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我国宪法对平等权的救济——由一起宪法案例想到的一、宪法案例200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经省人事厅许可，在成都某报刊登《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启事》的广告。
其中第1项规定招录对象为“男性身高1.68米，女性身高1.55米以上”。
四川大学应届毕业生蒋某仅仅由于身高不够，就被拒之报名对象范围之外，蒋某愤而提起行政诉讼，将招工方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告上法庭。
原告认为：被告招考国家公务员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宪法第33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依法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平等权与政治权利，限制了原告担任国家机关公职的报名资格，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原告诉讼代理人则称，该案为中国首例宪法平等权案。
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重新刊登广告，删除了身高条件。
原告方对这一行为表示赞赏，同时表示，为推进宪法诉讼，并不打算撤诉。
二、我国宪法对平等权保护的规定及其指导意义平等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也就是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人的合法权利都一律平等地受到保护，对违法行为也一律依法予以追究。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既包括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包括公民在守法上一律平等。
我国宪法的平等权原则对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劳动立法等都具有统领性和指导性的意义。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因此，对于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应当有所规定，用于指导下位法的立法和司法。
但同时，因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也不可能对某一项权利作出过于具体的规定。
这就需要考虑到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的作用。
下位法应该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对该基本权利在本部门法的具体适用作出详尽的规定。
唯有如此，方能做到有法可依，才能逐步推进我国的宪政化进程。
三、对宪法案例的分析与思考在本宪法案例中，原告称被告限制其担任国家机关公职的报名资格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我国宪法有关平等权保护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案是我国目前少数几个涉及到宪法条文的案件之一。
山东齐玉苓案是被告侵犯了原告宪法所赋予的受教育权，该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学术界则提出宪法是否具有可诉性这一理论与实践中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当然，齐玉苓案解决了宪法可诉性问题。
而这，也为本案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本案原告称被告在招聘行员中所定招聘条件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从而侵犯了原告的平等权。
由于原告对本案提起的是行政诉讼，而不是民事诉讼，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案件的性质进行正确定性。
也就是说，对于人民银行面向社会招聘行员，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有学者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负责对国家金融进行监督和管理的行政机构。
国家行政机构招聘人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招聘正式的工作人员，即招聘公务员；另一种是招聘事务性的杂务工。
本案中招录的行员恐怕是要划分为公务员类的，既然如此，成都分行的招录行为应该属于行政行为。
也有学者认为，人民银行虽然是国家机关，但它的招聘行为更像是一种要约邀请，其面向的是不特定人群；而应聘者的应聘申请，是要约；经过公平的竞争，最后确定人选，纳入到公务员系列，构成承诺。
因此，国家机关的招聘行为不构成行政行为，而只是一种要约邀请，是民事行为。
本案被告代理律师辩称，被告招录行员必须与应聘者之间就形成合意，并且不具有强制性，需要双方自愿。
因此，招录行员行为不具有行政行为应当具备的普遍性特征。
笔者认为，这种招录行员的行为虽然报名时双方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合意，但是这两个主体完全是不平等的。
被告方在最早刊登在媒体上的那咋招录行员启事中含身高限制的内容系强制性的规定。
人民银行招录行员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强制性。
再者，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宪法的可诉性并不强，为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加之社会对就业平等性的呼唤，笔者认为对本案招录行员的行为应定性为行政行为。
对本案的第二个问题分析：人民银行招录行员时限制身高，系合法行为，抑或是违法行为？一般情况下，不是特定行业，单位在招聘时通常不能对应聘人的自然属性，比如身高、性别、民族、年龄等进行限制。
这些属性都是自然状态的，是人不能选择的，不是特殊行业不得限制。
而对于经过后天学习、训练形成的社会属性，比如说学历、阅历、能力等是可以限制的。
如果特殊行业有特殊需要，对应聘者的年龄、身高确实有要求，也应当履行公示的原则，把限制内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予以充分说明。
本案中，成都分行招聘行员的这个广告，限制了身高条件，很显然就是把人做了不同的区分，事实上是一份具有歧视内容的规定。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应不属于特定行业的招录行为。
因此，笔者认为，其歧视性规定违反了我们国家很多层次的法律：首先是违反宪法，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第二，违反了《公务员暂行条例》，这是国务院颁布的，属于行政法规。
其中第二条规定了公开、平等、自由的原则。
第三，违反了《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这是人事部颁布的，属于行政规章，其第二条也规定录用国家公务员要贯彻公开、公平、自由、择优的原则。
总之，原告可以拿来作为支持自己的法律武器有三个类型：宪法、行政法规、行政规章。
但是，笔者也注意到另一个问题：根据《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条例》，对省内的国家机关公务员的招聘、录用、任免，省一级的人事厅有管理职能。
成都分行是在报人事厅批准以后才发了这个招聘广告，包括身高限制。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本案招录行员的行为在程序上具有合法性，但是，其招录要求的内容确实违反了宪法的相关规定。
如何解决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只要省一级的人事厅的行为内容涉嫌违宪，就应该从根源上将其定性为不合法行为，而不应该让其再进一步滋生不合法的行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例如，在本案中，我们急切需要提升宪法可诉性的问题，把行政机关的抽象行为和具体行为用宪法加以规范，努力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而不能让宪法成为虚设。
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应该能找到合适的诉讼途径加以解决。
四、宪法对侵犯平等权的救济途径1、违宪审查救济。
针对立法侵犯公民平等权问题,主要通过宪法救济渠道予以解决。
我们这里所讲的宪法救济首要的是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违宪审查制度是指具有违宪审查权的主体按照法定程序对特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或特定主体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所进行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审查和处理,从而保证宪法有效实施的一项制度。
违宪审查将保证对于抽象性法律文件的审查,对于违反平等原则的法律、法规、规章等,作出及时有效的清理。
然而,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度是立法机关审查制,主要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进行审查,还存在主体不特定和程序不明确的问题,我们期待这一制度的尽快完善,主要的观点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建立一个专门从事该项工作的宪法委员会,以便于能够集中精力进行违宪审查,从而在根源上避免立法对公民平等权的侵犯。
在本案中，首先，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在最早刊登的招录行员启事中规定招录对象为“男性身高1.68米，女性身高1.55米以上”已然侵犯了蒋某等人的平等权。
对于该成都分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申请撤销其行为。
其次，鉴于其具体行政行为已经涉嫌违反宪法，也可以提请有关国家机关审查其违宪行为。
最后，省一级人事厅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正因为其批准行为导致该限制身高的要求得以通过，所以，笔者认为也有必要提请有关的国家机关审查其违反宪法的行为。
2、增强宪法的可诉性。
宪法的生命在于运用。
如果宪法不能被运用到生活中去，那么就注定不会有人在乎它，它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纸上，而非刻在“公民的心中”。
对于违宪事件和违宪争议，宪法不应沉默，而应将其纳入司法轨道，使其具有可诉性。
江泽民曾经强调:我们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宪法实施的有效保障，包括健全宪法实施的具体制度，开展对宪法实施的经常性检查监督，及时地纠正违反宪法的现象，切实把宪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200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一个司法解释，第一次运用宪法处理一个侵犯教育权的诉讼，首次打破了“沉默”，鲜明地指出: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即使没有转化为普通法律规范里的权利，在受到侵害时也应当得到保护。
该司法解释以宪法名义保护公民所享有的受教育基本权利，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对建立中国的宪法诉讼制度，增强宪法的可诉性，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本案中，对于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违反宪法保护平等权的行为，理应到专门审查违宪行为的国家机关起诉，但是，由于我国的宪政化建设才刚刚起步，宪法的可诉性程度很低。
在我国，没有专门受理违宪诉讼的法院或委员会。
同时，司法实务界对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僵化的理解，如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引用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
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宪法我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当公民的一些最基本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救济途径。
我国目前的法律救济机制很不完善，我们的诉权体系不开放，受到很大的局限。
宪法虽然赋予普通公民很多权利，但当需要救济的时候，却提供不了合适的救济途径，这是违反法律原则的。
因此，增强宪法的可诉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直以来，宪法在我国法律适用过程中面临尴尬处境，一方面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它的很大部分内容在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宪法实际赢得的只是人们口头上的难以兑现的尊重。
宪法不能作为审判依据的思维定式，不仅使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违宪行为熟视无睹，也极大地损害了宪法固有的权威和价值。
当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救济方式无法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时，就应当允许我们把宪法作为最后的依靠得到支持和救助。
树立把宪法作为公民权利保护的终极屏障理念,无疑会加强它的至上权威和法律价值。
民众推崇宪法至上的法律效力，体现着人们对代表自由、平等、正义、秩序价值以及反映其需求的正当性宪法的信赖和追求，而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正是宪法正当性的要求之一。
3、完善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
坚持以宪法为核心，妥善解决法律体系的内在统一性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无论其内容如何纷繁复杂，表现形式如何变化多样，在客观表现上总是作为一个内在的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而存在的。
“一个法律体系不应被视为一种简单的集合体，视为所有法律部门(民法、行政法等等)的凑合。
法律体系不是其所有组成部分的简单综合，相反，它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诸成分的复杂内部联系。
”在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各部门法的基础，各部门法都应当以宪法为立法依据，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同时，各部门法也都是宪法的发展和落实，是宪法精神和价值的延伸和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