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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约》所涉有关问题分析
方颖
【期刊名称】《世界海运》
【年(卷),期】2012(035)005
【摘要】拆船所导致的安全、环保和职业健康问题引发了国际海事界的普遍关注,2009年5月国际海事组织正式通过了《香港公约》,从船舶和拆船设施两方面对安全和绿色的拆船作业加以规范.针对《香港公约》对拆船活动的控制效力以及公约中所涉及的“污染者付费”原则、拆船设施的监管等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迷,提出《香港公约》有效实施的几点建议.
【总页数】4页(P7-10)
【作者】方颖
【作者单位】交通运输部国际合作司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香港"居留权"案所涉法律问题分析 [J], 陈焰
2.《海牙管辖权公约》草案所涉电子合同管辖权之研究 [J], 程敏
3.被攻克的最后堡垒:2019年《海牙判决公约》所涉关键问题评析 [J], 徐国建
4.关于《海洋法公约》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J], 周子亚
5.《海牙管辖权公约》草案所涉电子商务问题之建议 [J], 肖永平;何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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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Distinguish Jurisdictional Agreements
Concerning Foreign Affairs
作者： 徐伟功[1];杨怡忱[1]
作者机构：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出版物刊名：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5-16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2期
主题词： 管辖协议;非排他性管辖协议排他性管辖协议;文义分析方法
摘要：目前,我国没有关于管辖协议或管辖条款类别的相关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表现出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对于两类管辖协议的特点,美、英等国已在其判例中做过不少分析。
尽管至今仍未有确定的标准可供使用,但也出现了一些较为通行的区分方法,包括文义分析以及对当事人意图的区分等方法。
在特殊合同案件中,法院也会实行特别标准。
我国法院可借鉴美、英等国判例中常用的区分标准,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使用文义分析标准及其补救措施对管辖协议作出区分。
上海海事法院发布2020年十大精品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上海海事法院,上海海事法院,上海海事法院•【公布日期】2021.01.28•【分类】其他正文上海海事法院发布2020年十大精品案例2020年，上海海事法院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精心打造海事审判精品，依法公正高效审结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
在这批案件中，上海海事法院从确立裁判规则、创新裁判方法、体现服务保障功能等方面，精心评选出十大精品案例，现予以发布。
目录1.提单共同海损条款中理算地的理解与适用2.外籍船舶域外碰撞纠纷的协议选择法律适用问题3.邮轮延误保险追偿问题研究4.共同海损分摊中的过失抗辩审查5.船舶设施保养保管不当致擅自登船者损害的侵权责任认定6.开启船员权益保护绿色通道促进邮轮经济持续健康发展7.行政协议与法律法规“冲突”的效力认定8.船舶油污损害基金申请追加为申请执行人问题9.英国法下船舶建造佣金支付问题研究10.海上好意同乘行为引发的侵权责任认定一提单共同海损条款中理算地的理解与适用提要提单背面的共同海损理算条款独立于提单中的管辖及法律适用条款，其中对理算地的约定应视为已对理算机构作出约定，无需细化至具体理算机构或实际理算地点。
案情原告：卡尔顿航运公司（CARLTON NAVIGATION SA）被告：江苏沙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中心支公司2012年11月15日，原告所属的“SAPAI”轮在中国长江口附近水域与案外人伊索航运有限公司所属“HOUYO”轮发生碰撞事故。
该事故导致“SAPAI”轮第三、四货舱破损进水，部分货物受损。
“SAPAI”轮事发航次装载散装热压铁块27597.98吨、CIF单价每吨348美元、CIF总价9604097.04美元、收货人为被告江苏沙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公司”），货物保险人为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
第1篇摘要：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涉港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日益凸显。
本文从涉港案件的特点出发，分析了我国法律在涉港案件中的适用原则，并对具体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我国涉港案件的法律适用提供参考。
一、涉港案件的特点1. 地域性：涉港案件主要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涉及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法律关系。
2. 涉及面广：涉港案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包括但不限于跨境婚姻、投资、贸易、知识产权、金融等。
3. 法律冲突：涉港案件往往涉及内地法律与香港法律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案件处理的关键。
4. 国际化：随着香港国际地位的提升，涉港案件可能涉及国际法律关系，需要考虑国际法的适用。
二、涉港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1.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涉港案件中，首先要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确保案件处理符合我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
2. 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涉港案件中，要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
3. 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在涉港案件中，要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有效实施。
4. 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在涉港案件中，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案件处理公正、公平、公开。
5. 坚持平等互利：在涉港案件中，要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妥善处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法律关系。
三、涉港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探讨1. 内地法律与香港法律的适用：在涉港案件中，内地法律与香港法律的适用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
根据香港基本法，内地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普遍约束力，但需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
对于涉及内地法律与香港法律冲突的案件，应优先适用香港法律，但在必要时可以参照内地法律。
2.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适用：在涉港案件中，可能涉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适用问题。
对于涉及国际法的案件，应优先适用国际法，但在我国国内法与国际法不一致时，可以参照国内法。
第1篇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涉港合同在各类交易中日益增多。
涉港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关系到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以及合同纠纷的解决。
本文旨在分析涉港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适用范围以及具体操作方法，为相关法律实践提供参考。
一、引言涉港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的居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合同标的物位于香港，或者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的合同。
由于香港实行普通法系，与我国大陆地区的法律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涉港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
二、涉港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1. 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
在涉港合同中，当事人可以根据合同性质、交易习惯等因素，协商确定合同适用的法律。
如果当事人未约定合同适用的法律，则应按照法律规定或交易习惯确定。
2. 最密切联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合同适用的法律应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
在涉港合同中，最密切联系原则主要考虑以下因素：合同当事人的住所地、合同标的物的所在地、合同履行地、合同订立地等。
3. 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公共秩序保留原则是指当合同适用的外国法律违反我国公共秩序时，我国法院可以不予适用。
在涉港合同中，如果香港法律的规定与我国公共秩序相冲突，我国法院可以适用我国法律。
三、涉港合同的法律适用范围1. 合同主体法律适用合同主体法律适用主要涉及合同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权利义务等问题。
在涉港合同中，合同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其住所地法律；合同权利义务适用合同适用的法律。
2. 合同标的物法律适用合同标的物法律适用主要涉及标的物的权利、瑕疵担保、风险转移等问题。
在涉港合同中，合同标的物的权利适用标的物所在地法律；瑕疵担保适用合同适用的法律；风险转移适用合同约定的法律。
3. 合同形式和解释法律适用合同形式和解释法律适用主要涉及合同的形式要件、合同条款的解释等问题。
2011年第7期SHI JINGJI 经济JIAO视角旨在统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范的一项重要立法，《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又称《鹿特丹规则》）已于2008年12月11日在联合国第67次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2009年9月23日签字。
其中，《鹿特丹规则》管辖权条款是一项不得不关注的重要内容。
一、《鹿特丹规则》管辖权的相关规定《鹿特丹规则》第14章专章9个条款对管辖权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包括针对不同诉讼对象的管辖、协议管辖、应诉管辖、扣留以及临时措施或保全措施还包括诉讼合并和转移以及承认和执行等方面。
（一）对承运人的诉讼管辖权的确定《鹿特丹规则》第66条规定，在不影响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效力的前提下，原告对承运人提起的诉讼可由承运人的住所地、运输合同约定的收货地以及交货地，货物的最初装船港或货物的最终卸船港，或者托运人与承运人就运输合同项下可能产生的争议所协议指定的一个或数个管辖法院管辖。
该条规定对承运人的诉讼的两种管辖权模式，一为公约规定的可供原告选择的管辖权，二为协议管辖。
1、公约规定的管辖法院范围。
公约规定，对承运人提起的诉讼的管辖法院包括承运人的住所地、运输合同约定的收货地以及交货地，货物的最初装船港或货物的最终卸船港的管辖法院。
而就上述规定而言，以下问题应当予以明确：首先，关于“住所”的含义。
公约第1条29款规定：住所是指（a ）公司、其他法人、自然人社团或法人社团的下列所在地：（ⅰ）法定处所或组建地，或注册的中心办事处，以适用者为准，（ⅱ）中心行政管理机构，或（ⅲ）主要营业地；及（b ）自然人的惯常居住地。
因此，公约采用“住所”这一概括性的用词将与被告有直接关系的经常活动地作为管辖的连接点。
但如果这些处所不一致，如何来确定承运人的住所？上述处所的排序是否存在先后顺序?或者仅需任意选择某一处所即可？公约并未予以明确，而将该问题留由各缔约国国内法解决。
如上述处所分别位于不同国家，则可能会因为不同国家法律关于住所认定标准上的冲突，从而导致管辖权问题上的冲突，影响纠纷的有效解决。
中英选择管辖协议效力及执行比较研究作者：曾二秀来源：《中国海商法研究》2018年第04期摘要：轩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智利南美轮船有限公司因涉及75份提单的无单放货赔偿问题在中国、英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三法域的法院展开了争锋相对的诉讼，三法域诉讼全面展现了源于涉案提单中管辖条款的中国与英国管辖权的冲突以及英国对管辖条款执行的力度。
对选择管辖协议的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中英两国在选择管辖协议的法律适用以及选择管辖协议的执行上的巨大差别。
英国的经验对本国管辖权的保护更加全面，值得中国借鉴。
在确定选择管辖协议的法律适用上，中国应考虑“协议”的实体性质，辅以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
司法实践中，中国法院还应考虑对禁诉令采取对等措施，并允许当事人就违反中国管辖协议的行为提起违约损害赔偿诉讼，以保护其合法权益及维护中国的司法主权。
关键词：选择管辖协议；管辖权保护；法律适用；禁诉令；损害赔偿中图分类号：DF96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028X（2018）04-0015-13一、轩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智利南美轮船有限公司三法域诉讼案（简称轩辉案）始末及管辖问题轩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简称轩辉公司）是住所地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司，智利南美轮船有限公司（简称智利公司）系住所地位于智利共和国的公司。
自2012年上半年起，轩辉公司向智利公司在中国的多个港口订舱托运货物去往委内瑞拉，因智利公司无单放货而产生纠纷。
轩辉公司与智利公司之间的纠纷共涉及75份提单，所有提单背面第23条均是关于“法律与管辖”的条文，内容为：“本提单以及与此相关的任何索赔或争议应适用英国法并由位于伦敦的英国高等法院管辖。
尽管如此，如果在其他管辖权下启动了任何法律程序，该程序应在普通法院进行。
在智利管辖权下，仲裁员没有资格处理这种争议，任何的法律程序应在智利普通法院进行①。
”但是，轩辉公司并没有在英国法院起诉，而是在中国海事法院起诉，智利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并且在英国高等法院申请禁诉令，之后又在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执行英国的财产冻结令。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论投资合同中排他性管辖条款对保护伞条款作用的限制篇一：保护伞条款在国际投资中的适用保护伞条款在国际投资中的适用学校：中山大学姓名：李霞学号：专业：国际法 201X222187摘要：保护伞条款在国际投资中的适用问题，存在很多的争议。
在学界的讨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我们今天针对保护伞条条款分为四个部分来讨论，第一部分是关于保护伞条款的起源含义及经典表述；第二部分是通过三个典型的案例来看一下保护伞条款在实际案件解决中的解释，主要分为三种解释方法，包括扩大解释，限制解释，以及折中解释；第三部分讨论的是关于保护伞条款在国际投资中的适用解释的通论---合理限制理论；第四部分，针对以上的问题，我国在签订双边投资条约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保护伞条款条约请求合同请求国家合同商事合同一、保护伞条款的含义起源及表述（一）起源及表述许多的投资条约都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应恪守就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所做的承诺。
该条款意在把外国投资者从东道国政府那里得到的承诺置于国际投资条约的保护之下，因此此条款被称作“保护伞条款”。
这种条款常被认为创设了一项国际法义务，具有某种“提升作用”，将合同义务提升到条约义务层面，令东道国违反投资合同构成对双边投资协定实体义务的违反，使仲裁机构享有实质性的管辖权。
保护伞条款的内容最早可以追溯到劳特派特在英伊石油案中队解决伊朗石油国有化争议所提出的意见，针对伊朗政府对英伊石油公司的国有化救济，他提出建议，认为应当考虑订入可以适用国际法的准据法法条款来卫华争端解决争议，类似于在1933年特许协议或者在投资条约中包含能自动受国际法管辖的争议解决方法。
这是保护伞条款最早的发端。
1959年原联邦德国与巴基斯坦签订的世界上第一个双边投资条约中率先开始加入这种条款。
涉港协议管辖中“排他性条款”之辨析获奖科研报告摘要：协议管辖可以分为排他性协议管辖和非排他性协议管辖。
前者是指合意双方受到协议的约束，必须将争议递交至协议约定的法院;后者则是合意双方并不必然受到协议约定的拘束，除了约定的法院也不排除其他法院对争议的管辖。
目前，内地法院和香港法院分别就协议管辖条款是否具有排他性的标准存在不一致，实践操作中更出现一些混乱，可能产生当事人实际得不到救济等问题。
本文将以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实践为视角，具体对涉港协议管辖中“排他性条款”进行辨析，分析认定标准和实践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涉港;协议管辖;排他性条款;认定标准一、认定标准的不同内地和香港均未对“排他性管辖条款”认定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的认定标准是显然不同的，这也导致了一些混乱。
因此，具体分析二者的认定标准对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有较大帮助。
（一）内地法院内地法院的认定标准分析，主要通过比较大量案例和搜寻法律规范的方式进行。
由于涉港协议管辖中的选择法院几乎仅限于内地和香港，也不触犯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因此，至少在形式上完全符合内地法律有关适用协议管辖的先决要求，主要是符合“与争议有实际联系”。
只有在极少数案件中，协议选择了内地和香港以外的外国法院管辖，这很难被支持。
在认可协议管辖后，内地法院通常依据字面文义解释来分析管辖条款是否具有排他性。
几乎所有案件中的管辖条款都注明了“排他管辖”或“非排他性管辖”的字样;若并未明确出现“排他性”字样，但对“仅”“应当”“同意由”“受”等正面认同某地区管辖的字样，即使语气不强烈，也都被认定为排他性。
例如，将“可”字（“可以向某法院提出诉讼”或“可由某法院管辖”）认定为排他性管辖，不论是国内协议管辖，还是涉外涉港协议管辖。
在徐志明诉张义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1，双方约定“协议一经签订，双方不得反悔，如违约则可向蒙古国法院起诉，并有权申请查封位于蒙古国的实业公司相关财产”，法院认为涉案管辖条款中“可”字符合起诉系当事人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的实际。
涉案管辖条款表明在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时可向蒙古国法院起诉，但并未表明当事人有权选择向蒙古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法院起诉，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未载明蒙古国法院对有关纠纷享有非排他性管辖权。
结合其他合同条款可推断双方当事人具有选择该国法院管辖的真实意思和特定意图，而难以推断双方当事人还具有可向其他国家法院起诉的意思。
类似的还有李焕燕诉广州市恒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林艳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2，法院将“可交由香港法院裁决”认定为排他性管辖，认为以“应交由”的方式确定管辖法院的唯一性和排他性，亦缺乏法律依据。
总体来说，在不出现“非排他性管辖”字样或是明显表示非排他性管辖的意思之外，内地法院将协议管辖条款认定为排他性的。
（二）香港法院香港法院的认定标准分析，主要通过阅读文献和搜寻经典案例的方式进行。
香港作为普通法的法域，是遵循判例的方式来确定规则和判断新案件。
香港认为协议是排他性还是非排他性和当事人是否在合同中采用“排他性”字样没有必然联系3。
判断标准是协议是否使原告有义务在双方约定的管辖法院起诉，即协议是否对原被告双方设置了强制性义务4。
如果双方约定由香港以外的法院管辖，但原告选择在香港起诉，被告根据管辖协议对香港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被告必须承担以下举证责任：（1）原被告双方的诉讼纠纷属于协议管辖条款的适用范围5;（2）管辖条款的有效性;（3）管辖条款具有强制性。
被告必须证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不仅授予外国法院管辖权，而且当事人排除了所有其他法院的管辖6。
被告举证后，对于管辖协议是否具有排他性，香港法院享有自由裁量权。
（三）二者比较两地对协议管辖条款是否为排他性的认定存在差异。
以“Yu Lap Man v. Good First Investment Ltd”案7为例，原告以被告违约为由在香港起诉。
被告以双方已作出管辖权选择为由请求香港法院中止诉讼。
该案的《合同》第5条的中文表述是：“双方当事人同意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
所有相关的纠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管辖权，并适用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但在该条款被翻译成英文时，其中“受”字被同一个人翻译成两种版本，一种是“shall be subject to”，强调该管辖权具有强制性，即“应受内地法院管辖”;另一种是“are s subject to”，即“受内地法院管辖”。
原被告双方争议只在于对“受”字如何理解，即管辖条款是否具有强制性。
香港初审法院认为双方协议中的管辖条款只具有宣示的性质，并不是排他性的。
两地对排他性管辖条款效力的认定存在差异。
内地法院认为，排他性管辖协议无论是当事人明确约定还是法院推定为排他性，都对当事人和法院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只能在约定法院提起诉讼，约定外法院不能受理当事人的诉讼8。
香港法院也考慮排他性协议的特殊效力。
“如果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是排他性管辖权条款，则当前诉讼将中止，除非原告有充分理由证明不应该中止”9，一般而言如果当事人违反约定向香港法院起诉并申请香港法院许可向域外被告进行送达时，香港法院会拒绝根据第11号令进行域外送达，从而拒绝对纠纷行使管辖权10。
但是，尊重当事人之间排他性管辖协议并不是香港法院的义务，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外国管辖权条款对香港法院无必然约束力，香港法院的管辖权也不会必然被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所排除。
是否中止香港诉讼，香港法院享有自由裁量权。
在此方面，香港法院遵循英国“Elamria”案11确立的基本原则：（1）如果协议约定将纠纷提交外国法院受理，原告违反协议在香港法院起诉，被告申请中止诉讼时，香港法院没有义务要中止诉讼，但是香港法院有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中止诉讼;（2）除非有充分理由证明不应该中止诉讼，否则香港法院一般应行使自由裁量权中止诉讼;（3）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存在着不应中止诉讼的充分理由;（4）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法院应该考虑个案的所有情况和相关因素。
总体来说，香港法院对“排他性管辖”的认定不拘于文字表述，更关注于管辖协议本身是否为当事方设定了强制性义务，实质性地考虑案件的整体背景和当事人真实意图。
二、问题和建议结合两地认定标准的差异，站在内地法院的角度，讨论实际案件中存在的有关排他性管辖条款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
（一）同一问题，内地不同法院认定不一致内地和香港明显不同的认定标准导致同一问题的不同解释，然而，即使在内地，不同法院之间对同一个问题也存在不一致的结果。
1.未以明确语言或语气确定管辖条款的排他性，仅表述为“受某法院管辖”、“可由某法院管辖”等，其认定标准存在不一致如前所述，在不出现“非排他性管辖”字样或是明显表示非排他性管辖的意思之外，内地法院倾向于将协议管辖条款认定为排他性的，这是通过大量的案件以及示范法、签署的公约证实。
但并不是所有内地案件都遵循这个标准，也存在例外。
在何沛亨与诉田晓玲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一案中12，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本协议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保护和管辖”，该管辖约定并未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涉案合同引发的纠纷享有排他性管辖权，即未排除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只要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其他法院起诉，该法院可以依法受理，因此内地法院可以受理该案件。
也就是说，本案的逻辑是为明确协议管辖的排他性，即为排除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管辖。
这与内地绝大多数案件的逻辑相反。
2.主从合同冲突的协议管辖条款，其中有排他性管辖条，以何为准存在不一致在寿宁县洪源水电有限公司诉泰龙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叶淑桢、叶跃松一案中13，法院认定，“主合同协议管辖条款效力及于从合同，一般适用于主从合同同时起诉的情形，在单独起诉从合同的情形下，应根据从合同确定管辖”。
与此相反的是，在杨凯诉山证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中14，融资借款关系的管辖条款系非排他性管辖，保证关系的管辖条款系排他性管辖，二审法院依据根据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除非当事人有明示相反的表示，当选择法院条款指定一个缔约国法院，或一个缔约国的一个或多个特定的法院时，应视为排他性管辖”，认为一审法院根据主合同来确定从合同的管辖约定，明显欠妥。
不难发现，在本案件中，二审法院直接适用还未在我国批准生效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这种法律适用本身就是有争议的。
其次，《公约》该条款是用来判断管辖条款是否具有排他性，而以此来解决主从合同存在管辖条款冲突的问题，是较为不妥的。
（二）管辖权冲突上述差异在实践中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管辖权冲突。
例如“本协定受内地法院专属管辖”的约定，内地法院会认为赋予了内地法院排他性管辖权，香港法院不能行使管辖权;而即使香港法院认同这是一个排他性管辖协议，也不代表香港法院对该案不能行使管辖权，如果原告能够举证证明存在着不应中止香港诉讼的充分理由，则香港法院不会中止对案件的诉讼，此时将产生管辖权冲突。
（三）当事人实际得不到救济对于排他性管辖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其核心在于是否可以突破其排他性。
本质上与上述排他性认定标准的问题是一样的，当字面上或者形式上符合排他性认定时，是否可以依据合同履行的实质、协议本质、当事人真实意图、不方便原则等实质性因素，突破该管辖条款的排他性限制。
从实践来看，香港法院显然是认可这种突破的，其认定标准从一开始就要求实质性考察履行合同的本质和当事人签订管辖协议的真实意图。
而内地法院则产生了两种做法。
在李焕燕诉广州市恒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林艳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就直接将“可交由香港法院裁决”认定为排他性管辖，这符合内地法院的一贯做法，但原告认为该合同一方的公司其实就是被告在香港注册的空壳公司，以此规避法律风险，意图不受中国法院管辖和适用中国法律，而合同在实际履行中也只涉及原被告三个中国大陆居民，因此可以由内地法院管辖。
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考虑原告上述合理因素，简单认为这是排他性管辖，应当交由香港法院管辖。
虽然在法律适用上并无问题了，但存在忽视一些重要的实质因素，僵硬适用法律规则，很可能使原告无法得到救济。
去香港提起诉讼，即使胜诉，被告在香港只是一个空壳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仍须回到内地进行承认与执行，其结果依然是未知数，而这过程所耗费的成本是巨大的，很可能使得当事人实际得不到救济。
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种情况。
在何沛亨与诉田晓玲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一案中15，法院认为“约定并未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涉案合同引发的纠纷享有排他性管辖权，即未排除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本案的管辖”，这种一反往常的认定理由未免让人难以信服。
若仔细考虑该案的一些实质影响因素，这种非排他性认定是通过确定内地法院的管辖权，方便內地判决在内地执行（被告为香港居民，在该内地法院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最终有效救济了原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