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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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理论

现代管理学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学科门类中的基础课程,主要⽬的是掌握现代管理的基本原理,熟悉管理思想的演变和发

展,对管理的本质、特点、原则、职能和过程有深⼊的了解,为其他专业课程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要求学⽣重点学习管理思

想、管理过程和管理职能,理解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激励、沟通和控制等主要职能的内容。

现代管理理论1

[作者简介]

吕坚,男,19XX年4⽉出⽣,理学学⼠,哲学硕⼠,讲师,⽬前就读于西安交通⼤学管理学院,博⼠研究⽣;

[内容摘要]

以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为线索,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四个⽅⾯,探究中国优秀的传统⽂化与现代管理学中基

本规律的主要契合之处,并提出塑造有中国特⾊的管理模式的建议和初步设想。

[关键词]

现代管理理论 中国传统⽂化 未来管理模式

1 问题的提出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认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种良好环境,使⼈在群体⾥⾼效率地完成既

定⽬标。”⑴具体⽽⾔,管理⽬标和计划的实施,组织结构的设计与运作,⼈⼒、物⼒资源的调配和安置,以及对管理全过程

的控制和调整,都离不开⼈的参与。现代管理既然以⼈为中⼼,在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类传

统⽂化的反思。

最早研究企业价值观和社会⽂化传统等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的,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C。L。Barnard)和

菲尼普。塞尔茨尼克(P。Selznik)。19XX年,美国波⼠顿⼤学组织⾏为学教授戴维斯(S。M。Davis)在《⽐较管理—组

织⽂化的展望》中,明确⽽系统地从民族⽂化、社会⽂化、组织⽂化等⾓度研究管理理论。19XX年,德鲁克把管理与⽂化直

接联系起来,他认为,“管理是⼀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且

应该是——受⽂化制约……管理也是’⽂化’。它不是⽆价值观的科学。”⑵遗憾的是,当时这⼀论断未能引起美国企业界和管理

学界应有的重视。直⾄70年代后期,由于⽇本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惊⼈的应变能⼒和强⼤的竞争⼒,才迫使美国管

理学界认真研究和分析⽇本的企业管理,发现两国企业在制度、结构、战略等“硬件”⽅⾯并⽆不同,差别只在⼈员、技能、作

风和最⾼⽬标等⽂化的“软件”⽅⾯,从⽽证实了⽂化和价值观⽐管理理论⽅法具有更重要的作⽤。此后,有关管理差异的⽂化

背景和根源问题,⽇益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要在⽇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有⽴⾜本民族的思维及⾏动模式的特点、⾯向

全球性⽂化空间的中国管理理论作指导。本⽂通过审视我国优秀的传统⽂化,探究现代管理与传统⽂化的契合之处,以期把握

有中国特⾊的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

2 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化的⽐较

现代管理源于西⽅,根植于西⽅⽂化,然⽽,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化有着⾄深的渊源和⾼度的融合。在中国

传统⽂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命⼀体的观念来了解万事万物运⾏的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物本原所体悟出极⾼明、

精微和深⼴的古⽼智慧结晶。⑶在这⼀⽅⾯,夏威夷⼤学哲学教授、国际中国管理研究学院院长成中英先⽣把中国古代⽆⾏说

同西⽅管理理论相结合,通过整合,提出了极具独创性的理论——C理论,在国际上引起了极⼤的反响⑷。

以下,我们就以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框架为基本线索,对其中所契合的中国传统管理理念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讨。

2。1 战略管理与中国古代战略设计理念

有效的管理从制定战略开始。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全⾯系统地对企业的内外环境进⾏分析是⾄关重要的⼀步。

我国先秦诸⼦的治国思想和以《孙⼦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就包含了许多可⽤于研究企业战略性决策分析的⼀般原理⽅

法。道家个⼈管理的⽬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安⼈”实现“⼤同”,其中,“修⼰”与“安⼈”体现了个⼈管理⽬标与

组织管理⽬标相统⼀的辩证关系。个⼈管理逐步实现从⾃律到⾃觉的飞跃,通过推⼰及⼈实现组织的⽬标。

对现代企业⽽⾔,就是要注重营造⼀个协调个⼈、群体乃⾄社会三者利益的⽬标链,使前⼀⽬标的完成成为后⼀⽬标实现

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形成⼀个合理的⽬标流程⽹络,促成企业最⾼战略⽬标的

实现。

《孙⼦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七计”是决定战略决策成败的基本因素(5)。 “五事”乃“道、天、地、将、法”。按现代意

义来理解,“道”是⼀种宏观的、全⾯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

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包括企业所初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资⾦、技术设备、信息、⽣产能⼒、产品销路及交通运输情况等;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

范、准则等。以上“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七计”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

法令孰⾏,兵众孰强,⼠卒孰练,赏罚孰明。”对现代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将⾃⼰与竞争对⼿在这七个⽅⾯进

⾏分析和⽐较,只有知⼰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总之,五事主要分析外部环境存在的威胁与机会、企业⾃⾝所具有的能⼒与不

⾜,“七计”更注重与竞争对⼿的⽐较。

当然,企业在决策时,不仅要了解“五事”、“七技”,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作为战略要素的主次关系及其相互联系、作⽤的

时间、⽅式和程度,从整体上观察各种因素相互作⽤的机制,以便作出综合评价。

2。2 现代组织⼯作的基本原则与传统“分”、“合”说

任何管理⽬标的实现,都要靠⼀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作的任务就是设计⼀决策和沟通⽹络,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

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含混不清造成的执⾏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标⼀致、跨度合理、指挥统

⼀、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6)。这是现代管理理论关于组织⼯作的基本观点。

在我国,《荀⼦》⼀书集中了对组织问题的探讨。荀⼦认为合群是⼈类的本性之⼀,⽽“分”⼜是⼈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

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争夺。按现代意义来解释,“分”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1):

1。 明确为完成管理⽬标、政策和计划所必需的活动并加以分门别类。

2。 根据现有的⼈⼒和物⼒,并根据环境来使⽤⼈⼒和物⼒的最佳⽅法,把上述活动分成各个组。

“群分”是由社会分⼯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盾的必要⼿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所以,荀⼦认

为“群⽽⽆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有分义,则容天下⽽治”(5)。

在分的基础上,组织⼯作的核⼼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整个组织实现其⽬标的效率。相应地,《周

易》中有“天地交⽽万物通也,上下交⽽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

兵法》进⼀步阐述了这⼀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故能择⼈⽽任势。”“故善战⼈之势,⼊转圆⽯于千仞之⼭

者,势也。”(6)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能产⽣出战⽃⼒,这就是“势”,⼀旦形成这种组织,

⼜能“择⼈⽽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之长,组织就会具有⼀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击成功,⽆可阻挡之势。”(6)

2。3 领导理论与中国传统激励⽅法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作是指“影响⼈们为组织和集体⽬标作出贡献的过程。”(1)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种追随

关系来实现组织的⽬标。由于⼈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段的⼈,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

关,只有理解了⼈们的真实需要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实现有效的领导。

多年来,西⽅学者从不同侧⾯提出了关于⼈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登的⼈性假设最具有

经典意义。他们⼤致都认为⼈经历了从“经济⼈”、“社会⼈”、“⾃我实现⼈”到“复杂⼈”的演变。(1)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性

理论有儒家的“⼈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的性恶论和孟⼦的性善论)、道家的“⼈性⾃然说”以及法家的“⼈性好利说”。

⼈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为科学都假定⼈性不是⼀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性。这

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合。只有儒家认为⼈性是可变的,如荀⼦主张“导⼈去伪”,孟⼦主张“领悟善端”。他们更强调

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起单纯被动地适应⼈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基于不同的⼈性假设,西⽅的激励理论也⼤体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见表1)

表⼀ 西⽅激励理论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

阶段 激励理论 基本主张

第⼀阶段 “葫萝⼘加⼤棒” 主张实⾏刺激性的⼯资报酬制度和处罚违纪者

第⼆阶段 满⾜“社会⼈”的需求 满⾜⼈在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的社会和⼼理的需要,往往⽐经济报酬更能调动⼈

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 “寻找⼈的⾃我实现” 通过⾃我激励和⾃我控制来调动⼈的积极性,满⾜⼈的⾃尊需要和⾃我实现的需要,这样

⼈就会获得长⾜和持久的⼯作动⼒

第四阶段 多种激励⽅法并⽤ 没有⼀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的万能激励⽅法,不能只采取单⼀的激励⽅法,必须根据

不同的⼈及⼈的变化,采⽤适宜的激励⽅法

“⼠为知⼰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

如爱⼦,故可与之俱死。” 儒家孔⼦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样对待⾂民,“民可载⾈,亦可覆⾈”。

爱民必须体现在满⾜⾂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从⽽形成凝聚⼒。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来⿎励先进,鞭策

后进,提⾼组织绩效。曹操违纪,⾃罚“割发代⾸”;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只

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得⼼应⼿地运筹帷幄,使之⽆敌于天下。

“任贤律⼰”,“⾝先⼠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善任,严于律⼰,⾝先⼠卒,以⾃⼰的⾔⾏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

⾯,《周易》、《孙⼦兵法》都从不同侧⾯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修⾏,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

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2。4 控制与“礼治”、“⽆为”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相对⽽⾔,西⽅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化

则偏重于对⼈的控制,因⽽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为”⽽治,法家则⼒推“法治”。“礼”,其实是⼀种⽤来规范以等级为中⼼的社会秩序、社会结

构,即建⽴贵贱、君⾂、⽗⼦等级从属关系为核⼼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控制,必须“两⼿并⽤,先德后刑”。⽤孟

⼦的话说即:“以⼒服⼈者,⾮⼼服也,⼒不赡也;以德服⼈者,中⼼悦⽽诚服也。”

最有效的控制,应是“⽆为⽽治”,这⼀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M。Senge)称为“⽆为⽽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

最⼤可能地让下属⾯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动⾃由去

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于改善思考品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