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论战

社会学视角下的中西文化冲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接受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中西文化冲突问题依然存在。

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中西文化冲突问题进行探讨。

一、中西文化冲突的定义和表现形式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是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

但是，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比较大。

中西文化冲突指的是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冲突，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存在差异。

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自由和平等是比较重要的价值观。

而在中国文化中，尊重长辈、团体利益和社会稳定等是比较重要的价值观。

这种差异使得中西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态度。

其次，中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存在差异。

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逻辑推理、语言表达和理解方面。

”最后，中西方文化的人际交往方式存在差异。

在西方文化中，人际交往往比较直接和开放。

而在中国文化中，人际交往往比较含蓄和委婉。

这种不同的交往方式也可能导致中西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存在困难。

二、中西文化冲突的影响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差异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影响。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西文化冲突可能导致文化认同问题。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也会有所不同。

如果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可能导致人们对自己的文化和身份存在疑虑和不安。

其次，中西文化冲突可能导致社会的分化和矛盾。

由于文化的传递和交流存在差异，可能会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存在问题，从而加深社会的分化和矛盾。

最后，中西文化冲突可能对经济和文化交流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可能会导致中西方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存在障碍，从而影响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和发展。

近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西方语境下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出现人的异化问题，所引发的回归传统道德的保守回应。

而作为世界思潮的文化保守主义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发生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普遍精神现象。

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以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方位姿态展开的，它一旦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前资本主义文明发生冲突，必然引发这些地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守回应。

可以说，发生在世界几乎所有现代化后发地区的文化保守主义，都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

近百年来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传统儒学文化左右不逢源的困境，也恰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植根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在西学东渐和传统社会结构急遽变迁的冲击下，传统儒家提供的意义世界骤然坍塌，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按照牟宗三的说法，“正可视为针对‘现代化底危机’的反应”。

在古汉语中，“保守”一词源于《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保守聊城”，其意为保卫和坚守，《辞海》中除列出《史记》所给含义，还有“维持旧状，不求改进”之意。

故“保守”时常与落后、守旧等词一同出现，与“进步”相对，偏于贬义。

然而，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保守”则另当别论了，它更侧重于稳重守成，强调稳定性、秩序性、渐进性和连续性的价值判断，与激进主义相对。

广义而言，文化保守的观念由来已久，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

某种意义上，我们们可以说孔子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他不仅主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且还为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工作。

其流风所被，使后代的儒者对于文物制度的演变大多偏向于一种保守持重的态度，以至于近代以来，那些拒绝变革、坚持封建制度和文化的保守观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势力。

但由于这类观念与一般封建社会的文化保守观念无本质的差别，故尽管它是近代社会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从社会文化形态的角度审视，仍非我们所说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

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然而双方的差异与矛盾也日益突显。

文化问题，成为了关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焦点之一。

而在这场文化问题的争论中，杜亚泉教授的观点备受关注。

杜亚泉的观点杜亚泉教授是著名的中国语言学家，在东西文化交流领域也有着深厚的研究经验。

他在文化问题的争论中提出了“各有千秋”、“相互包容”、“互惠互利”等看法。

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有着各自的优点和不足，要想取长补短，就需要相互理解和包容。

这种包容并不是单向的，而是要让两个文化体系都能够从中受益。

只有这样，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才能够变得更加顺畅和健康。

对杜亚泉观点的质疑然而，杜亚泉的观点也面临一些质疑和反对。

一些人认为，他的观点过于理想化，忽略了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始终是不平等的。

他的“相互包容”和“互惠互利”的理念只会让弱势文化更加被动地接受强势文化，加剧文化之间的不平等。

还有一些人认为，杜亚泉过于强调文化差异，他不仅夸大了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忽略了人类共同的本质和共性。

他对文化差异的强调，有可能会引发种族主义和文化的歧视。

对抗质疑的回应当然，对于这些质疑和反对，杜亚泉也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他表示，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现实存在的，忽视这些差异只会导致文化冲突加剧。

而相互包容和互惠互利，并不是一种单向的接受和传递，而是在双方的平等和自主性的基础上实现的。

对于文化差异可能引起的歧视和冲突，杜亚泉主张通过彼此理解和尊重来解决，让文化交流真正地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纽带和共识。

结论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不仅仅发生在学术界，也涉及到普通人的生活。

面对文化差异和矛盾，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强调文化的差异和距离，而是应该寻找文化交流的合理途径，促进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将文化与全球化进程相结合，推动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直接延续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许多基本主题。

但是，这场论战以明显的专业化的学术形式区别于此前有关文化问题得各种论战。

所谓专业化的学术形式是指这样一种形式：参加讨论的人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学者，他们使用的语言也是由专业化的知识处理过的语言，而不是日常语言，他们都必须遵循某种共同认可的规范，尽管他们所持的具体观点大相径庭。

专业化的讨论还意味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现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以学术为职业的社会群体，他们对文化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大众的日常生活脱离了具体的联系。

在这场讨论中，学者们要区分的科学的有效范围多大，是否存在不同性质的知识，讨论的问题也主要在原理的层面或元理论的层面展开，而不是在经验的层面或历史的层面展开。

尽管已经发生的论争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在许多时候仍不免情绪化的谩骂，但是，采用元叙事的方式或哲学的方式进行论战已经表明：双方相信通过这种哲学讨论，能够获得一致看法，那就是正确得知识。

假定文化论争的最终结果是确认各自的文化立场、重申各自的文化价值的话，“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最终结论不是文化立场问题，而是真理问题，是真理与谬误的区分问题。

换言之，各种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分歧在这场讨论中已经被处理为对某种公理进行科学论证和检测的问题。

针对论战中的一些越轨行为，梁启超在论战开始后不久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试图为论战规定一个共同认可的规则。

梁启超用战争中攻守双方来比方科学和玄学双方，暗示了这场论战具有公平游戏的性质：争辩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共识；以某种共同规则为前提；对话者相互平等。

梁氏的“公法”包括两条：第一，问题集中，针锋相对，剪除枝叶。

第二，措辞庄重，态度恳挚，不得谩骂。

①这是此前发生过的所有文化论战都不具备的特征。

梁启超不仅相信讨论中的公共规则，而且相信在这种规则的基础上的讨论能够达成某种共识或以达成共识为目的，因为论战的指向是唯一的真理。

中西文化论战是由1915年《新青年》创立而开始的一场近代中国思想革命的论战。

它产生于辛亥革命之后中西文化的冲击以及爱国人士要求从思想方面改变中国固有之传统的争论，却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代表性阶段。

这场论战刺激了中国文化的新的觉醒和发展。

首先，论战经历了由认知单一走向多面评价的阶段。

杜亚泉和陈独秀分别站在东方固有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一边。

但由今天来看，二者都没有全面地为当时文化发展找到合适的道路。

故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有人提出了“中西调和论”，不能仅认为这种想法是中立的，此论具有了客观，公正的意义。

它既避免了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认识不全面，也摆脱了封建残余的文化传统。

其二，论战随战争的发展而起伏变化。

但随此更为深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人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产生了怀疑。

甚至有许多人产生了向东方文明靠拢，寻求东方文明解救的想法。

《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便是最好的证明。

中西文化论战的焦点已不仅限于文学文化，而是深入到了国家制度，进入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传统之下所诞生的文化互相探索，融合，交流的阶段。

也是近代史思想上的一次碰撞。

最后，中西文化论战虽没有定论。

但却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20世纪初知识分子面对国家衰落之时的思想主张，也告诉了我们无论何时，因政治的风云变幻而产生的思想文化变革才是真正可以引起社会改变的途径，这场文化论战本源于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其结果却迎来了社会风气的开化，思想的解放和诸多知识分子文化理念的碰撞，实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思想争鸣的高峰。

一言陈之——文化的碰撞，融合，变革，争论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缩影，同时也是影响之后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杜亚泉对中西文化的主张是保守的，实质上仍然是“中体西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

新文化的主张者们如陈独秀等认为中西文化势不两立，不可调和，主张全盘西化。

梁启超认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民主、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已“破产”，中国不应该盲目仿效“病态”的西方物质文明，而应该发扬光大本国固有的精神文化，以担当起重建世界文明的使命。

近世文化争论（2）：中体西用论相对于“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是近世有识之士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更为核心的理论，兴起虽晚，影响却久，时至今日，余波犹存。

从学术角度而言，“中体西用”论已属烂题，研究成果之丰，解读范围之广，论述观点之杂，可谓无出其右。

小至只言片语，大到长篇累牍，但凡言及晚近，必谈“中体西用”。

因此，稍有智识之人，多少都能就此说道一二。

当然，文化比较与文化选择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

故而，“中体西用”论所反应不同阶段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中体”与“西用”之间的内在层次和有机关联性、此论的历史作用和现时价值都还需要对大众阅读者予以普及，以期能对今日中华文化复兴有所裨益。

如果说“西学中源”说还是带有经验性的观点，那么“中体西用”论就涉及到了思辨性的哲学观念，因为“体用之辩”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

“体”和“用”的概念与欧洲哲学中的“本体”与“现象”、佛学中的“法性”与“法相”相类似，与之更为接近的中国文化词汇中又延伸出“本末”、“道器”等观念。

所以，史料中伴着“中体西用”出现的常常还有“中本西末”、“中道西器”这样同义的论调。

尽管国人一直在讲“体用”，但对其内涵却缺少准确的定义。

中国的文化特性大体如此：概念模糊，靠心领悟。

因此，到了近代中西文化发生碰撞之时，“体”和“用”的内涵外延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描述中呈现出不断变换、百家争鸣的景象。

追本溯源，先来谈谈“中体西用”的最初形态。

有趣的是，“中体西用”四字明确见著于笔端文字并不在西学东渐之初，而是到了1895年这个特殊的年代节点：4月，沈毓桂在《万国公报》发文提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孙家鼐筹议京师大学堂、张之洞改革两湖书院、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都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而与“中体西用”相应核心理念的提出则相对早了30多年，学界的普遍共识是1861年，林则徐的高徒冯桂芬在其《校颁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论断。

袁伟时：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如果从明末算起，中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四百多年。

这是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争论。

不揣浅陋，笔者对有关问题有些思考和观察，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中国知识阶层素来热衷讨论中西文化问题。

仅20世纪上半叶就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中西比较文化》之类的专书出版。

在中断了几十年后，中国文化书院在80年代举办的一系列讲习班和大量发行有关中西文化的讲义，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巨大，又把当时的文化热推向高潮。

而1987年李中华教授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出版），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专书。

此后，良莠不一的此类图书纷至沓来，表明市场对此类图书有强劲的需求。

研究中西文化的过程没有也不可能完结，但是愚意以为20、21世纪之交，在实际生活中延绵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终结。

这个论断可靠吗？如果站得住脚，那么这一终结的内涵和意义又是什么？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标志同任何社会和政治问题紧密牵连的论争一样，中西文化论争的结论是由实际生活而不是文人学士做出的。

2001年，新世纪正式开始，中国参加WTO。

上个世纪末，中国还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

对中国说来，这是审时度势、总结历史经验作出的正确抉择。

这些行动不但是经济和政治的选择，而且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

以参加WTO来说，愚意以为这意味着中国作出了几个非同小可的选择：选择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彻底改造本国经济运行机制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改造本国政府和司法体系的道路。

有识之士已经一再指出，参加WTO主要问题不在企业。

真正的企业本来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的；与国际接轨，是学习、改革和提高的过程，在利益驱动下，不存在太大的困难。

真正的困难在政府的改造。

行政机关要适应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改变自己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可以做什么和怎样做都跟从前迥异，在经济领域从可以指挥一切的领导者转变为市场的服务员——秩序的维持者和规则的执行者；司法系统从法律的内容到司法程序，都要真正纳入法治轨道；而在一元化领导、一权独大已经制度化并已成为人们行为习惯和利益聚合的社会里，要改变这个状况是非常困难的。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冲突始于鸦片战争，迄今已有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

两种异质文化的相遇，交流与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陈独秀和梁启超是对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最早进行分析和总结的人。

陈独秀1916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梁启超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都从器物（即物质文化）、制度（即制度文化）、观念（即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过程，堪称精辟。

近代，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节节败退，这使中国的有识之土痛感中国在技术装备上的落后。

于是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结果，导致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物质文化为目标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

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物质层面。

但是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地方不仅仅是在物质技术方面，更有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于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进入制度层面。

由于中国封建制度已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因此，在制度文化这一层面的中西文化冲突则显得更加尖锐和复杂。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从政治上讲，有革命和改良的分别，而从文化的角度讲，要解决的却都是制度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一个“西式”的共和国，但是，袁世凯的篡权使这个西式的共和国有名无实。

“吾人于共和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

残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从心理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也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了解，进而发动了具有启蒙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个时期出现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体现了最深层面上的中西文化在精神领域的冲突，要解决的是文化深层即“国民性”的问题。

对于封建主义的中国来说，资本主义的西方文化具有双重作用：西方国家拥有先进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其先进，一定程度是建立在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上；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后，由独立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但是其社会形态也由封建时代步入近代社会。

浅论近代中西文化之争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的拓展，西方文化也逐渐渗透到东方的各个国家，东方国家的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

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触从古代就有，但引发反思是在近代以后。

于是处于社会大变革的近代中国遂成为中西文化之争的战场。

文化间的冲突，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里，绝不仅限于纯文化的性质，必然伴随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近代中西文化的矛盾，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和蓬勃向上的外部世界的矛盾在观念形态上的再现。

中西文化之争因此是伴随着中国的民族振兴之途而同步发展的。

由于各时代具备的条件和人们思维发展程度的不同，大致说来，近代中西文化之争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调和期，批判期和融合期。

鸦片战争失败到辛亥革命失败，这是中西文化的互相调和期。

太平天国运动是西方的基督教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而产生的，这说明在传统文化即将崩溃的中国，西学蕴含的巨大的变革力量正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是历史上中西文化结合的第一次尝试，但毫无疑问，这个不成熟的农民阶级造就的不成熟的体系必然会走向失败。

下层阶级运动的失败，必然导致上层阶级的反思，于是，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洋务派极力主张“中体西用”以达到自强求富，然而，由于洋务派和守旧派对西学的不完整的认识，加上新兴的不完整的西学与传统的中体的结合，必然导致矛盾，这不仅无法缓和中西文化的矛盾，还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不平衡。

甲午海战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也就意味着中西文化的结合尝试在实践上宣告了失敗。

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接着兴起，康有为、梁启超以中学为形式，以西学为内容的“托古改制”似乎是找到了一条相对正确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维新派将向西方学习的层面、深度和广度都从原有的器物层面提高到制度层面，对中学，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认识和反省也比前人深刻。

但是由于中国内外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和时代、阶级的局限性，也最终宣告失败。

但在这个时代，由于前面学习西方的成果在不断地被积累，学习西方文化、科技也好，政治思想也罢，涌现了一批像严复一样比之前的洋务派、维新派对西方文化了解更深刻的人，他们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对中西之学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宣传介绍了一整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民权、自由、平等学说以及进化论等，从而扩大了吸收西方文化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