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彭宇案”看经验法则
"彭宇案"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证人制度、视听资料、经验法则、证明责任的适用以及诉讼和解、调解与裁判的选择等。从理论和司法政策视角来分析本案可以看到，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应当妥善认定法院庭外调查收集证据的效力，法官应当以普通人的一般的社会认识为基准来运用经验法则，视听材料的证明效力要在考察其制作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认定，法院应严格按照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来审理案件，而且不应当盲目采取调解和和解手段来解决诉争。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像南京徐某某诉彭宇侵权赔偿案（以下简称"彭宇案"）这样能够引起社会如此强烈和广泛反响的可谓凤毛麟角。与更多涉及人权保障、涉及人的自由，甚至生命的刑事诉讼案件不同，一般情形下，在实体上，民事诉讼案件通常仅涉及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及与财产相关的身份关系，绝大多数情形属于"私"的范畴，不太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在程序上，案件的程序问题又因为人们普遍存在的轻程序意识而往往容易被忽视，不太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彭宇案"有所不同，由于媒体的介入，使得其中所涉及的诸多程序和实体问题被"放大"以后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并与司法中普遍存在和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如司法体制、司法权威、法官裁量权、事实认定与司法公正、司法与传媒的关系问题等。"彭宇案"中还涉及"做好事"、"见义勇为"这样敏感的社会道德评价问题，而本案的一审裁判中对所谓"常理"的适用又似乎反映了审理法官对此类道德提倡的间接否定，因此深深地刺痛了人们的道德神经。由于这一结果恰好印证了当下人们对道德危机的判断——"好人无好报"，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并借本案呐喊和呼吁。人们如此关注本案也反映了对司法、对公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是在发泄一种对司法和公权力的怨气。可以说"彭宇案"是在偶然之中成为"典型"的。
从网络信息看，社会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地倾向于被告彭宇一方，给予了彭宇更多的同情，各种媒体提出的质疑大多是对原告不利的。"彭宇案"虽然是一起民事案件，但却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更广泛地思考。媒体对"彭宇案"的"放大"，似乎给司法机关带来了一些麻烦，客观上会给司法机关的审理带来干扰，但这并非只是消极后果，"彭宇案"中的问题是我们在法治进程中，在规范诉讼程序中必然要遭遇的问题，无法予以回避。本文的目的不是探究"彭宇案"所涉及的宏观的、社会性的问题，而是探究本案所涉及的诸多程序问题，如证人证言、经验法则、视听资料、证明责任、二审和解等，"彭宇案"在这些问题上均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是民事诉讼制度实施中的重要问题。笔者相信，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法官，也没有旁听本案的审理，笔者主要是依据一审判决书以及媒体所提供的一些信息提出问题，而非是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和裁决，纯粹是诉讼法理上的学术性探讨。
二、本案与证人证言制度
本案作为一例典型的侵权案件被起诉到法院，最重要的就是对侵权事实的认定，能否正确认定被告是否存在侵权事实关系到裁判的公正性问题。然而，从媒体的反应来看，本案一审关于被告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即被告彭宇是否撞了原告这一事实认定最有争议，这也是媒体对本案事实认定最有异议之处。原告的事实主张是，被告彭宇从车上下来后撞了原告，导致原告受伤；被告则对此予以否认。对于原告的事实主张，法院认可了原告的儿子用手机拍摄的笔录资料。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是"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主要内容为：彭X称其没有撞到徐XX；但其本人被徐XX撞到了。"对此证据，彭宇予以否认。判决书中引述了被告的观
点："认为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是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且很多内容都不是被告所言。"但根据媒体提供的信息，被告对此证据提出的质疑有：作为笔录的原件为何丢失？无法与原件核对的电子文档还能作为证据使用吗？关于该电子文档，最初派出所所长说是用他的手机拍摄的，但实际上是原告的儿子所拍摄的，这意味着什么？从媒体给出的信息来看，原告的儿子也是警察，这也给人们一种联想。这些对原告不利的证据抗辩信息似乎在动摇原告证据的证明力。不过，本案法官最终还是通过"常理"推认了原告主张的侵权事实。
在本案的事实认定中，涉及多种证据方法问题，而本案的事实认定之所以有争议与未能充分运用证人证言这一证据方法有关。
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法官是否充分地运用了证人证言这样一种最普通的证据方法？在判决书中，我们能够见到的证人就只有陈二春，法庭审理中是否传唤其他证人我们不得而知。证人是指了解案件情况并向法院或当事人提供证词的人。在本案中，了解案情且能够确认作为证人的人有很多，并不仅仅只有陈二春一人，例如，第一个接到报案的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的民警沈某，他是最初处理原、被告之间纠纷的警察，他应该知道原告和被告对纠纷事实的最初陈述，毫无疑问他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原告的儿子潘某也是了解案件部分情况的人，他接触过原、被告，本案所谓的电子文档也是用他的手机拍摄的，因此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其他人，如派出所的其他干警。在本案给出的信息中，作为重要证据的笔录原件已经丢失。正是由于原件的丢失，使原告提供的拍照资料无法直接与原件核对，被告由此对拍照资料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如果法官要判断被告的质疑，查明笔录原件丢失的情形时，派出所的其他人也是该事实的证人，如笔录是由谁保管的？装修是如何影响笔录保存的？丢失的文件中是否仅有本案笔录？以往是否发生过笔录丢失的情形？
在本案的审理中，审理法官并非没有接触本案中的证人，例如前面提到的派出所民警沈某，但却没有将该民警在法庭审理中作为证人进行询问。根据此案的一审判决书所述："案件诉至本院后，该起事故的承办民警到法院对事件的主要经过作了陈述并制作了谈话笔录"，审理法官对该民警就此案的有关事实进行过调查，但该证据并没有在法庭上接受质证。我们知道，该民警向法官就自己处理原告与被告纠纷这一事实的单方陈述，与民警作为证人出庭接受法官以及当事人双方的询问是完全不同的。证人证言只有通过出庭作证和接受质证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正因为如此，各国法律均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55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第58条规定，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让证人进行对质；第57条规定，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从科学性角度讲，通过法官和当事人对证人的直接询问能够保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也当然有助于查明案件真相。如果对本案中的那些了解案件情况，并能出庭作证的证人进行了充分的法庭询问，相信应该离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不会太远，也就有可能无需根据有争议的所谓"常理"推断认定案件的主要事实了。
本案审理中没有传唤应该出庭的证人，没有充分使用证人这一证据方法，凸显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证人作证难的问题。很明显，证人作证难的现实阻碍了本案审理中对证人这一证据方法的运用，这也是许多法官所抱怨的。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第55条均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只在有例外规定的情形下可以不出庭，但实际上，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一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法律上明确规定证人作证是一项义务，但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可以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以及对证人不出庭可以采取何种制裁措施，使得法律上的规定成为"空头支票"。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作
证耗费时间、费用、精力，耽误工作、影响日常生活的原因，也有基于避免卷入他人利益冲突的原因。虽然从规定上看，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最终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定，证人费用的实际支付依然存在问题。从理论上看，法庭可以传唤任何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均有义务作证，但也同样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实际操作中存在相当的难度。在本案中法院要让民警出庭作证，甚至强制其出庭并接受质证询问，除了时间外，在观念上能否接受也是个现实问题。
但有一点应当明确，作为一项体现和反映公正的诉讼制度，证人制度是必要的，不能因为存在证人作证难的问题，就在审判中放弃证人证言这样一种能够有效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据方法。另一方面，需要改变观念，强化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意识，同时也需要在制度建设上予以完善，其内容包括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作证费用制度、证人作伪证的惩戒制度等。
笔者认为，本案留下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目前的中国现实中，我们能够做到通过传唤大量的证人作证来查明案件事实吗？按照我们传统的审理方式，法院更多的是直接在庭外调查案件事实，并以此作为裁判的根据。应当承认这种做法的诉讼成本显然要低一些，但问题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人如果不需要出庭的话，如何实现对证人证言的质证？而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是不能也不应该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的。尤其是在人们对法官存有不信赖的社会情势之下，法官在庭外的事实调查结果的正当性难以得到认同。但如果传唤必要证人出庭作证，又应当承认这实际上是一项社会成本投入很高的方式，对于普通的民事纠纷的解决而言是否能够做到有效率的适用？透过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深刻地感知在查明案件事实的成本与追求裁判公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三、本案与"常理"、"经验法则"
对于"彭宇案"，媒体和社会反应最为强烈的是，法官依据"常理"对被告彭宇撞人事实的认定。准确地讲，在一审中法官并没有直接证据认定被告的侵权事实，而是以部分已知事实为前提，以"常理"作为推定侵权事实是否存在的中介，从而推论出侵权事实的存在，并且，本案法官将这一推论过程比较完整地写进了一审判决书中。应当说，运用"常理"进行推论在每一个案件的事实认定中都是可能发生的，但以笔者所见为限，很少有将这种推论过程写进判决书的。显然，法官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加强该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单就这一点而言，毫无疑问具有积极意义，也可以说是对传统裁判文书进行改革的尝试。触及媒体和社会敏感神经之处其实在于，一些媒体和民众认为，本案法官所运用的"常理"似乎与社会提倡的道德相冲突，在司法和道德上人为地制造了矛盾和对立。
在本案的审理中，法官将争议的焦点归纳为三点：（1）原、被告是否相撞。（2）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3）被告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在一审判决书中法官阐述了对这三点的分析根据和过程。在对原、被告是否相撞这一争议事实的认定上，审理法官对"常理"和经验法则的认识和运用如下。
1．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相撞之人的逃逸。本案的事发地点是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为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
2.从常理分析，被告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
3.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言明事实的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4.从现有证据看，被告在法院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其是见义勇为的情节，而是在第二次庭审时方才陈述。如果其真是见义勇为，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对其自称是见义勇为的主张不予采信。
5.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200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原、被告一致认可上述给付钱款的事实，但关于给付原因却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相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被告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在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被告证人证明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综合以上事实及分析，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
在上述分析中，法官分别使用了"日常生活经验"、"常理"、"社会情理"作为推论的前提，有的推论虽然提到的是根据"证据"，但其推论的链条中依然包含着"常理"，使其推论具有逻辑性。例如在上述第4点中所提到的："如果其真是见义勇为，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信服。"这里包含的"常理"或"逻辑"是：既然作为抗辩理由，被告就应当在第一次陈述抗辩理由时提出，而不是在其后才提出，除非被告提出相应的解释，因为按一般常理或经验法则应当是越早提出越好。再如上述第5点中指出的："原、被告素不相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其常理便是不相识的人之间不会贸然借款。
在审理案件认定事实的过程中，认定者不可能不依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可以说人们对现象的判断绝大多数情形下都是通过这种日常生活经验而作出的。在诉讼法或证据法理论上，这些日常生活经验称之为"经验法则"，许多的人们所谓的"常理"、"社会情理"都可以归在经验法则当中。准确地讲，所谓经验法则，是指人们从生活经验中归纳获得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或属性状态的一切法则或知识。从广义上讲，经验法则既包括人们根据科学方法，通过观察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现象的自然法则，也包括支配人们思维的逻辑法则、数学原理、社会生活中的道义准则、商业交易习惯等，遍及学术、艺术、技术、商业、工业等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一切法则。作为一种法则意味着不同事实之间所具有的可期待性，即在一般情形下，此事实的出现或存在，意味着另一事实的出现或存在，虽不能说绝对具有因果关系，但绝大多数情形下是如此。从狭义上讲，日常经验法则是指自然规律、定理等能够揭示事物间因果关系的法则以外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归纳和认识的法则。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在规定无需举证的事项中将自然规律、定理与经验法则并列加以规定，并规定两者不同的法律效力。
经验法则在审理案件认定事实上的意义在于，经验法则可以将已知事实与未知的事实相联系，当存在某个已知事实时，可以通过经验法则推定出未知事实存在与否。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了若干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情形，其中第3项就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也就是说，如果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另一事实的，当事人就无需对未知的"另一事实"提出证据直接加以证明存在与否。由于经验法则是人们从生活经验中归纳出来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法则，因而具有高度盖然性，虽然从狭义的经验法则而言，经验法则不能等同于自然规律、定理，仍然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表面认识，而非其本质，并不绝对揭示其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某种现象反复再现，通常没有例外的情形之
下的，因而使得以经验法则作为中介、桥梁的推定具有正当性。所以，法官在案件审理中运用经验法则是完全合法的、正当的。
虽然说在诉讼中可以运用经验法则，也必须应用经验法则，但关键在于我们在推定和事实认定时，是否正确地运用了经验法则，作为推定的中介是否属于经验法则，是否具有事实之间的高度盖然性。如果不具有高度盖然性，那么就不能作为推定中介的经验法则。在本案一审中，法官认定事实所运用的所谓"常理"和"经验法则"是否是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具有法则性的经验法则就值得探讨了。经验法则的可期待性、高度盖然性意味着，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例外的，某种现象的发生具有极大的可能性，通常都会发生或不发生，而不是存在例外，一旦存在例外的可能性，作为推定的正当性自然就不复存在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该案判决书中所提到的"常理"，判决书中指出："从常理分析，其（指被告）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审理法官的"常理"是，如果"仅仅是好心相扶"就不是见义勇为做好事。这样的结论显然有些草率，这一结论是否就是"常理"是很有疑问的，如果以这样的"常理"作为"经验法则"就更有疑问了。因为每一个人的意识、心境、所处的环境不同，见义勇为的方式和程度也就有所不同，将"仅仅是好心相扶"就不是见义勇为做好事作为推定的中介显然是十分勉强的。在本案的事实认定中，由于对被告"见义勇为"、"做好事"的动机表示怀疑并予以排除，于是"不相识的人之间不会贸然借款"的常理也就自然成了推定不是借款，而是赔偿款的经验法则。反过来，如果认可被告存在做好事的动机的话，那么，即使素不相识的人之间不要说借款，就是赠款也是常理。
该案判决书中推论："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言明事实的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这里的疑问在于，"做好事"原本就是没有界限的，人们所处的环境、心理差异，对存在、幸福、快乐、人生价值、信仰的认识、理解的不同，使得人们做好事的方式、程度都会有所不同。之所以称之为"做好事"，往往就是行为人与获得利益的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否则就不是做好事，而是一种义务性、回报性行为。有的人可能仅仅将其送往医院，有的人可能留下照顾，也有的人可能继续给予患者经济上的资助，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判决书中的社会情理并不具有经验法则的高度盖然性，存在着较大程度的例外可能性，以此为推定也就当然不具备高度盖然性，其正当性也就有了疑问。
诚然，经验法则的高度盖然性是无法度量的，但我们在判断时应当把握的原则是一般情形下不会有例外发生，也就是人们通常能够期待经验法则所规范的结果会发生。即使是经验法则，在经验法则之间也有盖然性程度的差异，在追求审判的公正性时，我们当然应尽可能以具有很高盖然性程度的经验法则作为推定的桥梁，而不是相反。是否是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对何种现象的认识才能作为经验法则，应由法官来判断，因为法官是案件事实的认定者，但是经验法则既然是人们在生活中所归纳总结的法则，那么作为经验法则就应当是人们所普遍认同的，而不是法官个人的认识。也就是说，法官也应当以人们的一般社会认识作为基准或大致的尺度，谨慎地对待经验法则，否则会导致裁判理由缺乏社会认同，影响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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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宇案的法理学分析 案例简介： 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寿兰在公交车站摔倒，彭宇自称上前搀扶、联系其家人并送其至医院诊治，属见义勇为，并非肇事者。随后，老太太咬定彭宇将其撞倒并向其索赔。双方对簿公堂。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彭宇给付老太太损失的40%，二审和解结案。此案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后类似彭宇案的各种版本在各地出现，引起民众对跌倒老人是否可以搀扶的激烈讨论。 “彭宇案”已经过去将近7年了，可是有关“彭宇案”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平息过，一方面是从那以后类似事件频繁的发生，另一方面是此案俨然已成为人们掩饰自身道德缺失的武器，见死不救的事件也开始遍布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此案中蕴含的道德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一．对道德危机与法制建设的反思 彭宇案的发生使的法律与道德两个看似相同的概念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有关道德和法律关系的探讨也是不绝于耳，到底道德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当今的法律是否完善呢？首先我们先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入手来加以分析：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这一概念说明，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 法律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法律和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二者的关系具体可以表现为： 第一，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第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但是我们从“彭宇案”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法律与道德之前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他们之间不同的评判标准，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评价对象包括了“善行”与“恶行”，而法律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违反道德，而违反道德行为未必都违反法律。因此在某些领域上道德和法律也会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对于本案，舆论普遍认为彭宇乐于助人是一种值得人们称赞的行为，从道德上讲是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但
对“彭宇案”的认识 政师0811 0820601138 姜慧 “彭宇案”受到了极大关注，尤其是在南京地区，网络、广电和纸媒体，都在挖掘这个事件背后的新闻价值。究其根源，新闻媒体看中的是“好人无好报”这一新闻点，而普通网友却在关注“社会正义”“道德与良知”以及案件审判过程中出现的疑似作假证行为。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审判结果是彭宇负有责任，须承担40%被法院认可的医疗、鉴定等费用，也就是45876.36元。这是整个事件被关注的风暴眼之一。救了人还要认赔四万多，对此，很多支持彭宇的旁听人与关注者不能理解。 按照法官的判定，这个案件的焦点显然是“责任”和“动机”——彭宇到底是撞了老人然后伪装是见义勇为，还是原告徐寿兰老人昧着良心，一口咬定彭是责任人，好让高额医药费有人承担？作为旁人，我认为“彭宇案”它的现实意义在于： 第一，国家公务员（南京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长）公然作伪证，这是对法律、对政府公信力的最大讽刺，当然，也一定有伤害，必然影响了法院判决结果被公众认可的程度，而涉嫌伪证却未受法律追究责任，这显然有悖法律公平精神，也不利于法律法规在公众层面的推行； 第二，与本案无关的旁听人、关注者的反应相当重要，如果说自始至终没有被法院注意，似乎不太可能，但法院判决显然未受此干扰（或者说未采纳意见），却采用违背常规的被告举证、举证倒置原则，判决书中大量出现的“可能”“推理”等概念或意图模糊的词语基本反映出法庭作出判断的依据，这一点，更加佐证了质疑案件审判是否公平的旁人的观点； 第三，被告声称自己是见义勇为却遭人诬赖，这从情感角度本身就已占据主动地位，因此，如果说，即使被告撒谎，不明原由的公众的情绪也依然有明显的指向，很多网友在网上感慨现在好人没好报，表示不再见义勇为、学雷锋，即是这一点的反映，法院作为必须依法办案的国家机关，不可以受主观左右，但政府有责任引导民众道德情操的发展，经济发展日益加快的今天，民众素质与公民道德的反方向发展，令人深思； 第四，律师（辩护人）的从业素质相当关键，从判决书来看，尽管被告败诉，但其辩护律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方若干疑点或弱点的漠视令人心痛，我们知道，法律的判定以事实佐证为最大依据，即使，原告或被告一方事实违法、有违社会公德，但法庭都须尊重“证据”，这一案件的判定结果令大多数人不满意，而网民在网上不断举出事实或提出分析，也充分说明了辩护律师的无能，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样是法律的悲哀； 第五，网络媒体覆盖面的发达使得网民能够参与许多焦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能够做出一些正面措施，比如前阶段的“山西黑砖窑非法用童工案”，网民的呼吁为事情的解决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更多时候，主观认识上的理解使事实真相偏差巨大，甚至完全相反，进而衍变成网络暴力（此说法并不绝对针对“彭宇案事件”），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之后，网络上的声音必将成为政府和公众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正义的呼声需要重视，需要正确利用，而没有正确的引导，民众内心的一些狭隘心理或不正确看法亦将越来越壮大，届时，网络暴力一旦成为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毒瘤”就难以根治，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从彭宇案看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 证据进行证明，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负有举证证明义务的人应承担败诉的风险。对于证明责任分配，我国《民事诉 讼法》第64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民事证据规定》在借鉴 规范说的同事，也考虑到了某些类型案件和特殊情况下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性，作出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规定，包括举证责任倒置，而举证责任倒置一般仅 限于特殊侵权行为。 “彭宇案”中，原告徐老太太诉称被告彭宇撞倒了自己，她就应举证证明侵 权的4个要件。据悉，从一审法庭的证据来看，主要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对 彭宇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徐老太太的陈述是被告将其撞倒在地致伤；彭宇的 陈述是他没有与原告相撞，他只是做好事。对彭宇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的主要 内容为：彭称其没有撞倒徐，但其本人被徐撞到了。但是原始的讯问材料没有 找到。除此之外，事故发生后，城中派出所接到报警后，对该起事故进行了处理。案件诉至一审法院后，该起事故的承办民警到法院对事件的主要经过作了 陈述，该陈述主要内容为：原、被告之间发生了碰撞。 仅凭以上证据，原告不能证明自己被彭宇撞倒过，而现有证据又不能排除 彭宇撞倒原告的可能性，案件事实实际上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中。此时法官完 全可以依据证明责任判定原告徐老太太败诉。 法官判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倒置证明责任，由彭宇证明他没有侵权，但是 这个案件完全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所以不应该责任倒置。 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官的判决书书写不妥当，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中的经验法 则就是“这个社会好人少”。一审判决书两处事实推定的词语，如“情理”以 及“日常生活经验”等，实际上是法官对于社会生活经验的抽象，即是本案事 实推定的经验法则。我认为，裁判文书是非常正式的文件，应当宣扬的是社会 正能量，而不是根据负面心理判决案件，所以，我不认同一审判决书中的经验 法则。
彭宇案的思考
目录 1 彭宇案以及导致的结果 (3) 1.1 彭宇案经过 (3) 1.2 类似案件 (3) 1.3 “彭宇案”导致的后果 (3) 2 调查大众观点 (3) 2.1法律建立在“法官”个人意志上 (4) 2.2 政府的观点令人失望 (4) 2.3 这是对道德和价值观的挑战 (4) 2.4 相信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5) 3 党的形象和政府公信力 (5) 3.1 党的形象 (5) 3.2 政府公信力 (5) 3.3 政府公信力的作用 (5) 3.3.1 简化社会复杂性，维持稳定的秩序 (5) 3.3.2 为公共权力提供连续的合法性基础 (5) 3.3.3 为构建新型治理结构提供联结点 (6) 3.3.4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6) 4 我对彭宇案的态度 (6) 4.1 对彭宇案的细致分析 (6) 4.2 怎样避免被敲诈 (7) 4.2.1提高警惕，及时报警 (7) 4.2.2当心以交通事故为由的敲诈 (8) 4.2.3 坚持就是胜利 (8) 4.2.4 坚持先验伤 (8) 5 激励机制 (8) 5.1根据激励因素，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8) 5.2借鉴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激励机制 (9)
1 彭宇案以及导致的结果 1.1 彭宇案经过 2006年11月20日，南京的徐寿兰老太太赶公交时跌倒，彭宇将老太太扶起送往医院，仅医药费就花去4万余元。徐老太太家人咬定是彭宇撞了人，其后向法院起诉，索赔13万余元。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最终以“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裁定彭宇承担40%的损失，补偿原告45876元。 1.2 类似案件 1996年，在呼和浩特，一位叫“呼格吉勒”的少年因为发现有一名女子被歼杀在公共厕所里而及时向警察报案，这一见义勇为的结果是，这位无辜少年居然被列为犯罪嫌疑人而被公安机关起诉，后来被冤判有罪而以死刑被误杀，真凶2005年才被抓获。 2009年11月6日，江苏省淮安市一名叫“周翠兰”的老太太，在卖豆浆路上检到1700元的现金，老太太拾金不昧，几经周折后找到失主。可是失主宣称，自己丢失的是8200元，少了6500元，他反而将老太太告上法庭，要求老太太赔偿另外的6500元。 1.3 “彭宇案”导致的后果 彭宇事件之后，媒体报道了多宗老年人摔倒后却无人敢于向前相救的事情，甚至出现了大量路人对于自高楼掉下的昏迷小孩视而不见，最终导致小孩流血身亡的人间惨剧。 2007年2月22日上午，南京一位75岁的老汉从公交车后门跌倒在地。然而，就在老汉爬不起来之际，跟在身后的乘客却只是看着。老汉顿时明白了什么意思，高喊“是我自己跌的”，大家这才上前施救。 2007年11月，一位七旬老太太摔倒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尽管马路上行人络绎不绝从她身边走过，可是前后五六分钟时间，始终没有一个人向老太太伸出援助之手。直到老太太的侄女赶到，找来三个熟人，老太太这才被扶回了家。 2008年2月16日，一位九旬老人瘫倒在解放南路人行道上。然而，20分钟内，过往行人无一敢上前搀扶，一位热心市民最后喊来七八名路人作“见证”后，才敢打电话报警。 当然除此之外，更为平常的是，这还引发了大量的假意被别人撞伤而索赔大量钱财的道德事件，使整个社会人心惶惶。 2 调查大众观点 调查对象：彭宇案的具体经过。 调查范围：政府、网民、记者 调查内容：大众对彭宇案的看法，归纳并整理得出自己的观点。 根据调查得到的观点分类：
浅析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教学方法 —— —以重庆高职人才培养为例 □梅象华 摘要：高职院校主要为企业培养和输送高端技能型人才，但基于某些主观和客观原因忽视了对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等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才培养的规律应遵循专业技能与品德教育双管齐下，才符合社会对人才德才兼备的要求，逻辑上也应把这两种能力的培养平衡地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去，但现实中天平总是偏向前者。高职院校素质教育课教师在此背景下就有必要进行新颖的教学尝试，找寻符合培养高职人才人文素质要求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高职院校；素质教育课；人才培养；人文素质 作者简介：梅象华（1969-），男，河南信阳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民族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基础理论与实践、民族习惯法。 基金项目：2013年度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教学教改研究一般项目“重庆高职人才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以两江新区人才需求为背景”（编号：133271），主持人：梅象华；2013年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改革一般项目“思政课教师实践素质培养长效机制研究”（编号：GZJG131813），主持人：梅象华。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5）17-0067-04 重庆是传统的重工业基地，依托汽车、摩托车产业的发展以及新兴的电子工业产业的引入，结合中央把第三个国家级开放新区“两江新区”设置在重庆市，已然为重庆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个大的社会和历史发展背景下，重庆除了拥有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和重庆理工大学等本科院校外，仍需要更多的应用型高端技能型人才。目前，重庆配置了一批在全国有名气的高职院校，为重庆和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输送了大批实践型人才，满足日益增长的传统和新兴工业发展要求的应用型人才需求。 高职院校基本上是培养工业和经济发展应用性人才或者说主要是工科应用性人才，客观上学生来源中理科背景较多,主观上重理轻文的观念作祟，对于教与学矛盾双方的主体而言，学校往往忽视了人才培养中的人文情怀和基本道德素养上的教育，理科背景的学生对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也没有引起重视是不争的事实。学校和学生本人都非常注重自身“硬”本领的锻炼即专业技能上的培训，这是学校就业导向和学生本人就业压力使然,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素质等人文素养的“软”本领上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而，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可避免地会侧重于学生硬技能的开发而忽视学生软实力的培养。其原因：第一，高职一般以工科应用型高端人才培养为目的，生源多来自于理科和中职学生，学校发展方向和学生自己定位都是为一线工业企业服务。在实用主义导向下，学生在“硬”技术和“软”实力两方面发展不平衡。而且,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短暂，在三年有效时间内仍需有许多时间在企业内实习，专业技能培养占据了学生大部分时间，人文情怀、人文精神和法律素养方面的培养自然得不到全面系统发展。第二，高职院校以工科居多，教学实践上注定了素质教育课的教师在队伍配置和教学资源配备上不能与专业学科相提并论，素质教育课没有实训和实验基地及相应课程安排，也没有更多时间安排学生进行社会实践锻炼
对彭宇案的证据法分析 原告徐寿兰诉称，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水西门公交车站等车。9点半左右，2辆83路公交车进站，原告准备坐后面的一辆。在行至公交车后门时，被从车内冲下的被告撞到，致使左股骨颈骨折，住院手术治疗。双方未能载公交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以下简称城中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配成原告治疗费、护理费、禅机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136419.3元. 对于本案，法院认为存在三个焦点：一、原、被告是否相撞；二、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三、背后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只有正确地解决这三个问题，才能使本案得到公正的判决，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为此，围绕这三个焦点，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 民警所作陈诉是否为证据？ 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证据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诉、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电子数据。首先，该陈述并不属于八种证据中的一种。其次，民警对相关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本案中民警所作陈诉是事发之后与当事人的谈话笔录，与询问笔录核对无误，并与案件相关证据形成证据链之后，可以作为证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经过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应当确认其效力。但由于本案中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丢失，谈话笔录未得到相关核对，不能产生效力。所以，民警所作陈诉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 电子文档是否为诉讼法上的证据？
不能。本案中的电子文档是对询问笔录的复制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根据证据规则基本原理，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由于本案中的电子文档无法核实真实性，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真实性的要求，不能作为证据。 被告申请证人陈二春是否为证人？ 证人证言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或有关人员作的陈述。陈二春未能提供身份证等能证明其公民身份的证件，法院无法对其身份进行核实，其所作陈诉不能生效。其次，当事人双方都无法证明陈二春当时身在现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诉其亲身感知的事实，由于无法证明陈二春亲历现场，其所作陈诉亦不能证明其真实性。 法官如何对证人证言进行论证？ 证人证言在证明力上存在一定的缺点，即不稳定性和多变性，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客观地对证人证言进行严格的审查核实，即法官对于证人证言须能达到“自由心证”原则的要求。同时，要将证人证言与案件其他证据综合对比，只有形成合理真实的证据链条才能认定其效力。其次，要在合理的逻辑推理和经验推定下，对证人证言做出审查、判断，去伪存真，只有这样才能使案件质量得以保证。 在实务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比如，对于未出庭作证的书面证言的效力认定，不能一味采取消极的态度，法官可依据自由心证
由小悦悦事件引发的反思 两岁的广东女童小悦悦于10月13日在佛山被两辆汽车碾过，18名经过的路人对此视若无睹，最后由第19名路人抱起的事件，经由传统与网络媒体的传播后广为人知，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道德反思热潮。 事发至今已有2个多月的时间，小悦悦因伤重已于10月21日不治身亡。两名司机肇祸逃逸的不负责任行为，以及那18名路人见死不救的表现，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广大舆论的谴责，而见义勇为的拾荒阿姨受到表扬。这起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对于道德和良知的探讨，总体而言是件好事，但也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首先，能否单凭此孤立事件就认为整体社会道德水平已经严重滑坡？相信并非如此，中国社会也不乏乐于助人也勇于助人的好人好事，但是相对于诸如“小悦悦事件”的负面新闻，并不能在大众传播上吸引眼球而获得轰动效应，因此较不为人知。不过，那18名路人的冷漠态度，也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当人们从“小悦悦事件”联系到自身经历过的类似事件，遂不免认为社会道德已经出现了危机。也就是说，此事虽然未必有普遍意义，但却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其次，从此事发生后媒体上所出现的种种反思言论看，不少人认为媒体在报道五年前的“彭宇案”时，在导向方面出现了偏颇，片面渲染和夸大南京市民彭宇搀扶摔倒老太，反而被老太以撞倒自己为由控上法庭，因此造成今日民众普遍有“想救不敢救”的心理。姑且不论媒体是否该为此负起责任，“急公好义、济危抒难”终究是一种先人后己的高尚道德行为，倘若要先考虑到救人的成本与代价再来决定是否救人，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其三，还有一些反思言论主张立法奖励见义勇为者、惩罚见死不救者，持此观点者包括一些著名律师和学者。事实上，早在“小悦悦事件”发生之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酝酿此事。表扬见义勇为者可以理解，毕竟这是善举，但是一旦与金钱挂钩，恐怕会引起更大的社会道德问题。 政府和全社会应该如何积极、公正的面对小悦悦事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一、有效行使舆论监督职能，建立正确社会舆论导向。 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喉舌”，是反映人民心声的重要渠道，发挥着“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桥梁作用。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是构成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既是由媒体的政治责任所决定的，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所要求的。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对我国媒体来说可谓意义重大。小悦悦之死经过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在人们指责人人冷漠、社会道德退步的同时，新闻媒体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且看，这些年来，媒体上所宣传的是什么？从南京彭宇案到天津许云鹤案，大家看到的是如“东郭先生”一般热心帮助他人的下场，是数年的官司缠身、心力交瘁。近段时间，媒体报道的又尽是某老人摔倒没人敢搀扶，或者是要去搀扶的人还有找个路人做旁证……新闻媒体如用放大镜般把那些极个别的讹人事例拿出来赚取观众眼球、博取收视率，导致一些没有是非辨别能力的人也跟着盲目起哄，社会互信状况被负面案例不断蚕食，报道的多了，仿佛让人觉得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我相信，现实社会中每天都会有人跌倒，而且每天都在发生扶人的事件。但是为什么扶人的事件是没人报道？因为他不是一个新闻视点，因而他不会得到人们更多
从“彭宇案”看经验法则 "彭宇案"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证人制度、视听资料、经验法则、证明责任的适用以及诉讼和解、调解与裁判的选择等。从理论和司法政策视角来分析本案可以看到，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应当妥善认定法院庭外调查收集证据的效力，法官应当以普通人的一般的社会认识为基准来运用经验法则，视听材料的证明效力要在考察其制作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认定，法院应严格按照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来审理案件，而且不应当盲目采取调解和和解手段来解决诉争。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像南京徐某某诉彭宇侵权赔偿案（以下简称"彭宇案"）这样能够引起社会如此强烈和广泛反响的可谓凤毛麟角。与更多涉及人权保障、涉及人的自由，甚至生命的刑事诉讼案件不同，一般情形下，在实体上，民事诉讼案件通常仅涉及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及与财产相关的身份关系，绝大多数情形属于"私"的范畴，不太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在程序上，案件的程序问题又因为人们普遍存在的轻程序意识而往往容易被忽视，不太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彭宇案"有所不同，由于媒体的介入，使得其中所涉及的诸多程序和实体问题被"放大"以后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并与司法中普遍存在和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如司法体制、司法权威、法官裁量权、事实认定与司法公正、司法与传媒的关系问题等。"彭宇案"中还涉及"做好事"、"见义勇为"这样敏感的社会道德评价问题，而本案的一审裁判中对所谓"常理"的适用又似乎反映了审理法官对此类道德提倡的间接否定，因此深深地刺痛了人们的道德神经。由于这一结果恰好印证了当下人们对道德危机的判断——"好人无好报"，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并借本案呐喊和呼吁。人们如此关注本案也反映了对司法、对公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是在发泄一种对司法和公权力的怨气。可以说"彭宇案"是在偶然之中成为"典型"的。 从网络信息看，社会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地倾向于被告彭宇一方，给予了彭宇更多的同情，各种媒体提出的质疑大多是对原告不利的。"彭宇案"虽然是一起民事案件，但却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更广泛地思考。媒体对"彭宇案"的"放大"，似乎给司法机关带来了一些麻烦，客观上会给司法机关的审理带来干扰，但这并非只是消极后果，"彭宇案"中的问题是我们在法治进程中，在规范诉讼程序中必然要遭遇的问题，无法予以回避。本文的目的不是探究"彭宇案"所涉及的宏观的、社会性的问题，而是探究本案所涉及的诸多程序问题，如证人证言、经验法则、视听资料、证明责任、二审和解等，"彭宇案"在这些问题上均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是民事诉讼制度实施中的重要问题。笔者相信，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法官，也没有旁听本案的审理，笔者主要是依据一审判决书以及媒体所提供的一些信息提出问题，而非是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和裁决，纯粹是诉讼法理上的学术性探讨。 二、本案与证人证言制度 本案作为一例典型的侵权案件被起诉到法院，最重要的就是对侵权事实的认定，能否正确认定被告是否存在侵权事实关系到裁判的公正性问题。然而，从媒体的反应来看，本案一审关于被告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即被告彭宇是否撞了原告这一事实认定最有争议，这也是媒体对本案事实认定最有异议之处。原告的事实主张是，被告彭宇从车上下来后撞了原告，导致原告受伤；被告则对此予以否认。对于原告的事实主张，法院认可了原告的儿子用手机拍摄的笔录资料。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是"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主要内容为：彭X称其没有撞到徐XX；但其本人被徐XX撞到了。"对此证据，彭宇予以否认。判决书中引述了被告的观
模拟法庭（民事） 一．法庭准备阶段 书记员： （一）查点当事人及其诉讼参加人到庭情况并请入席（不用读） （二）现在宣读法庭纪律： 1．未经允许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 2．不得进入审判区。 3．不得发言、提问。 4.不得鼓掌、喧哗、哄闹和实施其他妨碍审判活动的行为。 5.将通讯工具置于无声状态，不得接听。 6.衣着庄重整洁，除特殊情况外，应摘下墨镜、脱帽。 7.审判人员入庭、退庭及宣判时应当起立。 8.对违反上述规定的人将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训诫、没收有关录制器材、责令退出法庭、罚款或拘留；对于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将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请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审判长：（审判员坐下后）请坐。 书记员：（不坐）双方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经合法传唤现均以到庭，庭审工作以准备就绪，可以开庭。（审判长点头示意书记员就坐） 审：（先敲击法槌，宣布开庭）首先核对当事人身份。由原告向法庭报告你的姓名、年龄、民族、出生年月日、工作单位、职务及家庭住址。 原告：（回答）徐寿兰 66岁汉族 1942年9月8号生南京市雨花台区邓府山村41幢的1 03 退休在家 审：由原告委托代理人向法庭报告你们的姓名，说明你们的工作单位、职务及代理权限。原告委托代理人：童铮恺，正日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权限 审：由被告向法庭报告你的姓名、年龄、民族、出生年月日、工作单位、职务及家庭住址。被告：彭宇，男，1980年7月2日生汉族，江苏豪威有限公司职工，现住南京市鼓楼区司马街南宁花园13号
审：由被告委托代理人分别向法庭报告你们的姓名，说明你们的工作单位、职务及代理权限。被告委托代理人：何尧，锦天城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权限 审：原告，你对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身份有无异议？ 原告：无 审：被告，你对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身份有无异议？ 被告：无 审：经过审查，上述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及委托权限与庭审前办理的手续一致，当事人之间未提出异议，出庭资格有效，准许参加诉讼。 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有举证、质证、请求调解、进行辩论和最后陈述的权利，原告有权放弃诉讼请求，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在庭审中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提出，反诉也是如此，同时当事人对提出请求或者反驳应当提供证据，上述诉讼权利和义务在应诉通知和庭前证据交换阶段已经书面告知了当事人，对此，当事人是否清楚？ 原告：清楚 被告：清楚 审：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今天依法使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徐寿兰与被告彭宇人身纠纷一案。下面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本案由审判长孙芮，审判员许洁、蒋艳组成合议庭，书记员蒋艳担任法庭记录。有关合议庭组成人员的通知，已经在庭前书面通知了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对本案合议庭人员，书记员，认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提出理由申请回避。 1.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的； 2.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3.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 当事人对于本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是否提出回避请求？ 原告：不申请。 被告：不申请。 二、法庭调查阶段 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现在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调
xx 案判决之疑点分析 诉讼法学xx 欠0268 时隔五年之久的彭宇案，现如今提到这个话题还是会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与深刻思考。这份判决无形中的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影响，令我们不得不对当时判决的正确与否再次提出质疑。 xx 案案由： 2006年11月20日上午9时左右，南京某公交车站。当时两辆83路公交车一前一后紧挨着靠近站台，由于前一辆83 路公交车乘客较多，徐老太准备赶乘后面一辆83 路车，彭宇也从前一辆83路车后门下车。突然，徐老太跌到在站台附近。随后，彭宇将徐老太从地上扶起直到徐老太儿子赶到现场，随后彭宇同其子一起将徐老太送往医院。经诊断老太左股骨颈骨折，后经手术治疗花去医药费4 万余元，经鉴定构成八级伤残。 2007年3月底，徐老太起诉彭宇，称是彭宇将自己撞到在地，要其赔偿各种费用共13 万余元。而被告彭宇则一直坚称自己并没有撞到徐老太，完全是出于好心将徐老太扶起并一直陪同其就诊。此案经过三次开庭。 2007年9月5日，鼓楼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彭宇承担四成责任，赔偿人民币45876.36 元。 然而我们大家都能从法院所做的判决书中看出法院做此判决所依据的理由，但对于其论述理由的正确与否、合理与否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对于此判决我们认为存在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不能用，逻辑是否正确？二、法院的公平责任原则到底公平不公平？ 一、首先我们讨论一下法官证据的适用中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认为该判决书在证据的论证中存在以下几点逻辑错误： 1、法官提出的第一个主论证分析：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
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 法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武断地确定需要甄别原告倒地的原因仅有“撞倒”、“绊倒”和“滑倒”等三种。在这里，如果不是法官的日常生活经验太少，就是他故意遗漏了其它可能的选项，犯下了“遗漏选项”的逻辑错误，从而很有可能遗漏真正引起原告倒地的原因。真实的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除了“撞倒”、“绊倒”和“滑倒”外，还有“吓倒”、“晕倒”等多种可能;即使是撞倒，既可能是被他人，也可能是被奔跑的狗撞倒，甚至可能是被穿行于人群的自行车撞倒，等等;即使是被他人撞倒，既可能是被下车的人撞倒，也可能是被车下的行人撞倒;即使是被下车的人撞倒，既可能是被第一个下车的人撞倒，也可能被第 N个(N> =2)下车的人撞倒。命题原告倒地的原因不是绊倒的”和命题原告倒地的原因不是滑倒的”不能由于“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就可以证明为真的，因为双方未陈述原告自己绊倒或滑倒和原告不是绊倒或滑倒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未陈述某事实并不代表该事实就不存在。但是，法官却将两者混为一谈，将未陈述原告绊倒或滑倒就当作原告倒地不是自己绊倒或滑倒。这种错误就是逻辑学里典型的“诉诸无知”的逻辑错误。 2、法官提出的第二个主论证分析： “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在这里，法官在对证人陈二春的证人证言的认定中同样犯了“遗漏选项”的逻辑错误。法官认为： 陈二春没有看见原告倒地的过程，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所以，“当然也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不错，陈二春没有看见原告倒地的过程是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但也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没有相撞的可能性，同样也不能排除原告自己绊倒或滑倒的可能性。这就犯下了“遗漏选项”的逻辑错误。既然如此，就应该有“原告与被告相撞和“原告与被告没有相 撞”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如果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没有相撞”为假，就不能断定“原告与被告相撞”为真;否则，就将犯下“诉诸无知”。既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没有相撞”为假，就不能将其当作为假;否则，就将犯下“预期理由”的逻辑错
道德两难十件事例举 事例一 2006年，江苏南京的彭宇搀扶跌倒在公交站台旁的老人，老人却一口咬定是彭宇将他撞倒。事后法院按“推理分析”，最后判决彭宇赔偿受害人损失4万多元。彭宇本来助人为乐，却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08年发生的郑州版“南京彭宇案”，郑州一大学生扶起一位老太，老太当时称被撞伤腰，2009年12月28日，法院判学生赔偿老太7.9万元。淮安卖豆饼的周老太捡1700元归还后反成被告(参见2009年11月26日《扬子晚报》)；南京两小伙发现百元钞票不敢捡，冒雨等警察(参见2009年12月9日《扬子晚报》)；两小伙发现一沓现金后冒雨等警察，11人自称失主(参见2009年12月24日《扬子晚报）；南京一男子捡到空钱包怕被诬告找来4人作证(参见2010年l月4日《扬子晚报》)。 事例二 在一次全区性的广播操比赛中，我实习所在的班级成绩不错但是一位评委随口问了参赛的一名学生:“你们都是来自同一个班级吗？”“不是，有几个同学是从邻班借来的。”这个同学无意中的回答却导致了班级的落选。原来不符合比赛由同一个班学生组成的要求。事后全班同学都责怪这位同学，这位同学也十分自责，认为自己给集体抹了黑。 事例三 2011年10月，小悦悦事件中的18位路人无一伸出援助之手。我们被围观的“看客”们“见死不救”、“见危不助”、“见难不帮”的麻木和冷漠所激怒，鉴于“彭宇案”我们谴责这18位路人吗？他们该不该伸出援助之手？ 事例四 1764年的一天深夜，一场大火烧毁了某大学的图书馆，很多珍贵的典籍毁于一旦。学校上下痛心疾首，一名学生的脸色尤其凝重。突发的火灾把这名普通学生推到了一个特殊位置，逼迫他作出选择。原来，在这之前，他违反图书馆规则，悄悄将一本书带出馆外，准备阅读完后归还。一场大火使这本书一夜之间成为250本书中的唯一“幸存者”。怎么办?是据为己有，还是主动归还? 事例五 早上，小明匆匆忙忙准备去上学，妈妈问他周末是否可以去看望奶奶，小明随口答应了。可是，老师又请小明在周末帮忙做事，这令他左右为难。请思考小明该怎么做? 事例六 课本中的事例：《“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就有一个两难情境：在距离捕捞开放时间仅仅两个小时的时候，主人翁钓上来一条从未见过的大大的漂亮的鲈鱼，该不该放掉这条鱼呢？ 事例七 小洁是一个12岁女孩，妈妈曾许诺过，如果小洁能通过干家务和节省午餐费，攒到足
徐XX诉彭宇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原告徐寿兰的委托，担任原告徐寿兰诉被告彭宇侵权人身损害赔偿一案的代理人。在接到本案后，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收集了相关证据，听取了被代理人的意见，参加了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和了解。现发表代理意见如下，以供法庭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事实 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候83路车，大约9时30分左右，有两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告第一个从公交车后门下车，双方在不经意间发生相撞，被告发现后将原告扶至旁边，在原告的亲属到来后，被告便与原告亲属等人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原告被送至医院并经诊断，原告摔伤致左股骨颈骨折，需住院施行髋关节置换术，费用需数万元，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纠纷，未能达成一致，所以原告儿子在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对该起事故进行了处理并制作了相关笔录，但原始笔录由于派出所保管失当导致丢失。 对于本案的事实，我做以下3点详细说明或说理：
1、被告到底是肇事者还是活雷锋，即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事实上的相撞。 许多人对原告提出质疑，为什么不在当场指认出肇事者，而是在医院才指认彭宇是肇事者。首先，大家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在被告和被告证人彭二春发现并扶起摔倒在地的原告时，原告表情痛苦、脸色苍白，推断其伤情严重，加之事后八级伤残的鉴定结果，也证明了其伤情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原告所能做出的反应，是应该迫不及待地高声疾呼：“撞人了！撞人了！”还是节省应付外界的力气来专心疼痛呢？所以，原告没有义务当场指认是谁撞了自己，相反，原告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指认谁是肇事者是自由的，而不应该受到约束或限制。其次，被告第一个从车后门下车，在人来人往中，对别人的碰撞也不是不存在可能性。第三，被告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如果说原告诬陷被告，这才是最大的诬陷，这是没有经过独立思考、随声附和不负责任的价值判断。所以，被告是肇事者的极大可能性没有理由排除，当然，被告不经意地将原告撞倒在地后将其扶起送至医院的行为也表明了他是一名负有责任的肇事者。 2、对非法证据原则排除的质疑，即原始记录照片是否具有证明能力和证明力。
科尔伯格道德两难故 事
科尔伯格道德两难故事 科尔伯格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1959年去耶鲁大学任助教，1962——196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从1968起转任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道德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他是认知结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他提出:学校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他根据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的阶段性提出了道德两难法,在儿童思想道德教育中产生了很大影响。道德 两难法;即道德两难故事问答讨论法,就是在道德两难故事讨论中,启发儿童积 极思考道德问题,从道德冲突中寻找正确的答案,以有效地发展儿童的道德判断力。 欧洲有个妇女患了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认为只有本城有个药剂师新研制的药能治好她。配制这种药的成本为200元，但销售价却要2000元。 病妇的丈夫汉斯到处借钱，可最终只凑得了1000元。汉斯恳求药剂师，他妻子快要死了，能否将药便宜点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帐。药剂师不仅没答应，还说：“我研制这种药，就是为了赚钱。” 汉斯别无它法，利用晚上撬开药剂师的仓库门，把药偷走了。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当这样一个道德两难故事呈现给孩子们之后，科尔伯格围绕这个故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让儿童讨论，以此来研究儿童道德判断所依据的准则及其道德发展水平。 1、汉斯应该偷药吗?为什么? 2、他偷药是对的还是错的?为什么?
3、汉斯有责任或义务去偷药吗?为什么? 4、人们竭尽所能去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是不是很重要?为什么? 5、汉斯偷药是违法的。他偷药在道义上是否错误? 为什么? 6、仔细回想故事中的困境，你认为汉斯最负责任的行为应该是做什么?为什么? 科尔伯格提出了道德发展三个水平六个阶段的模式(如下表所示)：关于“海因茨两难”的道德推理
如果单从彭宇与徐老太的陈述、陈二春的证言来看，本作者认为，此案可以初步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真伪不明，究竟彭宇与徐老太相撞还是未相撞，真伪不明。按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来看，“谁主张，谁举证”，既然是徐老太主张向彭宇索赔，理应当由徐老太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徐老太不能证明彭宇撞伤她，则举证不能的后果只能由徐老太承担，也就是说，徐老太应当承担因为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在案件的第二个辅助推理中，法官认为“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在这里，法官的逻辑就是：只有抓住撞到原告的人，他的行为才能称作见义勇为行为，现在彭宇没有抓住撞到原告的人，所以，他的行为不是见义勇为。被告的行为是不是见义勇为行为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见义勇为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不能说只有抓住撞倒原告的人的行为才是见义勇为行为。本案中，由于被告没有看见原告是如何倒地的，所以，被告所能做到的也仅仅就是将原告扶起来。而且原告即使是被他人撞倒的，被告也看见了，但原告此时更需要的是扶助。至于被告是选择扶助原告或抓住肇事者，则完全取决于被告的意愿。如果法官只将是否抓住撞倒原告的人当作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就是见义勇为行为的标准，由于被告没有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只是好心相扶，这只能说明被告的行为不是见义勇为行为。从彭宇的行为不是见义勇为行为，是推不出原告就是被彭宇撞倒的这个结论。
法官的第三点推理，判决书称：“从现有证据看，被告在本院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其是见义勇为的情节，而是在二次庭审时方才陈述。如果真是见义勇为，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信服”。彭宇没有在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提出见义勇为的抗辩理由，那么他提出了什么抗辩理由？如果他没有提出抗辩？可以推定其默认原告之所主张的事实。本案法官能将这种答辩的时机作为推理的依据，确实很有启迪，有创新精神。问题是以目前现行民事诉讼法来讲，我国没有强制答辩制度，彭宇答辩还是不答辩，他如何答辩，他什么时候答辩，并没有法律强制规定，当然也无所谓不利后果，所以，从法律上，本案判决据此推理不具备合法性。 第四个辅助推理中，法官认为，“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法官要求被告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这里法官犯了“倒因为果”的逻辑错误。因为，只有当原告及其家属在公交站台上向被告借钱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