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后巴塞尔协议的演进及在中国的推进路径选择

论巴塞尔协议的演进及其改革发展巴塞尔协议的演进是一个风险资本监管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实施过程。

被认为代表了银行监管发展新趋势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了一些监管当局及国际金融机构的质疑。

从巴塞尔协议的演进及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重新审视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优点和不足,并从资本充足率和系统性风险管理两个角度阐述了笔者对巴塞尔协议今后改革和发展方向的一点想法。

标签：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系统性风险《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督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简称。

该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

1 巴塞尔协议的演进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

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1975年2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成立。

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即《对外国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现实,突出强调了两点:(1)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2)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的职责。

1978年发布《综合资产负债表原则》,实行并表监管。

1983年5月,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推出,这个协议基本上是前一个协议的具体化和明细化。

总体思路是“股权原则为主,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督为辅”。

1988年7月通过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即《巴塞尔协议Ⅰ》,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许多人直接就将《巴塞尔报告》称为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报告。

1992年7月发布“1992年声明”,强调东道国对银行的监督。

巴塞尔协议的历史演进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体系日益发展，金融风险也日益增多。

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的监管准则，即巴塞尔协议。

本文将对巴塞尔协议的历史演进进行详细介绍。

起初，巴塞尔协议是在1988年制定的，被称为“巴塞尔Ⅰ协议”。

该协议旨在对全球银行业的监管进行统一，以确保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性，从而降低金融风险。

巴塞尔Ⅰ协议规定了风险权重资本框架，将银行业的资本要求与其风险资产相对应。

这一框架确保了银行能够承受严重的金融冲击，并保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市场的复杂程度和金融产品的创新程度也不断增加，巴塞尔Ⅰ协议逐渐暴露出一些缺陷。

因此，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在2004年发布了巴塞尔Ⅱ协议，以填补这些漏洞。

巴塞尔Ⅱ协议引入了一个名为“风险综合评估方法”的新框架，以更准确地衡量银行面临的风险。

该方法将银行资本要求与资产的风险水平相匹配，更加精确地反映了银行的风险暴露程度。

此外，巴塞尔Ⅱ协议还引入了更全面的市场风险监管框架，并提出了对流动性风险的要求。

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巴塞尔Ⅱ协议再次显露出其不足之处。

金融危机揭示了对风险资产的误判以及对银行业潜在风险的忽视。

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一部分，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在2010年发布了巴塞尔Ⅲ协议。

巴塞尔Ⅲ协议旨在增强银行资本充足性、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改进对流动性和风险的监管。

协议要求银行必须维持更高的核心Tier 1 资本比率，并引入了逆周期资本缓冲区，以应对金融周期中的波动。

此外，巴塞尔Ⅲ协议还完善了对流动性风险的监管要求，并引入了所谓的“杠杆比率”来控制银行的杠杆水平。

总的来说，巴塞尔协议的历史演进展示了全球金融监管的不断完善和提高。

从巴塞尔Ⅰ协议到巴塞尔Ⅲ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不断努力跟进金融市场的变化，并在改进和强化监管框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这些协议的实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有助于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并提高金融体系对冲风险的能力。

中国银行业如何接轨巴塞尔协议国际金融界普遍认同的国际标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如同商业银行必须遵循的银行经营与管理的“ISO标准”，它是商业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生存的底线。

《新资本协议》为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迅速赶上发达国家提供了一条捷径，其核心内容—内部评级法将成为我国银行风险管理和资本监管的主流模式。

代表国际银行业新的监管趋势和要求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称《新资本协议》)，于2004年6月正式对外公布后，十国集团和欧盟便宣布于2006年实施该协议，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准备向实施新协议过渡。

尽管我国银监会表示在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头几年，仍将继续执行老协议，但这并不代表对《新资本协议》采取拒绝态度，《新资本协议》为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迅速赶上发达国家提供了一条捷径，而作为《新资本协议》核心的内部评级法也将成为我国银行风险管理和资本监管的主流模式。

不接轨就要“挨打”内部评级法是《新资本协议》的最主要创新之一，它是商业银行利用银行内部信用评级体系确定信用风险最低资本要求，确保银行资本充足，反映银行特殊风险的一种方法。

目前，许多先进的商业银行都开始应用内部评级模型进行风险计量和管理，很多指标不仅可以作为信贷决策的重要依据，而且广泛应用于资产组合分析和经济资本分配等高端管理领域，对银行业务发展提供了清晰和可操作的政策指引。

相比之下，我国银行业在内部评级体系方面处于落后状态。

现在，国外银行进军国内的势头越来越猛，他们的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前台营销能力上，而且更多存在于后台的风险管理领域。

风险管理领域恰恰是我国银行业“难守易攻”的“软肋”。

尽管《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但如果银行不实施，就会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已经与《新资本协议》的执行情况挂钩；发展中国家若不能达到《新资本协议》要求，其银行就难以在发达国家拓展金融业务；在发达国家设立的子银行要按照东道国监管当局的要求执行《新资本协议》。

透过次贷危机看巴塞尔协议的改革方向及对我国的启示自1988年巴塞尔协议(BaselⅠ)实施以来,其已逐步成为国际公认的银行业竞争规则,在银行监管和危机防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在面对不同规模的金融危机过程中,巴塞尔协议未能全面发挥出预期作用,使其价值和有效性受到争议。

新巴塞尔协议(BaselⅡ)亦未能摆脱受争议的命运,本次次贷危机的爆发及蔓延又加重了这种质疑,对BaselⅡ的重新思考也应运而生。

较之于Basel Ⅰ, BaselⅡ对银行的资本监管和风险控制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仍然存在不少有待完善之处。

本文将结合次贷危机爆发的宏观背景,对BaselⅡ在此次次贷危机中所暴露出的不足与缺失进行详细且深入的分析。

巴塞尔委员会针对次贷危机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并且于2010年9月新发布了BaselⅢ框架。

本文将以对巴塞尔委员会的改革措施的研究为基础,对巴塞尔协议的完善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细化建议,使本文做出的分析及论述更贴近时代热点。

本文主体部分包括四个章节。

第一章总体介绍新巴塞尔协议(BaselⅡ)主要内容及其相对于旧巴塞尔协议(BaselⅠ)做出的的改进,以此作为下文论述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概括介绍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新巴塞尔协议(BaselⅡ)暴露出的缺陷与不足,主要从未有效应对银行风险转移、对部分金融机构监管缺失、对系统性风险关注不足、现有风险度量模型存在局限性和信息披露不足五个方面具体展开；第三章以巴塞尔委员会在危机后采取的应对措施为研究基础,结合第二章中指出的BaselⅡ的缺陷和不足,对BaselⅡ的改进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细化建议,包括提高标准强化资本监管、扩大监管覆盖面、完善信息披露等措施；最后一章在全面了解BaselⅡ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进展以及遇到的困难,分析巴塞尔委员会监管改革措施对中国完善银行业监管的启示。

此外,BaselⅢ在危机过后颁布,从提高资本充足率和监管检查力度两大支柱入手,其监管理念更加倾向于对风险的监管防范,同时更加关注银行的资本质量和防御周期性风险的能力。

巴塞尔协议的进展与影响（下）曾刚社科院金融所银行室主任/研究员二0一五年一月三、巴塞尔协议Ⅲ在中国的实施上一堂课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巴塞尔协议，它的一些发展沿革，以及它最近的一些修改，巴塞尔协议3，它的主要一些内容，国际层面的一些监管规则一些变化。

接下来，我们主要讲这堂课中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巴塞尔协议3，尤其是最新的进展，2010年9月之后，它已经学成了一个全世界新的这么一个监管规则之后，在过去的三年多过程中，中国的银行业的监管者是怎么样把这些监管规则在中国的落地，它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它会给银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次我们主要讲中国的，前面讲了国际的，下面主要讲一下中国的。

（一）巴塞尔协议在中国的实施情况那首先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巴塞尔协议，在中国实施的一个情况。

中国 2003、2004年的时候，开始是人民行，后来人民行和银监会分开之后，是由中国银监会开始主导，推行资本充足率监管。

在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中国推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背景啊，对银行压力啊，或者监管者来讲，我们当时都认为是一个非常不太现实、不可行的事情。

当时我们04年的时候银行业开始的时候都认为它。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是知道，在04年实际上其他商业改革其实刚开始，这时候商业银行都还没有上市。

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银行不止是缺资本，就已经不是缺资本的事情，是没有资本的问题。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几个大的商业银行，在上市的过程当中，由集团保险公司剥离坏账，是剥离了上万亿，好几个万亿的不良资产。

占当时的贷款余额的比重大概据估计，就不良贷款率在30%以上。

30%以上意味着什么概念？因为我们银行的资本的规模很小，你可以想象它肯定所有的挤压银行，在基本上资本应该是负的，就经营资本应该是负的。

因为坏账一冲击资本，因为资本是银行去吸收损失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你把利润冲完了之后，就得去冲击资本。

那30％的坏账早就把你这资本都冲的都没有了。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过渡期我国的金融改革内容摘要：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反映了国际大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经验，因此，许多国家表示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然而，我国却面临着双重挑战：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我国尚缺乏必要的条件；不实施新资本协议，我国将面临许多不利的影响。

本文着重分析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的两难选择及金融改革对策。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两难选择对策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正式发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成员国将于2006年12月底开始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新资本协议以国际活跃银行为基础，详细地阐述了监管当局对银行集团的风险监管思想，同时新资本协议通过对商业银行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规范，来约束商业银行内部建立完整而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以达到保证全球银行体系稳健经营的目的。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反映了国际大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经验，因此，许多非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也纷纷表示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然而，我国却面临着双重挑战。

挑战之一：我国缺乏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是三大支柱，即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

目前，我国缺乏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条件。

我国缺乏实施第一支柱的条件第一支柱是资本充足率要求。

新资本协议在第一支柱中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

例如，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资本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IRB）。

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

其中最简单的是标准法。

标准法下那些仅具备基本风险管理系统的银行，要依靠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来计算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然而我国具有外部评级的企业非常少。

如果监管当局认为不宜采取外部评级，可以规定所有公司贷款的风险权重都为100%，而对主权和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可以根据出口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来确定。

这样就可消除对外部评级的依赖。

因此，银行必须不断提高对风险的理解和改进对风险暴露的管理措施。

巴塞尔协议III在中国的实施：差别与优势2012年12月11日14:31 来源：《中国证券期货》发表评论【字号：大中小】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巴曙松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对量化要求还是实施时间安排上，我国的资本监管要求比目前为止的巴塞尔III的资本要求更严格。

（二）杠杆率在巴塞尔III中，杠杆率是基于风险中立的。

在计算杠杆率时，所有的表外资产必须通过一定的系数转化计算，同时衍生金融资产也需要计入。

而在我国的金融改革中，杠杆率指标被完全采纳了，且计算方法也拟与巴塞尔III的相关要求保持一致。

杠杆率是资本充足率的有力补充，其可以当作微观审慎监管的工具，能够有效的约束银行业务规模过度扩张，也可以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逆周期工具，提高银行系统风险监管的有效性。

我国杠杆率的监管指标设定为4%，高于巴塞尔委员会所确定的3%的监管标准，该指标从2012年年初开始实施，系统重要性银行在2013年年底达标，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最迟在2016年年底达标，其达标时期也早于巴塞尔III所要求的达标时期2018年。

中国银行业的监管要求更为严格。

表2 巴塞尔协议III的中国化-杠杆率、拨备率、流动性指标（三）贷款拨备率在巴塞尔III中，尚未涉及对拨备的指标监管，但是制定动态的、具有前瞻性的拨备监管体系一直也是巴塞尔委员会在后危机时代关注的重点。

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针对贷款损失拨备、衡量银行风险抵补能力的监管指标有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等，其中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贷款损失专项准备/正常类贷款×1%+关注类贷款×2%+次级类贷款×25%+可疑类贷款×50%+损失类贷款×100%。

目前，随着不良贷款率的逐渐降低，依据五级分类的两项指标已经被监管部门相对淡化，银监会创新地提出了具有逆周期性质的贷款拨备率指标。

从贷款拨备率的计算来看，分子为贷款损失准备，分母为各项贷款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