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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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三大文教政策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在文化教育上采取宽松政策,给各学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但各学派之向相互争雄,势必危及政治思想的稳定。
董仲舒论证了儒学在封建政治中应居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从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鼓励儒学的发展,对其他各家学说采取排斥态度,达到以儒学统一思想的目的。
二、兴太学以养士
为了保证封建国家在统治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也为了改变统治人才短缺的局面,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兴太学以养士”的建议。
汉武帝下令为五经博士设弟子,标志着太学正式设立和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实际上,兴办太学,政府直接掌握教育大权,决定人才的培养目标,也是整齐学术、促进儒学独尊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实行察举,任贤使能
针对汉初人才选拔和使用中的弊病,董仲舒提出了加强选举、合理任用人才的主张。
董仲舒提出了一套严格的选士方案,强调“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的用人思想。
“材”“德”都是以儒家经术和道德观念为标准的,这对促进儒学确立独尊地位也有一定的作用。
根据董仲舒的这三项建议,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立五经博士;开设太学;察举制的完全确立。
影响:
(1)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汉代之后各个朝代重教兴学;
(2)促成了教育的政治伦理化;
(3)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实现了私学的统一、教育的儒学化;
(4)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
348文|改若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来龙去脉摘要:西汉初年,统治者采取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汉朝的国家政权得以巩固,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但随着国力的强盛,皇权的权威下降而地方割据势力威胁严重,再加上匈奴的虎视眈眈,汉武帝迫切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统治思想来改变这种现状,实施积极有为的政治手段,巩固皇权统治,因此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主张迎合了汉武帝的需要,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从而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王权的正统思想。
关键词:无为而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朝作为历史上强盛而重要的封建王朝,上承秦朝的大一统时代,下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秦朝强盛而短暂,实现的大一统局面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汉高祖刘邦谋略过人,能忍善战,最终击败了项羽的江东集团,复归实现国家大一统,并最终稳固了下来。
在文化、政治体制方面,汉朝都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共同心理特征与文化认同,而为人们所诟病的文化专制也由此开始,封建社会自始稳固下来,此后几千年,虽略有变动,但始终难逃汉朝所架构的体系。
汉朝建国之初,百业凋敝,刚经历过战火的社会颓废不堪,人口由于战争急剧减少,社会争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汉初实行黄老治学,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日渐强盛,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政策骤然转变,弃黄老之学,转向积极治世的儒家学派,并实行文化专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远征匈奴,凿空西域,国威远扬,使汉朝走向了空前的强盛时期。
这期间的政治思想的转变,文化政策的变更,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一、西汉建立与文景之治春秋战国时期朝局动荡,鱼龙混杂,形成了滋百家嚣杂议论的温床。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六国贵族相继发动起义,旨在恢复战国时期群雄并立的局面,在长期的战争争夺中,刘邦项羽脱颖而出,成为两大最强盛的军事集团。
项羽意在建立割据为王,恢复战国时期的战略格局,自封为西楚霸王,但刘邦技高一筹,在长期的隐忍之后,对项羽发动进攻,最后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乌江。
为了巩固大一统汉武帝采取了什么政策一、汉武帝大一统的措施:1、政治上,实施推恩令,削夺诸侯爵位,建立刺史制度;2、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经济上:盐铁专卖,将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
4、军事上:征讨匈奴,解决边疆隐患。
二、推恩令实施的原因推行的原因。
两股势力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一是诸侯王势力,二是地方地主豪强势力。
因而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实施推恩令。
三、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推行的原因,一是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二是诸子百家的学说影响中央统治。
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把儒家学说作为正统思想,使儒家忠君守礼的思想称为大一统政权的精神支柱。
在长安兴办太学,将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作为教材。
目的是培养统治阶级需要的儒学人才。
影响是从此以后,儒家学说称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四、盐铁专卖推行的原因一是私人铸币权没有完全禁绝,二是富商控制了国家重要的经济命脉。
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实行盐铁官营、专卖;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物资,平抑物价。
盐铁专卖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为汉武帝许多政策的推行奠定了经济基础。
我国封建社会出现第一个鼎盛局面。
五、军事上攻打匈奴,稳定边疆武帝即位之后,决心设法解决匈奴的外患问题。
从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对匈奴作战。
经过卫青和霍去病等人的北伐后,三次大破匈奴,匈奴再也无力对抗西汉,部分匈奴开始南迁,西汉西北边境上的威胁暂时解除,也为边境的和平和民族的交往奠定了基础。
除了上述课本里的提及的举措外,汉武帝还有很多对西汉有力的举措。
一、政治上1、完善监察制度汉武帝在地方设置十三州部刺史。
即完善监察制度,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打击地方豪强。
京师七郡则另外设立司隶校尉监察。
汉武帝将全国地方划分为13个监察区,是为冀、兖、豫、青、徐、幽、并、凉、荆、扬、益、朔方、交趾共13州(京畿附近7郡为司隶校尉部作为一个单独的监察区)。
每州派遣一名刺史,每年8月巡行所部,监察地方官员和强宗豪右,岁终至京师向御史中丞禀报。
汉武帝为何要发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是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举措。
这一政策的推行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政治局势来看,经过汉初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力已颇为强盛。
然而,在政治治理方面,却面临着诸多挑战。
之前的黄老之学强调无为而治,在国家初创、需要恢复经济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逐渐显现。
无为而治难以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问题。
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儒家思想有着独特的优势。
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主张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臣民应尽忠职守。
这种思想有利于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确保国家的政治稳定。
再者,经济的发展也促使汉武帝寻求新的思想指导。
汉朝经过长期的积累,经济逐渐繁荣,但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加大、土地兼并等问题。
儒家提倡的仁政、德治等理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的合理发展。
例如,儒家主张轻徭薄赋、关爱百姓,这有助于稳定民心,保障农业生产,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百家争鸣虽然促进了思想的繁荣,但也导致了思想的混乱和分歧。
各种学说之间相互竞争、相互排斥,难以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
汉武帝需要一种能够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学说,以巩固统治。
儒家思想强调的仁爱、礼义等价值观,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认同,能够为社会提供共同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此外,汉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和政治抱负也是推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因素。
他渴望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有序的帝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而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精神,与他的志向相契合。
通过尊崇儒家,汉武帝可以招揽大批儒家学者为其所用,为国家的治理出谋划策。
在教育领域,儒家有着悠久的教育传统和丰富的教育资源。
儒家重视教育,培养了众多的人才。
汉武帝通过独尊儒术,可以利用儒家的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大批忠诚、有学识的官员,充实官僚队伍,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
高考历史知识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汉武帝尊儒的措施①思想方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
汉武帝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②政治方面:用文学儒者数百人参与国家大政。
扩大了官员的队伍,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巩固了封建统治基础,成为汉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给后世封建王朝在用人方式方法上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③教育方面: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
这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兴办教育、提倡儒学,其必然对整个社会的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汉武帝的这两点措施,为儒家思想上升到独尊的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二、西汉的儒学教育状况①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汉武帝规定儒家经典为必读教科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其中《诗》就是《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书》就是《尚书》,是我国古代商贾文献资料汇编;《礼》就是《周礼》,周代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易》就是《易经》,是我国古代一部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的著作;《春秋》,是孔子以鲁国历史为主线所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汉武帝还立专事研究、传播五经的教官“博士”。
挑选“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人为博士,负责传授学问,设置经学博士7人。
这是西汉大力弘扬儒学最切实际的举措。
②儒学地位大大提高。
前124年,汉武帝为了培养官吏,统一人们的思想,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定太学以教救国”,在长安兴办太学。
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太学的学习科目设五经,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教授。
学生可任选一经学习,(相当于今天大学的专科),以自学为主,老师定期讲经,每年考试一次。
学完经考试合格后即可以做官。
太学,是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第一个创办的第一所大学,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古老的正规大学。
太学是官办的最高学府。
起初,太学有经学博士7人和博士子弟50人,后来太学生发展到3 000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孙景坛批注)——与孙景坛同志商榷原作:管怀伦《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发表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下称孙文)一文,一扫学界陈言,令人耳目一新,且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我祝贺孙景坛同志取得的成果,但对其主要的论点实难苟同。
我认为,孙文之所以得出“子虚乌有”、“学术谎言”的结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对关键史料释读有误;二是没有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把握;三是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必然性未予充考察。
有鉴于此,我不揣浅陋,从三个方面提出意见,请孙景坛同志指教。
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理论概括和历史概念,基本得到史学界的公认。
孙文把它称之为“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其最主要的证据是汉武帝在建元六年根本没有采纳过董仲舒的建议。
他根据有三:一、《史记》未记仲舒对策;二、《汉书》虽书,但自相矛盾;三、《资治通鉴》载之不实。
现在我们就来对这三点根据分别作出辩证,其余则后文论及。
第一,《史记》未记,需要分析。
《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荜路蓝缕,功不可没;但我们对它也不应搞新版“凡是”,特别是在论证这样重大历史课题时尤其不应忽视其下列不足:其一,其言秦汉之事虽详,但“采经抵捂(牾)”。
其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
”(1)其三,“编次同类,不求年月。
”(2)其四,特别关健的是内容有缺失。
刘知己指出,《史记》在司马迁生前“十篇未成,有录而已”,至元成、间,褚(少孙)先生曾更补其缺,作《武帝纪》等,但“辞多鄙陋,非迁本意。
”(3)因此,史学界一直对《史记·孝武本纪》颇有微词,只是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司马迁“遭彼腐刑,怨剌孝武,故书违其例,志存激切”(4)的一种情结罢了,现在看来,不独如此。
第二,《汉书》所书,并无抵牾。
孙文指责班固是“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的“始作俑者”,主要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史记》读书报告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
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这种大一统思想非常赏识。
武帝又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
汉武帝此举受到好黄老的祖母窦太后的强烈反对,她于次年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
儒家势力受到打击,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又置《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了。
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他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别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其实早在汉代开国六十年实行的“无为而治”黄老之学。
为什么到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且推行非常成功。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当时背景迫使当时西汉政府不得不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汉初70年,一直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这在汉初十分必要。
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史载“汉兴,接秦之蔽,诸侯四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1]( P159)。
面对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西汉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
《史记·曹相国世家》载: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
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
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
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
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2]( P357)。
曹参后来代萧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 “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载其清静,民以宁一”[2]( P358)。
文、景时期,黄老思想更加盛行。
文帝“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
耻言人之过失”[1]( P152),躬身俭行,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
景帝遵先帝之业,“不受献,减太官,省瑶赋,欲天下务农蚕”[1]( P37)。
史载当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2]( P339)。
长期的与民休息,使得西汉政权的国力得到了很大发展。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上者五六百户”[1]( P98),到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1]( P98)。
不但户口繁息,农业、商业也有较大发展,文帝初年,粟每石仅十余钱。
但汉初政治也引起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中央权力削弱。
随着经济的发展,诸侯国力开始增长,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激化,最终酿成景帝时七国之乱。
其次是思想文化的混乱。
黄老思想以无为为基调,导致政府处理棘手问题时,不得不依赖法术。
同时大量食客游走于诸王之间,诸子百家兴起,思想得不到统一。
再次在经济上,地主豪强“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1]( P569),他们“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1]( P569),致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1]( P569)最后匈奴越来越猖獗,“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 、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
”“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
”《史记匈奴传》匈奴连年侵边对汉代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
对于这些问题,汉初诸帝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没有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因此缺乏有效的对策,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
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急需变无为而治为有为政治。
因此,统治思想的改变迫在眉睫。
其次儒学的改变。
此时汉武帝推行的儒学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而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
儒学在当时已经融汇了以往诸家文化思想学术成分。
具有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合理的一部分。
首先是为加强中央集权,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
《汉书·董仲舒传》。
其次是为加强君权,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
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
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
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强勉而已矣。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再次是为建立处世标
准,提出“三纲五常”学说儒家认为,社会是由五种伦常关系组成的:君臣、父子、夫妇、朋友。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
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
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即三纲五常。
三纲是社会伦理,五常是个人品德。
纲常就用以泛指道德和道德规范。
已经有了不同的内容与发展趋向,它结合或者吸收了百家之学,把儒学与刑名法术糅合在一起,尤其是阴阳家的思想,以至于到汉宣帝时,他就认为“汉家法度,霸王道杂之”,一言而道出了独尊儒术真谛,
最后是汉武帝的个人偏好,史称汉武帝乡儒: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2]( P701)。
”汉武帝偏好儒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儒学符合汉武帝制定政策的需要。
儒家学者在推动儒学成为统治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满足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尤其是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的学者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一向善于迎合统治者的需要。
汉武帝要实现封建中央一统,公羊学就在《春秋》中发现了大一统; 武帝要确立皇权的绝对地位,抗击匈奴,公羊学就从《春秋》中发现了尊王攘夷,复九世之仇之义; 武帝要改变汉初以来的政策,公羊学就讲更化,讲《春秋》有新王必改制的理论。
儒学满足了汉武帝的个人爱好。
汉武帝对神仙之道的喜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史记·封禅书》载,“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2]( P170),并崇信方士李少君、少翁、栾大等人。
因此,儒学中某些与神仙家相通的东西,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如封禅。
当时得到汉武帝青睐的公羊学,正是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家的神学观念与儒家的经义揉合在一起的结果。
齐、鲁、韩三家《诗》学,最受重视的也是带有神秘色彩的齐诗。
汉武帝在位五十年,他又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专制君主,因此,他的好尚,对于儒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