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矿权的用益物权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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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采矿权的性质及其权利行使戴俊英【摘要】<物权法>第123条规定,依法取得的采矿权受法律保护.该条被视为对采矿权定性的条文,极具标示意义.但采矿权从其产生、行使到灭失无不因权利客体的自然特性以及公权力的参与渗透而与其他权利有所区别,而且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高,因此,探索采矿权的特征的多层面性,并且研究其与矿产资源所有权、探矿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等权利的协调至关重要.【期刊名称】《中国国土资源经济》【年(卷),期】2011(024)002【总页数】4页(P33-36)【关键词】采矿权;行政许可;物权;属性【作者】戴俊英【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407.1我国《民法通则》第81条第2款规定:“国家所有的矿藏,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开采,也可以依法由公民采挖。
国家保护合法的采矿权。
”《物权法》第123条也规定“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但何谓“采矿权”,不仅《民法通则》、《物权法》没有明文规定,其他法律也未规定。
现行法律体系中,能找到比较完整的关于采矿权定义的文件仅1994年国务院发布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其中第6条第3款规定,“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
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采矿权人。
”很显然,这一现象并不合理。
因为法律对采矿权作为独立权利类型加以规定,那么就应该在同一层面作出定义解释,而不应借助下位法规来解释。
不过,由此定义观之,采矿权与矿产资源及开采活动紧密相联,是人类劳动与矿产资源所有相结合而发生的权利。
因此,采矿权的获得,需矿产资源所有权人的同意。
因我国法律规定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所以个人或单位获得采矿权需经国家行政许可,而一旦许可获得,就意味着其具有相对独立的采矿权利。
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研究一、概述用益物权,作为物权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在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仅关系到物权法的理论发展,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具有深远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用益物权在保障资源有效利用、促进资产流动、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研究,旨在通过对用益物权的基本理论、种类、设立、变动、消灭等方面的系统探讨,为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又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探索符合我国特色的用益物权发展道路。
近年来,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不仅在理论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用益物权理论体系,而且在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用益物权体系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如用益物权种类的拓展、权利冲突的解决、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等。
进一步加强用益物权体系的研究,对于推动我国物权法的深入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用益物权的基本理论出发,深入探讨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构成、特点和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1. 研究背景:介绍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阐述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物权作为财产权利的核心,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和复杂性。
用益物权作为物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保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多个方面。
在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化、复合化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用益物权体系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林权、海域使用权、采矿权等。
这些用益物权不仅在促进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生产生活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建⽴“⼀权⼆证”矿政管理制度的探讨合理设置探矿权、采矿权、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以及处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矿法及其配套法规修改的⾸要任务,也是⽬前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法规修改需要解决的难题之⼀。
从我国现⾏法律法规来看,探矿权⼈是先取得勘查许可证后,⾃然取得探矿权;采矿权⼈是先取得采矿许可证后,⾃然取得采矿权。
探矿权和采矿权分别依附于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探矿权和采矿权是分别与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合⼀的,即“权证合⼀”。
但这种“权证合⼀”制度存在以下问题:⼀是现⾏制度与《物权法》相悖。
《物权法》将探矿权、采矿权(统称矿业权)规定为⼀种⽤益物权。
⽤益物权是所有权⼈让渡其对物的占⽤、使⽤、收益三项权能⽽形成的民事权利。
矿产资源可以按照物权理论和物权法律规范的原则,实⾏⽤益物权制度。
⽽我国现⾏的矿业权出让制度采取的是⾏政许可的管理制度。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种⾏政许可证,即授予特定主体为特定⾏为的资格或权利的⾝份性权利,与出让给特定主体的物权这⼀民事财产性权利捆绑在⼀起进⾏出让。
这种通过⾏政许可⽅式分配公共⾃然资源,将财产权和开发权混为⼀谈的做法,是我国现⾏矿业权出让制度的主要弊端。
⼆是现⾏制度不利于保护矿业权⼈的财产权益。
探矿权、采矿权和勘查开采许可证绑定在⼀起,⼀旦在探矿和采矿中出现问题,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可能被同时吊销,相关部门就会把所有的权利都收回。
吊销许可证相当于吊销矿业权,⼀旦吊销归还的可能性也很⼩,⽽且随意性很⼤。
这种做法使矿业权⼈对所享有的物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产⽣了担⼼,容易引发⼀些矿业权⼈的掠夺性开采⾏为,同时也导致⼤多数⾦融机构在考虑是否接受矿业权抵押担保时⼗分犹豫。
三是现⾏制度造成矿业权主体的混乱。
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勘查出资⼈为探矿权申请⼈,但是,国家出资勘查的,国家委托勘查的单位为探矿权申请⼈。
”据此规定,很长时间以来,国家出资勘查的项⽬⼀般都是委托国有地勘部门作为探矿权申请⼈,并授予其探矿权。
评国家专属所有权——兼论采矿权的法律性质研究矿业权,首要解决的就是矿业权的法律性质问题,整个矿业权法律制度的设计,都是以矿业权的法律性质为逻辑起点。
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其中采矿权居于核心地位,应先明确采矿权的法律性质。
关于采矿权的法律性质,理论上有过是公权还是私权之争,但随着理论界的大量努力以及物权法的出台,采矿权是私权、物权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现在主要争议的是采矿权究竟是何种物权,物权法中将其定位为用益物权(《物权法》第123条)。
主要应该是从宪法到民法通则再到刚刚颁布的物权法,都规定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在国家,其他主体只能享有使用权或者是利用权。
因此,物权法第41条的规定:法律规定专属于国家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取得所有权。
一、采矿权的内容二、采矿权的法律性质三、评国家专有所有权从宪法到民法通则再到刚刚颁布的物权法,都规定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在国家,其他主体只能享有使用权或者是利用权,按照这一规定,既有理论在论述采矿权的性质时,几无例外地将采矿权定性为一种他物权、限制物权。
但考查采矿权的实际内容和效果,我们发现采矿权人是完全处分着矿产资源的,矿产资源也是被不断消耗掉的,与用益物权不得完全处分物、期满归是有本质差异的。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矿业权正是在不断消耗矿产资源的过程中来处分矿产资源的,从而使它与旨在用益而不是消耗和处分财产的他物权有了本质的区别。
”因此,仅从采矿权的内容和效果来看,采矿权完全具有了一般自物权的所有特征,这与我国的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似乎又是矛盾的。
那么归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其他主体能否享有所有权呢?按照该如何理解此条规定?其他主体该如何利用国家所有的财产?这直接关系到采矿权的法律性质,笔者首先讨论。
一、所有权与国家所有权传统理论认为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都是所有权,适用关于所有权的同样规则,只是享有的主体不同而已。
因此,梁慧星教授认为,所有权的主体分类方法更多体现政治意味而非法学意味。
采矿权用益物权属性及模式的探讨于银杰;赵仕玲【摘要】采矿权虽然有用益物权的相关属性,但采矿权人通过开采国家矿产资源得到矿石(矿产品),并拥有其所有权,因此采矿权不是用益物权,是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转让.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人有权是否转让矿产资源.用益物权定性下的“自助式”采矿权与非用益物权定性下的“自主式”采矿权相比显示出管理粗放的特点,不利于资源的集约开发利用.【期刊名称】《现代矿业》【年(卷),期】2012(000)012【总页数】3页(P146-148)【关键词】采矿权;法律属性;矿产资源转让【作者】于银杰;赵仕玲【作者单位】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中色地科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正文语种】中文近10 a来我国探矿权、采矿权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历时较短,加之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致使圈而不探、以采代探、无证勘查和开采、乱采滥挖,矿产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严重,越界开采、非法转让探矿权和采矿权等违法行为频繁,矿山安全事故及破坏生态环境现象频发。
这些集中在勘查、开采阶段的问题充分说明了探矿权、采矿权管理的重要性,以及改善两权管理的紧迫性。
探矿权、采矿权作为一项既定制度,在矿产资源管理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探矿权与采矿权之间的关系,两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两权与土地使用权之间的关系,对矿业活动进行监管等,都离不开对两权法律属性的分析和定位。
探矿、采矿虽同属矿业活动,但其处于不同阶段,性质差异较大,需对采矿权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
1 采矿权的用益物权属性及内涵采矿权,是指采矿权人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矿产品的权利。
采矿权人开采矿产资源要经过矿产资源所有者——国家的许可,即其派生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具有了他物权的轮廓和用益物权的雏形。
采矿权还具有用益物权作为他物权的另外一显著特征,即有一定期限。
2007年公布并实施的《物权法》在用益物权一章提及: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Vol. 30 ! No. 3Mar( 2021第30卷第3期2021年3月中国矿业CHINA MINING MAGAZINE矿业管理与经济《民法典》对矿业权制度的系统性治理张凌寒(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北京100083)摘 要:2021年开始实施的《民法典》对我国矿业权制度进行了系统性治理(在权利性质方面,《民法典•物权编》确立了采矿权的用益物权属性,有助于《矿产资源法》的相关修订消除矿业权制度与物权因素 的冲突(在矿业权流转方面,《民法典》绿色原则的确立,使符合生态资源保护成为矿业权流转合同的生效 要件;而矿业权的得丧变更需符合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从许可制转向登记制,突出了行政许可因素的剥 离。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则对采矿挖掘等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责任如何认定与分配损失,确立了“绿色 原则”指导下的生态损害赔偿规则与集体诉讼制度。
关键词:民法典;矿业权制度;用益物权;采矿权转让;环境损害赔偿中图分类号:D922.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051(2021)03-0014-04The systemic governance of mining rights in the Civil CodeZHANG Linghan(Law Schoo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 China's Civil Code provides systematic governance of China's mining rights system. In terms ofthe nature of rights, the Civil Code establishes the properties of usufruct of mining rights, which helps the relevant amendments to the Mineral Resources La3 to eliminat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mining rightssysQemandQhefacQorsofproperQyrighQs.WihregardQoQheQransferofminingrighQs !QheesQablishmenQofthe green principle in the Civil Code makes compliance with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effective element of the contract for the transfer of mining rights ; while rights transferring needs to comply with the principle of distinction in the change of property rights. The Civil Code establishes how todeQermineQheresponsibiliyforenvironmenQaldamagecausedby miningandexcavaionandhowQoa l ocaQe losses.The promulgaion of (heCivil Code isasysQemaic governance of mining righQssysQem !i isasignificanQmilesQoneforQhefuQuredevelopmenQofChina'sminingrighQssysQem.Keywords : the Civil Code ; mining rights system ; usufructuary rights ; transferring of mining rights ; envi,onmentaldamage2021年1月1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式实施。
采矿权的用益物权性研究[摘要]本文对采矿权用益物权性研究立论、分析的基点是“提纯”后的采矿权,即将矿地使用权从采矿权中独立出来,把目光直接聚焦到采矿权本身,而不是其上位概念——矿业权或复合性的权利。
通过对社会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论证采矿权已逐渐退去其原有的较强的公力色彩,向私权配置方式转变,不应将其作为准物权抑或特许物权甚至债权看待。
采矿权是国家为实现矿产资源充分利用的目的基于采矿权客体的特殊性涉及到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其在诸多方面课以公法上义务的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
只有当采矿权制度切实发挥其功效后,我国才可以真正建立起可流转的,符合经济发展趋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益最大化的矿产资源物权制度。
[关键词]采矿权用益物权准物权特许物权实证研究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的是由国家拨款进行采矿、探矿的管理和运作模式,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的进一步打开,这种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逐渐走向国家所有、分散开采、利用矿产资源的道路。
1994年3月26日,国务院发布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中最终对采矿权下了个明确的定义:“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
”采矿权人依法对自己采出的矿产品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自此,根据现行的《民法通则》和《矿产资源法》,我国最终创制了采矿权制度。
虽然采矿权制度的确立已有十个年头,但是对采矿权定性的讨论却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偃旗息鼓。
究其原因,我认为是传统理论在探讨采矿权的权利属性时,一般是把目光放在采矿权和探矿权的上位概念矿业权上,而从未把目光聚焦到采矿权本身。
尽管如此,对于矿业权的性质,学者们之间的分歧也较大,我妻荣、梁彗星等学者把矿业权归为用益物权(或准用益物权)。
而江平先生认为属于债权,崔建远教授将矿业权和渔业权、取水权等众多权利统称为准物权,甚至有学者因为矿业权的国家授予性称之为特许物权。
我认为:矿业权的物权性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矿业权优先于普通债权,当债权的特定标的物成为矿业权的客体时,矿业权可以基于优先效力破除债权,使已成立的债权归于消灭。
而且早在古罗马时代,矿产资源已被看成物的范畴,我们可以从所有权、他物权的法律规定中引伸出最古老的矿业权(采矿权)意识。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崇尚物的自由流转以期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经济效用是发展的必然,对社会现实的准确把握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前瞻性恐怕是法学家必须具备的素养。
对“特许”二字的纠缠不休似乎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嫌。
况且如果说采矿权因为公权利介入而有理由将之归类为特许物权,那么翻开我们现行的《民法通则》抑或即将出台的《物权法》,甚至任何一个标榜自由、民主的国家的民法典,又有哪一款哪一条没有体现公力色彩。
暂不论国家为了维护政治、经济秩序的必要需要对权利进行某种程度规范、限制的内在动因,恐怕任何实然性的权利本身就是国家赋予的这一点也是我们民法学者不愿意承认又不得不直面的事实。
所以特许物权的概念过于含糊、笼统,不具有科学性。
似乎不足以作为一分类的标准。
所以,讨论的焦点主要还是应该集中在用益物权和准物权上,但是无论是梁先生还是崔教授主要都是通过对复合权利——矿业权(而不是采矿权)的相关特征的说明来决定采矿权的性质。
比如崔教授在他的《准物权》一书中,列举了7条理由来具体论述准物权与用益物权的区别,实际上这些理由中适合矿业权的仅有3条,那么,这三个区别是否就足以将作为矿业权下位概念的采矿权排除在用益物权之外呢?以下结合社会发展现状予以逐条说明:1、“权利客体不具有特定性”崔教授在文中提到:探矿权的客体是特定矿区或者工作区的地下部分及附存其中的未特定的矿产资源。
权利客体不具有特定性,而用益物权的客体是特定的。
此为矿业权与传统用益物权的区别之一。
但很明显这个结论并不适用采矿权。
众所周知传统理论的矿业权包含探矿权和采矿权两类。
因为崔教授是把矿业权作为讨论的对象,所以得出这个论证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如果研究的对象是采矿权,这个结论就有待商榷了。
采矿权和探矿权虽然同样都是作为矿业权的下位概念,但两者并非没有区别,采矿权是以特定地域的矿产资源为客体的,这点从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实务的了解中就可以得出。
换句话说,采矿权的权利客体具有特定性。
所以若仅为采矿权定性,这条似乎不能作为反驳采矿权用益物权性的有利论据。
2、“在权利构成方面,矿业权具有复合性。
”《准物权》一书中提到:矿业权一方面的权利为在特定矿区或者工作区内勘探、开采矿产资源之权,另一方面的权利则为特定矿区或工作区内的地下使用权。
权利是复合的,不同于传统的用益物权。
这种结果的推出实际上是因为不止矿业权是复合的,涵盖采矿权、探矿权。
而且传统理论中的探矿权和采矿权也是复合型权利。
由于矿产资源深埋于地下,探矿、采矿不可能不触及地面。
因此这两类权利中分别又都包括了矿地使用权。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权利人取得采矿权的同时并非当然取得矿地使用权,仍然需要到相关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手续。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矿地使用权必须另行取得。
若矿区位于国有土地上,矿业权人到国有土地管理局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及登记手续,领取矿地使用权证,取得矿地使用权;若该土地为荒漠等非耕地,土地使用权通过行政划拨方式产生;若该国有土地为耕地,土地使用权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矿业权人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矿区建于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时,国家首先将该土地征为国有,然后由国有土地管理局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矿业权人,矿业权人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所以,我认为完全应对采矿权或探矿权予以提纯,将矿地使用权从探矿权和采矿权中独立出来。
这样在矿产资源权利群中就包括自物权——矿产资源所有权以及他物权——矿业权。
在矿业权下又具体细分为探矿权、采矿权和矿地使用权。
所以要探讨采矿权的具体权利归属,就必须建立在讨论的对象是“提纯”后的采矿权这个前提下。
这也是本文对采矿权用益物权性研究立论、分析的基点。
3、“权利具有公权色彩”无可否认,采矿权是公法化的私权。
而传统民法上的物权大体上是典型的私权,以私法自治为原则,较少公权的干预。
这是由于采矿权的客体——矿产资源的有限性、不可再生性、战略性等特点决定的。
因为涉及国家战略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不同于典型私权而具有鲜明的公法干预倾向:权利的取得需要行政特许,转让、处分等诸多方面被课以公法上的义务,甚至连放弃权利或者权利因期限届满而消灭都要及时向原登记机构办理有关证照注销手续,并且许多采矿权纠纷(如采矿权授予许可的纠纷)都是通过行政诉讼途径来解决的,并非通过民事诉讼机制。
但这都无法抹杀采矿权所具有的绝对性、排他性、优先性。
法律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同一矿区或工作区内同时存在内容相同的采矿权。
而且采矿权作为一种资源利用物权。
以自然资源为客体,以获取自然资源为目的。
从采矿权源自所有权人的许可这方面来看,它也的确属于用益物权,且属于地役权范畴(即属获取权)。
只是传统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大都是以个人所有权为基点,其价值在于平衡个人所有和用益物权人之利益,而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人是国家,采矿权的设定是实现国家所有权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只有当采矿权制度切实发挥其功效后,我国矿产资源才可以真正建立起可流转的,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矿产资源物权制度。
所以采矿权是国家为实现矿产资源充分利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由于矿产资源的特点决定了采矿权的价值定位的特殊,既要保护采矿权人的利益,同时也要兼顾到国家和社会的公益,所以只有通过统一规划、许可使用、严格规范来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这也就是采矿权的公权性较浓的原因,但不能据此就将它排斥在用益物权的大门之外。
而且根据《物权法草案》(王利明版)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设立宅基地使用权,应当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同样是公权利介入,所有权人同样可为国家,为什么用益物权不因此与宅基地使用权划清楚河汉界呢?再者采矿权现在虽然主要是由民事特别法或行政法规定,作为对特殊的自然资源予以控制和利用的权利。
但是权利主体对这种自然资源的控制和利用以及从这种控制与利用中获得经济利益的特征与一般用益物权无异。
对这些权利的保护,一般情况下同样按照物权法的相应规定。
所以采矿权充其量是一个国家出于环境和社会公益考量而给予较多公权限制的私权。
其次,也有学者提出:由于自然资源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现代国家加强了对它的控制和利用。
采矿权的取得与变动不是按照民法典或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变动的一般方式,而是按照行政法或民事特别法的要求进行的。
即通常所说的“申请加审批”的方式。
同时权利人缺乏自由转让和处分这些权利的自主权。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申请加审批”方式的分析得出这种权利授予方式将带来较大的外部负效应。
获得采矿权要交纳“三费”——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以及矿地使用费。
但是较之与矿藏开采的丰厚收益相比,开矿前期投入的费用是非常少的。
以矿地使用费为例。
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每平方公里矿地每年的使用费仅为1万元。
所以摆在采矿权人面前的实际上就是稀缺的资源,低廉的人工,微薄的费用,当然还有巨额的利益回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买卖。
而能否取得采矿特许权是由国家的相关部门或者准确说是由具体的某些个人研究决定的,政府的官员首先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甚至政府机构本身也不是一个无自身利益的超利益组织。
在某种程度上它将政府官员的利益内在化为政府利益。
政府是否会为一些有影响的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呢?政府机构效益低下是否会影响权利的行使?甚至单纯的审批方式是否真的能实现权利的优化配置?……凡此种种问题我觉得都是值得探讨的。
而且即使排除暗箱操作的考虑因素,完全采取申请在先的原则也会使一些技术、资金、管理处于优势地位的矿山因为他人捷足先登而无法取得采矿权,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益的最大化。
矿产资源的开发要遵循价值规律,建立产权市场,即有意向开发矿产资源的为了获得采矿权,必须通过市场,向资源的所有者(即国家)购买采矿权。
所以采矿权单纯由行政授权、无偿取得、不得流转的制度抹煞了采矿权的趋利特性,不利于行政公开透明,并且不能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是造成我国自然资源低效利用和浪费的重要原因。
所幸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单纯“申请加审批”方式带来的种种弊端,在部分地区[11]已经开始采用招标投标-审批-登记或者洽谈-审批-登记发证的模式,由开发方案优越的投标人或价高的买受人取得采矿权。
当然为了防止采矿权“炒卖”的可能性,使这种流转在给权利人带来利益的同时又能保护国家的利益。
我国完全可以借鉴国际上通行的作法,对采矿权的流转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建立健全资质审查制度,同时通过行政法律规范完善采矿权的流转登记、审批制度,但是对采矿权辅之以公法规范并不是授人以柄,要以此否认采矿权的用益物权性,而是为了防止私权滥用,使采矿权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