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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礼法之士的“德行”观“德行”被誉为魏晋时期礼法之士最重要的价值观，它不仅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思想和行为准则，更是当时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因此，理解魏晋时期礼法之士的“德行”观对于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魏晋时期的“德行”观，主要取材于先秦诸子的思想，尤其是《论语》和《孟子》，是中国古代伦理学中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想。
“德行”包括了古代诸子学说中的德、仁、义、礼等伦理思想，认为要做到礼仪之道，就必须承担“德行”。
“德行”包括慈善、礼义、恭敬、节俭、乐善、知足等内容，尤其强调仁义礼智四大美德，这四大美德与先秦思想中的“仁”、“义”、“礼”、“智”有着一致的思想内容。
魏晋时的文人礼法之士，追求的是以“取义以己”之道，在政治、文化、经济发展中获得“真德”，认为“真德”是礼法之士最重要的价值观。
他们认为，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上的“德行”，只能在道德原则的指引下获得，“德行”可以作为建设社会的重要动力。
在魏晋礼法之士的思想指导下，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出现讲究“德行”的内容，这些文学作品既反映出文人对“德行”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例如，魏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陆机《贞观太宗传》中，如此传述两晋太宗时期的重要事件：“成礼乐、巡狩钓鱼、筵宾客，博德范行，能坚文明，乐陶宏。
”这里，描述的就是魏晋时期礼法之士认为德行观的思想内容，两晋太宗时期坚持德行，致力于文明行为和乐陶宏礼，以及维护安定。
魏晋时期礼法之士以其“德行”观作为其主要价值，他们认为社会道德的兴衰，是关乎政治统治的关键，因此他们怀抱希望，认为只要人们奉行仁、义、礼、智的德行之道，就可以改善当时腐败的社会道德，实现政治统治的完善和文明社会的建设。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魏晋时期礼法之士的“德行”观，是他们重要的价值观，是当时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与当时文人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认为只有坚持“仁、义、礼、智”的德行之道，才能改变腐败的社会道德，实现统治的完善和文明社会的建设。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风骨作者：王一凡来源：《南北桥·人文社会科学学刊》2013年第04期摘要：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典型的乱世：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的“八王之乱”，十六国的混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乱世造就了大批才华卓绝而又风格迥异的文人名士，让那个烽火连天，金戈铁马的时代熠熠生辉！关键词：建安风骨竹林风度魏晋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3.04.017一、数魏晋风流提到魏晋文学，自然不能不提“魏晋风流”。
简单的说，“魏晋风流”是指魏晋那一代名士们所追求的一种极具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其形成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其本质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建安风骨”开启，而建安风骨自曹操滥觞。
历史上的曹操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伟大的文学家。
他多才多艺，对书法、围棋、音乐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余不废吟咏，创作了很多流传千古的诗歌。
王沈《魏书》中说他“文武并施，御军十余载，手不释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操诗所蕴含的那种古直悲凉的大气之美可谓前无古人后鲜来者。
作为政治家的曹操也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保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也”，他登高而呼：“今天下大事舍我其谁？”“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
总之，作为文学家，曹操以其卓绝之才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作为政治家的曹操也凭借他那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彪炳史册。
从魏初到晋初，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自建安风骨跨入了正始之音。
正始文学的代表则是阮籍和嵇康。
他们任情率性，越名教而任自然，“礼岂为我辈设哉”，这一方面为他们赢得了广大士阶层的敬仰，一方面也注定了他们在那样一个高压环境下的悲剧命运，嵇康便是为政治殉难的文人之一。
嵇康“刚肠忌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嵇康的不随和是显而易见的，一封义愤填膺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魏晋名士风流之精神感悟魏晋是中国封建政治史上极度混乱、黑暗的时期。
“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故乡而衰离，向阡陌而流涕。
”正是这个离乱时代的写照；“举秀才，不识书。
举孝廉，父别居。
”， “直如玄，死道边。
”正是当时政治黑暗的反映。
但就是这样一个解构与重组的社会，它却又是一个名士风流辈出，精神上极度解放自由而富有智慧的时代，同时也使得中国哲学进入到了一个极富辩证的阶段。
《晋书·刘毅传》有句话：“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魏晋时期社会名流士人辈出，无论是以建安风骨为代表的“建安七子”，还是以正始玄学为代表的何晏、王弼,还是以竹林玄学为代表的“竹林七贤”。
这些士人大多数出自世家门阀大族，他们气度非凡、放浪不拘；他们桀骜不驯、谈吐优雅。
他们与传统礼教的抗争，对自由个性的执著追求，无不被世人所折服。
总的来说，魏晋士人精神包括：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邺下文人之气度，以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隐士之精神等。
他们重气节而不顾安危，重情义而不顾得失，坚决与黑暗的政治作斗争，纷纷上书要求连坐绝不作苟且之事，即使有灭族之危险也面不改色，也绝不向恶势力屈服。
他们离经叛道、放浪形骸、蔑视礼法，希望超越世俗名教的一切束缚。
他们“龙章凤姿”、“望若神仙”，出门“粉盒不离手，一步一顾影”追求自己心中圣洁的人格形象。
我不知道他们为何如此大义凛然，不合礼法，超越世俗。
也许在他们看来与世俗接触就是庸俗，被礼法所束缚就是虚伪。
所以他们要抛开世间一切外在的束缚，崇尚清谈，超越名教而放达自然之本性。
但是现实的残酷性和政治的黑暗性，压抑着他们，逼迫着与理想的人格精神相违背。
所以他们“与猪共饮”、“以酒为名”，以最怪异、最反常的方式与礼教抗争，来发泄内心对世俗的苦闷，借此避世达到一种“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的状态。
他们崇尚清谈，推崇老庄之学。
他们儒玄双修，器宇不凡。
无论是王戎的“装疯卖傻”、还是谢安“下棋如故”都很好的体现了作为风流雅士的超凡胆识和淡然之气魄。
魏晋时期的士族文化与社会变迁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社会变迁剧烈，而士族文化在这一时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魏晋时期的士族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士族群体的特点和影响。
首先，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士族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士族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特殊群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注重文化修养和道义之道。
士族通常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书法、音乐、绘画等技能。
因为他们在身份和地位上相对较高，所以他们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力也较大。
其次，士族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体现在他们对社会道德的影响上。
士族强调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观念，倡导“仁者爱人”的原则。
他们通过自身的表率和行为规范，影响着社会的道德风尚。
士族们通常注重自己的修身养性，强调个人的礼仪行为和正确的社交礼节。
这种文化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士族文化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魏晋时期社会变动频繁，许多原本属于士族的土地财产流失，导致一些士族家庭的衰落和贫困。
同时，诸侯割据、民族迁徙等事件使得社会秩序混乱，儒家经典的权威性也受到了一定的动摇。
士族们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士族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在这个时期，士族们的身份和地位开始失去原本的优势。
为了适应社会的变迁，一些士族纷纷改变自己的生计和观念。
一方面，有些士族转行从事商业活动，参与到社会经济中去。
另一方面，有些士族通过文学创作、思想学说等途径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
他们通过文化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理念和感受，对社会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魏晋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文人士族，他们以文化修养和才艺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
这些士族文人通过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不仅 enriched 了那个时期的文化艺术，也成为后世文学艺术的重要源头。
他们的作品和思想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对中国文化的繁荣与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文化与社会伦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士人文化的崛起和社会伦理的变革成为了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文化和社会伦理的变迁。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文化表现为思想多元化和学术兴盛。
这个时期的士人中，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文人，如司马迁、陆机等，他们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
他们对于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的探索和借鉴，促进了思想的交流和融合。
例如，魏晋时期儒家、道家、墨家等各种思想流派均得到了发展，这种思想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士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文化与社会伦理的变化密不可分。
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封建制度逐渐瓦解，士人阶层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士人不再仅仅是官吏的代表，他们逐渐成为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和文化引领者。
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对社会伦理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另外，士人文化与社会伦理的变迁也与时代的背景密切相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秩序混乱。
在这种环境下，士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追求，他们注重个人修养和道德伦理，追求内心的宁静和自我完善。
他们对于传统儒家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演绎，提出了“养生”、“明志”等观念，将个人修养与社会伦理紧密结合。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文化还表现为注重艺术和审美追求。
士人精神的崛起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也促使了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士人们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和鉴赏，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诗歌、书法、音乐等艺术形式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士人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士人们在审美追求中追寻着内心的平衡与美好。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文化与社会伦理的变迁是互相影响的。
士人们通过自己的思想觉醒和精神追求，推动了社会伦理的巨大变革。
同时，社会的变动也为士人文化的兴盛和发展提供了土壤。
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
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社会背景：魏晋时期处于东汉末年的混乱局势之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等问题导致社会秩序的破碎。
文士们感到失望和绝望，转而追求自我修养和心灵的寄托，形成了独立思考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氛围。
2. 壮游思潮：魏晋时期壮游思潮盛行，士人们倾向于追求自然山水和闲适田园的生活态度。
他们在魏晋时期的政治动荡和战乱中选择了追求精神独立和宁静的生活方式，这种精神追求逐渐形成了魏晋士人的共同价值观。
3. 文学繁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出现了很多杰出的文学作品和文人，如《世说新语》、《晋书》、《资治通鉴》等。
文人们通过文学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了魏晋风度的形成。
4. 精神自由：魏晋时期的文人由于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变革，不再受到朝廷的束缚，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他们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理想境界，对于社会中的困扰和问题也有了更独立的思考和表达。
总的来说，魏晋风度的形成与社会背景、壮游思潮、文学繁荣和精神自由等因素相互作用相关。
这种风度在当时成为一种追求自由、独立思考和精神追求的精神象征，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它标志着中国从汉朝时期开始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瓦解和地方割据的加剧。
在这个时期，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社会风尚：在魏晋时期，社会风尚开始变得开明和豁达。
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的文人雅士比较多，他们追求自由和独立性，倡导个性和人性的发展，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
这种理念的代表是“六朝金粉地，九州生气蓬葱”，即远离尘世，将个人自由和人性发展视为最高目标。
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社会风尚逐渐开放，人们开始更加自由和随性地生活。
另外，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也体现在宗教方面。
在这个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并迅速发展起来。
佛教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也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
文化氛围：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诗、词、赋、散文等各种文艺形式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大量的文化名人涌现出来。
在诗歌方面，王羲之是一位独具特色的诗人。
他用简洁、清新、自然、深刻的诗歌语言，表达了他的个人思想和情感。
此外，曹操、曹丕、曹植、王粲等人也是魏晋时期的著名诗人。
在散文方面，嵇康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散文家。
他的思想开放、自由，受到了当时一些文化人的崇拜和追随。
另外，陆机也是魏晋时期的著名散文家。
此外，魏晋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书法和绘画的重要时期。
王羲之、王献之、张僧繇、顾恺之等一批书法大师在魏晋时期活跃于文化舞台，他们的书法风格独具特色，对后世中国书法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绘画方面，魏晋时期画家吸收了古代文化、佛教艺术和外来艺术的影响，形成了魏晋画风，又称为“怪诞派”，其特点是古籍、佛教、神话、神怪、壁画等元素融入画面，形成了独特的造型手法。
总结：总的来说，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都很开放和自由。
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向个性和人性的转化，体现了文人雅士的独立自主性和个性解放的精神。
同时，它也是一个荟萃了各种文化艺术的时代，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
魏晋风度的看法一、魏晋时期的背景1.1 魏晋时期的政治环境1.2 魏晋时期的社会背景1.3 魏晋时期的文化特点二、魏晋风度的内涵2.1 魏晋风度的定义2.2 魏晋风度的重要特征2.3 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三、魏晋风度在文化领域的表现3.1 文学创作中的魏晋风度3.2 绘画艺术中的魏晋风度3.3 音乐舞蹈中的魏晋风度四、魏晋风度对后世的影响4.1 魏晋风度的传承与发展4.2 魏晋风度在宋元明清时期的继承4.3 魏晋风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五、对魏晋风度的评价和思考5.1 对魏晋风度的正面评价5.2 对魏晋风度的负面评价5.3 对魏晋风度的思考与总结六、参考文献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转型。
魏晋风度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内涵和价值观念。
本文将深入探讨魏晋风度的看法，并对其在文化领域的表现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魏晋时期的背景1.1 魏晋时期的政治环境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之后的一个时期，政治格局相对稳定。
魏晋时期经历了三国鼎立、西晋灭亡、五胡乱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政治环境的变迁对魏晋风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2 魏晋时期的社会背景魏晋时期社会经历了动荡的局势和民族交融的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这种社会背景为魏晋风度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1.3 魏晋时期的文化特点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文化特点十分鲜明。
文人雅士的兴起、儒学与道教的融合等都对魏晋风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魏晋风度的内涵2.1 魏晋风度的定义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士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它包含了士人的风度翩翩、气度非凡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追求自由、崇尚自然的思想信仰。
2.2 魏晋风度的重要特征魏晋风度的重要特征包括豁达开朗、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等。
魏晋时期的士人们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对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有着高度的认识。
2.3 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体现了士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宁稼雨：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的嬗变摘要：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魏晋士人的言行故事可以看到，从正始到东晋，老庄“物我两冥”思想、郭象的“独化玄冥”说和佛教“入不二法门”思想对士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的嬗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世说新语》物我两冥独化玄冥不二法门嬗变魏晋时期士族文人特殊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于是非泯灭，物我齐一思潮的一致热衷和普遍追求。
然而从《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的言行故事可以看到，正始至西晋时期士人体认和追求的，是从老庄的齐物我、泯是非思想到郭象的以“无心而付之天下”的独化玄冥说；而东晋士人所奉行的，却是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张湛的“贵虚”说，特别是佛教《维摩诘经》中“入不二法门”思想的影响。
老庄的齐物我、泯是非思想使正始文人在残酷的政治漩涡中退避三舍，以麻木的逍遥取代对现实的执着；郭象的独化玄冥说为政失准的、士无特操的西晋君臣提供了理论的遮羞布；而张湛的“贵虚”论到维摩的“入不二法门”思想则为已经执掌大权，却又不肯放弃自由和潇洒生活的东晋士族提供了最为彻底和最为深刻的人生哲理。
1．老庄的是非泯绝观与正始文人的逍遥境界东汉王朝的覆亡解体，使中国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这场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伴随汉代皇权的覆亡，使本来已经相对稳定的势统与道统的关系产生重组的必要[1]。
对于势统一方来说（如曹魏及司马氏），既需要在世人面前证明自己的权威，又要尽量使之与自己合作；对于道统一方来说，既要在新的皇权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和独立性，又要尽量求得皇权的佑护。
在曹魏政权向司马氏政权更迭过程中的正始年间，道统与势统之间关系的对抗性要大于和谐性。
其原因除了双方各自对于即将形成的新的道统与势统的关系格局缺乏准备因而难以适应外，当时代表士人主流的何晏、王弼到嵇康、阮籍基本上属于处于衰势的曹魏一派，而作为皇权上升势力的司马氏家族虽然有锺会、何曾一类文人的支持，但这些人并非士人主流，所以正始时期司马氏与士人主流大致呈对立的态势[2]。
浅析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一、什么是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
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
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
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
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
“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二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
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有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
“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成、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
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事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
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
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
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玄学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
魏晋时期文人的“士”思想20052027 美学李再文“汉末魏晋六朝士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确实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
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的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
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
”（宗白桦《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从这段话中可以想见宗先生对魏晋时期人文精神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的肯定与赞扬。
的确，从近代开始，知识分子一改历史上对魏晋时期的批判，转而对它予以高度的赞扬，说它“将为奴的文艺从先生的手里一把抢来，放在自己自由独立的世界里了”（《鲁迅全集》），是“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时代。
“这是一个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
”（宗白桦《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然而，也正如宗白桦先生所说，魏晋时期“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可见，换一个角度去审视这个艺术人才辈出的时代，时局的动荡、政治的黑暗都使得“文人”这个提起来就让人感觉似乎有“千番滋味在心头”的阶层生活得不那么容易，他们是否真的有着高大俊爽的伟岸身姿，挥舞着宽大的衣袖，高谈阔论着“论天人之际”，却对入朝为官丝毫不屑，即使时局危恶，也并不愿“力挽狂澜”践履自己的“匹夫之责“？魏晋时期的文人关于“入仕”的心态，并不可以简单的归为“抛弃政治”，其中亦有大量的“为政治所抛弃者”。
一．“士”与“仕”“士族”中的“士”是有着较为复杂的含义的。
《汉语大辞典》对“士”字的解释有十五条之多。
其中，从“男子”之义延申出去，涉及武士、将领、监狱官员、诸侯、卿士，直至到智者、贤者，最终泛指知识分子。
这是“士”的一个重要意思。
另外还有一层意思，与“仕”相通，是做官的意思。
而《汉语大词典》中对“士族”的解释有二：其一，世族。
东汉以后在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的世家大族。
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享有特权。
士族制度于南北朝时最盛，至唐末渐趋消亡。
其二，泛指读书人，士类。
由此可见，“士族”的含义一般士指有文化传统的官宦之家。
“文”与“宦”对于“士族”来说是缺一不可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历代世袭爵位的名门望族也不能算做是士族。
而只有具有相当的文化，并获得社会的普遍承认的名门旺族才能称为“士族”。
应当说，这其中的界限还是很明显的。
二．士族的形成与特征通过对“士族”词义的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士族是必须有两个条件的：儒士和富庶宗族缺一不可。
而这二者组合的实质可以归纳成：文化和权利的结合。
而这一结合并不是生而就有的，是经过历史的演进，逐渐形成的。
春秋战国以来，伴随着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不断完善，“士”阶层在社会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专制君主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限制世卿贵族的过度权利，另一方面又起用大批“士”人充实官僚机构。
这使得“士”阶层的得到迅速的扩大与承认。
尽管“士族”的社会地位已经开始逐渐形成并巩固，但是其生存状态并不乐观。
由于汉代武帝以前的“士族”并没有掌握生产资料，缺乏经济势力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士族”成了养皇帝鼻息的走狗，于是就难免“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的悲惨命运。
随着武帝推行崇儒政策，儒士开始不断的积累财富，贵族宗室也开始向着儒士化方向发展。
经历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士族”不仅有了极为巩固的社会地位，而且生存状态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许多“士族”开始拥有自己的庄园，不仅摆脱了生计问题，而且有许多生活还非常富足，这就使得他们可以不再完全依赖给皇帝做谋士，来安顿自己的生活。
进退有余的生活状态，使得“士人”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不论是在文化生活上，思想上还是政治立场上。
到了东汉，士族阶层就具了不可小觑的经济势力，到了后期和曹魏时期，更是成为战乱年代统治者的资助者。
受人恩惠自然要还以恩惠，统治者反过来给予士族以政策上的倾斜，这就使得士族的势力更加迅速膨胀。
“九品中正制”更是成为保护士族合法世代拥有权利的保护伞，也成为士族获取的巨额利润合法化的法律保障。
此时可以看出，儒士，在金钱这座桥梁的帮助下，打通了通向权力和儒教之间的隔阂。
士族运用自身的“儒术”为自己的政治道路打通关节，在获取政治利益后，又反过来运用政治手段加强对“儒术”的捍卫。
于是节节高攀终于使得“门阀士族”在魏晋时期达到历史上从为有过的辉煌。
三．魏晋时期士族的特点魏晋时期的士族所拥有的经济势力和以往比要强盛出许多倍，这是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结果。
而强大的经济实力要求的就是更多的政治利益，更高的政治地位。
虽然在皇权至上的中国，想从皇帝那里分得一杯羹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但在“八王之乱”和西晋灭亡后，门阀士族却是达到过和皇权分权的强势。
此外，魏晋时期的士族和以往不同的地方还可以从人才选拔制度上略见一二。
曹魏时期的“唯才是举”，是在乱世群雄并起的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
此时讲求的是能安邦定国、平定天下，并且有一技之长的“实用型”人才。
然而到了九品中正制实施以后，人才的选择权就落入了地方门阀士族的手中。
门阀士族们依仗着自己的庄园经济，既不需要惦记皇帝给的那点俸禄，又生于太平之世没有政治野心，他们自然把皇帝的军国大业不当回事。
于是他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品评人才的模式——风貌、谈吐、神情、文采成了选拔人才的基本标准。
此时，门阀士族选取人才，重文采而轻宦才，尚虚清而鄙政事，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经世治国，而是借“华而不实”的文采相互标榜以抬高自己，造成自己超凡脱俗的假相，目的还是要与庶民划清界限，从而保持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
虽然主观上，门阀士族是要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是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同时还使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艺术化的审美态度。
不仅使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开启了“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
同时，艺术的美又使得“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
”这种精神上的自由、畅达，又反映到士族的现实生活中去，于是有了阮籍的率意独驾，有了雪夜访戴，有了“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有了阮裕焚车，有了阮籍“醉眠其妇侧”而“终无他意”……而这由“实用”向“审美”转化的结果是政治上的命不长久，但却形成了“魏晋风度”，同时也为中国的审美情怀奠定美学底蕴。
四，“文的自觉”与归隐的“被迫”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
“文的自觉”的实质应当是以“人”为主题成为封建前期文艺的新内容，并且，文的自觉是与之相对的新形式。
两者的密切适应和结合，形成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的准则。
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开启了超然物外的魏晋风度。
一提到“魏晋风度”，人们总是抹不开“清谈”，同时在脑海中浮现魏晋士人高大伟岸的身姿，宽衣长袖的通脱随便。
然而，为什么从有着深厚的“人文”情结的孔夫子那里，历史发展了几百年，人们关注的话题，却悄然转向了“玄”？这一转变的背后其实是魏晋士人对长年战乱的无奈，对黑暗政治的无奈，对文人相倾的无奈。
在一次又一次的激流勇退之后，一群“百无一用”的书生，只得把目光投降不会再让知识分子垂头丧气的“玄”。
也行，与知识分子“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在魏晋这个特殊时期，就只有“玄”了吧。
在感谢“玄”以被动的形态挽救了魏晋士人的精神与灵魂的同时，“谈玄”也悄然开启了中国人的自然宇宙观。
而这一转变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社会需要。
它的力量在于怀疑甚至批驳了汉代以来经过许多“冒名”儒士的改造而形成的一种“畸形”的儒家文化。
在有与无、形与神、有情与无情、名教与自然、名与利、言与象等问题上表现出对原有文化与思维模式的批判，确立了魏晋时期，同时也是更切近真实的自然宇宙观。
然而，却有这样一段话让人读后，发人深省：‚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
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人复印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
……”（宗白桦《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既去官”后，自然是陶醉于山水田园之间。
然而，为什么是“既去官”呢？往深里“发掘”，和“山水弋钓之乐”比，恐怕还是当官是首选吧？其实，当儒士和富庶宗族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士族”的时候，就注定在那个时代没有单纯的知识分子。
而士族，就与“为官”、政治、“士”（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士族从角逐政治的时候开始，无论仕处于觊觎政治的企望争夺时期，还是在占据权利核心的门阀政治时期，均对政治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而又融为一体的态度，一方面是拼命的接近权力的核心，另一方面却又极力作出淡漠和疏离政治的姿态。
翻翻《晋书》、《资治通鉴》，人们不难看到，在魏晋政治风云变幻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士族的积极参与和往复奔波。
《世说新语》里的许多挥麈谈玄、超然物外的风流名士，竟然对政治角逐表现出极大的兴致。
在魏明帝死后，以曹爽魏代表的曹氏政权与以司马懿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展开了争夺权利的斗争。
在这征战中，尽管许多世家大族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倒向，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力争在政治角逐中捞到好处和实惠。
而有些做法是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的，而且为了利益目的可以朝秦暮楚。
开启“天人之际”的玄学大师何晏在受到司马懿的委任后，不是就揪住以前和自已同样投靠曹爽的人不放，穷追猛打，而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避祸。
虽然未能逃脱他先前“同事”的命运，然而面对现实的政治，他选择的可不是“山水田园”更不是同伙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切身利益。
还有同位“竹林七贤”的山涛。
虽然早已知道他的许多行为早已备受后世的责备，但当看到他的言论“忍饥寒，我后当坐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时，震惊之余真是要和孙绰有同样的怀疑“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几句话，竟将魏晋士人那“通脱潇洒”“桀骜不逊”的形象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利欲熏心的丑恶嘴脸。
也许，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魏晋士人的形象，是不公允的。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士人是单纯为了攫取政治利益而参与政治的。
导致从“谈玄”的虚无静态下走出，步入纷纷扰扰的政坛的更多的驱动力来自士人——原本是儒士——胸中澎湃着的“仕心”。
