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血管内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全文）动脉粥样硬化性颅内外血管狭窄是导致缺血性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主要原因及病理改变，众多研究证实中国患者以颅内动脉狭窄为主。
最近我国大样本观察研究发现颅内动脉早期狭窄≥70％是卒中复发的高危因素，而且随着合并危险因素的增多，复发风险也明显增加。
所以，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准确评估风险？如何更好的管理血压、血脂和血糖等危险因素？如何给予抗栓治疗方案？支架治疗和药物治疗该如何选择以及效果如何？为此，《中华内科杂志》编委会组织专家对症状性动脉粥样硬化性颅内血管狭窄血管内治疗最新进展进行回顾，力求针对目前临床治疗方面较为混乱的认识提出一些思路和建议，供国内同行参考。
美国10％缺血性卒中患者是由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所致，在中国这一比例超过30％。
研究显示对于狭窄≥70％的患者，症状性狭窄的动脉供应区1年卒中复发率高达23％。
近期一项关于中国颅内动脉狭窄或闭塞性疾病的研究（CICAS）显示中国缺血性卒中及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患者中颅内动脉狭窄或闭塞的发生率为46.6％（其中19.6％患者合并颈动脉颅外段狭窄），研究同时显示伴随颅内动脉狭窄的患者入院时病情较重且住院时间更长，且1年卒中复发率伴随狭窄程度增加而升高（无狭窄患者为3.34％，50％——69％狭窄患者为3.82％，70％——99％狭窄患者为5.16％，完全闭塞患者为7.40％）。
因此探索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治疗方法及对该人群实施有效的二级预防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一、药物治疗关于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药物治疗一直存在争议，WASID研究显示应用华法林及阿司匹林治疗后患者狭窄血管供应区1年缺血性卒中的发生率分别为11％及12％，显示了单纯药物治疗对疾病控制效果并不理想。
研究同时发现华法林治疗组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显著增高，即针对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的二级预防抗凝治疗并无优势，因此药物治疗的焦点指向了抗血小板治疗。
目前还没有针对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进行单一抗血小板药物与安慰剂、单一抗血小板药物与其他药物之间的比较研究。
CAPRIE研究提示对于高复发风险患者氯吡格雷优于阿司匹林，该结论可能也适合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
CLAIR研究中针对单纯颅内动脉狭窄患者亚组分析发现，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较单用阿司匹林治疗显著降低了第7天微栓子的阳性率和第2天及第7天微栓子的数目，与CARESS研究结论相似。
提示在大动脉狭窄出现症状的早期，联合应用抗血小板药物尽快中止微栓子的出现，可使早期再发卒中风险降低。
SAMMPRIS研究也显示了积极药物治疗（氯吡格雷75mg/d+阿司匹林325mg/d，持续90d)的优势。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传统危险因素还包括：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等。
WASID研究血压水平与卒中复发的分析结果表明，血压控制不良是卒中再发和其他主要血管事件的强预测因子，美国2011年缺血性卒中二级预防指南据此给出了对颅内大动脉狭窄50％~99％导致的卒中或TIA患者，血压长期维持＜140/90mmHg可能是合理的(Ⅱb;B)。
SAMMPRIS研究的结果也为这部分患者积极降压提供了新的佐证。
然而关于启动降压的时机目前尚不清楚，考虑到颅内动脉狭窄患者可能存在低血流动力学机制，启动降压的时机应较无狭窄者更晚且应逐步平稳降压（最好在脑灌注监测条件下）。
目前尚缺乏专门针对颅内动脉狭窄特点降压药物的干预研究，鉴于研究发现钙拮抗剂（CCB)、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不仅有延缓甚至逆转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MT)的作用，且其作用较利尿剂或β受体阻滞剂强，CCB在延缓IMT方面的作用要优于ACEI，因此针对颅内动脉狭窄患者优先选择CCB、ARB作为降压药有一定的合理性。
SPARCL研究提示，他汀类药物治疗可以显著降低卒中或TIA的复发风险，进一步分析表明，强化降脂（LDL-C较基线下降≦50％)获益更多。
WASID研究中发现代谢综合征与患者主要血管事件的复发风险升高有关，但未发现其中的单一组分TU或HDL-C与主要血管事件复发风险相关。
此外很多影像学随机对照研究表明他汀类药物可逆转冠状动脉和颈动脉粥样硬化，其结果外推到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应该是合理的。
因此，应尽早启动他汀类治疗将LDL-C降至＞1.81mmol/L或下降幅度＞50％。
目前尚缺乏研究观察控制血糖对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预防卒中复发或狭窄动脉本身的疗效，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在早期开始控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1C)＜7％或在7％左右]，大血管并发症可获益，具体血糖控制的靶目标还应综合考虑患者整体情况决定。
本共识推荐意见内科药物治疗与《症状性动脉粥样硬化性颅内动脉狭窄中国专家共识》保持一致1、对于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应该在发病后尽早启动抗血小板治疗，并长期使用。
可供选择的抗血小板药物有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和西洛他唑。
2、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发病早期，病情稳定者在发病1周内推荐氯吡格雷(75mg/d)+阿司匹林（75~160mg/d)以减低血栓栓塞导致的早期卒中复发风险，1周后重新评估风险，决定是否继续联合治疗，联用时间不宜超过发病后3个月。
单一抗血小板治疗时，氯吡格雷较阿司匹林可能获益更多，二级预防不推荐使用常规抗凝治疗。
3、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应积极控制血压，降压启动时机及目标值应个体化，原则为逐步平稳降压;降压药物选择应基于充分考虑患者全身靶器官损害、患者耐受性等情况，可优先考虑长效CCB、ARB等药物。
4、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推荐尽早启动他汀类药物治疗，将LDL-C降至＞1.81mmol/L或下降幅度＞50％。
5、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的靶目标为HbA1C＜7％是合理的。
6、改善生活方式，控制其他危险因素。
二、介入治疗介入治疗是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治疗手段之一。
但是由于目前循证医学证据不是非常充分，因此作为内科治疗的补充方法之一，可以在有选择的病例中开展。
1、患者选择：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70％的患者病变动脉供应区1年卒中复发率高达23％，而狭窄＜70％的患者其同侧卒中发生率明显降低（＜10％)。
目前尚没有资料支持非症状性颅内狭窄的患者的介入治疗，因此狭窄≥70％的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的患者最可能从介入治疗中获益。
2、治疗时机：与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相似，目前资料显示在符合介入治疗标准且同时为本次责任临床事件的患者群体中，短期内再次发生缺血性血管事件的风险最高。
因此在内科治疗后仍然有发作或侧支循环代偿很差的病例在适当时机考虑介入治疗。
球囊血管成形术（PTBA)是最早应用于治疗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介入方法，1980年由Sundt等首先报道。
尽管早期该技术成功开展，但围手术期的发病率及病死率较高，随着设备及技术成熟改进，操作更加安全，同时围手术期双联抗血小板及血小板膜糖蛋白Ⅱb/Ⅲa受体拮抗剂的选择性应用降低了操作所致的血栓栓塞并发症。
Maks等研究显示单纯PTBA治疗围手术期卒中的发生率及病死率为5.8％，年事件发生率（同侧卒中及神经科的死亡）为3.2％，但单纯PTBA治疗仍存在一定缺陷，其平均术后残余狭窄率约为40％。
其次，超过20％患者造影发现可见的内膜浮动而可能需要再次支架置入或强化的围手术期抗凝治疗，此外一些数据显示PTBA技术缺乏可持续性，约20％患者最终需要再次治疗。
尽管球囊扩张支架术存在较高的围手术期并发症(0％~36％)，但术后残余狭窄率（＜10％)显著低于单纯球囊扩张术（40％)。
SSYLVIA研究采用专门针对脑血管的支架（Neurlmk)，如仅考虑研究中颅内狭窄部分，1年累积卒中发生率（包括围手术期事件及全年随访事件）为14％。
这些数据显示了针对性选择部分患者支架较药物治疗有优势。
最早研发的自膨式支架是用于治疗宽颈的动脉瘤。
它由镍钛合金构成，因此较球囊支架有更好的灵活性及传送性。
2005年Wigspa支架在美国作为人道主义豁免设备用于治疗药物治疗无效的狭窄＞50％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
Wingspan支架联合了单纯球囊血管成形术及球囊支架术的优势，首先采用缓慢膨胀技术将病变处利用气囊扩张至正常血管直径的80％，之后通过0.014微导丝换入支架传送系统并在病灶处将自膨式支架展开。
操作后的残余狭窄约30％，要低于单纯球囊扩张成形术(约40％)，但能明显高于球囊支架术（约10％)。
但与此同时早期研究发现Wigspa支架具有较低的围手术期发病率及病死率(4.4％)。
来自美国多中心登记研究同样显示了其相对低的围手术期并发症(6.1％)及很高的成功展开率（＞98％)。
Hekes等基于43例患者6个月随访资料显示总的同侧卒中及病死率为9.3％，6个月造影随访显示相对较低的支架内再狭窄率为7.5％。
然而随着近期的研究进展，Wigspa 支架术后的支架内再狭窄率并不低于PTBA或颅内动脉经皮腔内支架成形术（PTAS)。
一项基于Wingspan支架治疗的前瞻性研究发现68例患者3~6个月影像随访显示支架内再狭窄率为28.8％。
国内亦进行了一些关于Wingspan支架的研究，姜卫剑等研究显示针对颅内狭窄≥70％患者Wingspan支架术后1年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为7.3％(95％CI 2.0~12.5)，这一比例显著低于WASID研究中同类患者1年发生同侧缺血性卒中风险的18％(95％ CI 13~24)。
然而最新公布SAMMPRIS研究的提前终止，显示了积极药物治疗（氯吡格雷75mg+阿司匹林325mg，30d，干预主要及次要危险因素）较支架（Gateway、Wingspan支架）联合积极药物治疗，支架组术后30d 内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较高（14.7％)，而药物治疗组发生率为5.8％，支架组的终点事件明显高于此前的登记试验，且多在24h内发生，而且其面临着操作者经验不足、病例人组不当（急性期人组及未排除解剖路径不适合支架/高危的患者等）、支架治疗组中相当多的患者进行了大负荷剂量氯吡格雷(600mg)等诸多质疑，因此其结果需慎重对待。
此外，大剂量抗血小板药物如何转换应用于“真实”世界及其安全性需要进一步探讨。
SAMMPRIS研究是否会终止颅内动脉狭窄血管成形术成为目前争议的热点，大多数的声音认为SAMMPRIS研究是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对比颅内支架和“内科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
在错误中学习，在实践中成熟是每一个操作性治疗手段的必经之路，纵观现在视为卒中二级预防“金标准”的颈动脉内膜剥离术（CEA)以及争议之声渐平的颈动脉支架（CAS)的发展历程莫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