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一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出现百家争鸣局面，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派别，也出现了各个派别的思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这些派别在历史思想文化舞台上得到了充分发展，促进了思想开化，出现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背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
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
于是，应时代需求，董仲舒提出摆出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内容具体含义：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的道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
实行目的：给统治者披上神圣的外衣，政治上主张实现大一统，以加强君权，维护君主专制；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维护思想上的封建专制。
总之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维护统治。
思想主张：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针对加强君权需要，宣扬“君权神授” 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影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此儒学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有利于巩固大一统国家和稳定统治秩序。
儒学更成为各级学校必修的重要内容和朝廷选拔官吏的考查标准。
至此以后，儒学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影响深远。
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是不可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展到最后，只会束缚人们思想，限制思维延伸。
当今世界思想文化多元化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多元化中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世界各地也都有孔庙的分布。
348文|改若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来龙去脉摘要：西汉初年，统治者采取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汉朝的国家政权得以巩固，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但随着国力的强盛，皇权的权威下降而地方割据势力威胁严重，再加上匈奴的虎视眈眈，汉武帝迫切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统治思想来改变这种现状，实施积极有为的政治手段，巩固皇权统治，因此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主张迎合了汉武帝的需要，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从而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王权的正统思想。
关键词：无为而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朝作为历史上强盛而重要的封建王朝，上承秦朝的大一统时代，下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秦朝强盛而短暂，实现的大一统局面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汉高祖刘邦谋略过人，能忍善战，最终击败了项羽的江东集团，复归实现国家大一统，并最终稳固了下来。
在文化、政治体制方面，汉朝都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共同心理特征与文化认同，而为人们所诟病的文化专制也由此开始，封建社会自始稳固下来，此后几千年，虽略有变动，但始终难逃汉朝所架构的体系。
汉朝建国之初，百业凋敝，刚经历过战火的社会颓废不堪，人口由于战争急剧减少，社会争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汉初实行黄老治学，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日渐强盛，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政策骤然转变，弃黄老之学，转向积极治世的儒家学派，并实行文化专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远征匈奴，凿空西域，国威远扬，使汉朝走向了空前的强盛时期。
这期间的政治思想的转变，文化政策的变更，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一、西汉建立与文景之治春秋战国时期朝局动荡，鱼龙混杂，形成了滋百家嚣杂议论的温床。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六国贵族相继发动起义，旨在恢复战国时期群雄并立的局面，在长期的战争争夺中，刘邦项羽脱颖而出，成为两大最强盛的军事集团。
项羽意在建立割据为王，恢复战国时期的战略格局，自封为西楚霸王，但刘邦技高一筹，在长期的隐忍之后，对项羽发动进攻，最后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乌江。
2017届高二历史学案（选修）第2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015年考试说明】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汉武帝确立儒学独尊地位的措施。
【知识点梳理】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背景：“无为”到“有为”（1）汉武帝时西汉国力强盛，但社会也潜伏着危机。
（2）“无为而治”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
（3）目的：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趋势。
2．董仲舒的新儒学内容：（1）针对加强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2）针对加强君权需要，宣扬“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3）针对为人处世标准和统治秩序需要，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
3．董仲舒的新儒学特点：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而形成具有时代特色新的儒学体系。
具体表现：①外儒内法，兼采各家之长；②儒学独尊，思想专制；③宣扬天人感应，带有神学倾向。
二、儒学成为正统1、汉武帝的尊儒措施：（1）思想方面：全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
（2）政治方面：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察举制，举孝廉）。
儒学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
（3）教育方面：儒家垄断教育。
①教科书：儒家经典“五经”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教官：博士。
②官办最高学府：兴办太学。
考试合格即可做官——打破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③地方：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
——儒学在民间开始独尊。
2、影响：（1）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2）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国家大一统，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补充：1、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原因？适应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分析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有哪些是积极可取得？哪些应当扬弃的？①“大一统”主张有积极意义，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今天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有重要现实意义。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再辨析摘要：近两千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对此政策的得失，看法两极，推崇者占绝大多数，皆以为汉武帝此举大有禆益于学术思想的正常发展，并盛称董仲舒极有功于儒学地位的提升。
关键词：“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再辨引言在学术界,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通常存在两种视角:一是在对该段历史进行梗概性叙述时把它当作一个偶然、特定的历史事件,二是在对该事件进行历史还原时把它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待。
1从文化情境论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价值文化情境论是用文化因素解释、理解媒体制作者对历史文本如何解读的。
换言之，任何个体对文本的解释都是由其所处的文化情境决定的。
媒体文本的历史价值和媒体价值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时代呈现为主体的价值，这种价值也只能由主体决定。
而这种媒体解释又是由主体及其文化情境决定的，由此，人类社会有群体组织发展的主体文化认知和传统。
文化情境的决定因素包括个体的认知能力、传统影响（家庭、社区和学校）、信仰、思维方式、时空观念以及技术路径依赖。
这些因素既有先天本性，也有后天学习获得的习性。
如个体生物性决定主体认知能力成长的可能性，智障人和思维健全者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认知能力因个体差异及其阶段性发展而有所不同。
传统影响是指个体生活境遇给予自我的影响。
信仰是个体成长中根据自我认知建立起来的终极精神依赖。
思维方式是个体在生活中形成分析问题的模式。
时空观念是个体感知存在对象的深度、广度和长度，时间和空间感知力和想象力。
技术路径依赖是指个体在解决问题时，因受认知能力、信仰、思维方式、时空观念影响而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习惯。
概而言之，这些要素形成主体决策和选择的文化语境，这个语境即是文化情境。
用这个模式分析文化现象即文化情境论。
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题引发的文化情境分析，既可以是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分析，也可以是在此基础上对《儒林列传》董仲舒的分析，还可以是对班固及其《董仲舒传》的分析，甚至对当现代学者及其研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分析。
学术观点：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存在的。
翦伯赞认为，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诸子百家的学说就被当作邪辟之说受到抑压，而儒家学说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真理提升到一尊的地位”。
《中国通史纲要》写道：“武帝即位不久，董仲舒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上维护‘大一统’的任务，就是要求树立为封建专制政权服务的思想体系。
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推崇儒术，罢黜百家以外的学派，只有通晓儒学的人才能做官。
从此，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学者们的主要教材，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张传玺也指出，西汉前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亦很活跃，这样的情况是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即位，董仲舒就指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基本上采纳了这个建议。
从此，儒家学说逐步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
”(翦伯赞、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存在的。
郭志坤认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采取了“综合的办法”，“吸收了各种学派的思想，甚至包括对立派的思想中的有用的东西，收罗进‘儒术’这个思想体系之中，然后要人们去‘独尊’，同时，对于思想上的各派别，既不‘焚’，也不‘坑’，而是让其存在”。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而实行放宽思想限制的政策”，但“当时只是道家的思想武库里寻找无为而治的思想来作治国安民的法宝”，到“吴楚‘七国之乱’，暴露了黄老思想的局限性，这就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兼合诸说’的措施，寻求更加适应统治的思想。
”董仲舒“所鼓吹的儒术跟原始的儒家思想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已经糅合了各家各派的主张，成了‘博采百家，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它兼顾了各方，顺乎时务，也就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思想统治工具。
”“董仲舒所提的‘罢黜百家’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了，但实际上‘百家’并没有罢黜。
相反，汉武帝的指导思想是博采百家，运用各家各派学说的长处，加以综合利用”，即“汉武帝所独尊的儒术，实际上是一套以儒家思想为主，融合了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等各家各派思想的封建专制理论”。
第2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知识梳理】一、从“无为”到“有为”1、汉初的“无为而治”：（1）原因：秦末战火频繁，社会经济破坏严重——汉初社会贫困。
为了恢复生产和安定人心，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2）措施：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休养生息政策）①减轻田租；②免自卖为奴婢者为庶人；③让大量士兵回家，授予田宅；④免除一定的赋税和徭役。
解释：萧规曹随（3）影响：积极作用：经济恢复和增强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繁荣，国力日盛消极作用：社会潜伏着危机：王国问题、土地兼并、匈奴为患等2、从“无为”到“有为”（1）原因：①汉初的休养生息使汉朝经济恢复发展，国力日盛（基础、条件）②社会潜伏着危机王国问题诸侯势力膨胀土地问题阶级矛盾尖锐边境问题匈奴为患（2）目的：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发展的形势巩固统治（3）主要措施：政治上——颁布推恩令（诸侯王死后，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子弟分割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统辖。
）军事上——对匈奴采取强硬政策北击匈奴卫青霍去病思想上——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经济上——改革币制；盐铁官营；平抑物价。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1、提出者：董仲舒（1）董仲舒的历史地位：汉代儒家代表人物，使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关键人物。
（2）董仲舒的生平：著作：《春秋繁露》《天人三策》（3）贡献：（也可以说是其思想特点）把道家、阴阳五行家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而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
起源和变化。
2、思想主张：（1）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2）为加强君权的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3）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3、影响：（扭转局势付诸实行）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扭转内外松弛的局势十分有利，深受汉武帝的赏识。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考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考辨华夏藏文内容提要关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迄今依然被学界热议的话题，先是孙景坛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质疑，继而宋定国（紫竹公）教授著文支持孙先生的质疑，并在其所著《国学三部曲》之《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依据翔实的文献，有理有据地论证了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整个汉代根本就不存在。
从学术文化的发展形势看，汉代相对比较宽松，既没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没有后代联绵不断充满血腥的“文字狱”。
所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始自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
1、汉武帝有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几成定论的问题，近来受到质疑：如孙景坛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
譬如他所质疑的关于董仲舒的记载，是班固与司马迁史书中“差异最大的一篇”。
“班固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独立成篇。
内容除抄司马迁外，横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一事，并附录了《天人三策》”，确实值得探究、考证。
司马迁不仅与汉武帝同时，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时，随家迁至京城，在从孔安国学《尚书》的同时，还从董仲舒学《春秋》，与董仲舒有师生之谊。
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去世时，司马迁42岁。
恰在此年，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倡议并奉汉武帝之命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并开始著述《史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
”而在此前24岁时即作为郎中多年，多次侍从汉武帝巡游。
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三十五岁时，还受命为郎中将，并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键入文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是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是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上的一件大事。
西汉初期，为了统一封建思想，巩固封建统治，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罢黜诸子百家，只允许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以此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汉朝在太学设立五经取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
选拔官吏，也以儒家学说为标准，从此，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
从此以后，在学术和仕进上，儒家被定为一尊，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
独尊儒术在最初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
积极方面，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无论天南地北，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人人皆视能为统一做出贡献为光荣，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豪情。
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国数千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简单地讲，首先，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1。
汉武帝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思想应该和文化是同一方面，只要控制了文化，坚持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达到了控制百姓思想的目的。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3月29日），《汉武故事》载其初名为“彘”，西汉第七位皇帝（前141—前87年在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母为王皇后。
刘彻迷信神仙，热衷于封禅和郊祀，曾多次巡游各地，挥霍无度。
在位晚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关东流民达二百万，农民起义频繁。
宫廷发生“巫蛊之祸”，导致太子刘据自杀。
征和四年（前89年）下轮台诏，拒绝桑弘羊募民屯田轮台的建议。
后元二年（前87年），刘彻驾崩，享年七十岁。
临终前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
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葬于茂陵。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择题一、单项选择题1.儒家学派遭到政府的沉重打击是在A.春秋B.战国C.秦朝D.西汉2.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关键人物是A.孟子B.荀子C.董仲舒D.朱熹3.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主要是为了A.强调“君权神授”B.宣扬“天人合一”C.实现“大一统”D.缓和社会矛盾4.汉武帝推动儒学教育所采取的措施有①罢黜百家②表彰六经③兴办太学④天下郡国皆设学校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③④5.我国封建社会国家最高学府—太学最早设立于A.汉高祖时期B.汉文帝时期C.汉景帝时期D.汉武帝时期6.汉武帝时期太学的兴办①是儒家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②带动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③打破了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④教育逐渐为儒家所垄断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③④7.西汉中期，有一位书生欲长安投考太学，他作考试准备时所必学的内容不包括A.《诗经》B.《春秋》C.《韩非子》D.《礼记》8.汉武帝“举贤良对策”的背景不包括A、边境不宁B、王国势力威胁中央C、土地兼并剧烈D、国家财政困难9.汉朝儒家的代表人物是A、孔子B、孟子C、董仲舒D、朱熹10.“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
”(董仲舒《深察名号》)从董仲舒的这句话中可以发现，他A．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B．认为民性本善，君权天授C．建议以礼入法，以礼入俗 D．感叹人性本恶，呼唤王道11.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措施不包括：A、举贤良对策B、全面肯定儒学C、起用儒考数百人D、兴办太学，建立地方教育系统12．新儒学适应加强中央集权需要的思想是( )①春秋大一统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③君权神授④仁政 A．①② B．①②③C．①②④ D．②③④13．秦汉以来，儒家学派遭到沉重打击的是A汉武帝的“贤良对策”B秦始皇的“焚书坑儒”C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 D“三纲五常”14．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是A彻底抛弃法家思想B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C向西域传播儒家思想 D使儒生成为官僚队伍主体15．下列选项内容和汉朝著名思想家董仲舒的新儒学有直接关系的是A“举贤良对策”B“君权神授”C“性善论”D“克己复礼”16．后人概括的“三纲五常”是由谁最早明确提出的A孔子 B孟子 C荀子D董仲舒17．西汉时期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统治思想，主要是因为A法家思想导致秦朝短命而亡 B儒家提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C汉武帝重用信奉儒家思想的人D儒家思想适应了时代的需要18．汉武帝时期兴办___，打破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使非贵族官僚子弟也可凭此资格入仕。
罢黜百家尊崇儒术的历史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受当时动荡时局的影响，文化方面也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很多学者产生了不同的思想和主张，为了能够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四处游学说教，希望能在乱世中将自己的治国方略发扬光大，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
老子主张的黄老之学和孔子主张的儒家思想，在百家思想中更是脱颖而出，战国时儒家思想就已经成为了当时思想中的蔚然大宗。
然而，到了秦朝建立，秦始皇主张法家思想，实行焚书坑儒，让儒家思想的发展受到了重大打击。
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统治者信奉黄老之学，这对当时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逐渐强盛，加之匈奴侵扰，黄老之学已不再适合当时的国情，汉武帝刘彻在董仲舒的建议之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重大举措。
此后的千年中，虽然朝代不断更迭，但儒家思想一直保持着正统思想的地位。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定，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受窦太后等人控制，对黄老之学产生厌恶之情刘邦在创立西汉后，面对多年饱受战争、遍地狼烟的国家，最首要的目的就是休养生息，恢复国家的生产。
为了能够便于政策的实行，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们都奉行刑德并用，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
统治者们大多也十分贤德，整个皇室都主张勤俭，反对奢华。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复兴局面。
在汉王朝中，有一位女人对黄老之学的传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她就是窦太后。
窦太后本人十分信奉黄老之学，所以她强迫自己的儿子汉景帝和身边的窦姓一族都学习黄老之术，儒家学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重用。
后来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受窦太后的压制，依旧未能手握大权，他的改革都受到了窦太后和淮南王刘安的阻挠。
汉武帝刘彻自小就接受儒学的教育，在继位后他便任命自己的老师为丞相，而他的老师卫绾正是一名儒生。
卫绾一生服侍三君，自汉文帝时他就侍奉其左右，在汉景帝时还因为平定叛乱，立下战功。
汉景帝认为他为人忠厚，便让他教导刘彻。
汉武帝为什么要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前104年)，西汉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人。
青年时以“三年不窥园”的苦读精神，研究春秋公羊学，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号称“群儒之首”。
汉武帝时他应诏对策，受到重视和采纳。
董仲舒在先辈儒学的基础上，结合汉武帝时代国家在政治上思想上实现“大一统”的客观需要，改铸传统儒学，建立了汉代新儒学，对户国传统文化发生了重大、长久的影响。
今存董仲舒的著作有两种：《春秋繁露》82篇，《举贤良对策》三篇。
董仲舒写在中国文化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他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艺”。
他在《举贤良对策三》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治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学界多年以来一直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字加以概括，并以“文化专制主义”判之。
近来文化学者已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一概括“不过是班固的评论之辞，而武帝或董仲舒本人，并没有此类极端言论。
他们的‘独尊’，无非是从思想大一统的政治目的出发，突出儒家的文化主潮地位，避免因‘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而妨碍了汉家王朝的一统纪，明法度。
儒家的独尊，并非儒家的独存。
董仲舒的本意，绝非要剥夺诸子学说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生存权。
”如果不拘泥于董仲舒的个别言辞，而从精神实质去分析，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因为：第一，汉武帝以后实施的文化政策，在尊奉儒学的同时，“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太史公司马氏父子《论六家要旨》，刘向、刘歆父子撰写《七略•诸子略》、评述各家各派学术短长，正是“百端之学”存而不废的史征董仲舒本人的思想体系，也并非纯粹单一的儒学，他的思想中，既有邹鲁文化的传统，也有燕齐方术的传统，还有一部分三晋文化的传统，他吸收阴阳家、刑名家的思想观点，就是明显的事实。
董仲舒从百家学说中选择儒学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是有其独立思考的。
首先，他重视汲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这完全是秦皇父子穷奢极欲、竭泽而渔、不修文德的必然结果。
其次，汉承秦祚，“如朽木粪墙，虽欲善治，无可奈何”，“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这实际上是对汉初奉行黄老之学，过分消极无为，至使诸侯王势力膨胀、社会教化松弛的理论批评。
再者，打出儒家的旗号，实行外儒内法的政策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正是推行这一政策的真实记录。
在董仲舒的世界观体系中，“天”是超自然、超社会、超诸神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也”，“百神之大君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被描绘成为有意志和权威的，自然规律被歪曲为“天”的有意识的安排。
他声称，阴阳流转而成四时，说明“天”好德而不好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则表示“天”的喜怒哀乐。
他尽力渲染“天”的无穷威力，认为“天”是“甚可畏”的，一切人必须服从“天意”，敬畏“天殃”，否则必将招致“天”的严厉惩罚。
董仲舒的世界观明显具有唯心主义的、神学的性质。
在董仲舒的政治观念中，“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即是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政治秩序，乃是天意的安排。
其中，封建专制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他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董仲舒又说：“天”与封建君主之间有一种感应关系，如果国家的政治举措有了过失，“天”就要用灾异来向君主表示告诫或谴责。
这种说法多少具有在封建君主身上增加一种制约力量的意味。
董仲舒把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纳入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宣扬“天道右阳而不右阴”、“阳贵而阴贱”的观点，以此说明社会人伦中尊卑贵贱现象的合理性；宣扬“五行者，乃忠臣孝子之义”，以此说明维护封建道德的合理性。
这些观点都是为巩固封建秩序服务的。
在历史观上，董仲舒宣扬“三统循环”的观念。
他认为，历史以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依次循环更叠。
比如在历史上，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周朝是赤统。
三者轮转替代，完成改朝换代。
当一个王朝更替另一个王朝之际，在历法制度上要有相应的改变，这叫做“改正朔”；在服饰方面也要相应的改变，这叫做“易服色”。
他进而指出：王朝更替，历法、服色可变，封建统治的某些形式仪节可变，但绝不能改变它的实质。
所以他说：“若其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而无易道之实。
”他坚信：“道”原于“天”，“道”贯古今，永恒不变，故应“奉天法古”。
他说：“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这显然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形而上学宇宙观。
汉代的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其内容包括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说、三纲五常说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以现代文化意识来衡量，基本上不应属于儒家思想中的精华。
然而它们不仅为当时的汉武帝所采纳，而且也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
封建时代的史家也给董仲舒以高度的评价，如《汉书》的作者就把他与文王、孔子并列，说：“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作《春秋》……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为儒者宗。
”如何理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呢?应该看到：某一种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产生、确立相应用，并不是哪一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它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历史的需要。
董仲舒的儒学体系中包含那么多独断的、唯心的、神学的观点，十分荒谬；然而这一体系却得以畅通一时，行之久远，这个历史事实并不荒谬。
董仲舒的思想恰好适应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客观需要，因此他的学说就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学发展链条上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汉武帝为什么独尊儒术2007-08-20 10:29秦朝灭亡，百家复苏。
重拾缀绪，吵吵闹闹。
文、景重黄老，儒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实际上，黄老不足为大国治。
此时申韩低潜，杨墨式微，儒家独大的局面，已将形成。
只是与统治者如何合作，尚存疑问。
汉武帝时，诸侯王不再能同中央抗衡，强大的已被铲除，弱小的回心俯首。
他坐享大一统的局面，只是没有大一统的理论。
秦朝倒是有过，但丧钟在耳，哪里能够搬来用？汉武要改制，不满足于文、景的局面，下诏求言。
这一求便求出董仲舒来了。
董仲舒所上《天人三策》，是一个合作纲领。
我们可以把当时发生的事情，视为儒生与君主的谈判，董仲舒无意中充当了谈判代表。
这谈判的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董仲舒把合法性作为第一项交换条件。
甲方的皇帝受命于天，汉朝代周秦，并不是简单地继前王而王，乃是天道运转，不得不然。
——但天命何以体现呢？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天命呢？天不言，儒者多言。
皇帝受命于天，因为儒生说这是受命于天。
乙方的儒生是天命的解释人，口含天宪，披陈天意。
这有点像祭司了。
是的，董仲舒是儒教的实际创建人。
在教内，后世并不承认他这一地位，在思想上，他也不是先行者。
但他建立体系，并使之成为圣教。
所谓神道设教，这离孔子的学说，相去很远。
孔子是不大讲天命的；他倒爱讲天，但作为殷人的后代，孔子的“天”是一种自然神，从来不曾与人“合一”。
孔子的出发点是人事，后儒将孔子体系颠倒过来，以天统人，起孔子于地下，面对这一新生事物，也会觉得面生的。
董仲舒提出一整套理论，来证明天的意志，是可以观察，可以解释的。
比如说，天欢喜，便有春，天快乐，便有夏；秋是天的忧愁，冬是天的悲哀。
天道就是人伦，这叫天人合一。
从四时相代到生活中最小的细节，无不体现天的意志。
你不知道是你不懂。
天道有常，人必须顺天承意，体现为皇帝要听从天的意志，臣民要听皇帝的，儿子要听父亲的，女人要听男人的，如此等等，“下事上，如地事天，此之谓大忠”。
——“忠”是皇帝最愿意听的一个词，董仲舒确实知道他在对什么人讲话。
为什么要提倡忠呢？按照董仲舒的“三统三道”理论，夏代是主忠的，殷商是主敬的，周秦是主文的。
周秦之道为文道，其弊也在文弊——花样太多，不够纯一。
三统循环，汉朝继周，又该论到忠道了，这叫用夏之忠，以救文弊。
——古代伦理的范畴，“忠”本是最难证明的。
董仲舒给出了两个证明，一个在天命观里，一个在历史观里。
如果说后代不曾有更好的证明，那也只是因为本来就不可能有好的证明。
到此，董仲舒已经提出一套基本的政治秩序。
儒生可以证明、加入、维持以及在必要时修补这一秩序，作为条件，乙方要的很简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两下一拍即合，便有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勾结，或合作，或……不管你叫它什么。
但在汉武帝、董仲舒时，这一合作只是初具规模，许多谅解尚未达成。
如在董仲舒体系中，天的地位太高，还得“屈帝以伸天”，这是汉武帝不爱听的，——他恨不得自己就是天。
董仲舒之未得重用，或与此有关。
另外，他的脾气过于朴直，也是武帝不喜欢的。
武帝也不喜欢儒生借天象以示警。
作为天人之证，灾详是神意最强大的证明。
但说说详瑞倒也罢了，灾异就不是好玩的了。
建元六年曾有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便殿两次火灾，董仲舒与《春秋》比照后，得出结论，“天灾若语陛下”：你应该诛灭在藩亲贵中的坏人，就像我燔烧辽东高庙一样；应该诛灭近臣中的坏人，就像我燔烧高园殿那样。
他的草稿被主父偃见到，偷去奏给汉武帝。
汉武帝拿给众儒看，就连董仲舒的帝子吕步舒，不知道是老师的文字，也说这是“大愚”。
因为妄言灾异，董仲舒被下狱。
以后他再也不谈灾异了。
后世儒生，也不大谈灾异。
双方默契已成，花花轿子人抬人，不会再拿索要证明之类的事难为对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