，它具有特有逻辑根据和适用条件。事实推定的逻辑根据就在于在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存在着常态联系。所谓常态联系就是指，如无例外，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一般情况下是相随共现（或不共现）的，很少出现基础事实存在而推定事实不存在（或存在）的情况。也就是说，当基础事实出现时，推定事实也出现的概率极高或基础事实出现而推定事实不存在的概率极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具有近似于充分条件的逻辑联系。所以，当基础事实出现时，根据经验和没有出现反例，我们有很强的理由相信推定事实也出现或没有出现。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高盖然常态联系，为我们相信推定事实也存在或不存在提供了近似充分的理由。相反，如果诉讼证明中明知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联系不是常态联系而是中立联系或例外联系，或者将一般规则运用于特殊场合，仅凭基础事实存在进而依然推断推定事实存在（或不存在），这将是违反逻辑的。上述推论恰恰违背了事实推定的逻辑依据和适用条件，犯了“偶性”谬误——一种早已由亚里士多德揭露过的谬误。“一个总体上真的概括，由于给定事例的特殊或偶然环境，可能不能运用于该事例。当我们把一个概括运用于个别事例中而该事例并不适于这种运用时，我们就犯了偶然谬误”。一般性规则之所以无法适用于个别事例或特殊情形，是因为情境的“偶性”或例外性的事实。的确，在没有特殊情况下，素不相识的人是不会贸然借款给别人的。但是，在别人遇到困难或危难（如遇到车祸）而他身边又没有亲人或同伴，或者即使身边有亲人或同伴，但他们都无力拯救受害者于危难的时候，素不相识的人施以援手的事例几乎每天都见之于新闻媒体和报刊，这些人不仅给受害人出钱看病，而且往往不留姓名就离开。本案中，被告之所以借给原告两百元钱，因为原告正好处于危难时期。而被告之所以在原告家属在场的情况下仍然借钱给被告，完全可能因为原告儿子和侄女来时只知道原告摔倒在地并没有预见到原告骨折并且来时比较匆忙而没有带钱或带的钱不够，为了不耽误检查，被告才好心借钱与他。因此，法官根据原、被告素不相识、没有借条等事实，就推断这两百元钱不是借款而是赔偿款的推论，就犯了“偶然性谬误”。
总之，法官对使用“公平责任原则”的第一个法律构成要件的证明是不能成立的。即原告是被被告撞倒在地这个命题的真实性既没有得到证据的有力支持，也没有得到论证方式的支持（推理形式存在多种严重错误），我们虽然不能绝对肯定地说这个命题一定为假，但至少该命题处于一种真伪不明的状态。在法律论证理论中，只要我们发现一个论证的前提是虚假的或是真伪不明的或其论证方式既不演绎有效也不归纳地强，就应当立即放弃对该判决结论的置信与接受。
Ⅱ．法官对第二个构成要件的证成同样不能成立
判决书中，法官认定被告在相撞事件中不存在过错的理由是充分的：“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即使既定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说的是真实的，被告被后面的人撞了一下，是冲着下车的，
被告也不存在过错。因为彭宇无法控制后面撞他的人。但法官同时认定原告在本次事故中也不存在过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笔者认为，要认定原告在本次事故中没有过错，原告必须提供如下两个证据：她不是跑步前进的并且她离车门较远。因为，原告作为一个65岁的成年人，应该预见到，她手里拎着保温瓶和包，如果自己跑着过去，就可能与下车的人相撞而来不及躲闪；即使要跑着过去，也应当离车门远一些，这样与从车上下来的人相撞的可能也就不大了。根据证人陈二春的证言可知，原告是拎着保温瓶和包从第一辆车跑着赶向第二辆车的。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跑动离车门较远，可以避免与他人相撞，因此，即使像原告所说的，自己是被被告撞倒在地的，原告也存在着“疏忽大意的过错”。所以，法官认定原告不存在过错是没有根据的。既然原告存在过错而被告没有过错，所以，损害结果即使再大，也只能由她自己完全承担。
壬、“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上述列举仅仅属于认定案件事实时法官犯的逻辑错误，除此之外，本判决书还犯有以下两种逻辑错误。“经审理查明，……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告第一个从公交车后门下车，原告摔倒致伤，被告发现后将原告扶至旁边”，即法官认定：原告的左股骨颈骨折并非被告摔倒致伤的。后面又认为：原告的左股骨颈骨折是与被告相撞致伤的。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不可能同时为真，必有一真，必有一假。不知道法官是如何查明的，查明的是那个为真。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断言是不具有可接受性的。癸、逆推谬误
在逻辑上，如果原因甲出现，那么结果乙一定随之而出现，这里原因甲出现是结果乙出现的充分条件，但结果乙的出现只是证明原因甲也出现的必要条件。如果因为结果乙出现就认定原因甲一定出现或者认为结果乙的出现一定是由于原因甲出现引起的，就会犯“逆推谬误”。法官认为，本案中，原告的诉讼主张之所以能够成立，因为它提供了充分、过硬的证据，例如，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医疗费票据等等，而被告没有则没有过硬的证据。笔者认为法官在这里犯了逆推谬误：住院记录、医疗费票据、鉴定结论只能证明原告左股骨颈骨折了，但不能由此推出原告左股骨颈骨折一定是被被告撞倒所致。因为住院纪录、医疗费票据、鉴定结论与原告左股骨颈骨折是被被告撞倒所致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缺乏相关性。
综上所述，既然法官对前面两个构成要件的证明都是不能成立的，案件事实至少处于一种真伪不明的状态。既然作为得出判决结论的小前提（认定的案件事实）至少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缺乏援引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事实要件，所以，该判决结论就是错误的，不具有可接受性。
二、对该判决书的证据规则检验
任何案件一经发生，都将成为一去不可复返的“过去”，所以，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只有依据证据，证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对认定事实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的审查就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但在本案中，派出所提供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原告的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不可靠的，不具有证据资格和证明力。因为：（一）电子文档、誊写材料经不起可靠性、合法性检验
《民事证据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的书证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经核对无误的副本或者复制件。是副本或者复制件的，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来源和取证情况。”另外，法律只规定物证必须要提交原件，没有规定书证也要必须提交原件。也就是说虽然原始证据的证明力明显高于非原始证据的效力，但只要经核对无误的副本或者复印件同样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根据这个规定来看，派出所提交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似乎具有证据效力。但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则不难发现，本案中派出所提交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是
非法的，不具有证据资格。首先，这些材料没有经过被告彭宇的核对，被告认为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上显示的内容不是他所说的话。询问笔录必须经被询问核对并签名，否则不具有证据资格，这是一个基本制度，派出所所长以及接待民警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应该妥善保管。但是，派出所所长说“我为了搞清事实才用手机拍了笔录的。”这说明该所长已经预见到了询问笔录将要遗失。既然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就不能将原始讯问笔录妥善保管呢？誊写材料的出现也是如此，难道原始询问笔录就比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难保存？这里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们一开始就不准备将原始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
事实证明，该电子文档并非所长所拍，也不是用所长的手机所拍，而是原告做警察的儿子用自己的手机拍下来的（采用非法手段取得，属于非法来源证据）。这已经不能保证询问笔录没被修改的可能，所以，该证据的来源不合法，内容已经不可靠了，已经没有证据资格了。用这样的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当然不能保证其真实性了。
没有原始笔录，没有被告人核对、签名，就无法验证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的真实性，既然无法对其真实性、可靠性进行验证，所以，就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之规定，不能以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否则依据这种没有经过证实的论据作为法律推理的前提，将会犯“预期理由”或“虚假理由”的逻辑错误。
我们姑且假定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没有问题，但是，既然被告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法官也采信了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那么，法官就必须详细说明采信的理由。但在判决书中法官对此只字未提，这不仅使人们对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的证据能力产生怀疑。
（二）原告陈述经不起真诚性检验
法院认定原告是被被告撞倒致伤的，其依据是原告的指认。但从判决书描述的情况来看，原告是极不诚实的，她的指认是不可信的。因为，证人陈二春不仅与被告一起扶起过原告，而且用自己的手机通知了原告的儿子、侄女，前后长达半个多小时。当时已经处于静止状态，原告居然说不认识证人，证人不是在场第三人。这只能说明，要么原告记忆有问题，要么故意说谎；如果她的记忆力有问题，那么她的陈述就是不正确的了；如果她故意说谎，那么它的陈述就是假的；总之，原告的陈述都是不真实的，不具有可信性。既然她连在静止状态下与自己相处长达半个多小时的陈先生都不认识了，那么，在从第一辆车跑向第二辆车的过程中，处于紧张状态下的她，就更不能认清是谁撞倒她的了。因此，她的指认是不可靠的。因为她事先并不知道一定会被下车的人撞倒，因而不会有意识地记忆。这里，原告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在毫无准备、快速运动的情况下能认识“撞倒”她的人，但不认识在静止状态下，帮助了自己，并与自己相处了半个多小时的人。因此，原告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不诚实的人的陈述是不具有可采性的。
（三）法官的审判活动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
在判决书中，法官认定原告倒地致伤是由于与被告相撞导致的，这个结论原告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法官无理地将举证责任转嫁给被告，认为被告没有提出反证，所以认定原告一定是被被告撞倒在地的。这严重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本案并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既然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是被告撞到自己的，他就必须承担败诉的结果。
（四）非法剥夺了被告的最佳“攻击权或防守权”
民事诉讼活动中，只要诉讼活动没有结束，只要当事人认为自己主张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他就有提供新的证据（但不能对对方当事人实行突然袭击，要保护对方当事人的知情权，给对方当事人辩论的机会）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无限定权利”，法院不得随意剥夺当事人的这种最佳攻击权。但是，本案中，法官认为：“从现有证据看，被告在本院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其是见义勇为的情节，而是在二次庭审时方才陈述。如果真是见义勇为，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对其自称是见义勇为的主张不予采信。”这无疑剥夺了被告的最佳“攻击权”（用民事诉讼的术语来说就是辩论权）。庭审前以及第一次庭审中当事人之所以没有提出见义勇为的情节，也许他不愿意将他的行为叫做为见义勇为，也许他不知道见义勇为可以作为抗辩理由，也许他认为，他没有撞倒原告，法院会分清是非，所以，不需要提出见义勇为的抗辩理由，后来才意识到应该做这种抗辩。被告的先后两次陈述只要没有出现自我反言，或者即使出现反言但能够做出合理辩解，法官对被告的抗辩就应予以采信。如果仅仅因为被告在庭审以前以及在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见义勇为的情节，又没有陈述被告有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反言的事实，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信，这无疑非法剥夺了被告的最佳辩论权。这就意味着，彭宇失去了“话语权”，没有了辩解的机会，撞了是撞了，没撞也是撞了，一切都由法官说了算。
（五）法官的判决行为经不起公正性检验
在判决书中，法官所使用的推理如果不存在逻辑错误的话，认定的事实不论是对原告有利还是对被告有利，都可以说明法官是中立的，不偏不倚的。
在本案中，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存在的逻辑错误（这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判决书中逻辑错误最多的）可以视为一个经典的谬误大全，令人叹为观止、瞠目结舌。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些逻辑错误无一不偏向于、有利于原告方，没有一个有利于被告。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法官的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因为，如果法官的推理能力差但并不存在主观偏向的话，那么，这些逻辑谬误既可以出现在对原告有利的事实认定上，也可以出现在对被告有利的事实认定上，但事实与此相反，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法官的天平严重偏向于原告，对被告是极不公正的。如果法官一旦失去公正之心，将会置道德、科学、逻辑于不顾，为达到其目的而不择手段。正因为如此，失去公正之信的法官也就将自己送上了道德、科学、逻辑的审判台。
（六）该案的证据锁链是虚幻的
从证据学的角度来看，只有当证据之间形成环环相扣的有机联系的时候，案件事实才会客观真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能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是判断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充分的标志。证据链条应当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每个要证事实都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第二、作为组成证据链条基本单位的每个单个证据必须同时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充分性、合法性，缺一不可；第三、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具有一致性和无矛盾性，具有排他性。
在本案中，即使如原告所说，她的左股骨颈骨折是与被告相撞造成的，原告并没有提供自己不存在过错的证据；派出所提供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存在严重瑕疵；证据与要证事实之间不具有相关性；法官认定的事实存在矛盾；认定原告是否为他人之外力撞倒时，没有排除其他可能性；另外，法官的推理方法存在诸多的逻辑错误；原告不诚实；法官严重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这样的证据是不可能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的。因此，本案法官所说的证据锁链，是虚幻的、是不存在的。如果所有证据锁链都像本案所说得那样，那么，这样的证据锁链只能是捆绑公平、正义、效率、秩序、安全、自由等法律价值的绞索。
三、该判决书中的两个悖论
（一）“公平责任”不公平
本案中，法官使用的法律规范是公平责任原则，只有当认定的案件事实真实、清楚，并且符合公平责任原则的法律构成要件的时候，法律的公平价值才能得以体现；相反，如果案件事实是虚假的、或者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时候，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产生严重背离（不相符合），援引公平责任原则作为得出判决结论的法律依据必然导致事实上判决结论并不公平的公平悖论。司法判决一旦出现公平悖论，法律的权威就被这个司法判决葬送无遗，其结果必然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批判与唾弃。
（二）“逻辑推理”反逻辑
本案承办法官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大量运用了逻辑推理，这也是本判决书的一个主要特色，它试图告诉人们，本案认定的事实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具有不可辩驳性。但如笔者分析所示，该判决书所运用的推理基本上是错误的，或犯有形式谬误，或犯有实质谬误。所以，本判决书是打着“逻辑推理”的旗帜反逻辑。正因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推理不合逻辑，最终导致适用公平原则作出司法判决并不公平的悖论，这也是该判决书遭到社会各界强烈抨击的原因。在法律论证理论中，法律推理的合理性是司法判决具有可接受性的必要条件。对于什么是合理性，判定合理性的根据等理论问题，学术界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定义和标准。哲学家邦格则从不同角度对合理性给出了以下七种定义：“（1）概念的合理性：使模糊（含混和不准确）最小化；（2）逻辑的合理性：力求连贯一致；（3）方法论的合理性：质疑（怀疑与批判）和证明（要求证据或事实，无论这些证据或事实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4）认识论的合理性：关心经验的支持，避免与科学技术知识不一致的臆断；（5）本体论的合理性：采取与同时代科学技术知识一致的世界观；（6）价值观的合理性：力求达到的并值得达到的目标；（7）实践的合理性：采取有助于达到预期目标的手段。”雷切尔看来，合理性可以分解为三个合理性的必要条件：（1）若X（信念、行动、决定等）是合理的，则其必须是具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个体来说，在相同的证据证明之下可以证明同一个结论的合理性；（2）X必然由相关的理由或证据推出；（3）必须存在这样的规则，这些规则是X必须基于或者遵守的适当的规则。哈贝马斯认为，“一种表达的合理性可以通过批判和论证加以还原。如果或只要一种表达所体现的是可以证伪的知识，并因而和客观世界建立起一种联系，一种实际的联系，而且可以从客观上加以判断，那么，这种表达的合理性前提也就得到了满足。一个判断的客观依据是超越主体的有效性要求，这种要求对于任何一个观察者或接受者，和对于永远都具有行为能力的主体本身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真实性和有效性就是这样的要求。所以，对于断言和目的行为而言，它们所提出的命题的真实性要求或有效性要求越是能够更好地得到证明，它们就越是具有合理性。与此相应，我们把‘合理的’一次用作那些尤其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希望听到这些表达的人们所支配的宾词”。在本案中，该判决书不论采用哪一种标准来判断，都不具有合理性，因而不具有可接受性。四、结语
其实，打着逻辑的旗帜反逻辑的现象，并非仅仅为本判决书所特有，也并非只有中国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某种错误观念或不合理制度的必然结果。正如托马斯??格雷所说“霍姆斯的‘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已经成为‘法律现代主义的中心口号’”，“对后世的法学院的学生、律师、法官和学者如何在作出法律判决时意识到并提出既是可能的又是合乎规范的清楚的理由有很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是误导”。“由于霍姆斯不恰当地把‘经验’放在‘逻辑’的对立面，使得好几代的律师、法官和法学教授（不管是否沿着霍姆斯的道路）事实上没有把严格的逻辑形式研究放在法律课程的恰当位置。结果，美国的法律文化——表现在法学院、律师简报、法官司法意见的撰写、法学教授
的法理学思考——普遍地缺乏清晰的司法论证，法官和律师简报既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更高的理性的、清晰的水平。事实上，法学教授甚至更加推崇理性的不清晰，把它当作法律论证的优点。”
在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主要归咎于中国法学教育的缺陷：教育主管部门对逻辑教学不够重视；功利主义思想盛行，认为逻辑不是主课，可有可无，有些法律院系逻辑师资极差甚至没有；从事逻辑教学的老师只懂逻辑不懂法律，导致逻辑教学与司法实践相脱节；从事法学教育的教师只懂法律不懂逻辑；总之，整个法学教育的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素养；再加之学生在学习过程不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没有将各种知识转化为办案的基本技能，缺乏法律推理基本技能的系统训练，等等。因此，现在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推理能力的训练与培养的时候了。否则，像彭宇案这种低质量的判决书将会不断出现。
解析一：法院何以认定彭宇与老太太相撞？
判决书内容：经审理查明，事故发生后，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接到报警后，依法对该起事故进行了处理并制作了讯问笔录。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主要内容为：彭宇称其没有撞到老太太；但其本人被老太太撞到了。被告申请证人陈二春出庭作证，证人陈二春证言主要内容：当时没有看到原告倒地的那一瞬间，也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时候原告已经倒在地上，被告已经在扶原告……
吴丹红：被告没有对谈话笔录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主要对其形式提出质疑。没有直接否认谈话笔录所述的内容，不构成有效的抗辩。“彭宇称其没有撞到老太太；但其本人被老太太撞到了。”这种解释，不会是老太太所言，而必然是彭宇所言，只有被告才会辩称他没有撞到老太太，此说的目的是想证明老太太有过错，也非常合理。证人没有看到原告倒地的一瞬间，也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这个证言对于证明本案主要事实“原被告有没有相撞”并没有关联性，因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因此，被告基本上没有任何证据。但本案对被告不利的证据却有：原告的陈述；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医疗费票据；城中派出所提交的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法院委托鉴定的鉴定报告、法院谈话笔录以及法院开庭笔录等证据证实。法官在庭审中还可以观察到当事人和证人的态度证据，这是任何一个没有亲历审判的人不能妄加置评的。
解析二：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是否可以介入？
判决书内容：被告认为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是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且很多内容都不是被告所言；本案是民事案件，公安机关没有权利收集证据，该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吴丹红：按照《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的书证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经核对无误的副本或者复制件。是副本或者复制件的，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来源和取证情况。”
法律只规定物证必须要原件，没有规定书证必须要原件。这说明现有规定下，公安机关提供副本并无不妥。被告辩称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没有权利收集证据，这是对民事诉讼证据的错误理解。当时案件发生在公交车站，公交治安分局作为行政执法机关是有权进行调查的，而且在本案中公安机关只是作为证人作证而已，并非侦查机关。《规定》称：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在被告提不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其询问笔录是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的。
解析三：法官是否可以依据常理、情理而非法理断案？
判决书内容：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吴丹红：与其他国家的证据制度一样，我国也承认法官的自由心证，并且承认法官可以以经验和逻辑断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除此之外，法官在审判中可以运用事实推定，根据逻辑和经验法则，由已知的事实推断未知的结果事实存在。而且，在双方证据不足的时候，法律也赋予法官可以根据“优势证据标准”作出裁判的权力(《规定》第七十三条)，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即可下判，而不需要“排除合理怀疑”。法律规定法官可以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而且认证活动本身也离不开逻辑和经验。我们可以质疑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的过程，但不能质疑运用逻辑和经验的行为。
解析四：45876.36元这一数字是如何得出的？
判决书内容：原告诉求赔偿136419.3元，法院认定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为114690.9元。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同时，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因此，本案应根据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
吴丹红：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由当事人合理地分担损失。《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什么是行车记录仪： 行车记录仪是安装在汽车前挡风玻璃附近的一款配置广角或超广角镜头的摄像记录装置。经过专业安装和调试后，一旦汽车引擎点火，行车记录仪立即开始拍摄，用于记录行车过程中前进方向的所有影像，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有效取证，当然同时也可以记录下你自驾游沿途的美丽景色。由于主要用于交通事故取证。 记录仪一般采取存储卡进行记录，根据像素的大小和所配置的储存卡内存空间，记录时间从几个小时到几十个小时不等，记录仪采用循环读写，即拍摄满了后自动擦写最前边的记录数据。 大智旗下所有行车记录仪每一款都是具备高清车载DV摄像、拍照、录音、外接SD/TF 卡存储器于一身的多功能高科技新产品。主要用于车载拍摄，将车辆行驶途中的视频影像或声音完全记录下来，有效提高行车安全事故的取证和旅途过程中外景拍摄.。 产品采用全自动设计，开车自动录像、停车自动保存，录满自动循环覆盖，无需人工操作，方便省心。自带显示屏可以边录像边观看，也可以电脑下载视频浏览，。使用于日常生活、旅游、户外活动等。 行车记录仪商家 深圳台冠伟业科有限公司——DAZA大智 国内行车记录仪新兴知名品牌，专业研发、生产、销售行车记录仪、车载MP3、移动电源等汽车数码领域产品。目前DAZA行车记录仪在国内市场上已经有比较高的知名度，在全国各地有经销商，由于是国内专业行车记录仪生产商，相对于台湾的行车记录仪性价比更高，满足了国内用户的需求，得到的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与亲睐。 行车记录仪应用场景： 一： 1：记录行车过程：老公开车出行，老婆担心不安全，有了行车记录仪，拍摄行车路况、记录行车全过程，老婆高兴又放心。 2：自驾游沿途拍摄美好风景：开车出游，不用带专用的相机，不用专人拍摄美景。有了它，自动记录拍摄美人美景。 3：突发交通状况实时记录：偶尔的擦碰，事故的纠纷，责任找谁，事故原因全问它，记录交通事故全过程，方便交警办案。 二： 1、维护司机的合法权益，对不少横穿公路的人及骑自行车、摩托车在道路上乱窜者，或者其他违章车辆，司机可为自己提供有效的证据。 2、回放监控录像记录，澄清事实，减少不必要的纠纷，便于交警快速准确地了解事故现场，分清事故责任，交警处理事故快速准确，更趋于人性化、法理化，既可快速撤离现场恢复交通，又可保留事发时的有效证据，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3、如果每辆车上都安装行车记录仪，驾驶员不敢随便违章行驶，行车更加规范和更加遵守交通规则安全行驶，事故发生率也会大幅度下降，肇事逃逸的行为大大降低（被过往车辆拍摄到）。 4、法院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时，谁负主要责任，次要责任一目了然，更利于法院在量刑和赔偿上将更加准确和有据可依，也给保险公司的理赔提供了证据，让保险公司理赔更
从彭宇案看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 证据进行证明，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负有举证证明义务的人应承担败诉的风险。对于证明责任分配，我国《民事诉 讼法》第64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民事证据规定》在借鉴 规范说的同事，也考虑到了某些类型案件和特殊情况下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性，作出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规定，包括举证责任倒置，而举证责任倒置一般仅 限于特殊侵权行为。 “彭宇案”中，原告徐老太太诉称被告彭宇撞倒了自己，她就应举证证明侵 权的4个要件。据悉，从一审法庭的证据来看，主要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对 彭宇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徐老太太的陈述是被告将其撞倒在地致伤；彭宇的 陈述是他没有与原告相撞，他只是做好事。对彭宇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的主要 内容为：彭称其没有撞倒徐，但其本人被徐撞到了。但是原始的讯问材料没有 找到。除此之外，事故发生后，城中派出所接到报警后，对该起事故进行了处理。案件诉至一审法院后，该起事故的承办民警到法院对事件的主要经过作了 陈述，该陈述主要内容为：原、被告之间发生了碰撞。 仅凭以上证据，原告不能证明自己被彭宇撞倒过，而现有证据又不能排除 彭宇撞倒原告的可能性，案件事实实际上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中。此时法官完 全可以依据证明责任判定原告徐老太太败诉。 法官判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倒置证明责任，由彭宇证明他没有侵权，但是 这个案件完全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所以不应该责任倒置。 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官的判决书书写不妥当，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中的经验法 则就是“这个社会好人少”。一审判决书两处事实推定的词语，如“情理”以 及“日常生活经验”等，实际上是法官对于社会生活经验的抽象，即是本案事 实推定的经验法则。我认为，裁判文书是非常正式的文件，应当宣扬的是社会 正能量，而不是根据负面心理判决案件，所以，我不认同一审判决书中的经验 法则。
彭宇案的法理学分析 案例简介： 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寿兰在公交车站摔倒，彭宇自称上前搀扶、联系其家人并送其至医院诊治，属见义勇为，并非肇事者。随后，老太太咬定彭宇将其撞倒并向其索赔。双方对簿公堂。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彭宇给付老太太损失的40%，二审和解结案。此案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后类似彭宇案的各种版本在各地出现，引起民众对跌倒老人是否可以搀扶的激烈讨论。 “彭宇案”已经过去将近7年了，可是有关“彭宇案”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平息过，一方面是从那以后类似事件频繁的发生，另一方面是此案俨然已成为人们掩饰自身道德缺失的武器，见死不救的事件也开始遍布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此案中蕴含的道德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一．对道德危机与法制建设的反思 彭宇案的发生使的法律与道德两个看似相同的概念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有关道德和法律关系的探讨也是不绝于耳，到底道德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当今的法律是否完善呢？首先我们先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入手来加以分析：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这一概念说明，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 法律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法律和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二者的关系具体可以表现为： 第一，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第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但是我们从“彭宇案”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法律与道德之前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他们之间不同的评判标准，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评价对象包括了“善行”与“恶行”，而法律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违反道德，而违反道德行为未必都违反法律。因此在某些领域上道德和法律也会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对于本案，舆论普遍认为彭宇乐于助人是一种值得人们称赞的行为，从道德上讲是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但
对“彭宇案”的认识 政师0811 0820601138 姜慧 “彭宇案”受到了极大关注，尤其是在南京地区，网络、广电和纸媒体，都在挖掘这个事件背后的新闻价值。究其根源，新闻媒体看中的是“好人无好报”这一新闻点，而普通网友却在关注“社会正义”“道德与良知”以及案件审判过程中出现的疑似作假证行为。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审判结果是彭宇负有责任，须承担40%被法院认可的医疗、鉴定等费用，也就是45876.36元。这是整个事件被关注的风暴眼之一。救了人还要认赔四万多，对此，很多支持彭宇的旁听人与关注者不能理解。 按照法官的判定，这个案件的焦点显然是“责任”和“动机”——彭宇到底是撞了老人然后伪装是见义勇为，还是原告徐寿兰老人昧着良心，一口咬定彭是责任人，好让高额医药费有人承担？作为旁人，我认为“彭宇案”它的现实意义在于： 第一，国家公务员（南京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长）公然作伪证，这是对法律、对政府公信力的最大讽刺，当然，也一定有伤害，必然影响了法院判决结果被公众认可的程度，而涉嫌伪证却未受法律追究责任，这显然有悖法律公平精神，也不利于法律法规在公众层面的推行； 第二，与本案无关的旁听人、关注者的反应相当重要，如果说自始至终没有被法院注意，似乎不太可能，但法院判决显然未受此干扰（或者说未采纳意见），却采用违背常规的被告举证、举证倒置原则，判决书中大量出现的“可能”“推理”等概念或意图模糊的词语基本反映出法庭作出判断的依据，这一点，更加佐证了质疑案件审判是否公平的旁人的观点； 第三，被告声称自己是见义勇为却遭人诬赖，这从情感角度本身就已占据主动地位，因此，如果说，即使被告撒谎，不明原由的公众的情绪也依然有明显的指向，很多网友在网上感慨现在好人没好报，表示不再见义勇为、学雷锋，即是这一点的反映，法院作为必须依法办案的国家机关，不可以受主观左右，但政府有责任引导民众道德情操的发展，经济发展日益加快的今天，民众素质与公民道德的反方向发展，令人深思； 第四，律师（辩护人）的从业素质相当关键，从判决书来看，尽管被告败诉，但其辩护律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方若干疑点或弱点的漠视令人心痛，我们知道，法律的判定以事实佐证为最大依据，即使，原告或被告一方事实违法、有违社会公德，但法庭都须尊重“证据”，这一案件的判定结果令大多数人不满意，而网民在网上不断举出事实或提出分析，也充分说明了辩护律师的无能，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样是法律的悲哀； 第五，网络媒体覆盖面的发达使得网民能够参与许多焦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能够做出一些正面措施，比如前阶段的“山西黑砖窑非法用童工案”，网民的呼吁为事情的解决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更多时候，主观认识上的理解使事实真相偏差巨大，甚至完全相反，进而衍变成网络暴力（此说法并不绝对针对“彭宇案事件”），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之后，网络上的声音必将成为政府和公众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正义的呼声需要重视，需要正确利用，而没有正确的引导，民众内心的一些狭隘心理或不正确看法亦将越来越壮大，届时，网络暴力一旦成为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毒瘤”就难以根治，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彭宇案的思考
目录 1 彭宇案以及导致的结果 (3) 1.1 彭宇案经过 (3) 1.2 类似案件 (3) 1.3 “彭宇案”导致的后果 (3) 2 调查大众观点 (3) 2.1法律建立在“法官”个人意志上 (4) 2.2 政府的观点令人失望 (4) 2.3 这是对道德和价值观的挑战 (4) 2.4 相信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5) 3 党的形象和政府公信力 (5) 3.1 党的形象 (5) 3.2 政府公信力 (5) 3.3 政府公信力的作用 (5) 3.3.1 简化社会复杂性，维持稳定的秩序 (5) 3.3.2 为公共权力提供连续的合法性基础 (5) 3.3.3 为构建新型治理结构提供联结点 (6) 3.3.4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6) 4 我对彭宇案的态度 (6) 4.1 对彭宇案的细致分析 (6) 4.2 怎样避免被敲诈 (7) 4.2.1提高警惕，及时报警 (7) 4.2.2当心以交通事故为由的敲诈 (8) 4.2.3 坚持就是胜利 (8) 4.2.4 坚持先验伤 (8) 5 激励机制 (8) 5.1根据激励因素，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8) 5.2借鉴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激励机制 (9)
1 彭宇案以及导致的结果 1.1 彭宇案经过 2006年11月20日，南京的徐寿兰老太太赶公交时跌倒，彭宇将老太太扶起送往医院，仅医药费就花去4万余元。徐老太太家人咬定是彭宇撞了人，其后向法院起诉，索赔13万余元。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最终以“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裁定彭宇承担40%的损失，补偿原告45876元。 1.2 类似案件 1996年，在呼和浩特，一位叫“呼格吉勒”的少年因为发现有一名女子被歼杀在公共厕所里而及时向警察报案，这一见义勇为的结果是，这位无辜少年居然被列为犯罪嫌疑人而被公安机关起诉，后来被冤判有罪而以死刑被误杀，真凶2005年才被抓获。 2009年11月6日，江苏省淮安市一名叫“周翠兰”的老太太，在卖豆浆路上检到1700元的现金，老太太拾金不昧，几经周折后找到失主。可是失主宣称，自己丢失的是8200元，少了6500元，他反而将老太太告上法庭，要求老太太赔偿另外的6500元。 1.3 “彭宇案”导致的后果 彭宇事件之后，媒体报道了多宗老年人摔倒后却无人敢于向前相救的事情，甚至出现了大量路人对于自高楼掉下的昏迷小孩视而不见，最终导致小孩流血身亡的人间惨剧。 2007年2月22日上午，南京一位75岁的老汉从公交车后门跌倒在地。然而，就在老汉爬不起来之际，跟在身后的乘客却只是看着。老汉顿时明白了什么意思，高喊“是我自己跌的”，大家这才上前施救。 2007年11月，一位七旬老太太摔倒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尽管马路上行人络绎不绝从她身边走过，可是前后五六分钟时间，始终没有一个人向老太太伸出援助之手。直到老太太的侄女赶到，找来三个熟人，老太太这才被扶回了家。 2008年2月16日，一位九旬老人瘫倒在解放南路人行道上。然而，20分钟内，过往行人无一敢上前搀扶，一位热心市民最后喊来七八名路人作“见证”后，才敢打电话报警。 当然除此之外，更为平常的是，这还引发了大量的假意被别人撞伤而索赔大量钱财的道德事件，使整个社会人心惶惶。 2 调查大众观点 调查对象：彭宇案的具体经过。 调查范围：政府、网民、记者 调查内容：大众对彭宇案的看法，归纳并整理得出自己的观点。 根据调查得到的观点分类：
浅析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教学方法 —— —以重庆高职人才培养为例 □梅象华 摘要：高职院校主要为企业培养和输送高端技能型人才，但基于某些主观和客观原因忽视了对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等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才培养的规律应遵循专业技能与品德教育双管齐下，才符合社会对人才德才兼备的要求，逻辑上也应把这两种能力的培养平衡地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去，但现实中天平总是偏向前者。高职院校素质教育课教师在此背景下就有必要进行新颖的教学尝试，找寻符合培养高职人才人文素质要求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高职院校；素质教育课；人才培养；人文素质 作者简介：梅象华（1969-），男，河南信阳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民族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基础理论与实践、民族习惯法。 基金项目：2013年度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教学教改研究一般项目“重庆高职人才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以两江新区人才需求为背景”（编号：133271），主持人：梅象华；2013年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改革一般项目“思政课教师实践素质培养长效机制研究”（编号：GZJG131813），主持人：梅象华。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5）17-0067-04 重庆是传统的重工业基地，依托汽车、摩托车产业的发展以及新兴的电子工业产业的引入，结合中央把第三个国家级开放新区“两江新区”设置在重庆市，已然为重庆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个大的社会和历史发展背景下，重庆除了拥有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和重庆理工大学等本科院校外，仍需要更多的应用型高端技能型人才。目前，重庆配置了一批在全国有名气的高职院校，为重庆和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输送了大批实践型人才，满足日益增长的传统和新兴工业发展要求的应用型人才需求。 高职院校基本上是培养工业和经济发展应用性人才或者说主要是工科应用性人才，客观上学生来源中理科背景较多,主观上重理轻文的观念作祟，对于教与学矛盾双方的主体而言，学校往往忽视了人才培养中的人文情怀和基本道德素养上的教育，理科背景的学生对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也没有引起重视是不争的事实。学校和学生本人都非常注重自身“硬”本领的锻炼即专业技能上的培训，这是学校就业导向和学生本人就业压力使然,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素质等人文素养的“软”本领上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而，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可避免地会侧重于学生硬技能的开发而忽视学生软实力的培养。其原因：第一，高职一般以工科应用型高端人才培养为目的，生源多来自于理科和中职学生，学校发展方向和学生自己定位都是为一线工业企业服务。在实用主义导向下，学生在“硬”技术和“软”实力两方面发展不平衡。而且,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短暂，在三年有效时间内仍需有许多时间在企业内实习，专业技能培养占据了学生大部分时间，人文情怀、人文精神和法律素养方面的培养自然得不到全面系统发展。第二，高职院校以工科居多，教学实践上注定了素质教育课的教师在队伍配置和教学资源配备上不能与专业学科相提并论，素质教育课没有实训和实验基地及相应课程安排，也没有更多时间安排学生进行社会实践锻炼
小案件-大影响——对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的法逻辑批判
张继成：小案件大影响——对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的法逻辑批判 作者：张继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来源:学术批评网 彭宇案本身并不复杂，但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一张判决书，不仅在被告、证人陈二春看来难以接受，而且在社会各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媒体评论、网络议论都直指中国人当下道德底线的沉沦与司法正义的泯灭，对这个自称以“公平原则”为依据的判决书的公正性产生了强烈质疑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这些评论或批判大都对该判决书的不可接受性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即只知道法官的推理是错误的，但不知错在哪里，为什么是错误的？如果不能全面地将其所犯错误准确地揭示出来，不能说明其错误之所在以及具有何种危害，仅仅说该判决的推理技术是极其低劣的，其说服力是极其有限的，这对提高我国司法人员的论证水平并无太大助益。本文试图用法律论证的逻辑规则、证据规则和论辩程序规则对该判决书进行检验，将其错误揭示出来，阐明它不具有可接受性的正当理由。 一、对该判决书的逻辑检验 要用法律论证理论对该判决书进行评价，首先必须将该判决书所使用所有的推理展示出来，再按照法律论证理论的原理、方法进行评判。 （一）该判决书的内部证成及其评价 1．判决结论的论证结构
大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小前提：本案中，原告赶车到达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和刚从该车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瞬间相撞,发生事故。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同时，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因此，本案应根据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由当事人合理地分担损失。根据本案案情，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医疗费40460.7元+护理费449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30元+鉴定费500元+残疾赔偿金67603.2元+营养费1000元?0%）。 结论：被告彭X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XX人民币45876.36元。
对彭宇案的证据法分析 原告徐寿兰诉称，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水西门公交车站等车。9点半左右，2辆83路公交车进站，原告准备坐后面的一辆。在行至公交车后门时，被从车内冲下的被告撞到，致使左股骨颈骨折，住院手术治疗。双方未能载公交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以下简称城中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配成原告治疗费、护理费、禅机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136419.3元. 对于本案，法院认为存在三个焦点：一、原、被告是否相撞；二、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三、背后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只有正确地解决这三个问题，才能使本案得到公正的判决，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为此，围绕这三个焦点，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 民警所作陈诉是否为证据？ 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证据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诉、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电子数据。首先，该陈述并不属于八种证据中的一种。其次，民警对相关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本案中民警所作陈诉是事发之后与当事人的谈话笔录，与询问笔录核对无误，并与案件相关证据形成证据链之后，可以作为证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经过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应当确认其效力。但由于本案中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丢失，谈话笔录未得到相关核对，不能产生效力。所以，民警所作陈诉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 电子文档是否为诉讼法上的证据？
不能。本案中的电子文档是对询问笔录的复制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根据证据规则基本原理，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由于本案中的电子文档无法核实真实性，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真实性的要求，不能作为证据。 被告申请证人陈二春是否为证人？ 证人证言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或有关人员作的陈述。陈二春未能提供身份证等能证明其公民身份的证件，法院无法对其身份进行核实，其所作陈诉不能生效。其次，当事人双方都无法证明陈二春当时身在现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诉其亲身感知的事实，由于无法证明陈二春亲历现场，其所作陈诉亦不能证明其真实性。 法官如何对证人证言进行论证？ 证人证言在证明力上存在一定的缺点，即不稳定性和多变性，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客观地对证人证言进行严格的审查核实，即法官对于证人证言须能达到“自由心证”原则的要求。同时，要将证人证言与案件其他证据综合对比，只有形成合理真实的证据链条才能认定其效力。其次，要在合理的逻辑推理和经验推定下，对证人证言做出审查、判断，去伪存真，只有这样才能使案件质量得以保证。 在实务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比如，对于未出庭作证的书面证言的效力认定，不能一味采取消极的态度，法官可依据自由心证
由小悦悦事件引发的反思 两岁的广东女童小悦悦于10月13日在佛山被两辆汽车碾过，18名经过的路人对此视若无睹，最后由第19名路人抱起的事件，经由传统与网络媒体的传播后广为人知，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道德反思热潮。 事发至今已有2个多月的时间，小悦悦因伤重已于10月21日不治身亡。两名司机肇祸逃逸的不负责任行为，以及那18名路人见死不救的表现，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广大舆论的谴责，而见义勇为的拾荒阿姨受到表扬。这起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对于道德和良知的探讨，总体而言是件好事，但也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首先，能否单凭此孤立事件就认为整体社会道德水平已经严重滑坡？相信并非如此，中国社会也不乏乐于助人也勇于助人的好人好事，但是相对于诸如“小悦悦事件”的负面新闻，并不能在大众传播上吸引眼球而获得轰动效应，因此较不为人知。不过，那18名路人的冷漠态度，也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当人们从“小悦悦事件”联系到自身经历过的类似事件，遂不免认为社会道德已经出现了危机。也就是说，此事虽然未必有普遍意义，但却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其次，从此事发生后媒体上所出现的种种反思言论看，不少人认为媒体在报道五年前的“彭宇案”时，在导向方面出现了偏颇，片面渲染和夸大南京市民彭宇搀扶摔倒老太，反而被老太以撞倒自己为由控上法庭，因此造成今日民众普遍有“想救不敢救”的心理。姑且不论媒体是否该为此负起责任，“急公好义、济危抒难”终究是一种先人后己的高尚道德行为，倘若要先考虑到救人的成本与代价再来决定是否救人，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其三，还有一些反思言论主张立法奖励见义勇为者、惩罚见死不救者，持此观点者包括一些著名律师和学者。事实上，早在“小悦悦事件”发生之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酝酿此事。表扬见义勇为者可以理解，毕竟这是善举，但是一旦与金钱挂钩，恐怕会引起更大的社会道德问题。 政府和全社会应该如何积极、公正的面对小悦悦事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一、有效行使舆论监督职能，建立正确社会舆论导向。 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喉舌”，是反映人民心声的重要渠道，发挥着“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桥梁作用。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是构成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既是由媒体的政治责任所决定的，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所要求的。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对我国媒体来说可谓意义重大。小悦悦之死经过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在人们指责人人冷漠、社会道德退步的同时，新闻媒体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且看，这些年来，媒体上所宣传的是什么？从南京彭宇案到天津许云鹤案，大家看到的是如“东郭先生”一般热心帮助他人的下场，是数年的官司缠身、心力交瘁。近段时间，媒体报道的又尽是某老人摔倒没人敢搀扶，或者是要去搀扶的人还有找个路人做旁证……新闻媒体如用放大镜般把那些极个别的讹人事例拿出来赚取观众眼球、博取收视率，导致一些没有是非辨别能力的人也跟着盲目起哄，社会互信状况被负面案例不断蚕食，报道的多了，仿佛让人觉得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我相信，现实社会中每天都会有人跌倒，而且每天都在发生扶人的事件。但是为什么扶人的事件是没人报道？因为他不是一个新闻视点，因而他不会得到人们更多
从“彭宇案”看经验法则 "彭宇案"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证人制度、视听资料、经验法则、证明责任的适用以及诉讼和解、调解与裁判的选择等。从理论和司法政策视角来分析本案可以看到，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应当妥善认定法院庭外调查收集证据的效力，法官应当以普通人的一般的社会认识为基准来运用经验法则，视听材料的证明效力要在考察其制作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认定，法院应严格按照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来审理案件，而且不应当盲目采取调解和和解手段来解决诉争。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像南京徐某某诉彭宇侵权赔偿案（以下简称"彭宇案"）这样能够引起社会如此强烈和广泛反响的可谓凤毛麟角。与更多涉及人权保障、涉及人的自由，甚至生命的刑事诉讼案件不同，一般情形下，在实体上，民事诉讼案件通常仅涉及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及与财产相关的身份关系，绝大多数情形属于"私"的范畴，不太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在程序上，案件的程序问题又因为人们普遍存在的轻程序意识而往往容易被忽视，不太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彭宇案"有所不同，由于媒体的介入，使得其中所涉及的诸多程序和实体问题被"放大"以后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并与司法中普遍存在和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如司法体制、司法权威、法官裁量权、事实认定与司法公正、司法与传媒的关系问题等。"彭宇案"中还涉及"做好事"、"见义勇为"这样敏感的社会道德评价问题，而本案的一审裁判中对所谓"常理"的适用又似乎反映了审理法官对此类道德提倡的间接否定，因此深深地刺痛了人们的道德神经。由于这一结果恰好印证了当下人们对道德危机的判断——"好人无好报"，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并借本案呐喊和呼吁。人们如此关注本案也反映了对司法、对公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是在发泄一种对司法和公权力的怨气。可以说"彭宇案"是在偶然之中成为"典型"的。 从网络信息看，社会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地倾向于被告彭宇一方，给予了彭宇更多的同情，各种媒体提出的质疑大多是对原告不利的。"彭宇案"虽然是一起民事案件，但却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更广泛地思考。媒体对"彭宇案"的"放大"，似乎给司法机关带来了一些麻烦，客观上会给司法机关的审理带来干扰，但这并非只是消极后果，"彭宇案"中的问题是我们在法治进程中，在规范诉讼程序中必然要遭遇的问题，无法予以回避。本文的目的不是探究"彭宇案"所涉及的宏观的、社会性的问题，而是探究本案所涉及的诸多程序问题，如证人证言、经验法则、视听资料、证明责任、二审和解等，"彭宇案"在这些问题上均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是民事诉讼制度实施中的重要问题。笔者相信，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法官，也没有旁听本案的审理，笔者主要是依据一审判决书以及媒体所提供的一些信息提出问题，而非是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和裁决，纯粹是诉讼法理上的学术性探讨。 二、本案与证人证言制度 本案作为一例典型的侵权案件被起诉到法院，最重要的就是对侵权事实的认定，能否正确认定被告是否存在侵权事实关系到裁判的公正性问题。然而，从媒体的反应来看，本案一审关于被告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即被告彭宇是否撞了原告这一事实认定最有争议，这也是媒体对本案事实认定最有异议之处。原告的事实主张是，被告彭宇从车上下来后撞了原告，导致原告受伤；被告则对此予以否认。对于原告的事实主张，法院认可了原告的儿子用手机拍摄的笔录资料。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是"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主要内容为：彭X称其没有撞到徐XX；但其本人被徐XX撞到了。"对此证据，彭宇予以否认。判决书中引述了被告的观
彭宇案的公平悖论 季卫东 【学科分类】民事诉讼法 【出处】北大公法网 【写作年份】2007年 【正文】 无论彭宇案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判决书显示审判人员在运用推理技术时不仅犯有低级错误，还碰到了一个“公平责任”并不公平的道德悖论 南京公交车站发生的一起极小的民事纠纷，缠讼近十个月，且在全国掀起惊天动地的舆论风暴。此类“蝴蝶效应”反复出现，暗示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呈现浑沌状态——任何细微变化都可能导致完全出乎意料的严重后果。而警察与法官之间的关系成为凝视、质疑的焦点，似乎也投下了国家秩序危机的阴影。 9月5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让被告彭宇稀里糊涂地与跌伤的原告就损害额来个四六分成。审案人员认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如此奇妙的判决理由，加上各种令人费解的办案细节，迫使我们不得不先对这个所谓“常理”或者“社会情理”进行分析。 先撇开事实认定不谈，在该案处理过程中，有两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是很值得关注的。一是警察积极介入了毫无暴力或犯罪迹象的日常性民事纠纷。公权力在私人间互动中长驱直入，难免造成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二是作为对警察介入的反应和抗衡，弱势一方必然要诉诸舆论支持，因而也就导致群众的高调介入。 在这里，先有权力契机，后有群众契机。如此构图在中国司法领域并非偶发，几乎在任何具体的审判活动中屡见不鲜。正是因为强权与民愤之间的张力不断扭曲着法官的行为模式和心理，所以很多判决才变得有些类似扶乩的锥画信息。 众所周知，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在分配证明责任方面的基本标准是“谁主张、谁举证”，由负责举证的那一方来承担无法查清真相的不利后果。据此，在本案中，原告有义务证明彭宇存在侵权的客观过失。然而，承办警察在现场制作并由
模拟法庭（民事） 一．法庭准备阶段 书记员： （一）查点当事人及其诉讼参加人到庭情况并请入席（不用读） （二）现在宣读法庭纪律： 1．未经允许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 2．不得进入审判区。 3．不得发言、提问。 4.不得鼓掌、喧哗、哄闹和实施其他妨碍审判活动的行为。 5.将通讯工具置于无声状态，不得接听。 6.衣着庄重整洁，除特殊情况外，应摘下墨镜、脱帽。 7.审判人员入庭、退庭及宣判时应当起立。 8.对违反上述规定的人将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训诫、没收有关录制器材、责令退出法庭、罚款或拘留；对于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将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请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审判长：（审判员坐下后）请坐。 书记员：（不坐）双方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经合法传唤现均以到庭，庭审工作以准备就绪，可以开庭。（审判长点头示意书记员就坐） 审：（先敲击法槌，宣布开庭）首先核对当事人身份。由原告向法庭报告你的姓名、年龄、民族、出生年月日、工作单位、职务及家庭住址。 原告：（回答）徐寿兰 66岁汉族 1942年9月8号生南京市雨花台区邓府山村41幢的1 03 退休在家 审：由原告委托代理人向法庭报告你们的姓名，说明你们的工作单位、职务及代理权限。原告委托代理人：童铮恺，正日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权限 审：由被告向法庭报告你的姓名、年龄、民族、出生年月日、工作单位、职务及家庭住址。被告：彭宇，男，1980年7月2日生汉族，江苏豪威有限公司职工，现住南京市鼓楼区司马街南宁花园13号
审：由被告委托代理人分别向法庭报告你们的姓名，说明你们的工作单位、职务及代理权限。被告委托代理人：何尧，锦天城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权限 审：原告，你对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身份有无异议？ 原告：无 审：被告，你对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身份有无异议？ 被告：无 审：经过审查，上述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及委托权限与庭审前办理的手续一致，当事人之间未提出异议，出庭资格有效，准许参加诉讼。 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有举证、质证、请求调解、进行辩论和最后陈述的权利，原告有权放弃诉讼请求，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在庭审中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提出，反诉也是如此，同时当事人对提出请求或者反驳应当提供证据，上述诉讼权利和义务在应诉通知和庭前证据交换阶段已经书面告知了当事人，对此，当事人是否清楚？ 原告：清楚 被告：清楚 审：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今天依法使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徐寿兰与被告彭宇人身纠纷一案。下面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本案由审判长孙芮，审判员许洁、蒋艳组成合议庭，书记员蒋艳担任法庭记录。有关合议庭组成人员的通知，已经在庭前书面通知了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对本案合议庭人员，书记员，认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提出理由申请回避。 1.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的； 2.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3.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 当事人对于本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是否提出回避请求？ 原告：不申请。 被告：不申请。 二、法庭调查阶段 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现在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调
判决结束后，彭宇一脸郁闷地站在法院门口 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做出了一审判决，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10日内给付。 判决书中还称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两个月前庭审期间坚持“以后碰到这种事还会出手相助”的彭宇，在昨天走出法院大门时也没有了当时的坚决，“再不会这么冲动了，”他说。 此案唯一目击证人陈先生高呼：“朋友们，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 彭宇已因此失业 开庭前彭宇见到记者，他说自己为了这个案子已经丢了工作：“从7月6日最后一次开庭以来，我还一直没有去上班。这个事情没有了结之前，我没有心思工作。一个星期之前，我正式辞去了工作。” 彭宇和律师高式东对判决结果的预计都比较乐观，“这个案子我觉得胜诉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仅从证据角度出发，老太太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彭宇撞倒了她。”高式东说，“因为民事诉讼的原则就是这样：谁主张、谁举证。老太太说是彭宇撞倒了她，那她就得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而不用彭宇找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撞。”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法院用逻辑推理和分析的方法做出了认定和判决。 判决书：从常理分析…… 首当其冲的就是核心问题：彭宇和老太太到底有没有相撞？ 鼓楼区法院认为，老太太是与彭宇相撞受伤。理由是：“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老太太(原文为“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者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老太太绊倒或滑倒等事实，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老太太被撞倒之外力情形。” 判决书继续说：“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撞人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是公共场所的公交站台，且事发时间是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老太太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而根据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 法院认为，如果彭宇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好心相扶。”
xx 案判决之疑点分析 诉讼法学xx 欠0268 时隔五年之久的彭宇案，现如今提到这个话题还是会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与深刻思考。这份判决无形中的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影响，令我们不得不对当时判决的正确与否再次提出质疑。 xx 案案由： 2006年11月20日上午9时左右，南京某公交车站。当时两辆83路公交车一前一后紧挨着靠近站台，由于前一辆83 路公交车乘客较多，徐老太准备赶乘后面一辆83 路车，彭宇也从前一辆83路车后门下车。突然，徐老太跌到在站台附近。随后，彭宇将徐老太从地上扶起直到徐老太儿子赶到现场，随后彭宇同其子一起将徐老太送往医院。经诊断老太左股骨颈骨折，后经手术治疗花去医药费4 万余元，经鉴定构成八级伤残。 2007年3月底，徐老太起诉彭宇，称是彭宇将自己撞到在地，要其赔偿各种费用共13 万余元。而被告彭宇则一直坚称自己并没有撞到徐老太，完全是出于好心将徐老太扶起并一直陪同其就诊。此案经过三次开庭。 2007年9月5日，鼓楼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彭宇承担四成责任，赔偿人民币45876.36 元。 然而我们大家都能从法院所做的判决书中看出法院做此判决所依据的理由，但对于其论述理由的正确与否、合理与否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对于此判决我们认为存在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不能用，逻辑是否正确？二、法院的公平责任原则到底公平不公平？ 一、首先我们讨论一下法官证据的适用中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认为该判决书在证据的论证中存在以下几点逻辑错误： 1、法官提出的第一个主论证分析：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
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 法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武断地确定需要甄别原告倒地的原因仅有“撞倒”、“绊倒”和“滑倒”等三种。在这里，如果不是法官的日常生活经验太少，就是他故意遗漏了其它可能的选项，犯下了“遗漏选项”的逻辑错误，从而很有可能遗漏真正引起原告倒地的原因。真实的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除了“撞倒”、“绊倒”和“滑倒”外，还有“吓倒”、“晕倒”等多种可能;即使是撞倒，既可能是被他人，也可能是被奔跑的狗撞倒，甚至可能是被穿行于人群的自行车撞倒，等等;即使是被他人撞倒，既可能是被下车的人撞倒，也可能是被车下的行人撞倒;即使是被下车的人撞倒，既可能是被第一个下车的人撞倒，也可能被第 N个(N> =2)下车的人撞倒。命题原告倒地的原因不是绊倒的”和命题原告倒地的原因不是滑倒的”不能由于“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就可以证明为真的，因为双方未陈述原告自己绊倒或滑倒和原告不是绊倒或滑倒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未陈述某事实并不代表该事实就不存在。但是，法官却将两者混为一谈，将未陈述原告绊倒或滑倒就当作原告倒地不是自己绊倒或滑倒。这种错误就是逻辑学里典型的“诉诸无知”的逻辑错误。 2、法官提出的第二个主论证分析： “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在这里，法官在对证人陈二春的证人证言的认定中同样犯了“遗漏选项”的逻辑错误。法官认为： 陈二春没有看见原告倒地的过程，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所以，“当然也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不错，陈二春没有看见原告倒地的过程是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但也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没有相撞的可能性，同样也不能排除原告自己绊倒或滑倒的可能性。这就犯下了“遗漏选项”的逻辑错误。既然如此，就应该有“原告与被告相撞和“原告与被告没有相 撞”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如果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没有相撞”为假，就不能断定“原告与被告相撞”为真;否则，就将犯下“诉诸无知”。既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没有相撞”为假，就不能将其当作为假;否则，就将犯下“预期理由”的逻辑错
道德两难十件事例举 事例一 2006年，江苏南京的彭宇搀扶跌倒在公交站台旁的老人，老人却一口咬定是彭宇将他撞倒。事后法院按“推理分析”，最后判决彭宇赔偿受害人损失4万多元。彭宇本来助人为乐，却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08年发生的郑州版“南京彭宇案”，郑州一大学生扶起一位老太，老太当时称被撞伤腰，2009年12月28日，法院判学生赔偿老太7.9万元。淮安卖豆饼的周老太捡1700元归还后反成被告(参见2009年11月26日《扬子晚报》)；南京两小伙发现百元钞票不敢捡，冒雨等警察(参见2009年12月9日《扬子晚报》)；两小伙发现一沓现金后冒雨等警察，11人自称失主(参见2009年12月24日《扬子晚报）；南京一男子捡到空钱包怕被诬告找来4人作证(参见2010年l月4日《扬子晚报》)。 事例二 在一次全区性的广播操比赛中，我实习所在的班级成绩不错但是一位评委随口问了参赛的一名学生:“你们都是来自同一个班级吗？”“不是，有几个同学是从邻班借来的。”这个同学无意中的回答却导致了班级的落选。原来不符合比赛由同一个班学生组成的要求。事后全班同学都责怪这位同学，这位同学也十分自责，认为自己给集体抹了黑。 事例三 2011年10月，小悦悦事件中的18位路人无一伸出援助之手。我们被围观的“看客”们“见死不救”、“见危不助”、“见难不帮”的麻木和冷漠所激怒，鉴于“彭宇案”我们谴责这18位路人吗？他们该不该伸出援助之手？ 事例四 1764年的一天深夜，一场大火烧毁了某大学的图书馆，很多珍贵的典籍毁于一旦。学校上下痛心疾首，一名学生的脸色尤其凝重。突发的火灾把这名普通学生推到了一个特殊位置，逼迫他作出选择。原来，在这之前，他违反图书馆规则，悄悄将一本书带出馆外，准备阅读完后归还。一场大火使这本书一夜之间成为250本书中的唯一“幸存者”。怎么办?是据为己有，还是主动归还? 事例五 早上，小明匆匆忙忙准备去上学，妈妈问他周末是否可以去看望奶奶，小明随口答应了。可是，老师又请小明在周末帮忙做事，这令他左右为难。请思考小明该怎么做? 事例六 课本中的事例：《“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就有一个两难情境：在距离捕捞开放时间仅仅两个小时的时候，主人翁钓上来一条从未见过的大大的漂亮的鲈鱼，该不该放掉这条鱼呢？ 事例七 小洁是一个12岁女孩，妈妈曾许诺过，如果小洁能通过干家务和节省午餐费，攒到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