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苏条约浅析中苏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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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当代中国外交课程形成性考核作业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学号2011200486班级2011级 1 班姓名马丽娜题目及要求浅谈“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以中苏两国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两国关系本应在所谓的“世代友好”的前提下稳固发展。
但事与愿违,中苏关系在保持了近十年的友好之后,两国关系由分歧走向破裂,甚至濒临战争的边缘。
那么,关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的问题,一直是国内和国外学者争议的问题,也是一直在研究和讨论的问题,但大家大致的意见与观点还是一致的。
下面,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就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略谈一下我的观点和看法。
首先是意识形态分歧论。
可以这样说,在中苏之间,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是中苏结盟的纽带。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再波动,其原因就是国际局势和自身利益。
斯大林愿意与新中国结盟主要原因就是两国有着相似的意识形态,而这恰恰又是后来两国反目成仇的原因,其实两国关系的恶化是先从两党关系恶化开始的,之后意识形态矛盾激化,中苏关系全面破裂。
而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发展到后来,两个执政党之间的论战都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高度,是“你死我活”的境界。
其次是两国国家利益冲突论。
特别是在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总是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居,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
尤其以波匈事件为甚,很好了暴露了这个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苏联的大国作风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而中国则一直以来追求平等的原则,最终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再次是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论。
中苏论战的由来1950 年2 月14 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
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贸易急剧下降,军事摩擦不断,1969年双方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中苏论战的影响[1]中苏论战,是60年代中国际共运中的重大事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它的发生,是中苏国家关系迅速恶化的产物;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的结果;就中国方面来说,也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指导思想急剧变化的结果。
中苏论战的实质中苏论战的实质,既是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之争。
论战对全局指导上日益“左”倾的中国政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不仅迅速发展,而且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2.论中苏论战的历史意义谭乃彰国际上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来,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不断地产生机会主义、修正主义。
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样重大政治路线的斗争。
可以说,这是一条规律。
恩格斯说过,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
列宁也说过,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
毛泽东揭示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
他说,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有过三次全局性的大论战。
这些大论战,尽管它们的背景、形式、内容和特点不尽相同,但是,结果都推动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
浅谈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浅谈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摘要]1950年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
当时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他们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了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一道挥洒汗水,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然而,在1950年代末期,双方的分歧与矛盾逐渐呈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争端愈演愈烈,矛盾不断恶化,至1969年3月已濒临战争的边缘。
[关键词]中苏关系;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赫鲁晓夫[正文]国际关系复杂多变,中苏关系也概莫能外。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推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迅速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出兵朝鲜半岛,进一步巩固了中苏同盟。
1950年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
当时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他们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了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一道挥洒汗水,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然而,在1950年代末期,双方的分歧与矛盾逐渐呈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争端愈演愈烈,矛盾不断恶化,至1969年3月已濒临战争的边缘。
“中苏决裂”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有关斯大林的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
在中国国家主权问题上,中苏双方还在所谓“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上,产生了不愉快。
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
随后,双方的矛盾扩展到了国家关系上。
1963—1964年,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总路线,展开公开大论战,还就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问题交换了一系列信件。
中共中央在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关于中苏两党会谈的声明》后,又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九封评论性质的公开信。
1964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擅自规定国际会议要在1965年年中举行,而其筹备会议将于1964年12月15日举行。
浅谈中苏破裂----《中苏关系史纲》读书报告【摘要】五十年代起,中苏两国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友关系到结盟成为亲密的兄弟同志关系,在五十年代中渡过了短暂而美好的蜜月期后,中苏两国关系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开始走向分歧的道路,以至于最后走向了彻底分裂以及互相对抗的局面。
这种分裂对抗的局面一直持续,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中苏两国领导人对国际关系和形势的重新认识和判断,中苏两国这对对抗了将近20年的兄弟的关系才得以缓和。
这样唇齿相依紧密联系的两个国家,为何最终会走向分裂,许多年来,各国学者政客都对这个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中苏关系影响的,不仅是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世界国际政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分析中苏两国关系破裂的原因也有种种。
但就笔者个人而言,在各种原因之中,因为国家利益的严重分歧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主导因素。
【关键词】中苏破裂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分歧中苏两国从亦敌亦友到成为兄弟盟友,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因为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彼此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而且又是紧紧依靠的区域大国,所以走在了一起,并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时期。
在此其间,是两国关系发展的蜜月期,苏联帮助中国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取得了众多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成就都离不开苏联的帮助,同时苏联也遏制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势力在东亚的进一步延伸,保护了自己的远东利益。
期间虽然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小矛盾,但由于还处在交往的蜜月期,小摩擦改变不了中苏之间关系,更不足以让双方关系破裂。
后来矛盾积累得越来越多,,两国之间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对外政策也出现分歧,从而导致国家利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最终不可避免地闹翻了。
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最终走向分裂敌对的道路。
因此,可以说,国家利益的分歧是中苏关系破裂的主导因素。
众所周知,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是一个国家绝大多数政策的考虑出发点与服务对象。
中苏结盟,自然是深思熟虑的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
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探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亲赴苏联,与斯大林及苏联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协商、谈判。
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协定⑤》。
结合当时历史考虑,1950年的中苏结盟,不可否认条约是在双方基本利益一致、相互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
然而不应忽视,两国、两党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利益上的冲突。
彼此互不信任,隔阂甚深。
这种状况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苏联和斯大林对中国存在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关键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结盟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亲赴苏联,与斯大林及苏联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协商、谈判。
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协定》。
关于这个条约及协定,以往中苏两过的大多数历史、政治著作都认为条约维护了中苏两国平等友好的关系和两国主权的完整。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早在1979年4月就已终止,而今随着当时双方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录和俄罗斯的解密文件的问世,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看法,在学术界有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不平等的,其中极大程度的体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本文的目的就是对于条约中苏联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做一个全面的认识。
中苏结盟的初衷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
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多不承认新中国,与中国处于对立状态。
建国之初,国内政局动荡不定,经济、军事、文化等十分落后,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新的经济状况,新中国缺乏恢复经济的物力、财力、人才、经验和技术。
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政权和恢复和发展经济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同时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
苏联在当时正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争夺,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冷战愈演愈烈,国际局势空前紧张。
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借助中国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中苏边界问题是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定以及中苏同盟的建立,中国和苏联都一直不曾触及边界问题,两国边境地区的天空始终晴朗少云。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之间裂痕不断扩大,边界争端也即肇启,并且随两国关系的恶化,边界冲突不断升级。
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缓和迹象,毛泽东愈益明确了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
由此,他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两条统一战线和两个拳头出击的总体战略之后,又开始考虑继续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
特别是在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导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后,毛泽东将中苏边界问题也纳入其对外战略之中,作为松动对美关系、联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进而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掌握对苏外交的主动权。
1969年中国在中苏边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结果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新的对外战略的建立。
一、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中苏边界的划分始于17世纪。
沙皇俄国于16世纪中叶向东扩张,至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与中国发生边界问题。
1689年中俄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1727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当时无条约规定,中国的西部疆界大约在巴尔喀什湖北岸。
这样,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俄两国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初步确定了两国边界的走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勾结,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
在中俄东段和西段边界,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伊犁条约》及几个勘界议定书,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版图;在中俄中段边界,19世纪末叶以来,沙俄政府除通过控制中东铁路,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展其势力范围外,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看作是自己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策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并武装侵占了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
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对我们的启示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对我们的启示引言: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被广泛认为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突出的同盟关系之一。
然而,这种同盟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破裂,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的战略和外交挑战。
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启示,这对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处理外交事务、保持国家安全意义重大。
本文将对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进行评估,并提出对我们的启示。
一、背景和历史:1. 回顾中苏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保卫国家利益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同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关系。
这种同盟关系的确立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合作机会。
2. 关系破裂的原因然而,中苏同盟在20世纪60年代破裂的原因复杂而多样。
主要原因包括意识形态分歧、个人领导之间的冲突、战略利益的不一致等。
中苏两国领导人出现了分歧和摩擦,最终导致了两国合作的结束和敌对态势的出现。
二、中苏同盟破裂的启示:1. 意识形态并非一切中苏同盟的破裂表明,即使两个国家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也不意味着它们能够始终保持友好合作。
在构建国际关系中,我们需要更广泛地考虑各方的利益和关切,而不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
2. 保持独立思考从中苏同盟破裂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国家间的战略利益可能不会始终一致。
我们应该保持独立思考,不被单一国家或同盟关系所束缚。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自身的利益和主权。
3. 多元合作与互惠互利中苏同盟的破裂也表明,我们在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时需要多元化。
多元化合作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帮助我们在战略上保持灵活和强大。
我们应该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各自的发展和繁荣。
4. 坚持外交原则无论是与同盟国家还是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都应该坚持外交原则,包括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和遵守国际规则等。
这些原则将有助于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外交关系,为国家利益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持。
评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评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 引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简称中苏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一项外交协议。
这个条约意味着中苏两国建立了互助关系,共同抵御敌对势力的挑战。
然而,对于中苏条约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
本文将从深度和广度的角度,全面评估中苏条约的价值和意义。
2.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深度评估2.1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义中苏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该条约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援助,帮助中国在面对外部威胁时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中苏联盟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使其在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中更具筹码。
中苏条约的签订也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和纪律,形成了更加统一的领导核心。
2.2 对苏联的影响中苏条约也对苏联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该条约加强了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打破了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局面。
苏联通过支持中国,获得了一个潜在的军事基地,从而增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
然而,苏联也面临着与中国的竞争和冲突,这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
3.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广度评估3.1 在冷战格局下的意义中苏条约的签订发生在冷战时期,这使得条约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
它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加剧了冷战两个阵营之间的紧张局势。
中苏条约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团结,形成了对抗西方国家的联盟。
3.2 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苏条约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通过与苏联的结盟,获得了更多的声誉和国际支持。
中苏条约也为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的范例,鼓舞了他们在抵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信心。
4. 个人观点和理解从个人角度来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力逐渐超过了中国自身的利益,导致了中苏关系的逐渐破裂。
中苏条约也限制了中国的外交自主权,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受到制约。
由中苏条约浅析中苏利益冲突崔旭丽(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1053406049)摘要:新中国成立伊始,采取了“一边倒”外交方针,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相关协定。
从总体看,中苏条约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但也应看到中苏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利益冲突与矛盾,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新疆、蒙古、东北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
本文即从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港以及《补充协定》和合营公司方面浅析中苏双方的利益冲突及其影响。
关键词:中苏条约;利益冲突;影响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把新中国扼杀在于摇篮中的企图,为了突破外交僵局、维护国家利益,新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相关协定,这标志着中苏正式结盟,也标志着“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正式形成。
中苏条约在总体上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例如在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和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真正涉及双方利益冲突的是双方关于新疆、蒙古、东北在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等方面的问题上。
本文即从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港问题以及《补充协定》和合营公司方面分析中苏双方在中苏条约中的利益冲突及影响。
一、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中苏条约在防治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中苏结盟以及加强双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
在东北地区真正涉及双方利益的是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问题上①。
由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主要体现在对中长铁路及其终点大连港和旅顺军事基地的控制上,并且中长铁路及大连港对苏联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苏联希望维护在东北地区的既得利益。
但中方却希望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权利,废除旧政府遗留下来的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沈志华、「俄」谢·冈察洛夫,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一切外交条约,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的新外交形象。
于是中苏双方在中长铁路、大连港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②在苏中谈判发生很大分歧时,周恩来提出了蒙古问题,对此苏联很紧张。
因为在苏联看来,外蒙古对于苏联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是苏联的战略缓冲地带,因此,苏联对蒙古问题极为重视,且没有任何商谈的余地。
令苏联领导人吃惊的是,新政权主动提出承认蒙古1945年宣布独立的事实,并要求将此纳入中苏条约中。
这样,中国巧妙地将蒙古问题于东北问题拴在了一起,即顺利解决蒙古问题须以废除1945年中苏旧条约和所有附件为前提。
对此,苏联领导人在权衡利弊后,终于同意按中国要求归还中长铁路和大连港。
但苏联同时要求规定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苏联可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
虽中方曾极力反对,并提出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自由的沿苏联境内铁路调运的条款,但由于苏方极力反对和提出取消业已形成的谈判成果为要挟,中方无法在表示反对,因为做出重大让步的是苏联。
但中方仍要求都连口头承诺在必要情况下,中国可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调运军队。
对此,苏联领导人虽然很气愤,但表示可以接受。
中长铁路及大连港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巧妙地将蒙古问题与东北问题结合迫使苏联做出重大让步的结果,可以说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胜利,但仍不免带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子和弱国外交的悲哀,从此,外蒙古地区彻底独立,也埋下了中国内蒙古地区分裂祖国的隐患,对后世贻害无穷;同时从苏联方面看,是苏联考虑到冷战的国际格局,为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控制亚洲局势、对抗美国战略安排的需要。
而且正是由于苏联放弃了在东北的利益,为继续保持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才或多或少地导致苏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苏联从一直坚持的以三八线慰藉的防守战略转变为一种在不损害美国利益前提下的进攻性战略,以获得仁川、釜山等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③同时,苏联坚持鉴定了秘密的中苏《补充协定》,以补救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大国强权的色彩。
二、关于《补充协定》的问题正如上所言,为了补救保证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利益,苏提出“无论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取得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②关于旅顺口问题,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当时中国没有海军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已经表示不会近期收回。
毛泽东曾对米高扬说:“当我们强大起来,你们再离开中国,表示了旅顺应收回而暂时不收回,而对此苏联表示赞同。
③这种认识同时与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宣布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防御线时排除南朝鲜有关,这给苏联领导人造成错觉,认为朝鲜的武装冲突不会危机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因此才同意金日成关于完成朝鲜半岛统一的要求,朝鲜战争爆发。
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④的条款,即所谓的《补充协定》。
从《补充协定》的内容上看,中苏双方好像是对等的,但结合当时双方的实际来看,补充协定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中国,特别是对新疆而立的。
因为在苏联的国土上,包括远东和中亚地区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第三国”人员的各种“经营活动”,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第三国”人员在苏联对中国造成威胁的问题。
因此,从国与国的关系来看,“补充协定”,不仅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而且表明,苏联希望保持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⑤当然以苏联提议的方式,而不是中国代表根据中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在中国的新疆和东北划定势力范围,排斥第三国,这在当时,无论如何是有苏联强加于人的嫌疑的。
因此,中国代表团曾提出“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隐晦的针对《补充协定》给苏方出难题,以表示不满。
但中方代表团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有损新中国主权的《补充协定》,究其原因是新中国成立之处,帝国主义在中国残余势力很大,清除在新疆和东北地区的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影响,对新中国没有坏处,而且也是新中国正准本做的事情。
正如后来邓力群所说的“苏联方面还向我们提出,在东北和新疆,不能有第三国的势力存在。
对此我国大体上也同意了。
因为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有利也符合我国的方针。
”⑥但后来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毛泽东开始在不同的场合批评有关东北和新疆问题的补充协定,认为这个协定“离奇,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并于1956年向苏联提出给已废除。
⑦总之,《补充协定》为日后的中苏关系埋下了隐患,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关键性因素。
三、关于中苏合营公司的问题中苏合营公司,指的是当时中苏之间“按平均合股原则组成”的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和中苏船舶公司。
由现存的资料看,成立这些合营公司的最初建议并非出自“斯大林的压力”,⑧而实际是由中方提出来的。
1950年1月2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此次由彭德怀同志到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议定在新疆设立金属与石油两股份公司协定草案,要求中央政府与苏联政府亦议定大体同样的议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富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少奇在具体说明草案资本各半、净④《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沈志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1页⑤《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沈志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⑥《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邓力群,刊于《近代史研究》1989年⑦保罗·温哥罗夫,《毛泽东在莫斯科(1949——1950)新的档案证据》⑧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12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4)利平分后,又提出“这就是一种租让的或中苏合办的企业,而中国从中得一半的利益……这种事业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工厂和企业”。
⑨由此可见,当时的合营公司是由中方最初提出的,并且可以看出当时是出于恢复发展中国经济和中国资金短缺考虑,中共中央的部分领导认识赞同利用外国资本来发展中国经济的,这无疑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是正确的认识。
后来中苏双方就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具体谈判,一一达成协定。
虽然中苏合营公司的消息发表后,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反应激烈,甚至怀疑是否要有损中国主权。
但中共中央则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刘少奇相信大多数群众的这种怀疑是“出于幼稚的民族主义的情绪”。
⑩但后来随着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扩大和新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增强,毛泽东逐渐把合营问题同国家主权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合营公司是有损中国主权的。
在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开始在不同的批评成立4个合营公司的协定。
很快取消这几个合营公司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并且毛泽东对任何方式利用外资都坚决排斥,这无疑于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其实正在补习这一漏缺的的外资利用形式。
毫无疑问,中苏合营公司对于当时资金和技术短缺的新中国,是有利于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
而后来中共中央将合营公司于侵害主权、民族歧视11联系起来了,显然是与当时党内的左倾风气的扩散及民族主义情结有关。
排斥合营公司和外国资本,违背了经济规律,对今后的中国经济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围绕各自的国家利益,中苏双方在中苏条约中存在着利益冲突与分歧。
尽管条约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子,且在条约的执行中也发生过一些使中国人民不甚愉快的事情,如关于无偿移交日本投降后在东北的财产问题上,苏军在撤离东北时,实际上将所有可能拆卸运走的厂矿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几乎全部搬走,只移交了一些空房子。
这的确为今后中苏关系埋下了隐患。
但从总体来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相关协定的签订,在当时是符合中国愿望的,尤其是中国收回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港的权利,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树立了新形象,同时也可看出建国初期的外交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而中苏合营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当时中国经济的恢复发⑨刘少奇:《关于中苏两国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公司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50年1月2号,《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册,第219到第220页⑩刘少奇:《中共关于向群众解释中苏合办股份公司问题的电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册,第501页11毛泽东曾在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前夕告诉俄国人说,他当年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统一搞中苏合营公司的。
而苏联为什么坚持要搞这4个“合作社”。
还不是因为“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
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
但只要搞“合作社”就涉及所有权问题。
为什么要各占百分之五十,还不是要控制,要租借权,除此之外,你们还有什么理由。
毛泽东对中苏合营公司认识变化及认为苏联有干涉中国主权的嫌疑,详见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